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沪沥粤瀑试点地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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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日,财政部发布通知称,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同时,财政部下发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
  通知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就在“地方债自主发行”尚处在一片讨论热潮之际,沪浙粤深已经将政策落实实施。
  11月15日,上海市财政局发行总额为71亿元人民币的上海市地方政府债,由此,上海市也即将成为我国首个“自行发债”的城市。紧接其后,11月18日,广东省发行69亿地方政府债券,11月21日,浙江省发行67亿的地方政府债券,11月28日,深圳发行总额为22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试点的地方政府就将通知从政策变成了现实,高效行政的背后地方政府对资金的迫切之情可见一二。
  失衡的地方财政
  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的政府财政面临“失衡”危机。不断缩水的“钱袋子”让近年来习惯了“不愁钱”的地方政府一下子步入了财政的“寒冬”。
  目前来看,处在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市场短期内看不到“回暖”的希望。自今年8月开始,各地土地交易市场土地流拍、底价成交渐成常态,这直接影响到地方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
  11月9日,财政部公布“2011年10月份公共财政收支情况”。虽然前10月全国财政收入接近9.09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总和。但“受经济增速趋缓、个人所得税改革、房地产交易量增幅下降相关税收减少以及非税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10月份财政收入增幅继续保持回落。其中提到的“非税收入”主要就是指土地出让收入。以上海为例,截至10月底,上海土地成交金额930.43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四分之一。在这种形势下,高度依赖土地和房地产的地方财政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存压力”。
  事实上,即便短期内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机,很多地方政府也面临着“无地可卖”的尴尬境地。在此次地方债试点的另一个城市深圳,2010年,深圳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106.8亿元,居全国第三位。但同期土地出让收入已降至115亿元的历史低位,约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比其他城市土地收入占据地方财政半壁江山的现状已相去甚远。
  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而今明两年将迎来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峰期,两年债务到期预计达4.6万亿元。渣打银行曾对50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研究。从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其项目本身所产生的现金流收益大都难以覆盖银行贷款,基本是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来还款,而如今的土地财政正面临“断流”的危机。
  另一方面,占地方财政很大比重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乐观。近年来的经济危机让实体经济遭遇重挫,特别是在沿海地带,实体经济都在经历经济结构转型瓶颈期的痛苦,大量中小企业深陷融资困局,外贸的不景气更是让众多依赖出口贸易的企业雪上加霜。地方财政不仅无法从实体经济中得到有力的支持甚至还需要不断“输血”,以保障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此外,地方政府原先铺开的各项市政工程也需要持续的巨额投入。陕西省宝鸡市今年“大城市建设战略”中的重点工程——西宝客运专线宝鸡南客站工程项目,受累于土地市场形势的恶化,已致使南客站工程项目整体搁浅。江苏省镇江市,2010年14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同时开工,对沿江污染企业“关停并转”,投入巨资改造环境,如今这些长久的规划建设都遭遇到严峻的考验。这样的例子各地并不鲜见。
  地方财政“缺衣少粮”,此刻地方债的试点发行无疑让地方政府看到了解决地方财政危机,渡过资金难关的希望。
  建国以来的三次地方债发行
  鉴于国内以往地方债发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学者对地方债发行的改革持保留态度。
  在地方政府债务缠身,财政结构“失衡”的现状下试点地方债会不会是“饮鸩止渴”,导致地方债券的泛滥,会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地方财政混乱,进而波及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等疑问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我国在建国初期、大跃进时期和2009年分别发行了三次地方债券,各自取得了不同的历史成效。这三次地方债券的发行,都和当时的财政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暴露出很多切实的问题。
  1950年,为了实现东北的早日振兴,东北人民政府发行东北生产建设折实公债。东北生产建设折实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所造成的地方财力匮乏的局限。加速了东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进人大规模建设时期,为弥补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国家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连续五年发行了35,45亿元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当时地方公债发行出现了一些弊端,如发行规模过大、期限过长、强行摊派和利用效率低等问题。有的地区和县为了筹集资金进行建设,也发行了类似地方公债的债券,造成了混乱。
  2009年,面对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大政府投资,政府制定了投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在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两年内列入中央财政预算的只有1.18万亿元,其余则为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配套。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测算,2009年地方政府须为中央投资项目提供配套资金约6000亿元,而地方政府自身仅能够提供3000亿元,缺口近3000亿元。由于《预算法》不允许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地方政府发债被提了出来。
  2009年春节前《国务院关于发行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地方债不仅要由财政部代发,也要由财政部代为办理偿还手续。地方发债后募集的资金,“将被限定用于中央财政投资地方配套的公益性项目以及难以吸引社会投资的公益性项目,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卫生、教育重点项目,环境保护工程,结构调整等六大方面,构成了地方债券配套项目的主体,此外还有少部分地方项目。这次地方政府债券统一由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上市流通。地方政府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及时向财政部上交本息、发行费等资金。未按时上交的,在办理年度结算时,财政部与地方财政结算时如数扣缴。
  2009年的地方债发行距离目前仅有两年,其发行后的后续影响也对目前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
  有观点认为,四万亿的财政扩张为对抗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给地方各级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债务负担。
  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的地方债规模约10.7万亿元。10.7万亿元地方债余额中,约一半是2009年国家推出“四万亿”经济 刺激计划后举借的。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已达到70.45%,而有些地方仅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就已经高于100%。在2010年底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有51.15%共计54816.11亿元是2008年及以前年度举借和用于续建2008年以前开工项目的。这意味着,国家所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2009~2010年间,近50%的地方债务是新增举债或者用于续建2009年及其后开工的项目。
  地方政府财政还款压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初2009年的地方债,如今放开地方债发行,是否是另一个“四万亿”,会不会是成为“寅吃卯粮”成为很多人的担心。
