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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足迹遍布海角天涯，在世界主要城市不难见到中国文化特色鲜明的“唐人街”。史上，域外华人以大唐盛世为荣，自称“唐人”，其聚居地故名“唐人街”。典型的唐人街是复杂有序的社会体系，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垂青。一般研究通常集中于特定唐人街，鲜有总体分析。新近出版的《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后文简称《唐人街》）一书，则对系统了解世界诸地唐人街及其居民的始末经纬不无助益。《唐人街》试图在描述“各地唐人街的发展和转型”的基础上，以期“加深人们对族群关系、社区转型、城市发展、跨国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
唐人街并非华人移民登上他国土地的自然结果，而是经历数十载持续移民和种族排斥之后方得以建立。身处异乡，难免受制于人，唐人街的缘起与发展自然深受当地社会的影响。其形成除了华人固有的恋乡情结和社群聚居外，与当地社会强烈的排华种族主义关联甚密。“外部社会决定着唐人街以何种形式发展，具有怎样的规模，甚至是否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同时也决定唐人街采取何种因应之策。其演进的道路千姿百态，其功能也复杂多样，但不同的唐人街也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作为海外华人社区的中心，唐人街的意义是非凡的。历史上，它是中国文化走向海外的符号象征，亦是华人踏足异域的常规跳板，更是华人在域外他乡遭遇不公与歧视后，得以继续在异乡生存和获得心灵慰藉的避风港湾。某种意义上，唐人街扮演着异邦华人在他乡中之“故乡”的角色，对于历史上一度遭遇排斥与歧视的域外华人和初始移民海外的华人尤其如此。
在爱德华·賽义德的“东方主义”观念中，西方将“东方”描述为服务于其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想象构建，而非准确的东方认知。因此，“东方主义”是一种霸权主义，它塑造了一个对立的“他者”，同时使西方的权威和支配地位合法化。这种观念也影响到美国种族主义排华及唐人街的形塑。根据1790年的国籍法，中国移民被排除在美国归化公民之外，直到1952年的《麦卡伦—沃尔特法》问世，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在此期间，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禁绝华工移民入美逾六十年之久。受该法的影响，全球掀起了一股排斥华人移民的恶潮，其中在美洲和东南亚表现得尤为激烈。当时，“尽管东南亚和北美的社会政治环境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对中国人的聚居地‘唐人街’持有相似的看法”。在相当长时间内，两地的唐人街处于“旅居者”和“贫民窟”的地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华人根据宗亲和原乡地关系，利用“本民族资源来面对当地的问题”。早期唐人街对维持海外华人社区的存续与发展，至少扮演了三种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为华人立足异乡的“跳板”。传统的中国人并不热衷远离故土，去往他乡求生。明清政府严格海禁，也阻隔了国人冒险异域的前途与退路。然而，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明清海禁而终止尝试海外搏命的脚步，其主要目的地便是东南亚。华人开拓者们历经艰辛在人地两生的他乡站稳脚跟后，构建起基于家族和地缘的移民网络。同时在华人齐聚的关键城市形成了最初的唐人街。十九世纪的唐人街更像是华人移民行进路途中的“中转站”和“踏脚石”。在东南亚，早期新加坡的唐人街是华人移民南洋的中转站。华人从这里走向印尼的甘蔗地和马来亚的锡矿场。在北美，旧金山的唐人街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数万华人从这里踏上梦中的“金山”一试运气。
二为华人生存安全的“家园”。十九世纪后期，环太平洋排斥华人移民的凶潮骤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华人不断遭受侵袭，华人很难散居立足，唐人街因华人聚集，反而较为安全。但这并不是说，唐人街少有排华歧视与暴力的干扰，而是在规模较大的唐人街，形成了一种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系统。华人在其中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工作机会，拼得生存空间，在面对排华的骚扰时，也能依凭更多的力量与手段来应对。这种背景下，华人逐渐向唐人街收缩。在美国，华人移民虽受阻于苛法，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反而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中最为突出者为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两城的唐人街占据着美国华人总数的近四成。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的主要唐人街，在此期间皆已发展成稳定的族群社区，也是域外华人的经济中心。
