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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世界的政治家来说，中国和财富的结合，意味着一个更稳定、更现代的庞大国家实体的出现。美国前商务部长坎特在财富论坛大会发言时说：“是，我看好中国，在冷战时期，我们怕苏联强，怕中国强，现在，冷战结束了，如果他们弱我们才怕呢。一个强的中国，一个发展的、自信的、富裕的中国，一个提高生活水平，一个有中产阶级，一个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我们要这样的中国。中国变得强的话，是造成稳定发展的依据。”
对于全世界的企业家来说，中国和财富的结合，则是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上半叶全球市场最神奇也最有战略意义的事。英特尔公司董事长葛洛夫说：“踏上中国大地，好像大梦初醒。”
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之路，选择与财富的结合，这正是《财富》杂志选择上海召开全球财富论坛的大背景。此次“财富500强”与会的有60强，超过前4次论坛的总和；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已报名参会代表无一退出，显示出对中国市场坚定不移的信心；而江泽民主席那句“你们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欢迎你们”的承诺，更激起了跨国公司巨头们长时间的掌声。不少人断言：中国因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而出现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趋势很快就会逆转。
《财富》总编辑约翰·休伊说：“中国是未来全球商机的重中之重。”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专门向财富论坛致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球。
中国之变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判断是：在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在20多年时间里以如此高的速度连续增长，这是一个世界奇迹。林毅夫1982年到美国留学时，市场几乎没有中国商品。“而现在，到百货公司买一件不是中国造的商品都难，中国发挥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
在财富论坛期间到上海访问的杨振宁博士的话更为传神。1971年夏天，他首次回到阔别26年的中国，到上海探望双亲和弟妹。抵达的第2天，一大早就被高音喇叭吵醒，于是他一个人独自到街上溜达。走了不远，看到了一个卖豆浆油条的摊档，他高兴地掏出3分钱买了一根油条，正想往嘴里送，摆摊的大婶却追上来向他要“粮票”。结果，到口的油条自然飞走了。他又走了不远，看到一个小男孩正爬到树上捉“知了”，于是他拿出照相机，想拍下这个有趣的镜头，怎知突然有一名男子大声喝止，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从美国来。这下可不得了，那男子立即跑去找来一名解放军。那名军人到来也不知所措，叫他不许动，要请示上级如何“处理”……
建国50年，改革开放20年，中国不断在变。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演讲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作了颇为精到的概括。
“中国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是崎岖的。1978年邓小平开放经济之前的29年，中国通过在苏式计划经济中动员劳动力和资本来达到增长，而苏式经济是历史上最浪费的经济制度之一。虽然偶尔出现急速增长，但很快又被经济混乱时期抵销。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有额，实际上从1952年的5.2％，下降至1978年的5％，考虑到中国起薪点低，这个表现是可怕的。在1978年，约6亿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下(国际贫困线为每日一美元)。
“邓小平明白到，孤立是中国窘迫和落后的原因。他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实施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个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带来外国技术，提高出口和增长。中国在全球生产的占有额，从1978年的5％上升至1995年的11％，在1996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中国人，已下降至22％。
“过去20年，中国生活水准上升5倍。他们从未享受过如此多的经济自由和选择。”
正是中国之变，吸引了超过33万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财富500强”中已有200多家落户中国。在外企的直接就业人员超过1800万，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4.83％(1998年)。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柯达公司首席执行官裴学德说：“中国市场比较特殊，它的潜力很大。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扩大市场占有率，而是扩大它的市场。每一个中国家庭一年使用的胶卷数量是0.5卷，而美国是20卷。”对中国市场持续稳定增长的预期，是跨国公司投资的最大动力。
外资之争
外商来华投资已20年。外资这一昔日的禁区，今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一个亮点。不可否认的是，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曾有过许多的坎坷。中国利用外资的每一次飞跃，都相伴着一次思想的解放。
《财富》中文版在最新一期载文详细介绍了中国90年代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4次争论——
争论之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是否过大?外资多了还是少了?
