１９６８年５月的一天，密西西比州际公路的一个小站上，一辆开往亚拉巴马的长途汽车搭载了最后一名乘客后缓缓启动。最后上车的乘客是个黑人，这在车厢内引起一阵不小的骚乱。
　　“嗨，黑鬼！”车厢后排的几个白人青年站起来，冲着黑人乘客做着侮辱的手势。仿佛习惯了他们嚣张的挑衅，黑人乘客并没有什么反应。他把手上的旧皮包放在地板上，拉住顶棚垂下的扶手，四处打量着车厢，似乎想找个空座。看到后排还有几个位子，他拎起皮包，刚朝后面走了几步就停下了：几个原本坐在一起的青年见他过来就迅速分散开来，或躺或坐，把几个空座全给占了。看到几个小伙子捉弄这个黑大个，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哈哈大笑起来。
　　黑人乘客无可奈何地把皮包放回地板上，倚着门口过道里的栏杆闭上眼睛，好似真的打算就这样站下去。“先生。”耳边响起一个稚嫩的童音，不过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车上全是白人，没有谁会和自己这样的黑鬼说话。
　　当那句执拗的“先生”第二次响起的时候，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是旁边位子上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蓝色的眼睛盯着他，果真是在招呼他。“嗯？”黑人乘客低头看着那个小家伙，没必要和这小鬼纠缠太多，谁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要是以为自己好欺负也来奚落自己，就让他好看。这样想着，他又低头看了看脚下的皮包。
　　“你要不介意的话，可以坐这里。”小男孩起身坐到邻座母亲的怀里，腾出了位子。车厢里一片哗然，那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种族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猖獗的３Ｋ党党徒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每一个可以看到的黑人都当作他们的袭击目标，就连那些同情黑人的进步人士也遭到报复和毒打。因为担心会成为３Ｋ党的目标，现在几乎没人敢在公共场合随便和黑人交谈，更别说让位了。
　　黑人乘客盯着小男孩的眼睛，湛蓝色的瞳孔没有一丝的敌意。离伯明翰还有二百多英里，至少还得站五六个小时，也许真的应该接受他的好意，迟疑了片刻，黑人乘客还是坐了下来。
　　看到小男孩躲在母亲的怀里偷偷地打量自己，黑人乘客勉强笑了一下，伸手摸了下小家伙的头，“你不怕我吗？”
　　“我怕你会拒绝我。”小男孩眨了眨眼睛说道。
　　黑人乘客稍稍愣了一下，刚想说些什么，但看到小男孩的母亲紧张地把儿子搂在怀里，似乎生怕儿子再乱说话，于是识趣地闭上了嘴，失神地望着搁在腿上的皮包。过了几分钟，他把那个鼓囊囊的皮包放到地上，靠在座位上睡着了。
　　汽车刚刚到站，黑人乘客就迫不及待地起身拉开车门，很难想象一个刚睡醒的人精神那么好。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黑大个刚下车，就被旁边冲过来几个大汉不由分说地按在了地上。其中一个中年男子掰开黑大个的手，夺过那个皮包，拉开锁链看了看交给了一旁的同伴。
　　在乘客们惊恐的眼光中，中年男子走进车厢大声宣布：“公民们，不要紧张，我们是伯明翰警局的警察，不是什么歹徒。”看到他手中的警官证之后，车厢里的乘客们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最近几天联邦调查局接到匿名者的举报电话，声称黑人中的激进派别已经着手准备在南部地区制造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作为对一个月前种族主义者暗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报复。
　　“你们都无法想象自己有多危险，”中年警官指着同伴手中的那个皮包说道，“整整超过３０磅的烈性炸药！上帝保佑，凶徒居然没有按照约定引爆炸药。如果不是他怕死，那就是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才让这个心存死志的家伙改变了主意。”
　　所有乘客都望着门口座位上的那对母子。年轻的母亲噙着泪水亲吻着儿子的额头低声说：“亲爱的，你救了所有人。”
　　（摘自《格言》２００７年２３期邵利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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