三为抚慰华人心灵创伤的“港湾”。主流社会视唐人街为异族聚集之地，文化的孤岛。而对于居住其间的华人来说，在遭受歧视、排斥乃至暴力的环境下，唐人街是其温情可及的家园。在这里，华人可以同亲朋一起温暖、舒心地过活，可以用母语谈笑风生，在商店购得顺心的中国器物;在这里，剧院上演着熟悉的中国戏曲，街巷中回荡着亲切的乡音，饭馆里叫卖着廉价可口的乡味;在这里，人们有着对大洋彼岸故土和亲人的共同关切，报纸上方正的汉字叙述着梦绕魂牵的故国的境况;在这里，还有专供华人朝拜的庙宇。即便是分散在白人社区、犹如族裔孤岛的华人洗衣工，与城中唐人街也保存着密切联系。这里能够提供他们在被排斥时的安全，满足他们对家乡信息的关注和对故土环境的眷恋。
虽然唐人街的最初发展受到种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其形成的唯一因由，否则便无法解释那些并未遭受明显种族排斥的移民何以形成类似的族群聚集区。对同质文化的亲近感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心理乃人之常情，这是族群聚居的根源。唐人街并非遗世孤立的文化悬岛，而是与外界联系频密的社区体系。华人传统文化的“乡愁”和所在社会的排斥，强化了海外华人与母国的联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牵动着他们的心绪。海外华人的大量侨汇，通过筑新楼、建工厂、修马路、兴学校等方式，帮助“改造了他们的家乡”。十九世纪末，美国和澳大利亚华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后来，旧金山和悉尼的唐人街既是海外保皇改革派的据点，也是共和运动的中心。
斗转星移中，唐人街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东道社会逐渐意识到唐人街的价值，唐人街的居民也更新着对唐人街的认识。隐藏在唐人街异域风情之后的是潜在的经济利益。异族形象和文化为唐人街带来了新的旅游产业。早在1900年，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已经得以显现。对白人来说，唐人街是神奇的存在，是“异族”在美国的“殖民地”。看着满是他国面孔的街道，在饭馆里品尝异域奇味“炒杂碎”，这种独特的文化体验，对很多美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真正刺激唐人街旅游腾飞的，是1906年大地震之后旧金山唐人街得以在原址重建。东道社会意识到，将唐人街移出市中心已然无望，于是转而挖掘其对所在城市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旧金山当局的意愿同华人商会的希冀不谋而合。二者试图重建凸显中国风格的唐人街，不仅要根除旧唐人街妓院、烟馆、赌场林立等诸多弊病，也希望它能成为唐人街的典范，成为对游客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异域文化集中之地。唐人街最大的商业协会——中华会馆意识到旅游业非常有利可图，开始了促进唐人街旅游的努力。1909年，在新唐人街基本建成之际，会馆组织出版了一本题为《旧金山唐人街》的导游书。该书除了为游客提供有关旧金山唐人街的基本信息外，也向游客保证唐人街是安全的，“游客丝毫不必因华人而感到恐惧”。到1938年，唐人街的旅游收入占据整个旧金山旅游收入的五分之一，已成为旧金山唐人街的主要收入来源，以至于《华人文摘》杂志也宣称，“唐人街是旧金山仅次金门公园的第二大旅游地”。当然，诚如美国华人社会学家周敏所言，对于唐人街的居民来说，他们对古老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大力坚持，“是为了使自己那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永不凋谢，并非为了把这些文化当展览品”。
旧金山唐人街因重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刺激了其他城市对当地的唐人街进行改造或重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许多华人组织开始努力把唐人街打造成一个充满文化异域色彩的旅游地，他们向公众提供东方的佳肴和中国手工艺品，还举办民俗节庆活动”。新崛起的纽约唐人街的旅游业也逐渐变得欣欣向荣。不过，唐人街旅游业的大发展和多元化进程，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二战后，当地社会对华人的态度和印象得以改观。譬如，加拿大“温哥华的唐人街得到了成功转型”，华人获得了政治权力，华人中产阶级得以扩张;唐人街的形象也得以重塑，不再仅仅是华人的避难所，而成为“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族群聚居区”。重建唐人街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发展旅游业，亦是为了让非华人“更加欣赏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文化”。