仅从数量上看，经过20年发展，中国利用外资已具一定规模。但相对于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中国吸收外资仍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利用外资额仅几十美元，远远低于东南亚国家，中西部地区人均额就更低，如上海与青海人均实际吸收外资相差600倍。由于国情特殊，外商投资中有60％以上来自港澳台，假如刨除这部分，中国引资规模就更小。
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资金短缺将是一个长期问题。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其国内资本量占世界资本总量还不到4％，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不吸收外资是难以填补的。同时，利用外资是一种系统引进，除了物质资本，还可引进先进技术、人才、科学管理、现代市场机制、国际销售渠道等，这是内资和外债所无法替代的。
争论之二：外资与民族经济是否对立?
传统的民族经济概念始于二战后，是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针对殖民统治而提出的，认定民族经济应完全由民族资本、民族企业组成。但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融合、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这一概念已悄然演变，其内涵随之扩大。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纯粹的民族经济理论上已不存在，像可口可乐就宣布它不是美国公司，而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公司，因为其销售总额的80％在海外。
实际上，外资投资企业中有相当的国内成分。在广东外企，中方投资占到35％，而外资中近70％又系港澳台资本。可见，所谓的“外”字，是相对于其中部分资金的来源而言，并非企业国界归属的标识，更非判断是否民族经济的准绳。
20年来，中国的外资经济与民族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国轿车生产在开放之前近于零，通过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合资合作，技术水准和档次显著提高，短短数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路程。合资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意味着中方资产的增值，原来的蛋糕做大了，外方切掉一块，而中方得到的更多。中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几年，恰恰是国有资产增值最快的几年，外资的介入促成了国有资产重组、改制，盘活了部分资产存量，使之在流动中升值。
无数事例证明，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并不对立，两者没有根本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担风险，共同发展。
争论之三：外资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
从总量上分析，外资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并未形成垄断。其市场份额较大的一些行业，大多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有的是国家统一规划利用外资搞的，如小汽车、移动通讯；有的属放开竞争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啤酒、家电。外资带来了新技术、新产品，填补了原有空白，解决了进口替代；有些产品是外商投资企业最先推出的(如干白葡萄酒、寻呼机)，启动了新的消费需求，开发了国内市场。显然，外资有助于这些行业的发展。
当然，开放市场的确给国内企业造成一定冲击，但平心而论，一些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根子在其本身，而非外资的“抢滩”。比如，被高度保护的中国汽车工业，历经40多年发展，始终没能成为“支柱产业”，近百家汽车制造厂的年产量及年收入，尚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而国产车价格的人为抬高，也直接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
只有在竞争环境中，当破产的威胁是真实的，企业的自我约束才是可信的。对垄断企业来说，再加强纪律，要求它上交多少，可能都是空话。开放带来竞争，竞争提高效率。较早开放的中国电视机工业，在与洋家电的拼斗中，不到10年就使国产电视机的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90年代初，国内电脑市场还是国外品牌一统天下，而到1998年，全国销售额最高的十大电脑产品中，有一半是国产，这也是竞争的效应。
争论之四：合资是否吃掉了国产品牌?
从90年代开始，外商对华投资已由最初的产品、资本输出扩展为品牌输出，通过收购中方无形资产、全力推销外方品牌等方式，讓洋牌子“喧宾夺主”，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市场份额。
但是，如同世界各国的消费者一样，中国大多数青睐外国品牌的消费者，绝不是为了它们的洋身份，而是这些品牌提供给购买者的利益和价值常常高于本国的品牌。换句话说，中国品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其竞争力不如外国品牌。
专家认为，科学的品牌管理是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关键，而利用外资则是促进本国品牌发展的有效途径。合资可引进品牌管理与品牌发展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以充分挖掘本国品牌的内在潜质，使其逐步发展成国内乃至国际名牌，并创造出适合市场需要的、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新品牌。中国近20年来在家电、饮料等行业涌现出一大批叫得响的名牌，跟利用外资大有关系。TCL、海尔等中国企业在与外商合资时，由于自身品牌过硬，已能使得外商愿意打中国的品牌。
一个市场封闭的地方，外国投资者一般是不会投入巨资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指出：外资就像水一样，要选择适合的地方流淌。中国政局稳定，市场辽阔，回报率可靠，只要坚持开放政策，外资就一定会源源不断地涌来。过去的20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将来还会更加地证明这一点。
未来之路
自1994年下半年开始，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出现了系统化、整体性的倾向，即由某个单独的项目投资转向对一个企业的上、中、下游相关产品和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都进行投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明显有了更长远的考虑。以德国西门子为例，该公司1992年在中国只有一个生产性项目，目前已设立了45家合资企业，涉及电信、能源和工业等领域，总投资达10亿马克。从无到有，从少而多，从单一产品到全面介入，西门子投资方式的演变代表了跨国公司投资的一种趋势。
