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文人饮酒诗的开端，而作为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白也是以饮酒独具盛名，不难看出，阮籍和李白的诗酒在背景与心境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主要从诗人所处的时代及心境探寻二者差异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阮籍 酒 李白
　　“酒”作为一种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的产物，也是沟通物质和精神的桥梁，物质的酒给人以生理上的刺激，而酒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象象征生命的活力，给人以向上的精神力量，让人有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境界。
　　中国文学史上，诗与酒都承载着诗人对生命的忧叹。关于酒的来源人们说法不一。一种是“仪狄作酒”。《战国策》曾言：“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一种即“杜康造酒说”。“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结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相比而言，杜康酿酒流传更广，因此“杜康”作为诗酒的代名词。曹操也曾在《短歌行》中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文化也由于其本身的魅力而被文人墨客所喜爱，他们在酒中畅谈快意人生，借酒诉说心中的忧愁。当现实无法满足自己的人生理想时，文人借酒抒发心中的块垒，酒也被当作文学创作中被诗人掺杂个人意志的原动力。本文主要从时代与诗人的心境出发，研究李白与阮籍在诗人创作中所产生的不同情感，从而进一步分析其文学的风格情感。
　　一、“苦闷心境”与“个性解放”
　　阮籍出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父辈那种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慷慨激昂的人生意志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他生活在一个政治上极其动荡的时代，其父阮瑀与曹操父子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他的一生碰上了“禅让之局”，政治斗争的剧烈和残酷，对他的思想以及生活态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早年的阮籍本有“济世志”，《咏怀诗·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志好尚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少年时的阮籍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将建功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渴望像父亲那样建功立业，将积极人仕作为他的唯一追求。在《咏怀诗·其六十一》中：“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他认为自己的剑术与张仲相当，可见少年的豪情壮志对于人生的影响。而阮籍一生，差不多都在醉意中度过，并“口不臧否人物”，然而黑暗的政治统治却使一个怀有济世志的少年沉迷于杜康无法自拔。《晋书·阮籍传》中记载：“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然而不幸的他生于动荡时代，由一腔热血的济世少年到一心只想避世的装醉人，現实的矛盾使他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生存。仿佛只有“酣饮为长”与“不臧否人物”才能逍遥避祸，得享天年。《世说新语》曾记载：诸如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减否人物。”醉酒后的阮籍生活得更加潇洒;他可以通过醉酒逃避司马炎向他的提亲;他可以通过醉酒逃避钟会询问的政治决策……众人眼中的酒鬼醉者却是最清醒的，他是众人皆醉中的醒者，他通过醉酒来反抗黑暗的统治者，通过醉酒来寻求他广阔的心灵历练和胸怀。“借酒消愁愁更愁”在他身上无疑是最好的呈现，无论是共饮，还是独酌，阮籍喝的都是冰冷的苦闷之酒。在他极度苦闷之时，往往“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而哭”，他把内心的苦闷通过这种最无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他在《咏怀诗》中所表现的“阮旨遥深”正是他内心苦闷的有力佐证。
　　虽然李白的饮酒较阮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他的酒中满是对生活的希望，阮籍的酒是对时代的无奈，是对生活的苦闷，是无尽的绝望，心境的差异是阮籍与李白醉酒的根本区别。李白生于大唐帝国最鼎盛时期，青年时期的李白夙有“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二十六岁的李白为了实现自己的济世理想，“辞去亲国，仗剑远游”，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浙等地，踪迹所及，几半中国。天宝元年（742），四十二岁的李白经朋友举荐，由一介布衣，受玄宗皇帝诏到达长安，准备大显身手，实现济世理想。此时的唐玄宗已没有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而李白那种不能摧眉折腰的傲骨也无法奉承近宦权臣。