“唐人街的这一重建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街上的商店、餐馆和多种多样的街头节日，例如华人春节和中秋节，在五湖四海的游客中都非常受欢迎”。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对唐人街的态度颇为踌躇。由于在历史上长期附属于中国，韩国人对中国移民偏见甚深，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韩国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建设唐人街以吸引华裔投资者和游客”，如仁川、釜山等地。
在欧洲，鲜见大型唐人街，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甚至唐人街阙如，这反映了华人稀少且居住分散的特点。现存的唐人街也不像早期美国和东南亚的唐人街那样具有“贫民区”的性质。其文化和族群象征性特征，深深植根于华人社区和地方当局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博弈中。对当地的政客来说，唐人街是骄傲和成就的象征。對于华人领袖而言，唐人街则是华人经济收入和族群团结的基础。随着中国的崛起与赴欧旅游的国人激增，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及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游人，欧洲城市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功能各异的“唐人街”。
英国的唐人街多是华人餐饮行业扩张的结果。尤其是伦敦的苏和区、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市中心区。匈牙利的唐人街则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集餐饮、休闲和文化于一身的综合体。在法国，唐人街的形成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移民通过个人网络利用稀缺住房资源的产物。总的来说，二战后英、法和荷兰的唐人街都不是主要的居民区，其商业色彩浓厚，缺乏唐人街的象征意义和公共功能。匈牙利的唐人街则更具中国特色：牌坊、拱门、舞龙、舞狮，以及公共节日的游行和烟花，都是创建和维系唐人街的要素。这些标志对于促进海外华人之间的联系和族群认同非常有效。
发展中国家的唐人街，往往受中国与当地国关系的影响更为深刻。澳大利亚学者恒安久对古巴哈瓦那唐人街的研究表明，中国同古巴关系极大地决定了哈瓦那唐人街的命运。1959年的古巴革命，给哈瓦那唐人街以沉重冲击，“十年之内，大部分华商产业被国有化，很多人因此移民美国。而那些留在唐人街的华人不仅面对各种商业限制，还要面对各种歧视和侮辱……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中古关系再次回暖，华人的处境才好一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变得更加多元而具有包容性。首先表现在唐人街华人群体成分的变化，福建人取代广东人成为纽约唐人街的主体。其次，得益于东道社会对华人的包容，唐人街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不同政治立场的华人群体可在其间并立。再次，突发事件也会对特定唐人街带来深远影响。2001年的“9·11”事件，破坏了曼哈顿地区的经济活动，唐人街亦受严重打击，制衣业逐渐衰落。这加速了曼哈顿唐人街的华人向其他地区转移。最后，受美国郊区化的影响，部分华人次第搬出“衰旧”的老唐人街，在郊区安家，新唐人街也开始出现在市郊。日本学者山下清海将这类唐人街称作“新式唐人街”。这是相对于大都市中心区的“旧式唐人街”而言的。“新式唐人街”位于中心城外和郊区，如美国纽约的法拉盛、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旧金山的日落区、芝加哥的阿盖尔、日本的池袋等地。这些唐人街超越了人们对传统唐人街的认知，其居民相对富裕且多具有专业技能。
洛杉矶市郊的蒙特利公园是一个典型的“新式唐人街”。美籍华裔学者蒂莫西·方用多维视角相结合的研究，呈现了蒙特利公园成为美国第一个“新式唐人街”的特点与意义。定居于此的华人移民极大地改变了这一郊区社区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面貌。蒙特利公园也迅速获得了“华人的贝弗利山”的声誉，吸引越来越多追求友好且低密度社区的华人慕名而至。华人财富的积累、技能的掌握、英语能力的提升，以及当地社会的公民身份，都给了他们搬出旧式唐人街的信心。
