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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2008年全球经济动荡，并波及了中国金融市场。本文以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财经”和“商业”两个栏目的内容分析，描述了该杂志在经济危机中对中国问题报道的概况。《经济学人》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形象刻画主流是健康向上的，并把中国视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拯救者：但由于固有的历史、意识形态成见的影响，其报道措辞和数据来源都值得玩味。
关键词：经济危机 经济形象 经济学人 涉华报道
一、研究背景和动机
2008年全球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金融危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重新洗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中的新兴经济体，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将直接影响经济危机的后果。
国家经济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继中国加入WT0以来，“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是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两个话题。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具有深远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机遇也意味着世界的机遇。而西方媒体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收益和国际舆论环境。考察西方媒体的涉华财经报道，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有实力、负责任、守信用”的经济强国形象的首要任务。
本文选择《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以经济学和传播学的双重视野关注经济危‘机中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1843年9月由詹姆士·威尔逊创办的《经济学人》由伦敦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主办和出版，是世界三大著名财经纸媒之一，全球发行量逾70万份。在政要学者中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经济学人》涉华财经报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是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主要塑造者。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人》杂志“商业”和“财经”栏目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并据此审视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国际形象。
二、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人》杂志在经济危机中涉华报道进行了分类描述，包括新闻来源、报道热点、数据来源等，描述存在的显性和隐性的问题，然后进一步引申得出结论。
研究对象。2008年《经济学人》(伦敦印刷版)涉华报道共计161篇，分布在“亚洲”、“财经”、“商业”、“摘要”、“读书和艺术”等10个栏目。其中，“亚洲”栏目的报道量最大，但其视角偏重于政治而非经济。故本次研究选择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商业”和“财经”栏目作为研究对象。
“商业”和“财经”栏目均对中国经济发展予以了极大关注，二者报道总量占2008年《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的1，3，报道重点涵盖了中国经济金融行业发展较快或较为重要的领域和地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样本的产生。研究以2008年全年共5l期《经济学人》杂志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人》官方网站提供的站内搜索引擎进行资料搜集。所有文本(标题或摘要)含有“China'’(中国)或“Chinese”的报道计57篇。经人工检验剔除3个无效样本，有效样本为54篇。
三、内容分析
新闻来源。本研究54篇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其中来自香港24，5篇，上海6篇，北京3篇。深圳1，5篇，珠海、东莞、广州、威海、保定、台北、巴黎和纽约各1篇。另有11篇未注明来源。其中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成为该关注热点，呈现在杂志上的中国经济形象是“发展中的”(Developing)、“具有前景”的(Promising)。
与2008年以前相比，两个栏目的新闻来源发生了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来源逐渐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成为稿源地，而发自国外的综合报道逐渐减少；二是稿件来源呈现出聚合的趋势，地域上以香港、上海为报道中心，领域上以金融行业、证券市场为关注热点。
数据来源。对于财经报道而言，数据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决定着它的品质。54个研究样本中，近两成的数据来自全球知名的金融数据统计数据库Thomson Datas，tream；另有超过三成的数据源自西方政府机构；仅有3篇来自个人研究报告，1篇来自网络。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统计数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习惯采用的统计模型不同。《经济学人》自然是沿袭西方的统计习惯。二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统计数据的不信任已成为西方对华刻板成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内容。西方媒体一直质疑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往往是政治而不是科学工具”。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数据多是根据层层上报的材料所得，环节越多，误差的可能性越大。而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测算，往往是根据二手数据进行推理，一方面不是实地调查所得，说服性不强；另一方面。其抽样误差依然存在。由于中西方统计模型并不在同一坐标系内。因此大多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报道热点。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以来，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得到大幅提升，国际贸易影响力和营造外部贸易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54个研究样本基本涵盖了经济贸易和金融证券的各个领域，分别涉及证券市场、经济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贸易、劳动力、工业制造业、法规和制度、突发事件、企业案例等十余个方面。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金融市场2008年承受着较大的外部压力：房市萎靡不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南方小企业大面积破产，而直接折射上述波动的A股行情，成为《经济学人》“财经”栏目的报道热点。7篇证券市场报道，占到该栏目全部涉华报道的三成。南方雪灾、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造成A股股市的动荡，而印花税改革、创业板推出、国外企业在华申请上市等政策变化直接影响着A股行情。《经济学人》在这些重要时段反应迅速，分析政策趋势，预测股市走向，并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和证券市场的开放模式进行深度分析。