  地方债发行改革半步走
  实际上,财政部对沪浙粤深的地方债试点也是谨慎而行。
  此次地方债发行,名义上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事实上仍由中央财政提供担保,离真正的市场化发行仍远。试点省市发行政府债券实行年度发行额管理,发债规模限额当年有效,不得结转下年。
  除了试点四省市总计229亿元的发债额度,其他省份和计划单列市今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将于10月底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完毕。
  试点办法规定,2011年试点省市政府债券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试点省市应当建立偿债保障机制,在规定时间将财政部代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足额缴人中央财政专户。
  这一特殊规定说明,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仅仅走出了半步。还本付息延续了代理发行的模式,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这一规定向市场透露出明确信号,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仍由中央财政提供担保,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的风险水平,几乎等同于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
  试点办法规定,试点省市发行政府债券为记账式同定利率附息债券。2011年政府债券期限分为三年和五年,期限结构为三年债券发行额和五年债券发行额,分别占国务院批准发债规模的50%。
  可见,不仅发债规模由中央批准,对发行债券的期限结构和占比,自行发债省市也没有决定权
  试点办法全文仅17条,正文不足1500字。但其实质内容远超过文件本身,试点办法还将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债的三个文件囊括其中,涵盖债券预算管理、债券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和债券发行兑付三个方面。
  财政部不但制定了地方政府债券管理的制度框架,对债券市场参与主体等具体事宜,也无需地方政府操心。试点办法规定,试点省(市)政府债券承销商应当是2009-2011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20家。
  中国地方政府发债始于2009年,由财政部代理发行。财政部今年初开始研究地方自行发债事宜,即介于中央代理发行和完全自主发行的过渡形式。但细查财政部代为制定的发债机制,和财政部代理发行相比,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走出的半步,惟一的变化是发债主体从后台走向前台。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如同起了省市名称的中央政府国债,完全由中央政府保驾护航。
  此外,对于地方债发行的资格,财政部制定的试点办法,也未规定发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评估指标。试点办法中,仅笼统要求发债省市要“及时披露本省(市)经济运行和财政收支状况等指标”。今年6月末,审汁署公布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此后,山东、山西、北京、新疆等十几个省份也公布了本地政府债务情况。但到目前,上海、浙江、广东和深圳四省市政府并未公布其债务审汁结果。
  地方债自主发行,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预算法》。根据中国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自主发债:在1995年颁布的《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如果地方债试点推广普及开来,那么从文字意义上讲,“国务院规定”可以回避掉《预算法》的这一限制,但是同时,第二十八条也成了一句空文。
  问题丛生的地方融资平台
  国际著名评级公司穆迪指出:“中国地方政府此前累积了规模不小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负债,而这最终会成为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此次试行计划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从而令地方政府的融资来源更显多样化。”
  实际上,即便没有地方债的自主发行,地方政府的各个融资平台也充当了代替地方债发行的类似角色,作为地方财政的有效补充,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由传统的集中型财政体制向规范化的分级财政体制转移的重要一步。实行分税制后,所有税收政策的制定权和举债权都集中在中央,地方无权开设新的税种,更无权举债。
  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从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各级财政所掌握的地方税大多数是比较零星、稳定性较差的小税种,这类税收因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较弱,收入弹性较低,增收的潜力小,这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缺乏稳定的来源。
  既然地方政府不能依靠中央政府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又不可能通过任意开征地方税种的方式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同时由于我国在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务发行管理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等若干法律和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借债务。这使得许多地方财力匮乏,面对日益增多的事权无能为力。
  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财政资金,增加政府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由于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地方政府就采取各种变通的办法筹集资金,多种多样的融资平台由此出现。
  一般这类融资平台由政府支持成立,背后有地方政府的隐形担保。从资金用途上看,用于市政建设等方面,另外它是以企业或其他形式进行融资,所以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从而规避了《预算法》的制约。
  根据国家审计署今年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多,管理不规范。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设立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有3个省级、29个市级、44个县级政府分别设立10家以上。
  审计署表示,在其对全国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的审计后发现,有1033家融资平台公司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未到位、地方政府和部门违规注资、抽走资本等问题,涉及金额2441.5亿元;由于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回收期较长的公益或准公益性项目,盈利能力较弱,有26.37%共计1734家融资平台公司出现亏损。
  审计结果还显示,从债务偿还看,2010年有358家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借新还旧方式偿还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1059.71亿元,借新还旧率平均为55.20%;有148家融资平台公司存在逾期债务80.04亿元,逾期债务率平均为16.26%。
  地方债的监管保障
  对于地方债,部分观点认为,地方债的自主发行,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将地方债务透明化,公开化,避免融资平台运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实现地方财政的健康循环。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重视的就是对地方债日后自主发行的监管保障。
  有观点认为,目前的试点范围仅限于省市一级政府发债,如果试点扩大,将要涉及允许到哪些层级的政府发债、地方债资金规模上限设定、如何审批、评估、监管、担保、惩罚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并没有一个细则的监管条例。
  对此,有学者建议,要成立地方政府债券审核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审批机构,该机构可以挂靠在财政部下。地方政府发债的规模必须纳入政府举债整体规模预算和国家整体投资规模预算之中。
  同时,要严格资金运用,明确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只能用于地方基础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严禁发新债还旧债。
  地方债发行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其目的不是为了无限制的给政府融资,也不是填补地方财政的烂帐窟窿,更主要的是要让地方政府用作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债的背书是地方政府的信用,如果监管不力,滥用地方债发行权,不仅会伤了广大的债券持有者,更加受伤的是地方政府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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