在“新式唐人街”和郊区唐人街，族裔和文化不再如传统唐人街那般单一，而是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包括华人来源和从事经济活动的差异化，及居民族裔多样性等。据美国华人学者陈香穗的调查研究，在纽约皇后区，中国移民有助于法拉盛当地经济的复苏。皇后区并不像传统的唐人街，没有一条街道被华人独占，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更像一个世界小镇。这里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像华人一样贡献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使这个多元化的社区和平而繁荣。美国华人学者令狐萍在谈到1965年移民法以来的芝加哥唐人街时，认为华人社区越来越复杂多变。为躲避东南亚的战乱和政治压迫，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华人纷纷移入芝加哥，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移民一道构成了市郊的华人社区。然而他们所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语言和出生地都各有不同，这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差异性和唐人街的多样性。华人群体的背景多元，难免矛盾冲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中南半岛移入的华人，更愿意接受“亚洲人”而非“华人”的称谓。 如何在一个多元、复杂、跨国的华人社区中保留并推广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保持并发展华人社会的活力？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也是海外华人仍在努力奋斗的目标，需要相关群体互相理解，彼此合作。好在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华人，这使得建构某种文化共同体存在可能。令狐萍认为：“一个文化社区并不需要特定的地理界限，而是以成员们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来定义。文化社区包括语言学校、宗教机构、华人社区组织、文化机构、华人政治联盟或者特设的团体，以及由以上这些团体所组织的文化节庆活动。”近年来，华人协力跨越群体间的差异性，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华人社区的共同问题上，如住房短缺、岗位培训、英语能力、老龄关怀、青年发展、文化遗产的保留及公民权利的维护等。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他们成立了一些跨文化、跨政治、跨社区的组织，为人们提供服务，同时与其他族群达成协作。在这些社会服务组织中，“华人咨询服务处”和“华人互助协会”是其中的代表。就此而言，对于新移民来说，唐人街仍具有他乡中之“故乡”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传统唐人街面临着衰败，其作为他乡中的“故乡”也并不都是温馨。其间的很多住户是老人或低工资移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属非技术工，英语也不熟练。在纽约的唐人街中，有过半的华人居民只能说有限的英语，甚至完全缺乏英语能力。以诸多来自福建的非法华人移民为代表的劳工受到同胞的压榨，他们工資低，工时长，每周要工作六到七日，每日工作达十至十二小时，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且被长时间拖欠工资。工人因其非法移民身份而无法获得基本的权益和美国法律所规定的最低工资。雇主甚至还常威胁要揭露这些华工的“非法移民”身份。不过，正如周敏所言，低工资的劳工密集型工作“不会贬低唐人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唐人街为华人开辟了一条专门的生存之路，“已经演变成具有很大弹性和强大社会经济潜力的一种大型民族经济，它能把中国移民带进美国社会的主流”。
“唐人街”有多层次的含义，这使它不易被把握，也不适合任何严格定义。不同唐人街的呼吸吐纳自有其规律，也各有其背景、功能和经历。历史上，有的唐人街是种族隔离所致，有的则是自然而然地形成;有的唐人街集居住、商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有的则职能单一。唐人街伫立的拱门和牌坊，通常标志着其空间范围。唐人街又是超越具体空间的，它“可以帮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还扮演着移民与外部社会的中间人角色”。东道社会对唐人街的态度“从种族歧视转变到把它们视为少数族裔的模范，从强调同化华人到支持多元文化。然而无论他们怎么看待华人，多数族群的霸权是无法消灭的，华人依然被视为他者”。
美国的唐人街无疑是被研究最多的。在《唐人街》一书中，纽约和芝加哥的唐人街都有提及，但却未将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特色，一度也是最大的旧金山唐人街纳入叙事。这颇出人意料。此外，诸多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唐人街也在书中缺席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唐人街》的系统性和代表性。诚然，要在一部著作中囊括所有的唐人街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正如该著前言所坦承的，这本书“只能描述部分唐人街”，而具体到“唐人街的本质、功能、类型、结构、形成过程、延续与维持”，其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等问题，无疑需要更多的研究。