而中国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则在财富论坛召开前专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目前全世界已有4.4万个跨国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2/3的贸易和7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实质上讲，经济的全球化就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因此 ，中国应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结合中国的国情，使外资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要打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的旧观念。随着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迅速推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在大大提高。同时，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将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2.在贸易投资方面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的先进技术产业中，如通讯、计算机、半导体等行业中，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的生产和销售，使这些产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今后搞好利用外资工作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吸收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抓好这个重点，就能从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上有一个大提高。
3.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中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经不起国际市场波动的。低附加值、粗加工的产品利润很低，而竞争对手很多，一遇到风浪，出口就大幅度下降。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生产和销售，已大大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一个国家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他国家。中国应从这一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出发，根据自己的情况，占领一个或几个产品生产的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互相联合起来，成为其全国甚至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才能保证较高的生产效益和稳定的出口市场。
可以预言，在未来50年，中国继续开放、利用外资、与跨国公司建立更深更高层次关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财富论坛的火爆——这有40余架停在浦东国际机场的跨国公司总裁的专机为证——完全是有理有据，水到渠成。□
对于全世界的企业家来说，中国和财富的结合，则是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上半叶全球市场最神奇也最有战略意义的事。英特尔公司董事长葛洛夫说：“踏上中国大地，好像大梦初醒。”
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之路，选择与财富的结合，这正是《财富》杂志选择上海召开全球财富论坛的大背景。此次“财富500强”与会的有60强，超过前4次论坛的总和；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已报名参会代表无一退出，显示出对中国市场坚定不移的信心；而江泽民主席那句“你们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欢迎你们”的承诺，更激起了跨国公司巨头们长时间的掌声。不少人断言：中国因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而出现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趋势很快就会逆转。
《财富》总编辑约翰·休伊说：“中国是未来全球商机的重中之重。”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专门向财富论坛致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球。
中国之变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判断是：在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在20多年时间里以如此高的速度连续增长，这是一个世界奇迹。林毅夫1982年到美国留学时，市场几乎没有中国商品。“而现在，到百货公司买一件不是中国造的商品都难，中国发挥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
在财富论坛期间到上海访问的杨振宁博士的话更为传神。1971年夏天，他首次回到阔别26年的中国，到上海探望双亲和弟妹。抵达的第2天，一大早就被高音喇叭吵醒，于是他一个人独自到街上溜达。走了不远，看到了一个卖豆浆油条的摊档，他高兴地掏出3分钱买了一根油条，正想往嘴里送，摆摊的大婶却追上来向他要“粮票”。结果，到口的油条自然飞走了。他又走了不远，看到一个小男孩正爬到树上捉“知了”，于是他拿出照相机，想拍下这个有趣的镜头，怎知突然有一名男子大声喝止，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从美国来。这下可不得了，那男子立即跑去找来一名解放军。那名军人到来也不知所措，叫他不许动，要请示上级如何“处理”……
建国50年，改革开放20年，中国不断在变。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演讲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作了颇为精到的概括。
“中国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是崎岖的。1978年邓小平开放经济之前的29年，中国通过在苏式计划经济中动员劳动力和资本来达到增长，而苏式经济是历史上最浪费的经济制度之一。虽然偶尔出现急速增长，但很快又被经济混乱时期抵销。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有额，实际上从1952年的5.2％，下降至1978年的5％，考虑到中国起薪点低，这个表现是可怕的。在1978年，约6亿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下(国际贫困线为每日一美元)。
“邓小平明白到，孤立是中国窘迫和落后的原因。他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实施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个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带来外国技术，提高出口和增长。中国在全球生产的占有额，从1978年的5％上升至1995年的11％，在1996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中国人，已下降至22％。
“过去20年，中国生活水准上升5倍。他们从未享受过如此多的经济自由和选择。”
正是中国之变，吸引了超过33万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财富500强”中已有200多家落户中国。在外企的直接就业人员超过1800万，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4.83％(1998年)。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柯达公司首席执行官裴学德说：“中国市场比较特殊，它的潜力很大。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扩大市场占有率，而是扩大它的市场。每一个中国家庭一年使用的胶卷数量是0.5卷，而美国是20卷。”对中国市场持续稳定增长的预期，是跨国公司投资的最大动力。
外资之争
外商来华投资已20年。外资这一昔日的禁区，今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一个亮点。不可否认的是，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曾有过许多的坎坷。中国利用外资的每一次飞跃，都相伴着一次思想的解放。
《财富》中文版在最新一期载文详细介绍了中国90年代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4次争论——
争论之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是否过大?外资多了还是少了?
