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平遥的资助奖出资于一个自身也是对摄影有着无怨无悔追求的摄影人—洗心。
　　很久没去平遥了，最后那次是2008年，那是我第四次参加平遥摄影节，之后就在想，何时会是我的第五次。四年之后赶上了平遥摄影节一个轮回的最后一年，平遥改变了很多，以前的一些展场不再存在，学生的比例似乎也高于了那些职业或非职业的摄影师和爱好者们。入夜的西大街，客栈和酒吧很是热闹，满街的红男绿女，让人错以为走在香港兰桂坊，不同的是红男绿女们都肩挎着清一色的数码单反。摄影在平遥已经不只是一个传播或者艺术的媒介展示盛会，或者学术观点的交流互动机会，而更让中国的摄影界在这里有机会撒欢和挑刺。同时，也让久未谋面的摄影同好们在这个不断翻新的小城里相聚。
　　摄影其实除了传播和艺术的特征之外，也有着它的社会学功能。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波德（Pierre Bourdieu）就曾经在他主编的《摄影，一种通俗易懂的艺术》（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一书中，从摄影本身的貌似简易直白的特征，论及到摄影团体和个人之间仰赖于摄影这个媒介带来的社会互动以及摄影师作为社会角色的再划分。摄影在与其相关的社会活动中强化活动参与者自我的社会诉求。
　　摄影团体的多元化以及性质的细分化，给摄影人提供以喜好为选择的团体交流机会，互相切磋提高，同时也给团体在摄影活动上的发声增加了话语强度的机制。众多摄影节庆的活动，以不同的主题宗旨，也给相应的团体机构和个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让作为传播媒介的摄影本身有机会扮演一个社会担当的角色。
　　以前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摄影节庆太多，甚至太杂了。现在，我发现中国的摄影节庆就像中国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一样，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的摄影个人和团体，无论从种类上和数量上都有着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规模，那为什么就不能有种类繁多的摄影节庆来服务这些作为社会机制一部分的文化个体呢？
　　至少在平遥，我看到了基层的摄影爱好者出于对摄影的热爱，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中那些细微末节作成了故事书。在故事书的研讨会上，来自于摄影界行家们的指手画脚使那个摄影人感动得在会后的庆功宴上喜不自胜，一醉方休。摄影师们的一醉方休，并不完全出于自我的得意，某种程度上也是摄影人在同好，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属于另一个专业圈的认可或者关注的时候，找到自己在摄影这个被波德称为“通俗易懂的艺术”中找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地位。
　　摄影在当下的中国，如何在社会担当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发挥自身的社会融合作用，其实比争论摄影作为一个经典传播媒介或者当代艺术载体的功效作用更为重要。
　　1902年，年轻的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在去欧洲的途中在纽约停留，为的是拜访他心仪已久的阿尔佛雷德·斯蒂格里兹（Alfred Stieglitz）。斯蒂格里兹从斯泰肯手里买下了他的三张片子。这个小小的姿态给斯泰肯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多年以后当斯泰肯坐上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的位子，他也不忘购买他认为有才华的年轻摄影师的作品。虽然购买的金额并不很大，但是就像当年斯蒂格里兹对斯泰肯的激励一样，鼓励着年轻一代新人的成长。
　　无论是摄影的获奖还是摄影的颁奖，钱只是一个媒介，就像摄影是一个媒介一样，不是用来砸人的，而是用来助人，用来宣誓一种关怀和支持。当摄影节庆这个平台给中国的摄影人提供一个交流和联谊的空间，当金钱在摄影中支持着创作和探索，当金钱真正用来支持艺术，那么有一天艺术也会回报它的支持者。这一定也是洗心和像洗心那样以一己之力实践和支持着中国摄影的爱好者们的一大心愿。
　　（编者注：本文提及洗心作品见本期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