（王保华、陈志明编：《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张倍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唐人街并非华人移民登上他国土地的自然结果，而是经历数十载持续移民和种族排斥之后方得以建立。身处异乡，难免受制于人，唐人街的缘起与发展自然深受当地社会的影响。其形成除了华人固有的恋乡情结和社群聚居外，与当地社会强烈的排华种族主义关联甚密。“外部社会决定着唐人街以何种形式发展，具有怎样的规模，甚至是否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同时也决定唐人街采取何种因应之策。其演进的道路千姿百态，其功能也复杂多样，但不同的唐人街也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作为海外华人社区的中心，唐人街的意义是非凡的。历史上，它是中国文化走向海外的符号象征，亦是华人踏足异域的常规跳板，更是华人在域外他乡遭遇不公与歧视后，得以继续在异乡生存和获得心灵慰藉的避风港湾。某种意义上，唐人街扮演着异邦华人在他乡中之“故乡”的角色，对于历史上一度遭遇排斥与歧视的域外华人和初始移民海外的华人尤其如此。
在爱德华·賽义德的“东方主义”观念中，西方将“东方”描述为服务于其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想象构建，而非准确的东方认知。因此，“东方主义”是一种霸权主义，它塑造了一个对立的“他者”，同时使西方的权威和支配地位合法化。这种观念也影响到美国种族主义排华及唐人街的形塑。根据1790年的国籍法，中国移民被排除在美国归化公民之外，直到1952年的《麦卡伦—沃尔特法》问世，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在此期间，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禁绝华工移民入美逾六十年之久。受该法的影响，全球掀起了一股排斥华人移民的恶潮，其中在美洲和东南亚表现得尤为激烈。当时，“尽管东南亚和北美的社会政治环境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对中国人的聚居地‘唐人街’持有相似的看法”。在相当长时间内，两地的唐人街处于“旅居者”和“贫民窟”的地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华人根据宗亲和原乡地关系，利用“本民族资源来面对当地的问题”。早期唐人街对维持海外华人社区的存续与发展，至少扮演了三种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为华人立足异乡的“跳板”。传统的中国人并不热衷远离故土，去往他乡求生。明清政府严格海禁，也阻隔了国人冒险异域的前途与退路。然而，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明清海禁而终止尝试海外搏命的脚步，其主要目的地便是东南亚。华人开拓者们历经艰辛在人地两生的他乡站稳脚跟后，构建起基于家族和地缘的移民网络。同时在华人齐聚的关键城市形成了最初的唐人街。十九世纪的唐人街更像是华人移民行进路途中的“中转站”和“踏脚石”。在东南亚，早期新加坡的唐人街是华人移民南洋的中转站。华人从这里走向印尼的甘蔗地和马来亚的锡矿场。在北美，旧金山的唐人街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数万华人从这里踏上梦中的“金山”一试运气。
二为华人生存安全的“家园”。十九世纪后期，环太平洋排斥华人移民的凶潮骤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华人不断遭受侵袭，华人很难散居立足，唐人街因华人聚集，反而较为安全。但这并不是说，唐人街少有排华歧视与暴力的干扰，而是在规模较大的唐人街，形成了一种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系统。华人在其中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工作机会，拼得生存空间，在面对排华的骚扰时，也能依凭更多的力量与手段来应对。这种背景下，华人逐渐向唐人街收缩。在美国，华人移民虽受阻于苛法，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反而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中最为突出者为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两城的唐人街占据着美国华人总数的近四成。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的主要唐人街，在此期间皆已发展成稳定的族群社区，也是域外华人的经济中心。
