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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记者，过去我们总是把他们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冕之王”、“正义”、“公正”等词汇联系起来。但近几年，这些词汇却变成了“红包”、“假新闻”、“狗仔队”。记者的光辉形象似乎正在失去其光鲜的色彩。甚至出现了“新闻民工”、“防火、防盗、防记者”等一些说法。当下我国记者的社会形象是否正面临着一场危机?如果是，导致这一危机的原因又有哪些?如何应对?这是我们必须直面并回答的问题。
一、记者社会形象正在出现危机
“形象”，是“一个人或群体传达给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信息”。记者的社会形象，即是记者这一社会群体传达给社会大众的信息，并以此获得他们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地位、作用以及期待、要求等。本文通过对记者职业声望、社会公众对记者的评价、近几年业内出现的诸多不良事件及记者的自我认同的考察，发现当下我国记者的社会形象正在出现危机。
职业声望呈下降趋势。职业声望是人们对不同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总体评价。是人们职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1983年林楠和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北京主城区的调查中，记者的社会声望位列第7名；199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和广州所调查的结果表明，记者的社会声望排在笫14位；社科院“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预测”课题组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职业声望调查结果显示，记者列第17名。
上述职业声望调查，由于执行机构、调查范围不同，记者的职业声望排名也不尽相同。因此只具有参考意义。只有那些南同一机构在同一范围的调查数据才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总之，相比较而言，记者的社会职业声望一直比较高。但近几年呈下降趋势，表明人们对记者职业的社会评价在降低，对其社会形象是一种负面影响。
社会公众对记者的评价越来越不正面。公众对记者抱有很大的期待，小到具体问题的解决，大到促进社会进步。据《今传媒》2004年的调查，69.8％的人遇到麻烦和困难时通常会想到记者，相信他们能解决问题。即使解决不了问题，62.7％的人表示还会去找记者反映问题。除了“有问题，找记者”外，公众还认为记者的工作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比较大”(占84.3％)；《青年记者》2007年的调查也表明，公众认为记者在推动社会问题解决方面有“很大作用”(占32.3％)或“有一定作用”(占63.6％)。
正是因为公众对记者有比较高的期望值，所以当记者及其工作与公众的期待不符时，往往会加倍降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记者自身的认同感在降低。记者职业认同是指记者的角色认同，即记者对自身所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特定社会地位、特殊使命和职责的意识。认同感降低，则意味着工作不积极，甚至消极怠工。
首先是工作满意度低。据《华夏时报》2006年的调查，35.4％的记者是“误打误撞，稀里糊涂就当了”记者，而选择“当记者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就一直往这方面努力”的只占30.4％，更有13.3％的记者是阂为“别的工作没找到，就当记者了”。也就是说，从事记者职业，并非心向往之，而是迫不得已。也难怪48.3％的记者认为当汜者只是“谋生而已，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更有8.1％的记者认为记者职业“没有外人跟中的无冕之王那么风光”，因而“不喜欢”，7.9％的记者甚至“早就厌倦了，恨不得马上换工作”。据《青年记者》2007年的调查，18.5％的记者“找不着工作的意义”。
其次是职业幸福感低。一项工作，只有从巾感觉到幸福，我们才会享受它，进而将其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据《华夏时报》2006年的调查，记者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选择“很大”的占55.5％)。在2006年“英才网联”的调查中，感觉工作上压力“很大”的记者占61％。“在《青年记者》2007年的调查中，26.6％的记者对自己所在媒体的T作环境已经“麻木了，没感觉，压抑”，还有14.6％的调查对象感觉“郁闷，不爽”。“疲于奔命”、“忙碌”、“紧张”、“疲惫”、“累”是他们对过去一年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述。上述词汇在2008年同样是“忙”、“累”。
最后是缺乏安全感。《华夏时报》2006年的调查表明，29.7％的记者经常听说别的记者被打，27.6％的记者曾经是受害者，23.7％的记者的同事被打过，同事中曾遭到过恐吓的有19.0％。“英才网联”的调查显示，18％的记者曾遭受过辱骂、威胁、恐吓。
总之，将记者职业定性为一个高压力、高风险的职业似乎并不过分。
不良事件频发。近几年，虚假新闻、不良广告、有偿新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记者被打、记者被抓、记者排队拿红包、假记者行骗等不良事件深度困扰着新闻界，而且所涉及的记者不仅有地市级媒体、记者站的记者，还有中央级媒体的记者。诚然，新闻从业者不仅仅是记者，但记者却是新闻界最显著的代表，他们处于新闻界的最突出位置。公众自然将他们等同于新闻界。因此，新闻界一有不良事件，公众往往会把它们与记者直接联系起来。一有不良事件发生，形象受损最大的当数记者。
在《今传媒》2004年的调查中，对于“红包”问题，遇到过或听说过此类问题的公众高达74.6％，92.1％的公众对此表示反感。在“东方网"2004年的调查中，对于新闻记者在采访中收取“车马费”、“润笔费”等现象，近一半的网民认为这是记者职业道德的沦落。61.1％的人认为“假新闻”太恶心，24.5％的人认为这是媒体自我炒作的手段。
