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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带来新想法，那么我们就能继续在中国存在，如果做不到，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价值。”
“中国成为捐款国是一个重大突破，此次捐资意味着中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成功的国际开发协会受援国成为一个全球合作伙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此番话时，意味深长。去年末，中国宣布将首次向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下属机构）捐资。
与之相应地，世界银行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也在加速发生变化。
融资功能在中国已经弱化
有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都能做到，但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就能发展得更快。
1980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一次著名会晤，开启了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关系。邓小平告诉麦克纳马拉，中国正在推行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要根据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邓小平表示，有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都能做到，但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就能发展得更快。因此，合作伊始，世界银行面临的挑战是利用广泛的国际经验，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世行通过援助具体的项目来支持中国学习外国经验。1981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贷款，用于支持中国的大学发展项目。截至2007年6月30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近422亿美元，共支持284个发展项目，贷款规模在世行成员国中位居前列。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城市发展、农村发展、能源、人类发展等领域。但是，由于是政府间行为，世行在中国的项目大多不为外人知晓。比如北京的亮马河改造以及广州的内环路建设项目，即使当地人也没几个知道是世行贷款项目。其实，与中国数不清的动辄数十亿投资额的大项目比起来，世行的项目并不显眼。即使是在1995年世行贷款支付达到32亿美元（目前稳定在15亿美元左右）的高峰时，其金额也未曾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
世界银行在佐利克访华期间发布的《中国与世界银行：推动创新的伙伴关系》一书中写道：双方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知识学习而不是资金援助。“我们要让这些项目成为改革和创新的样板项目。我们不仅提供贷款，还提供很多报告，举办研讨会，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供别人参考。”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城市发展部主任哲理（Tom Zearley）告诉《英才》记者。
这反映了世界银行在中国正面临的一种转变——融资功能在中国已经弱化了，因为中国政府并不缺钱。“中国更需要新的ideas。”世界银行中国局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说。
带来新的想法，是杜大伟2004年7月上任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世界银行这些年带来了很多新ideas，其中有很多被中国政府采纳。我们努力把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引入中国，帮助中国实施这些想法。”
提供新想法途径之一是发布研究报告。世行的研究报告很有特色和价值，它不仅定时发布《中国经济季报》、《中国经济年报》等关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成果，还发布《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能力建设研究报告》、《中国的供水定价：经济效率、环境和社会承受力》这样针对具体问题的报告。
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对口部门是财政部，财政部国际司国际组织二处（专门负责与世行对接）处长杨英明介绍，世行所带来很多经验都已经成了国内一些行业的标准做法，最明显的是1984年引进的招标采购方法。1998年中国制定的《政府采购法》及此后的《招投标法》大量地借鉴了世行的经验。
另外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也是世行率先推动的。经世行建议，中国1987年第一次实行排污收费，国务院特批在上海试点。到1997年时，这就成了一项制度。
是否还需要世行
现在的问题是，为中国带来新的ideas越来越困难了。
杜大伟非常喜欢世界银行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他每天都学习新东西。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中国带来新的ideas越来越困难了。
“我们最担心的是，当我们告诉中方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说已经知道了。如果我们能带来新想法，那么我们就能继续在中国存在，如果做不到，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价值。”杜大伟说。
2006年，世界银行制定了新的《国别伙伴战略》，指导未来五年的世行对华援助工作。在战略编制初期，世行与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公民社会进行了广泛磋商，其中提到两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世行是否仍然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什么？
书中提到，尽管观点诸多，但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继续面临重大挑战，其中包括应对外部不平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环境退化，促进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等。世行仍然可以通过将贷款、研究和培训相结合，帮助制订创新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前的挑战日趋复杂和艰巨，应对这些重大挑战需要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和对中国的深入了解。
杜大伟认为，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作用现在比以前更重要了。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事情做起来很容易，因为那时中国的体制有很多扭曲和错误，一般的经济学家都能很容易地发现问题。现在中国有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出现的问题，如环境恶化，资源缺乏、贫富差距等，并没有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解决方法。
在杜大伟看来，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在于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世行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业务重点也是这两方面。特别是环保，2005年以来，世界银行集团约75％的业务活动都以环保作为目标。而最近一段时间的重点是治理水污染和水资源管理，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比如，珠江水污染治理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重庆的污水处理项目，也大大改善了流经重庆后的长江水的水质，同时节省了数千万的资金。