三为抚慰华人心灵创伤的“港湾”。主流社会视唐人街为异族聚集之地，文化的孤岛。而对于居住其间的华人来说，在遭受歧视、排斥乃至暴力的环境下，唐人街是其温情可及的家园。在这里，华人可以同亲朋一起温暖、舒心地过活，可以用母语谈笑风生，在商店购得顺心的中国器物;在这里，剧院上演着熟悉的中国戏曲，街巷中回荡着亲切的乡音，饭馆里叫卖着廉价可口的乡味;在这里，人们有着对大洋彼岸故土和亲人的共同关切，报纸上方正的汉字叙述着梦绕魂牵的故国的境况;在这里，还有专供华人朝拜的庙宇。即便是分散在白人社区、犹如族裔孤岛的华人洗衣工，与城中唐人街也保存着密切联系。这里能够提供他们在被排斥时的安全，满足他们对家乡信息的关注和对故土环境的眷恋。
虽然唐人街的最初发展受到种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其形成的唯一因由，否则便无法解释那些并未遭受明显种族排斥的移民何以形成类似的族群聚集区。对同质文化的亲近感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心理乃人之常情，这是族群聚居的根源。唐人街并非遗世孤立的文化悬岛，而是与外界联系频密的社区体系。华人传统文化的“乡愁”和所在社会的排斥，强化了海外华人与母国的联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牵动着他们的心绪。海外华人的大量侨汇，通过筑新楼、建工厂、修马路、兴学校等方式，帮助“改造了他们的家乡”。十九世纪末，美国和澳大利亚华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后来，旧金山和悉尼的唐人街既是海外保皇改革派的据点，也是共和运动的中心。
斗转星移中，唐人街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东道社会逐渐意识到唐人街的价值，唐人街的居民也更新着对唐人街的认识。隐藏在唐人街异域风情之后的是潜在的经济利益。异族形象和文化为唐人街带来了新的旅游产业。早在1900年，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已经得以显现。对白人来说，唐人街是神奇的存在，是“异族”在美国的“殖民地”。看着满是他国面孔的街道，在饭馆里品尝异域奇味“炒杂碎”，这种独特的文化体验，对很多美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真正刺激唐人街旅游腾飞的，是1906年大地震之后旧金山唐人街得以在原址重建。东道社会意识到，将唐人街移出市中心已然无望，于是转而挖掘其对所在城市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旧金山当局的意愿同华人商会的希冀不谋而合。二者试图重建凸显中国风格的唐人街，不仅要根除旧唐人街妓院、烟馆、赌场林立等诸多弊病，也希望它能成为唐人街的典范，成为对游客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异域文化集中之地。唐人街最大的商业协会——中华会馆意识到旅游业非常有利可图，开始了促进唐人街旅游的努力。1909年，在新唐人街基本建成之际，会馆组织出版了一本题为《旧金山唐人街》的导游书。该书除了为游客提供有关旧金山唐人街的基本信息外，也向游客保证唐人街是安全的，“游客丝毫不必因华人而感到恐惧”。到1938年，唐人街的旅游收入占据整个旧金山旅游收入的五分之一，已成为旧金山唐人街的主要收入来源，以至于《华人文摘》杂志也宣称，“唐人街是旧金山仅次金门公园的第二大旅游地”。当然，诚如美国华人社会学家周敏所言，对于唐人街的居民来说，他们对古老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大力坚持，“是为了使自己那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永不凋谢，并非为了把这些文化当展览品”。
旧金山唐人街因重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刺激了其他城市对当地的唐人街进行改造或重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许多华人组织开始努力把唐人街打造成一个充满文化异域色彩的旅游地，他们向公众提供东方的佳肴和中国手工艺品，还举办民俗节庆活动”。新崛起的纽约唐人街的旅游业也逐渐变得欣欣向荣。不过，唐人街旅游业的大发展和多元化进程，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二战后，当地社会对华人的态度和印象得以改观。譬如，加拿大“温哥华的唐人街得到了成功转型”，华人获得了政治权力，华人中产阶级得以扩张;唐人街的形象也得以重塑，不再仅仅是华人的避难所，而成为“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族群聚居区”。重建唐人街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发展旅游业，亦是为了让非华人“更加欣赏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文化”。“唐人街的这一重建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街上的商店、餐馆和多种多样的街头节日，例如华人春节和中秋节，在五湖四海的游客中都非常受欢迎”。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对唐人街的态度颇为踌躇。由于在历史上长期附属于中国，韩国人对中国移民偏见甚深，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韩国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建设唐人街以吸引华裔投资者和游客”，如仁川、釜山等地。
