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侣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文坛涌现出大量女性哥特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由于鼓动想象和欲望，远离现实而受到主流话语的贬斥。本文将以《诺桑觉寺》为文本，尝试论证简·奥斯汀如何通过对哥特文学这—形式的模仿与利用，让其女主人公从哥特的幻想世界中苏醒，获得对现实的辩证理解。
　　关键词：《诺桑觉寺》 哥特 想象 现实
　　一、引言
　　早在17世纪末，英国就进入了追捧理性和秩序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文学和艺术都呈现出了追求庄严、节制与和谐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浸染，社会结构变革的暗潮涌动，民众内心的情绪急需一个喷涌的出口。哥特小说与当时主流的说教文学不同，它越过道德和社会准则，通过想象的环境和情节把人的欲望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幻想的世界直接映射着人物对现实的厌倦与排斥。这样一种形式在女性中尤其受到欢迎。18世纪的女性完全处于男权统治之下，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她们被禁锢于单调的琐事之中，读书、打扮、提高品位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自己求得一位理想的丈夫。长期乏味压抑的生活使女性对陌生环境、冒险以及情感宣泄充满了想象，而这种欲求在创作和阅读哥特小说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
　　《诺桑觉寺》对哥特文学的模仿与戏谑历来是文学评论聚焦的话题，本文将从人物类型、环境铺垫、象征意义等方面论述简·奥斯汀如何摒弃说教文学和感伤文学的固有模式，借助流行的哥特元素，形成独特风格的现实小说，让其笔下女主人公从无知的幻想回归实现，感悟深层人性。
　　二、人物类型——弱化的哥特
　　哥特小说的女主人公通常聪颖美丽、娇柔脆弱。围绕女主角的有居心叵测的女友、纠缠不清的色徒、谋财害命的恶棍等。苏耕欣教授曾称《诺桑觉寺》为“一篇讽刺哥特小说的准哥特小说”。作为准哥特小说，简·奥斯汀赋予主要人物和故事背景一定程度的哥特色彩，却在情节发展中抽离了完成极端哥特的必要因素，使《诺桑觉寺》成为一种削弱的、矫正的哥特。故事开篇就指出凯瑟琳并不具备常见的女主人公特质。“凡是在凯瑟琳·莫兰的幼年时代见过她的人，谁都想不到她天生会成为女主角。她的处境、父母的身份、她自己的品貌气质，统统对她不利。”简·奥斯汀让这样一位不柔弱、不美丽、不具备女主角特质，也没有遭受哥特式虐待的人承担起了整个故事的主人公视觉和叙事功能。凯瑟琳是一个非哥特世界的人物，却因为对于哥特小说的迷恋，成为一个“女性堂吉诃德”，带着读者一起走进想象的情节去挖掘哥特，体验哥特。
　　与之相反，另一个相对弱化的人物蒂尔尼小姐反而更像哥特小说的女主角。“她的言谈举止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良好的教养。她既不羞怯，也不故作大方。”蒂尔尼小姐美貌聪慧、温良贤淑，却因母亲早逝，父亲专横霸道，内心隐藏着孤独痛苦。这样一个角色如同大多数女性哥特小说的女主角一样柔弱而不幸，美丽而哀伤。蒂尔尼小姐和她的母亲一样承担着隐匿的哥特色彩。她的古堡生活以及早逝的母亲让凯瑟琳和读者一起联想到了如“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被囚禁、迫害的女性角色。然而简·奥斯汀弱化了这样一位具备哥特女主角特质的人物，完全抽离了典型的哥特情节。蒂尔尼小姐并没有被其父亲凶残地虐待，她反而在故事的结尾获得了应有的幸福。
　　反面人物約翰·索普和蒂尔尼将军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哥特小说中恶棍和迫害者的角色。然而简·奥斯汀只是让他们支撑着故事的框架，却慢慢抽离了他们完成哥特式伤害的功能。索普是个粗俗傲慢、自私势力的追求者。他的谎言在一定程度上为凯瑟琳的诺桑觉寺之行创造了条件，也造成了蒂尔尼将军最终对凯瑟琳的驱赶，让她从想象的世界回归现实。蒂尔尼将军专横势力，是男权统治的代表，他具备了哥特小说典型的反面角色特质，以致在凯瑟琳的想象世界中成为邪恶的弑妻者。然而随着简·奥斯汀对故事的解构，读者跟着凯瑟琳一起从哥特世界返回现实，发现蒂尔尼将军除了专横势力、冷漠自私以外并没有骇人听闻的罪恶行为。