“中国成为捐款国是一个重大突破，此次捐资意味着中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成功的国际开发协会受援国成为一个全球合作伙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此番话时，意味深长。去年末，中国宣布将首次向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下属机构）捐资。
与之相应地，世界银行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也在加速发生变化。
融资功能在中国已经弱化
有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都能做到，但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就能发展得更快。
1980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一次著名会晤，开启了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关系。邓小平告诉麦克纳马拉，中国正在推行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要根据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邓小平表示，有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都能做到，但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就能发展得更快。因此，合作伊始，世界银行面临的挑战是利用广泛的国际经验，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世行通过援助具体的项目来支持中国学习外国经验。1981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贷款，用于支持中国的大学发展项目。截至2007年6月30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近422亿美元，共支持284个发展项目，贷款规模在世行成员国中位居前列。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城市发展、农村发展、能源、人类发展等领域。但是，由于是政府间行为，世行在中国的项目大多不为外人知晓。比如北京的亮马河改造以及广州的内环路建设项目，即使当地人也没几个知道是世行贷款项目。其实，与中国数不清的动辄数十亿投资额的大项目比起来，世行的项目并不显眼。即使是在1995年世行贷款支付达到32亿美元（目前稳定在15亿美元左右）的高峰时，其金额也未曾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
世界银行在佐利克访华期间发布的《中国与世界银行：推动创新的伙伴关系》一书中写道：双方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知识学习而不是资金援助。“我们要让这些项目成为改革和创新的样板项目。我们不仅提供贷款，还提供很多报告，举办研讨会，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供别人参考。”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城市发展部主任哲理（Tom Zearley）告诉《英才》记者。
这反映了世界银行在中国正面临的一种转变——融资功能在中国已经弱化了，因为中国政府并不缺钱。“中国更需要新的ideas。”世界银行中国局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说。
带来新的想法，是杜大伟2004年7月上任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世界银行这些年带来了很多新ideas，其中有很多被中国政府采纳。我们努力把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引入中国，帮助中国实施这些想法。”
提供新想法途径之一是发布研究报告。世行的研究报告很有特色和价值，它不仅定时发布《中国经济季报》、《中国经济年报》等关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成果，还发布《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能力建设研究报告》、《中国的供水定价：经济效率、环境和社会承受力》这样针对具体问题的报告。
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对口部门是财政部，财政部国际司国际组织二处（专门负责与世行对接）处长杨英明介绍，世行所带来很多经验都已经成了国内一些行业的标准做法，最明显的是1984年引进的招标采购方法。1998年中国制定的《政府采购法》及此后的《招投标法》大量地借鉴了世行的经验。
另外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也是世行率先推动的。经世行建议，中国1987年第一次实行排污收费，国务院特批在上海试点。到1997年时，这就成了一项制度。
是否还需要世行
现在的问题是，为中国带来新的ideas越来越困难了。
杜大伟非常喜欢世界银行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他每天都学习新东西。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中国带来新的ideas越来越困难了。
“我们最担心的是，当我们告诉中方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说已经知道了。如果我们能带来新想法，那么我们就能继续在中国存在，如果做不到，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价值。”杜大伟说。
2006年，世界银行制定了新的《国别伙伴战略》，指导未来五年的世行对华援助工作。在战略编制初期，世行与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公民社会进行了广泛磋商，其中提到两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世行是否仍然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什么？
书中提到，尽管观点诸多，但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继续面临重大挑战，其中包括应对外部不平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环境退化，促进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等。世行仍然可以通过将贷款、研究和培训相结合，帮助制订创新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前的挑战日趋复杂和艰巨，应对这些重大挑战需要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和对中国的深入了解。
杜大伟认为，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作用现在比以前更重要了。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事情做起来很容易，因为那时中国的体制有很多扭曲和错误，一般的经济学家都能很容易地发现问题。现在中国有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出现的问题，如环境恶化，资源缺乏、贫富差距等，并没有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解决方法。
在杜大伟看来，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在于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世行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业务重点也是这两方面。特别是环保，2005年以来，世界银行集团约75％的业务活动都以环保作为目标。而最近一段时间的重点是治理水污染和水资源管理，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比如，珠江水污染治理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重庆的污水处理项目，也大大改善了流经重庆后的长江水的水质，同时节省了数千万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