在欧洲，鲜见大型唐人街，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甚至唐人街阙如，这反映了华人稀少且居住分散的特点。现存的唐人街也不像早期美国和东南亚的唐人街那样具有“贫民区”的性质。其文化和族群象征性特征，深深植根于华人社区和地方当局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博弈中。对当地的政客来说，唐人街是骄傲和成就的象征。對于华人领袖而言，唐人街则是华人经济收入和族群团结的基础。随着中国的崛起与赴欧旅游的国人激增，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及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游人，欧洲城市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功能各异的“唐人街”。
英国的唐人街多是华人餐饮行业扩张的结果。尤其是伦敦的苏和区、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市中心区。匈牙利的唐人街则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集餐饮、休闲和文化于一身的综合体。在法国，唐人街的形成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移民通过个人网络利用稀缺住房资源的产物。总的来说，二战后英、法和荷兰的唐人街都不是主要的居民区，其商业色彩浓厚，缺乏唐人街的象征意义和公共功能。匈牙利的唐人街则更具中国特色：牌坊、拱门、舞龙、舞狮，以及公共节日的游行和烟花，都是创建和维系唐人街的要素。这些标志对于促进海外华人之间的联系和族群认同非常有效。
发展中国家的唐人街，往往受中国与当地国关系的影响更为深刻。澳大利亚学者恒安久对古巴哈瓦那唐人街的研究表明，中国同古巴关系极大地决定了哈瓦那唐人街的命运。1959年的古巴革命，给哈瓦那唐人街以沉重冲击，“十年之内，大部分华商产业被国有化，很多人因此移民美国。而那些留在唐人街的华人不仅面对各种商业限制，还要面对各种歧视和侮辱……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中古关系再次回暖，华人的处境才好一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变得更加多元而具有包容性。首先表现在唐人街华人群体成分的变化，福建人取代广东人成为纽约唐人街的主体。其次，得益于东道社会对华人的包容，唐人街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不同政治立场的华人群体可在其间并立。再次，突发事件也会对特定唐人街带来深远影响。2001年的“9·11”事件，破坏了曼哈顿地区的经济活动，唐人街亦受严重打击，制衣业逐渐衰落。这加速了曼哈顿唐人街的华人向其他地区转移。最后，受美国郊区化的影响，部分华人次第搬出“衰旧”的老唐人街，在郊区安家，新唐人街也开始出现在市郊。日本学者山下清海将这类唐人街称作“新式唐人街”。这是相对于大都市中心区的“旧式唐人街”而言的。“新式唐人街”位于中心城外和郊区，如美国纽约的法拉盛、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旧金山的日落区、芝加哥的阿盖尔、日本的池袋等地。这些唐人街超越了人们对传统唐人街的认知，其居民相对富裕且多具有专业技能。
洛杉矶市郊的蒙特利公园是一个典型的“新式唐人街”。美籍华裔学者蒂莫西·方用多维视角相结合的研究，呈现了蒙特利公园成为美国第一个“新式唐人街”的特点与意义。定居于此的华人移民极大地改变了这一郊区社区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面貌。蒙特利公园也迅速获得了“华人的贝弗利山”的声誉，吸引越来越多追求友好且低密度社区的华人慕名而至。华人财富的积累、技能的掌握、英语能力的提升，以及当地社会的公民身份，都给了他们搬出旧式唐人街的信心。
在“新式唐人街”和郊区唐人街，族裔和文化不再如传统唐人街那般单一，而是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包括华人来源和从事经济活动的差异化，及居民族裔多样性等。据美国华人学者陈香穗的调查研究，在纽约皇后区，中国移民有助于法拉盛当地经济的复苏。皇后区并不像传统的唐人街，没有一条街道被华人独占，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更像一个世界小镇。这里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像华人一样贡献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使这个多元化的社区和平而繁荣。美国华人学者令狐萍在谈到1965年移民法以来的芝加哥唐人街时，认为华人社区越来越复杂多变。