二、记者社会形象危机的成因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下我国记者社会形象已出现了危机。那么，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暂时现象。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现代性是我国整个现代性的一部分。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主要发挥的是一种耳目喉舌的功能。受众也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公众，尤其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普通民众接触媒介总体上是有限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都市报的出现、电视频道的增多、网络媒体的迅速扩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继续扮演耳目喉舌角色的同时，开始多样化。“都市报与现代性的连接，首先表现在它的世俗化取向上。”都市报改变了报纸严肃、刻板的说教面目。现在，这种被称为市民报的报纸类型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等开始显现。普通民众开始将接触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方式。
另外，任何事物的转型过程都必然面临一段阵痛期。笔者认为，当下我国记者群体社会形象危机的出现，总体上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现代化转型中的暂时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处于高速发展及急速转型期。因 此，既要警惕当下这种无序局面，又不必过于悲观。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走向法制化之后，记者这一社会群体必然会回归至其应有的社会地位，一个良性格局有望形成。
现行经营管理体制下的身份焦虑。1978年底，几家新闻单位开始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自主经营增加收入，以弥补财政补贴的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新闻机构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扭亏”，开始用更多的心思来考虑如何“赢利”。
为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进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打破“编制”制度，采取“全员聘任”或“在编”与聘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由于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激烈的商业竞争及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做法，记者俨然成了一些媒体榨取“廉价劳动力”、增加资本运作“剩余价值”、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工具。曾经风光一时的新闻记者。一下成了无劳动合同、无工作证、无记者证的“三无”人员。据新浪网2003年的调查，我国近百万媒体从业人员中，有43％属于“三无”人员。《中国社会保障》和中华传媒网2003年的调查也发现，60.3％的调查对象未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36.9％。在婚假、产假、探亲假、病假、带薪休假中，一项都不享有的占47.8％。女性明确无产假的占女性总数的63.6％。没有得到过加班工资的有71.2％。
李希光教授曾指出：“在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人。”“中国的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还有一些媒体给记者分摊发行任务、广告额，甚至赢利创收的指标。这都使得记者无心采集和报道有质量的新闻，而是想方设法制造轰动效应，以图一稿走红；或者先完成创收任务，保住饭碗再说：甚至滋生“能赚点就赚点，明天还不知道在哪里”的“过客”心理。
规范失范与道德缺失。关于当前我国记者道德境况的已有不少总结，本文不再赘述，只是想通过数据来呈现公众对此的反应与评价。人民网一项名为“你眼中的媒体”的调查发现：有36％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新闻道德现状“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有70％的人认为记者最应该提高的是“职业道德水平”。
职业失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下无序竞争的媒介格局造成的。职业道德缺失则是特殊经营管理体制下的结果，还包括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实，关于目前记者道德水平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已经有很多研究。本文想强调的是，作为普通的公众，他们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因——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去那样做，只会把这种混乱的现象作为传媒以及传媒的最外显代表记者传递的信息，从而对记者的社会形象给予负面评价。
三、记者社会形象的重塑
当下我国记者社会形象的危机，虽然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但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分析原因，积极应对。
首先，继续深化新闻传播体制改革。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记者社会形象危机是我国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应当成为停止发展的理由，而应当成为加快发展、深化改革的动力。当前，党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深入改革的各项政策也陆续出台并逐渐落实。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人，有些问题会迎刃而解。
其次，媒体、记者组织、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开展危机公关。应该说，我国的记者队伍整体上是优秀的、可以信赖的，害群之马毕竟有限，但其所引发的“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的效应却不容低估。一有不良事件发生，就要主动、及时说明事情的真相。另外，相关部门可每年发布记者生存报告，向公众说明记者。让公众理解记者，重塑记者社会形象。