“商业”栏目2008年涉华报道31篇，涵盖了中国工业制造、国际贸易、金融市场、法规制度等领域。中国的国际贸易是该刊关注的常规热点。2007年“中国制造”硝烟未尽，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卷土重来。工业制造方面，《经济学人》对“大飞机”计划兴趣浓厚，对中国汽车业和新兴产业给予关注：中国向进口车零配件征收高额赋税引起国际贸易争端，“绿色税”政策出台，以及长城汽车、三角集团、中兴通讯、国美电器等都是《经济学人》的 报道热点。在能源资源问题上，该刊对中国矿业的变动尤为敏感。
四、结论和讨论
结论一：经济危机并未影响《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纵观2001年至2008年《经济学人》“商业”和“财经”栏目的涉华报道。其规模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仅在2006年略有波动，这与该年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两个栏目对于中国的报道比例持续增加，其中“商业”栏目涉华报道的常态高于“财经”栏目，符合我国处于“重商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情，也与我国的金融行业仍处于萌芽状态的发展现状相吻合。
结论二：《经济学人》对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产业分工的大潮中，中国经济的形象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对外贸易的收益。总体来讲，《经济学人》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态度乐观，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十足。
一方面，该刊一直以赞许态度描述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在认为金融风暴之中“中国能较好地阻止全球经济衰退”(Chi-na is prelty well placed to cushion aglobal downturn)，并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止一篇的报道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仍有脉搏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该刊亦积极利用这些结论。对其他媒体和舆论制造的“中国威胁论”进行驳斥。这是与很多反华媒体不同的特点，在涉华报道上相对表现出温和而友好的倾向。“中国是个容易找到的替罪羊，但是将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的真正原因归罪于货币政策则会触及其痛处。”之所以有这样的形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潜力和自身实力都较为雄厚的新兴经济实体，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各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2008年西方国家由于次级信贷体系的崩溃遭受重创，而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发育的中国反而损失不大，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期望。
但是该刊在赞赏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势头的同时，也对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的措施颇有微词，同时也明确表达出其对中国经济管理现状的担忧，这种担忧体现在包括金融监管、政府寻租等诸多方面。前文提到的数据来源“非中国化”便是这种担忧最直接的表现。
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美国经济的大崩盘和西方八国经济的停滞，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恰好是一个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而对于中国媒体而言，也恰好是塑造一个有实力、负责任、守信用的崭新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大好时机。
结论三：《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的固有偏见并未明显改观。从整体上说，《经济学人》杂志的涉华报道较为客观。《经济学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财团和政治利益团体的背景，其编辑理念崇尚公正客观，报道的选择和偏向上较少向任何组织或个人倾斜。杂志的发行人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是经济学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一半由私人股东控股，另一半则由《金融时报》持有。
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由“没落腐朽的龙帝国”、“语录本与红卫兵”等构成。2008年《经济学人》的涉华报道亦是如此，体现了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有限的客观和公平”。《经济学人》的财经报道对“MAO时代”、“文化大革命”等名词表现出过度的敏感。遣词造句中的隐性偏见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表现。
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已排名世界第二(世界银行，2006年)。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遭遇国际形象问题。西方人倾向于把“中国龙(Dragon)”妖魔化，塑造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实力的发展不等同于中国威胁的增强，研究表明，西方传媒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主流是健康积极的，尤其在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被寄予厚望。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选择了明哲保身的鸵鸟政策，而中国却采取积极稳健的金融政策，援助、刺激东南亚经济复苏，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形象。现在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中国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成年礼”，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经济强国形象的最佳时机。
