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启蒙运动非宗教思潮的产物,现代性精神在世界“祛魅”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理性和自由之所以成为现代性精神的两大支柱,得益于宗教丧失整合社会的价值之源后,学术精英和广大民众对理性与主体性的极力张扬和积极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精神以宗教精神的替代物面目出现,无疑是为世界的“祛魅”提供了合理化诠释,同时也昭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
　　关键词:现代性;“祛魅”;理性;自由
　　
　　福柯将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1]简言之,现代性就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方式。而在社会学意义上,现代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2]。它包括“(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3]于是,吉登斯便有了“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4]的说法。福柯和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各自理解体现了哲学与社会学的立场分野与融合,本文所涉及的更倾向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同时也非常赞同福柯将现代性归结为“社会的精神气质”的说法。
　　
　　一
　　
　　现代性精神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文艺复兴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人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理论的传播,使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影响启蒙的主要因素,也构成现代性精神的基本内容。从表面上看,宗教作为欧洲各封建政权所倚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里到外都与现代性精神格格不入,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兴起于欧洲黑暗而又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启蒙运动,自然而然地要将宗教作为猛烈批判的对象而贯穿其始终。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当时从理论体系到实践操作都显得过于粗陋,但民主、理性等价值观念毕竟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颇为流行。因此所谓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归,一种以文艺复兴为先导、建立在宗教批判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回归。主要体现在现代性精神较之古希腊罗马时代精神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为完善的形式,并出现了能使理念得以转变为现实的有效机制,以及保证这种机制正常运作的近代法律。欧洲文明至此经历了由古希腊罗马精神到现代性精神“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也领先于世界完成了经济上为工业革命和政治上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
　　与现代性精神得到充分张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宗教的一蹶不振。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对宗教的强烈冲击,促使整个社会加快了世俗化进程,借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祛魅”过程。它首先颠覆了神权统治下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进而催生了理性意识和人本思想,并开始向社会各领域内渗透,经济与社会、社会与民众、民众与国家、国家与民族等等诸多关系都在神秘的宗教世界图景土崩瓦解的大背景下完成了重组,在充分酝酿各自的机构设计和制度设计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组织框架体系。现代社会至此可以说是初具规模。
　　现代性精神在世界“祛魅”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人的观念领域,还在于它直接影响了世俗社会的具体制度设计。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性精神促成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础性特征的三个分离。一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中世纪欧洲以政教合一为基本架构的政治体制随着神权的衰败而不复存在,“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得以重塑,政治以及相应的教育、文化就此挣脱了宗教的束缚。二是经济与宗教的分离。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经济观取代了宗教道德观,在摆脱了教会的控制之后,欧洲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中世纪物质生活匮乏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三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主张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不干预市场,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初步确立。按照格里芬的说法,现代性精神主导下的世界“祛魅”(世俗化)进程表现为两个主义: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二
　　
　　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说,“18世纪哲学带有深刻的非宗教性。”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18世纪的欧洲哲学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性精神的理论硬核。于是,现代性精神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深深的“非宗教性”烙印。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非宗教”与“反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差别不仅仅体现在批判宗教的程度上,更在于两者在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存有明显的分歧。“非宗教”固然也有反对宗教的成份,但主张将教会及其宗教实践与宗教本身加以区分,对腐败的教会、无德的僧侣、错误的教义和荒谬的宗教实践进行严厉的抨击,同时强调宗教信仰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大部分相对辩证的思想家所持的观点,以洛克和伏尔泰为代表。“反宗教”已经非常接近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它将宗教看作完全与人性和理性相悖的落后信仰形式,宗教是腐蚀人的心灵、束缚人的思想、阻碍科学进步、拒斥社会发展的罪魁祸首,必须加以否定。这类激进的反宗教论者大多集中在法国战斗无神论时期,以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为代表。富有现代性精神的启蒙思想家们共同的非宗教态度,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宗教的处境,考虑宗教在社会文化中新的定位。最简单的就是将宗教从社会生活中彻底消灭;要么就对之加以改造,使宗教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者干脆用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取代传统宗教,重新整合社会。传统宗教何去何从在启蒙思想家所开出的不同处方中愈显扑朔迷离。
　　在宗教丧失了整合社会之价值源泉的地位后,头顶“现代性精神核心”巨大光环的理性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理性以“价值之源”的身份充当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底限标准,是世界“祛魅”之后用以替代宗教的最佳选择。理性在欧洲的境遇可谓是峰迴路转。西方人文科学的理性概念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理念”等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中就已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精神。中世纪神权垄断一切,理性长期遭受压制,思想禁锢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启蒙运动的兴起使理性在欧洲的命运出现了转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恢复并进一步确立了理性在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和神圣使命,使理性的光辉重新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近代哲学是以思維为原则的。……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5]由此可见,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当时欧洲的学术精英何等的欢欣鼓舞,它使中世纪以来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观,改变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学术走向。
　　如果说现代性精神吸引上层知识分子主要靠理性的话,那么它向广大民众打出的则是自由的旗帜。“人是生而自由的”,卢梭的这句名言表达了启蒙思想对人的根本权利的理解。一般认为自由作为人的根本权利有两层意思:1、自由对于个人来说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丧失自由的人并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人”。2、自由属于“天赋人权”,是任何力量都剥夺不了的。然而不幸的是,本应是自由的人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6]。特别是在中世纪神权统治年代,人从外在的身体到内在的思想完全被专制和教条所束缚,毫无自由可言。在长久的压抑之后,人们自然会对启蒙运动喊出的自由口号欢呼雀跃,可被称作民心所向。再者,作为人权的自由代表了现代性极力张扬的主体性。主体性集中体现了人的能动特征,将人作为能动的主体看待,强调人性化,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个性和差异,给人留有调整的弹性空间。简言之,就是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当然,现代性所主张的主体自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非理性(无理性)的自由只会导致世界的无序和人类的自我毁灭。理性的主体自由构成现代性精神的根本价值取向。
　　理性与自由,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互相影响和制约着对方,理性魅力的充分展示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而自由必须在理性的限度内才符合人性。理性与自由作为现代性精神的两大支柱,在世界的“祛魅”之后替代宗教成为社会的整合力量,直到今天仍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伦理法则、道德规范领域内发挥着巨大作用,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
　　
　　近年来,由于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在西方学术界可谓如日中天,同时也带动了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就目前国内学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深入下去。这不仅仅是由于学术层面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对处于现代化进程关键阶段的中国,迫切需要在观念上建构有关现代社会从观念价值到行为方式诸多方面的完整理论体系,以指导国家当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内的现代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深入进行现代性问题研究,不仅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且尤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在借鉴西方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启挂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传承与创新巨型理论锁链上的智慧之锁,为我们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福柯:《何为启蒙》,引自《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P430。
　　[2][3][4]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P63。
　　[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