最后，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惩罚机制。完善监督机制，不仅要让管理机构、所属媒体，或者记者自我监督，还要让公众、新闻当事人、相关人成为记者的监督者。要建立行之有效的退场机制。将那些道德低下的记者清除出记者队伍。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走法制化道路，这是长久之计。
一、记者社会形象正在出现危机
“形象”，是“一个人或群体传达给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信息”。记者的社会形象，即是记者这一社会群体传达给社会大众的信息，并以此获得他们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地位、作用以及期待、要求等。本文通过对记者职业声望、社会公众对记者的评价、近几年业内出现的诸多不良事件及记者的自我认同的考察，发现当下我国记者的社会形象正在出现危机。
职业声望呈下降趋势。职业声望是人们对不同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总体评价。是人们职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1983年林楠和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北京主城区的调查中，记者的社会声望位列第7名；199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和广州所调查的结果表明，记者的社会声望排在笫14位；社科院“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预测”课题组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职业声望调查结果显示，记者列第17名。
上述职业声望调查，由于执行机构、调查范围不同，记者的职业声望排名也不尽相同。因此只具有参考意义。只有那些南同一机构在同一范围的调查数据才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总之，相比较而言，记者的社会职业声望一直比较高。但近几年呈下降趋势，表明人们对记者职业的社会评价在降低，对其社会形象是一种负面影响。
社会公众对记者的评价越来越不正面。公众对记者抱有很大的期待，小到具体问题的解决，大到促进社会进步。据《今传媒》2004年的调查，69.8％的人遇到麻烦和困难时通常会想到记者，相信他们能解决问题。即使解决不了问题，62.7％的人表示还会去找记者反映问题。除了“有问题，找记者”外，公众还认为记者的工作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比较大”(占84.3％)；《青年记者》2007年的调查也表明，公众认为记者在推动社会问题解决方面有“很大作用”(占32.3％)或“有一定作用”(占63.6％)。
正是因为公众对记者有比较高的期望值，所以当记者及其工作与公众的期待不符时，往往会加倍降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记者自身的认同感在降低。记者职业认同是指记者的角色认同，即记者对自身所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特定社会地位、特殊使命和职责的意识。认同感降低，则意味着工作不积极，甚至消极怠工。
首先是工作满意度低。据《华夏时报》2006年的调查，35.4％的记者是“误打误撞，稀里糊涂就当了”记者，而选择“当记者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就一直往这方面努力”的只占30.4％，更有13.3％的记者是阂为“别的工作没找到，就当记者了”。也就是说，从事记者职业，并非心向往之，而是迫不得已。也难怪48.3％的记者认为当汜者只是“谋生而已，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更有8.1％的记者认为记者职业“没有外人跟中的无冕之王那么风光”，因而“不喜欢”，7.9％的记者甚至“早就厌倦了，恨不得马上换工作”。据《青年记者》2007年的调查，18.5％的记者“找不着工作的意义”。
其次是职业幸福感低。一项工作，只有从巾感觉到幸福，我们才会享受它，进而将其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据《华夏时报》2006年的调查，记者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选择“很大”的占55.5％)。在2006年“英才网联”的调查中，感觉工作上压力“很大”的记者占61％。“在《青年记者》2007年的调查中，26.6％的记者对自己所在媒体的T作环境已经“麻木了，没感觉，压抑”，还有14.6％的调查对象感觉“郁闷，不爽”。“疲于奔命”、“忙碌”、“紧张”、“疲惫”、“累”是他们对过去一年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述。上述词汇在2008年同样是“忙”、“累”。
最后是缺乏安全感。《华夏时报》2006年的调查表明，29.7％的记者经常听说别的记者被打，27.6％的记者曾经是受害者，23.7％的记者的同事被打过，同事中曾遭到过恐吓的有19.0％。“英才网联”的调查显示，18％的记者曾遭受过辱骂、威胁、恐吓。
总之，将记者职业定性为一个高压力、高风险的职业似乎并不过分。
不良事件频发。近几年，虚假新闻、不良广告、有偿新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记者被打、记者被抓、记者排队拿红包、假记者行骗等不良事件深度困扰着新闻界，而且所涉及的记者不仅有地市级媒体、记者站的记者，还有中央级媒体的记者。诚然，新闻从业者不仅仅是记者，但记者却是新闻界最显著的代表，他们处于新闻界的最突出位置。公众自然将他们等同于新闻界。因此，新闻界一有不良事件，公众往往会把它们与记者直接联系起来。一有不良事件发生，形象受损最大的当数记者。
在《今传媒》2004年的调查中，对于“红包”问题，遇到过或听说过此类问题的公众高达74.6％，92.1％的公众对此表示反感。在“东方网"2004年的调查中，对于新闻记者在采访中收取“车马费”、“润笔费”等现象，近一半的网民认为这是记者职业道德的沦落。61.1％的人认为“假新闻”太恶心，24.5％的人认为这是媒体自我炒作的手段。
二、记者社会形象危机的成因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下我国记者社会形象已出现了危机。那么，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暂时现象。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现代性是我国整个现代性的一部分。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主要发挥的是一种耳目喉舌的功能。受众也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公众，尤其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普通民众接触媒介总体上是有限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都市报的出现、电视频道的增多、网络媒体的迅速扩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继续扮演耳目喉舌角色的同时，开始多样化。“都市报与现代性的连接，首先表现在它的世俗化取向上。”都市报改变了报纸严肃、刻板的说教面目。现在，这种被称为市民报的报纸类型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等开始显现。普通民众开始将接触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方式。
