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7日，我再次前往朝鲜，这次是应朝鲜官方的邀请去采访一个与儿童基金有关的主题。由于有2003年的印象，我对去朝鲜是又期待又紧张的。毕竟已经快10年了，摄影师的本能让我很期待再去现场看一看；但这个国家给人制造的封闭和神秘气氛，又让我不得不对随身携带的器材装备、甚至生活用品都极为谨慎。
　　果不其然，出发前，我的所有设备——大到专业摄像机、小到充电电池和CF卡，都要被一一拍照、说明详细规格并等待审批。在等待审批的过程中，我主动剔除了日用品中一切可能引起朝鲜人民不悦的元素，比如绝不能出现韩国品牌的商品。我甚至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古老的摩托罗拉手机，用它替代我的iphone4s。因为手机是不能带入朝鲜境内的。这样，如果到时候不幸被告知手机找不到了，我也不会觉得太心痛。当然，也是这个原因，我决不会带上我的苹果笔记本。
　　最悲催的是，由于提前一天出发，原定的国航改成了高丽航空。回想2003年，那时中朝两国还没有通航，所以我们从辽宁丹东坐火车进入朝鲜，火车还常常停电，所以一路走一路停，整整要花去一天的时间。现在，按说直飞平壤，不过才两个小时，但我着实担心了一下：高丽航空的飞行员有没有因为饥饿而发生飞行事故、那架前苏联的老飞机会不会半空中开始掉螺丝？
　　好吧，我显然是多虑了。我承认，由于9年前的那趟旅行，使我对这个国家的紧张和恐惧一直停留在当时，并且显得过于具体了一些。
　　从我办完登机手续的那一刻开始，就发现有些事情不一样了。一名正在候机的男子，从穿着和外貌看，应该是朝鲜人，正在把玩一个苹果笔记本。他大概是刚刚从中国买来准备带回平壤送人的，包装盒还在桌上，临登机前又重新包好放进行李里。当然，他应该不是普通的平壤百姓。
　　平壤的变化真的很大。人们住的高楼多了，女孩子衣服的色彩多了，几乎人人都有了手机，而街道和空气还是那样的干净。我能感受得到，至少平壤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有所提高。
　　到达平壤的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事尝试着自己走出了宾馆的大门。要知道，这在以前，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我们沿着宾馆前的大路一直往前走，这是平壤唯一的主干道，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只有这条马路上还有灯。走了几百米，我们还没有被拦住，我觉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索性拉低了帽子和同事拐到旁边的小道上——潜意识里是在挑战某种底线吧——我们只是低头走路，绝不敢相互说半句话暴露了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就这样，我们和一名岗哨、一名夜巡员和一个朝鲜女孩擦肩而过，直到眼前一片漆黑，再不敢向前，才准备折返。
　　满以为这次探险就这样结束了，可就在这时，拐角处一个黑影突然向我们冲了过来，对着我们劈头盖脸说了一通朝鲜话，一直高度紧张的我们终于崩溃了，一阵拼命地摆手，然后落荒而逃，留下那个人在原地目瞪口呆。后来我们猜想，那个人应该是来找我们问路的——这样寻常的事情换个地方就变得惊心动魄，没有经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在我们的行程中，另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就是与当地的百姓交谈。但其中一天晚上，我们在便利店遇到的朝鲜女孩，让我也有了新的认识。那家便利店商品不少但也不算丰富，很多都是中国货，周围的平壤市民会凭着编号或名字来免费领取食品份额，女孩就是便利店的服务员。
　　我们要了速溶咖啡，折合人民币约3元一杯，边喝边想着话茬和女孩聊。语言肯定是不通的，但女孩却非常大方。同事前一天晚上在这里曾看见一个男孩好像是在等女孩下班，就在纸上画了丘比特的心，问女孩：那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女孩笑着摇摇头，然后也在纸上画起来：一支箭距离一颗心还有一段省略号的距离——应该就是“还在追求中”的意思吧。
　　但是，当我们提出想拍摄便利店商品的照片时，女孩摆手拒绝了。
　　平心而论，这趟平壤之行，在管制方面，的确有很多松动。比如，我们可以用长焦镜头拍摄平壤街头，在拍摄那些还不太体面的画面时，他们也只是温和地阻止，但是，这种种变化，也给我带了新的困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官方邀请的，所以会被更宽松的对待？我也不知道他们这种宽松态度的边界在哪里？毕竟，我时常还能想起9年前枪栓声在耳边响起的恐怖回忆。
　　一直到要离开的前夜，我的紧张情绪都没有完全消散。在这种情绪的压力下，我做了一件相当愚蠢的事情——那就是在宾馆里，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检查了相机里所有的照片，然后主动删除了一些我认为可能给我和我的设备带来麻烦的照片——没办法，我的职业让我有偷拍的习惯。
　　可是，出境时，我的相机没有接受任何的检查，我的手机又回到了我的手中；而且，我还是坐的高丽航空，他们的飞行员技术真的很棒，起飞和降落几乎没有任何摇摆和震动。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的住所，上着网刷着微博。能够远离那让人窒息的环境，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只是，在整理这些图片时，我仿佛又回到平壤的大街上，看到排队放学回家的儿童和等候在食品发放点领取必需品的普通朝鲜人——他们应该被更多人了解，他们并不令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