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描述：华世奎楷书“泉响风摇苍玉佩，月高云插水晶梳”七言联轴，纸本（玉版宣，玉版宣为宣纸中的上上之品，质地坚厚、光洁坚致、莹润如玉），尺寸131×31×2，每幅约3.6平尺，民国时期原裱，裱后具有典型的久藏未悬挂之特征，包手处自然包浆痕迹显著;画面完整、挺括、洁净，“玉、晶”字处裱前各留有两条横折线痕、上联的上部左边稍有一些水渍（请认真察看本原作图片），自然包浆、局部稍有自然包浆的小斑点，字体墨透裱褙，岁月气息明显，品质诱人。此为华世奎经典楷书之作，取颜字之骨，气魄雄伟，骨力开张，功力甚厚。
　　作者简介：华世奎（1863—1941），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天津老城厢东门里。字启臣，号璧臣、弼臣、思闇，晚年自署“北海逸民”。卒，赐谥号“贞节”。承彦之子。近代著名书法家，津门“八大家”之一、“四大书家”之首。自幼得力于家教，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章京。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后任军机处内阁阁丞。袁世凯任总理大臣时，升正二品。可谓官高爵显。“百日维新”后，以省亲为名弃官隐居天津，在意租界购置房产，以清朝遗老自居，自号“北海逸民”，终生不剪辫子，不用民国年号，不再入仕，不再参与政事，惟以诗文、书法自娱。其书，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善。尤精楷书，取颜字之骨，气魄雄伟，骨力开张，功力甚厚，馆阁气魄。书作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末代皇帝宣统退位诏书即其书写。著有《思闇诗集》《津门华世奎孝经帖》等。
　　人物轶事：华世奎题写“天津劝业场”时，已是民国17年（1928年），那时华家早已不住东门里，自打宣统逊位，华世奎就在租界买下一幢构筑别致的小洋楼。
　　据华家后人华泽咸回忆：求字当日，华世奎正在给弟子董凤桐和自己讲授孙过庭的《书谱》，这时仆人徐升走上楼说：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求写“劝业场”牌匾，并求见老爷一面，不知老爷见与不见。华世奎听了，略作沉吟，淡淡地说：“请！”时至今日，这声淡淡的请，依然特别刺耳，因为按照当时惯例，凡有登门求字者，皆与账房负责人谈妥价钱即可，华世奎从不接见求写匾额的客人。但因高星桥在天津势力非同一般，华世奎却也不得不破了这条规矩。
　　功夫不大，高星桥派来的“使者”走进书房，来者简明扼要说明“劝业场”牌匾的尺寸大小后，遂叫人端来300块现洋，非常客气地说：“区区润笔，不成敬意，馈赠先生一茶耳。”华世奎淡然一笑，颔首将此事应允下来。
　　不料事隔几日，华世奎刚把“劝业场”牌匾写好，那位“使者”便不期而至，他又送来200块现洋，面带难色地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烦劳华先生為‘劝业场’再题‘天津’二字。”华世奎听罢，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吩咐仆人徐升，当即铺纸研墨，挥笔题写“天津”。
　　如今，“天津劝业场”牌匾原件存放在该商场顶楼，已作为国家文物供人们欣赏。
　　华世奎任内阁中书行走时，与翰林徐世昌同拜户部尚书祁世长之门。祁世长晚年得一幼子，生前十分喜爱，曾拜托华世奎、徐世昌日后照料。
　　1930年，祁世长“幼子”贫困潦倒，特由家乡来津门求助。华世奎感念师恩，赠其200块现洋，又亲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可徐世昌对于华世奎说：“卖字日进斗金，我也卖字，但赚钱不多。这样吧，我照你给他的钱数，减赠一半吧。”事后，华世奎又赠其100块现洋，并以此对后人谕讽徐世昌：“你们可要好好地练字呀，字练好了，比当一任民国总统还强呀！”另外，华世奎还有一事值得一说。“伪满洲国”初立之时，溥仪想通过罗振玉跟华世奎的关系，拉华世奎下水。罗振玉曾为溥仪四处延揽人才，他曾因与华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华家，劝说华世奎辅佐溥仪，最后华世奎碍着老友情面，才对罗振玉说：“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罢。”可私下里告诉家人：“皇上是满洲国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国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结日本，背叛祖宗，我作为大清旧臣，绝不能背叛先朝，与其同流合污！”
　　华世奎始终对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发易服，无论家里外头，总是穿长袍马褂，布袜子，两道脸的缎子鞋，脑后拖一条小辫。虽然华世奎一生忠于清室，抱残守缺，但是从人品、气节方面，绝不像袁世凯、徐世昌那样胸怀野心，见风使舵，既做清朝旧臣，又当民国总统。更不像郑孝胥、罗振玉之流，为复辟大清基业唆使溥仪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因此纵观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其人品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颂的。
　　款识：静泉仁兄大人正。璧臣华世奎。
　　钤印：华世奎印（白）、弼臣私印（朱）。
　　（文/行 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