另外，任何事物的转型过程都必然面临一段阵痛期。笔者认为，当下我国记者群体社会形象危机的出现，总体上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现代化转型中的暂时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处于高速发展及急速转型期。因 此，既要警惕当下这种无序局面，又不必过于悲观。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走向法制化之后，记者这一社会群体必然会回归至其应有的社会地位，一个良性格局有望形成。
现行经营管理体制下的身份焦虑。1978年底，几家新闻单位开始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自主经营增加收入，以弥补财政补贴的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新闻机构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扭亏”，开始用更多的心思来考虑如何“赢利”。
为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进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打破“编制”制度，采取“全员聘任”或“在编”与聘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由于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激烈的商业竞争及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做法，记者俨然成了一些媒体榨取“廉价劳动力”、增加资本运作“剩余价值”、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工具。曾经风光一时的新闻记者。一下成了无劳动合同、无工作证、无记者证的“三无”人员。据新浪网2003年的调查，我国近百万媒体从业人员中，有43％属于“三无”人员。《中国社会保障》和中华传媒网2003年的调查也发现，60.3％的调查对象未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36.9％。在婚假、产假、探亲假、病假、带薪休假中，一项都不享有的占47.8％。女性明确无产假的占女性总数的63.6％。没有得到过加班工资的有71.2％。
李希光教授曾指出：“在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人。”“中国的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还有一些媒体给记者分摊发行任务、广告额，甚至赢利创收的指标。这都使得记者无心采集和报道有质量的新闻，而是想方设法制造轰动效应，以图一稿走红；或者先完成创收任务，保住饭碗再说：甚至滋生“能赚点就赚点，明天还不知道在哪里”的“过客”心理。
规范失范与道德缺失。关于当前我国记者道德境况的已有不少总结，本文不再赘述，只是想通过数据来呈现公众对此的反应与评价。人民网一项名为“你眼中的媒体”的调查发现：有36％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新闻道德现状“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有70％的人认为记者最应该提高的是“职业道德水平”。
职业失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下无序竞争的媒介格局造成的。职业道德缺失则是特殊经营管理体制下的结果，还包括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实，关于目前记者道德水平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已经有很多研究。本文想强调的是，作为普通的公众，他们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因——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去那样做，只会把这种混乱的现象作为传媒以及传媒的最外显代表记者传递的信息，从而对记者的社会形象给予负面评价。
三、记者社会形象的重塑
当下我国记者社会形象的危机，虽然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但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分析原因，积极应对。
首先，继续深化新闻传播体制改革。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记者社会形象危机是我国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应当成为停止发展的理由，而应当成为加快发展、深化改革的动力。当前，党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深入改革的各项政策也陆续出台并逐渐落实。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人，有些问题会迎刃而解。
其次，媒体、记者组织、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开展危机公关。应该说，我国的记者队伍整体上是优秀的、可以信赖的，害群之马毕竟有限，但其所引发的“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的效应却不容低估。一有不良事件发生，就要主动、及时说明事情的真相。另外，相关部门可每年发布记者生存报告，向公众说明记者。让公众理解记者，重塑记者社会形象。
最后，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惩罚机制。完善监督机制，不仅要让管理机构、所属媒体，或者记者自我监督，还要让公众、新闻当事人、相关人成为记者的监督者。要建立行之有效的退场机制。将那些道德低下的记者清除出记者队伍。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走法制化道路，这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