关键词：经济危机 经济形象 经济学人 涉华报道
一、研究背景和动机
2008年全球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金融危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重新洗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中的新兴经济体，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将直接影响经济危机的后果。
国家经济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继中国加入WT0以来，“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是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两个话题。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具有深远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机遇也意味着世界的机遇。而西方媒体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收益和国际舆论环境。考察西方媒体的涉华财经报道，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有实力、负责任、守信用”的经济强国形象的首要任务。
本文选择《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以经济学和传播学的双重视野关注经济危‘机中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1843年9月由詹姆士·威尔逊创办的《经济学人》由伦敦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主办和出版，是世界三大著名财经纸媒之一，全球发行量逾70万份。在政要学者中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经济学人》涉华财经报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是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主要塑造者。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人》杂志“商业”和“财经”栏目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并据此审视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国际形象。
二、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经济学人》杂志在经济危机中涉华报道进行了分类描述，包括新闻来源、报道热点、数据来源等，描述存在的显性和隐性的问题，然后进一步引申得出结论。
研究对象。2008年《经济学人》(伦敦印刷版)涉华报道共计161篇，分布在“亚洲”、“财经”、“商业”、“摘要”、“读书和艺术”等10个栏目。其中，“亚洲”栏目的报道量最大，但其视角偏重于政治而非经济。故本次研究选择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商业”和“财经”栏目作为研究对象。
“商业”和“财经”栏目均对中国经济发展予以了极大关注，二者报道总量占2008年《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的1，3，报道重点涵盖了中国经济金融行业发展较快或较为重要的领域和地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样本的产生。研究以2008年全年共5l期《经济学人》杂志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人》官方网站提供的站内搜索引擎进行资料搜集。所有文本(标题或摘要)含有“China'’(中国)或“Chinese”的报道计57篇。经人工检验剔除3个无效样本，有效样本为54篇。
三、内容分析
新闻来源。本研究54篇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其中来自香港24，5篇，上海6篇，北京3篇。深圳1，5篇，珠海、东莞、广州、威海、保定、台北、巴黎和纽约各1篇。另有11篇未注明来源。其中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成为该关注热点，呈现在杂志上的中国经济形象是“发展中的”(Developing)、“具有前景”的(Promising)。
与2008年以前相比，两个栏目的新闻来源发生了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来源逐渐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成为稿源地，而发自国外的综合报道逐渐减少；二是稿件来源呈现出聚合的趋势，地域上以香港、上海为报道中心，领域上以金融行业、证券市场为关注热点。
数据来源。对于财经报道而言，数据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决定着它的品质。54个研究样本中，近两成的数据来自全球知名的金融数据统计数据库Thomson Datas，tream；另有超过三成的数据源自西方政府机构；仅有3篇来自个人研究报告，1篇来自网络。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统计数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习惯采用的统计模型不同。《经济学人》自然是沿袭西方的统计习惯。二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统计数据的不信任已成为西方对华刻板成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内容。西方媒体一直质疑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往往是政治而不是科学工具”。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数据多是根据层层上报的材料所得，环节越多，误差的可能性越大。而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测算，往往是根据二手数据进行推理，一方面不是实地调查所得，说服性不强；另一方面。其抽样误差依然存在。由于中西方统计模型并不在同一坐标系内。因此大多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报道热点。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以来，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得到大幅提升，国际贸易影响力和营造外部贸易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54个研究样本基本涵盖了经济贸易和金融证券的各个领域，分别涉及证券市场、经济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贸易、劳动力、工业制造业、法规和制度、突发事件、企业案例等十余个方面。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金融市场2008年承受着较大的外部压力：房市萎靡不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南方小企业大面积破产，而直接折射上述波动的A股行情，成为《经济学人》“财经”栏目的报道热点。7篇证券市场报道，占到该栏目全部涉华报道的三成。南方雪灾、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造成A股股市的动荡，而印花税改革、创业板推出、国外企业在华申请上市等政策变化直接影响着A股行情。《经济学人》在这些重要时段反应迅速，分析政策趋势，预测股市走向，并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和证券市场的开放模式进行深度分析。