因此，李白在宫中近两年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官职，最后被赐金还乡，李白的宏伟事业也就此化为泡影。虽然政治上的郁结也使他常常沉醉于酒乡，但李白在酒中表现出乐观积极进取的不服输心境。“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是气吞山河的气势;“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诗人也曾借酒消愁，在人生不如意时纵情呐喊，但无论是一个人的独酌还是两个人的对饮，李白的真性情都从酒中自然流出，酒中浸泡着的是李白那颗纯真的赤子之心。李白不是用酒以麻醉自我，也不是借酒来逃避现实，李白的酒中有时间易逝的人生忧虑，也有怀才不遇的政治苦闷，更有得遇知己的人生快意，他更多的是用酒来表现自我，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自由的人生之感。
　　如果说魏晋时期，文人选择在酒中躲避政治，追求自由与生活的欢乐而恣意放纵。我们不难发现阮籍通过饮酒来逃祸和消愁，情感比较单一。那么盛唐时李白饮酒的心态与魏晋时期的文人大不相同，李白生活于大唐盛世，自由的生活环境是两人差异的根本原因，李白与阮籍不同，他不必为自己的性命所担忧，虽然生活不如意但仍能在酒后展现真实的自己，而阮籍不同，醉酒后他也必须保持清醒，纵然苦闷与压抑，也不能展示真实的自我。
　　二、“催化剂”与“附属品”
　　魏晋士人不再去追寻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统一教化，而是注重自我个性的解放，是一个率性而为的时代，也是一个压迫与反抗并存的时代。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道：“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阮籍的逸事流传颇多，千载之下，其昂然不群的形象与超俗通脱的人格魅力依旧令人仰止。而阮籍所有的逸事几乎都与酒有不解之缘。《世说新语》关于阮籍的记载共有31则，其中12则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而《任诞》篇共只有54则，在此12篇中，涉及酒的共有7则。由此可以看出，酒在阮籍的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与此不相对应的是他的82首咏怀诗中，涉及酒的却仅仅只有一篇而已，而作为一代“诗仙”的李白则不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曾评价他“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李白的诗文集中，饮酒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把李白现存的诗和文1050首做一个初步统计，说到饮酒上来的有170首，占60%。”从这里可以看出，诗和酒与李白的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为什么身为竹林饮酒小团体中的阮籍的咏怀诗中却缺少酒这重要一意象呢？那么阮籍饮酒是否与他的诗人创作无关呢，在82首《咏怀诗》中，“酒”并不是他的主要意象，在他的诗中，无法看出他是一个醉酒之人，诗中清醒的思考与冷静的玄学思考是他借诗发表的玄学理论。阮籍只是通过诗歌隐晦曲折地寻求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在阮籍的82首部分咏怀诗中出现了大量彷徨、凄凉、惆怅、哀伤等痛苦迷茫的词语和凝霜、寒鸟、禽兽、秋风等萧条的意象，还有忧戚、咨磋、担忧、泣悲等无奈伤心之语。酒是消解阮籍胸中悲愤避祸的良药，因此他的创作与酒没有联系，诗中无酒，诗是他抒发内心愁苦的方式，而酒只是他苦闷生活的附属品。
　　而李白的酒作则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酒亦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也形成了诗人个性鲜明又富于变化的诗歌意象”。酒可以激发诗人创作的激情与丰富的想象，在李白那里，酒是他诗歌创作的催化剂，他借酒把生命的激情转化为奇丽的诗篇，同时抒写自己的人生理想。酒、诗与李白的个体合为一体，可以说酒是李白创作的必然要素，恰到好处的饮酒让其创作出绝佳的诗作，正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在似醉非醉之中，思维畅游于祖国大好河山之中。李白的《月下独酌四首》《将进酒》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吟诵出的。就是在这种忘我的心境中，产生出独特的创作能量，创作出展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不朽作品。
　　综上所述，阮籍的一生伴随着寂寞孤独，只有在酒中可以暂时获取内心的坦荡与精神的解脱。因此，阮籍生活中处处有酒，“酒”贯穿了他的一生。但当饮酒不能让他彻底解脱时，他在老庄思想中寻求解脱，在诗作中寻求自己的另一精神世界。借助蕴含玄思的诗歌，阮籍在酒中逃避现实，在诗中自叙其志，酒也不是阮籍生活的全部，谨慎的创作态度使他的头脑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状态。“酒”对于阮籍来说是消极反抗的附属品，“反复零乱，兴寄无端”的咏怀诗、愁闷的苦酒正是文人寻求个性解放的人生追求，但在魏晋那个混乱的时期不可能顺利实现，诗酒文化正是畸形发展的典型产物。李白身在盛唐，渴望着建立功勋，并且一直处在自己所编织的美好幻梦中，但现实是那么不尽人意，他只有在纵酒中沉迷在自己的理想国中无法自拔。失意的李白盲目乐观向上但却不清醒，他没有阮籍对于现实的清醒认识，但他们都以酒的形式演绎了他们的悲剧时代和人生，以看似迷惘实则清醒的头脑展现特有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