为躲避东南亚的战乱和政治压迫，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华人纷纷移入芝加哥，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移民一道构成了市郊的华人社区。然而他们所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语言和出生地都各有不同，这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差异性和唐人街的多样性。华人群体的背景多元，难免矛盾冲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中南半岛移入的华人，更愿意接受“亚洲人”而非“华人”的称谓。 如何在一个多元、复杂、跨国的华人社区中保留并推广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保持并发展华人社会的活力？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也是海外华人仍在努力奋斗的目标，需要相关群体互相理解，彼此合作。好在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华人，这使得建构某种文化共同体存在可能。令狐萍认为：“一个文化社区并不需要特定的地理界限，而是以成员们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来定义。文化社区包括语言学校、宗教机构、华人社区组织、文化机构、华人政治联盟或者特设的团体，以及由以上这些团体所组织的文化节庆活动。”近年来，华人协力跨越群体间的差异性，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华人社区的共同问题上，如住房短缺、岗位培训、英语能力、老龄关怀、青年发展、文化遗产的保留及公民权利的维护等。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他们成立了一些跨文化、跨政治、跨社区的组织，为人们提供服务，同时与其他族群达成协作。在这些社会服务组织中，“华人咨询服务处”和“华人互助协会”是其中的代表。就此而言，对于新移民来说，唐人街仍具有他乡中之“故乡”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传统唐人街面临着衰败，其作为他乡中的“故乡”也并不都是温馨。其间的很多住户是老人或低工资移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属非技术工，英语也不熟练。在纽约的唐人街中，有过半的华人居民只能说有限的英语，甚至完全缺乏英语能力。以诸多来自福建的非法华人移民为代表的劳工受到同胞的压榨，他们工資低，工时长，每周要工作六到七日，每日工作达十至十二小时，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且被长时间拖欠工资。工人因其非法移民身份而无法获得基本的权益和美国法律所规定的最低工资。雇主甚至还常威胁要揭露这些华工的“非法移民”身份。不过，正如周敏所言，低工资的劳工密集型工作“不会贬低唐人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唐人街为华人开辟了一条专门的生存之路，“已经演变成具有很大弹性和强大社会经济潜力的一种大型民族经济，它能把中国移民带进美国社会的主流”。
“唐人街”有多层次的含义，这使它不易被把握，也不适合任何严格定义。不同唐人街的呼吸吐纳自有其规律，也各有其背景、功能和经历。历史上，有的唐人街是种族隔离所致，有的则是自然而然地形成;有的唐人街集居住、商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有的则职能单一。唐人街伫立的拱门和牌坊，通常标志着其空间范围。唐人街又是超越具体空间的，它“可以帮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还扮演着移民与外部社会的中间人角色”。东道社会对唐人街的态度“从种族歧视转变到把它们视为少数族裔的模范，从强调同化华人到支持多元文化。然而无论他们怎么看待华人，多数族群的霸权是无法消灭的，华人依然被视为他者”。
美国的唐人街无疑是被研究最多的。在《唐人街》一书中，纽约和芝加哥的唐人街都有提及，但却未将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特色，一度也是最大的旧金山唐人街纳入叙事。这颇出人意料。此外，诸多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唐人街也在书中缺席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唐人街》的系统性和代表性。诚然，要在一部著作中囊括所有的唐人街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正如该著前言所坦承的，这本书“只能描述部分唐人街”，而具体到“唐人街的本质、功能、类型、结构、形成过程、延续与维持”，其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等问题，无疑需要更多的研究。
（王保华、陈志明编：《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张倍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