“商业”栏目2008年涉华报道31篇，涵盖了中国工业制造、国际贸易、金融市场、法规制度等领域。中国的国际贸易是该刊关注的常规热点。2007年“中国制造”硝烟未尽，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卷土重来。工业制造方面，《经济学人》对“大飞机”计划兴趣浓厚，对中国汽车业和新兴产业给予关注：中国向进口车零配件征收高额赋税引起国际贸易争端，“绿色税”政策出台，以及长城汽车、三角集团、中兴通讯、国美电器等都是《经济学人》的 报道热点。在能源资源问题上，该刊对中国矿业的变动尤为敏感。
四、结论和讨论
结论一：经济危机并未影响《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纵观2001年至2008年《经济学人》“商业”和“财经”栏目的涉华报道。其规模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仅在2006年略有波动，这与该年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两个栏目对于中国的报道比例持续增加，其中“商业”栏目涉华报道的常态高于“财经”栏目，符合我国处于“重商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情，也与我国的金融行业仍处于萌芽状态的发展现状相吻合。
结论二：《经济学人》对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产业分工的大潮中，中国经济的形象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对外贸易的收益。总体来讲，《经济学人》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态度乐观，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十足。
一方面，该刊一直以赞许态度描述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在认为金融风暴之中“中国能较好地阻止全球经济衰退”(Chi-na is prelty well placed to cushion aglobal downturn)，并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止一篇的报道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仍有脉搏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该刊亦积极利用这些结论。对其他媒体和舆论制造的“中国威胁论”进行驳斥。这是与很多反华媒体不同的特点，在涉华报道上相对表现出温和而友好的倾向。“中国是个容易找到的替罪羊，但是将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的真正原因归罪于货币政策则会触及其痛处。”之所以有这样的形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潜力和自身实力都较为雄厚的新兴经济实体，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各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2008年西方国家由于次级信贷体系的崩溃遭受重创，而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发育的中国反而损失不大，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期望。
但是该刊在赞赏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势头的同时，也对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的措施颇有微词，同时也明确表达出其对中国经济管理现状的担忧，这种担忧体现在包括金融监管、政府寻租等诸多方面。前文提到的数据来源“非中国化”便是这种担忧最直接的表现。
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美国经济的大崩盘和西方八国经济的停滞，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恰好是一个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而对于中国媒体而言，也恰好是塑造一个有实力、负责任、守信用的崭新中国国际经济形象的大好时机。
结论三：《经济学人》涉华报道的固有偏见并未明显改观。从整体上说，《经济学人》杂志的涉华报道较为客观。《经济学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财团和政治利益团体的背景，其编辑理念崇尚公正客观，报道的选择和偏向上较少向任何组织或个人倾斜。杂志的发行人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是经济学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一半由私人股东控股，另一半则由《金融时报》持有。
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由“没落腐朽的龙帝国”、“语录本与红卫兵”等构成。2008年《经济学人》的涉华报道亦是如此，体现了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有限的客观和公平”。《经济学人》的财经报道对“MAO时代”、“文化大革命”等名词表现出过度的敏感。遣词造句中的隐性偏见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表现。
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已排名世界第二(世界银行，2006年)。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遭遇国际形象问题。西方人倾向于把“中国龙(Dragon)”妖魔化，塑造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实力的发展不等同于中国威胁的增强，研究表明，西方传媒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主流是健康积极的，尤其在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被寄予厚望。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选择了明哲保身的鸵鸟政策，而中国却采取积极稳健的金融政策，援助、刺激东南亚经济复苏，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形象。现在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中国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成年礼”，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经济强国形象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