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心灵产物的诗歌，给生命以“精神的慰藉”几乎是标志性的答案，但具体而言，却是有区别的，因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背景和场域，以及人际交往中，诗歌之于诗者，作用各不相同，甚至观念会自相矛盾。郭沫若有“诗歌创造人格”的观点，这话就理论本身而言，很抢眼，叫人心动，但如拿这论断对照他在特殊历史阶段的诗歌表现，似乎难以服众。艾青有“诗是心灵的活雕塑”的见地，听起来耳热，指向心灵，有共鸣。歌德呢，则定位诗歌是用以使人变得“文雅”，他说：“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瞧，几多吓人。如真这样，诗人就有微博大 V们“像做皇帝的感觉”了。表面看诗歌能使诗人“文明”，却不经意地暴露了“野蛮”——唯我独尊不是？
　　倒是雪莱实在一些，他的感受是：“诗是诗人心灵中最快乐最良善的瞬间记录。”
　　看来，诗起码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不过好像作用有限，只起到“记录”的作用，还不恒常，“瞬间”哦，多么玄乎的事情。这意思倒与臧棣的观点吻合，他在《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见解——
　　对诗歌写作而言，诗歌的本质一定和最深的生命的愉悦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诗歌写作在本质上必然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快乐，语言上的快感，心智上的快乐，想象力上的愉悦。这不是说，诗人没有痛苦，或是对生人的苦楚缺乏敏感；而是说，只要进入到写作中，进入到文学的世界，痛苦基本上都会转化为一种创作力的快乐。哪怕这种创作的快乐最终会被用于处理悲剧的主题。
　　我看重这些文字讲了作者个人感悟的诗歌本质，同时也富有创见地阐释了精神痛苦与写作愉悦的问题。比较得体。仔细一想，这点常人不稀罕的愉悦，于诗歌和诗人却十分宝贵，因为这份精神大礼包是“最高意义的欢乐”。不过，哈罗德·布罗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做出了相异的结论：“一首诗不是对焦虑的克服，而是那焦虑本身。”他认为，“诗歌是对影响的焦虑，是误读，是被约束的悖理。”进而设问：“假如影响是一种健康状态，谁还会写诗？健康意味着停滞。”
　　“焦虑”伴生“痛苦”，“健康”喻示“欢乐”，看来诗歌之于诗人也脱离不了“哈姆雷特怪象”：有因诗求富贵功名的，有因诗得心境高洁的，有因诗而谵妄自大的，有因诗让命运陡变的，不一而足，各有各的趣味，不是吗？得陇望蜀者，依就欲壑难平；位卑清贫者，即便吃着酸菜也不忘习惯性地施善行好，即使偶尔发诗得酬也慷慨而默然地捐助柔弱……诗歌究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在万象的现实，这些“主体”的生动形象或许都可以作为事实依据奥援言及的话题。
　　愉悦者，大抵超脱，在意的是“写出”的状态，或对这个状态的心满意足的留恋，在乎的是那个“味儿”。比如那些写了就写了，不闻身外事和不求万岁名的，就不会为衍生出缠绕心神的苦恼而烦忧。或者是写了就压箱底，存盘进仓，示之于自然状态，管他娘的点击率，心态决定境界，自乐亦是大乐。难道诗歌，真是精神麻醉剂？
　　痛苦者，为何而痛？按照如今诗歌出品的流程看，一是写不出自己中意的而苦，二是写出了又不为人认可而恼。最为心累的是那种本身写不好，却想占有更多，于是挖空心思在环环相扣的诸多利益环节使手段，耍心眼儿，搞交易，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此长彼消，拿什么浇灌诗歌？更有那高深的骄狂之徒喜穿迷彩服处事为诗，可别忘了，即便你装得再怎么低调，也无济于事，狐狸尾巴到底是藏不住的。能寄望这样的诗人“心灵的膏药，灵魂的制剂”之喻吗？不可能，在他们眼里和手里，诗歌只是一种“物质工具”，达到了目的就弃之如鸡肋，“诗人”这顶“桂冠”，不如阿 Q头上的破毡帽值钱。
　　“诗歌无法抵挡一辆坦克 ！”这是战争年代的悲观，按逻辑推理，现实的消极应该有恃无恐，不过事实的出入似乎很大，因为在文化大繁荣布景的舞台上，靠诗歌带来了什么，换取了什么的例子实在太多，也好像来得太容易。这其中，有一类人，前半部分“俗”，为我所用的手段尽过一遍，然后得鱼忘筌，后半部分开始翘起二郎腿，被一帮人围着谈经布道，俨然不识人间烟火的巫师一般，看似清心寡欲，实则野心更甚。
　　话说回来，想当将军未必马上就不是士兵，受制于现实条件和人的本性，“我们”很多人既然连“诗人”都不是，自然就犯不着去什么道道上费力地弯弯绕，只老老实实待在一亩三分地里，过小户人家的日子，写着无为有趣的诗歌，苦得清爽，乐得自在，“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没什么可在意，何累之有呢？
　　我一直认为，写作和钓鱼、打球、旅行、跳排舞、打麻将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别，都是人们的爱好方式而已，但是一个民族大面积远离精神文本，不沉潜于关乎心性的阅读，而功利地制造着一代又一代拿着高文凭的文盲，无异于灵魂垮塌，这比洪涝、泥石流、地震，甚至战争等更为可怕！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完全可以称之为心灵的圣经。缺之，人生就缺了支柱。
　　在这个散发着铜臭的现实，诗歌不可兑换物质，它的存在与延续，带给人类的是灵魂的旗语、信仰的指南与生活的滋味，无论世事怎样沉浮，但精神，因有诗歌的润泽，而永远油光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