　　简·奥斯汀赋予人物哥特式框架，却削弱他们的戏剧性功能，通过对哥特故事的建构和解构让凯瑟琳逐步从“恶棍与天使”的极端认知中觉醒出来，辩证地认清了人性。
　　三、环境铺陈——幻灭的哥特
　　《诺桑觉寺》与哥特小说的联结除了人物类型，以及女主人公对哥特小说的迷恋之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凯瑟琳的诺桑觉寺之行。简·奥斯汀熟知哥特小说的特质，她摒弃了女性哥特小说极端的戏剧化情节，却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精妙的叙述技巧。尤其是安·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最为擅长的悬疑笔调（suspension）被精妙地模仿到凯瑟琳古寺探秘的篇章之中。这种建构、悬疑、解构的叙述方式引人人胜、扣人心弦，使读者和凯瑟琳一起完成了好奇、忐忑、猜疑、惊悚、幻灭的心理体验。
　　在去诺桑觉寺的路上男主角亨利用戏谑的方式为凯瑟琳开启了哥特世界之门。他讲述的故事里半暗不明的大厅、阴暗的走廊、阴森的房间、巨大的挂毯、古老的丝绒被褥以及暴风雨、秘密通道、拱顶的小屋、匕首和鲜血这些极为典型的哥特元素充斥着凯瑟琳的想象，使她急不可待地想进入刺激的哥特世界。然而，她刚刚进入诺桑觉寺的庭园，就经历了与哥特世界违背的第一次幻灭，“发觉自己连个古老的烟囱也没看见。满屋子富丽堂皇的家具，完全是现代格调。对她来说.这种改变是令人痛心的”。
　　外部环境的差异依然无法唤醒凯瑟琳所沉溺的哥特想象。她开始自我建构，寻找隐匿的黑暗秘密。第一个目标是“古怪的旧箱子”，这个探秘过程被叩门声打断，读者和凯瑟琳一起被“吓了一跳”，而最终只找到白布床单，并没有邪恶的秘密。第二个目标是黑色大立柜，在暴风雨的烘托下，气氛格外阴森惊悚，“她的心在扑腾，膝盖在颤抖，面颊变得煞白”，即将接近真相时，简·奥斯汀又采用了悬疑的写法，蜡烛被剪灭，房里一团漆黑。各种异样的声音借助想象，使听觉上的惊悚之感迎面扑来。直至第二日清晨，读者和女主人公才又一次体验哥特幻想的破灭。第三个目标是当蒂尔尼小姐深情地回忆自己早逝的母亲时，凯瑟琳开始运用哥特故事的模式想象蒂尔尼将军虐杀妻子的情节。这一自我构建的哥特幻想也在与亨利的对话中被否定了。 　　简·奥斯汀用精妙的叙述方式，烘托出极具哥特色彩的惊悚氛围，却用幻灭的结局让读者和凯瑟琳一起体验了哥特世界的极端性和非现实性。
　　四、象征意义——从哥特到现实
　　1762年，在《关于骑士精神和传奇的信》一文中，理查德·赫德（Richard Hurd）认为哥特式的因素实际上是人的内心活动着的一个“隐秘动机”，这种动机通过传奇的形式得以外化。因此，哥特式的情節其实象征着人内心被压抑的种种欲望。女主人公凯瑟琳的童年生活平庸单调。到了青春期，相貌逐渐显露出女性的柔美，心理上对于浪漫有了懵懂的渴求，然而，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无法给予她任何感性的经历。凯瑟琳内心已经萌发了对爱隋、浪漫、刺激的渴望。而哥特小说这种戏剧化、感性、充满极端爱恨情仇的情节正好迎合了她的心理需求。邻居艾伦夫妻的邀请开启了凯瑟琳在巴斯小城的社交生活。在此期间，虚伪肤浅的女友伊莎贝拉是一个欲望的符号。她热衷时髦风尚，洞察儿女情思，引发了凯瑟琳对哥特小说的痴迷。可以说伊莎贝拉开启了凯瑟琳对情爱和新奇的追求与想象，使她感动于哥特式浮夸的深情表白，甚至之后试图在现实中挖掘哥特式的邪恶秘密。她为凯瑟琳从现实探寻哥特的荒谬行为铺就了感性基础。故事的男主人公亨利是一个引导凯瑟琳打破哥特幻想，理性识别人生的导师符号。他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主流话语权，洞悉人情世故，常常用戏谑的方式对事物给予权威的评论。他拥有着对结构和本质、小说与现实理性的认知。舞会上他引导凯瑟琳理解舞伴和人生伴侣结构的相似性。他同样痴迷哥特小说，却对现实社会及人的本性有辩证理解。前往诺桑觉寺路上，他戏谑地激起凯瑟琳对古寺的哥特式幻想，从而促发凯瑟琳经历想象、惊悚、幻灭，直至完全清醒。哥特世界的幻灭也使凯瑟琳自我反省，终于意识到现实世界里没有哥特式绝对的天使和恶棍，“人的心都是善恶混杂的”。伊莎贝拉天使的外表下隐匿着虚伪善变，而蒂尔尼将军虽专横冷漠，也并非恶魔般凶残。凯瑟琳学会了分析，学会对事物的建构与解构，从极端的哥特结构里感悟到了更为深层的善与恶。哥特是对现实的极端戏剧化，而现实隐藏着弱化的哥特本质。
　　五、结语
　　简·奥斯汀的小说是实验性的。她风趣现实的笔触让笔下的女性在欲望与成长、现实与想象中努力摸索。她们主动经历、自省、成长，最后获得理想的结局。《诺桑觉寺》通过巧妙借鉴哥特元素和叙述技巧，讲述着关于女性认知成长的过程。正如其所说，小说中有“对人性最透彻的理解”，简·奥斯汀在“两寸象牙”上雕刻出的人性最为真实、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