仅从数量上看，经过20年发展，中国利用外资已具一定规模。但相对于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中国吸收外资仍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利用外资额仅几十美元，远远低于东南亚国家，中西部地区人均额就更低，如上海与青海人均实际吸收外资相差600倍。由于国情特殊，外商投资中有60％以上来自港澳台，假如刨除这部分，中国引资规模就更小。
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资金短缺将是一个长期问题。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其国内资本量占世界资本总量还不到4％，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不吸收外资是难以填补的。同时，利用外资是一种系统引进，除了物质资本，还可引进先进技术、人才、科学管理、现代市场机制、国际销售渠道等，这是内资和外债所无法替代的。
争论之二：外资与民族经济是否对立?
传统的民族经济概念始于二战后，是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针对殖民统治而提出的，认定民族经济应完全由民族资本、民族企业组成。但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融合、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这一概念已悄然演变，其内涵随之扩大。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纯粹的民族经济理论上已不存在，像可口可乐就宣布它不是美国公司，而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公司，因为其销售总额的80％在海外。
实际上，外资投资企业中有相当的国内成分。在广东外企，中方投资占到35％，而外资中近70％又系港澳台资本。可见，所谓的“外”字，是相对于其中部分资金的来源而言，并非企业国界归属的标识，更非判断是否民族经济的准绳。
20年来，中国的外资经济与民族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国轿车生产在开放之前近于零，通过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合资合作，技术水准和档次显著提高，短短数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路程。合资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意味着中方资产的增值，原来的蛋糕做大了，外方切掉一块，而中方得到的更多。中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几年，恰恰是国有资产增值最快的几年，外资的介入促成了国有资产重组、改制，盘活了部分资产存量，使之在流动中升值。
无数事例证明，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并不对立，两者没有根本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担风险，共同发展。
争论之三：外资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
从总量上分析，外资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并未形成垄断。其市场份额较大的一些行业，大多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有的是国家统一规划利用外资搞的，如小汽车、移动通讯；有的属放开竞争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啤酒、家电。外资带来了新技术、新产品，填补了原有空白，解决了进口替代；有些产品是外商投资企业最先推出的(如干白葡萄酒、寻呼机)，启动了新的消费需求，开发了国内市场。显然，外资有助于这些行业的发展。
当然，开放市场的确给国内企业造成一定冲击，但平心而论，一些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根子在其本身，而非外资的“抢滩”。比如，被高度保护的中国汽车工业，历经40多年发展，始终没能成为“支柱产业”，近百家汽车制造厂的年产量及年收入，尚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而国产车价格的人为抬高，也直接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
只有在竞争环境中，当破产的威胁是真实的，企业的自我约束才是可信的。对垄断企业来说，再加强纪律，要求它上交多少，可能都是空话。开放带来竞争，竞争提高效率。较早开放的中国电视机工业，在与洋家电的拼斗中，不到10年就使国产电视机的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90年代初，国内电脑市场还是国外品牌一统天下，而到1998年，全国销售额最高的十大电脑产品中，有一半是国产，这也是竞争的效应。
争论之四：合资是否吃掉了国产品牌?
从90年代开始，外商对华投资已由最初的产品、资本输出扩展为品牌输出，通过收购中方无形资产、全力推销外方品牌等方式，讓洋牌子“喧宾夺主”，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市场份额。
但是，如同世界各国的消费者一样，中国大多数青睐外国品牌的消费者，绝不是为了它们的洋身份，而是这些品牌提供给购买者的利益和价值常常高于本国的品牌。换句话说，中国品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其竞争力不如外国品牌。
专家认为，科学的品牌管理是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关键，而利用外资则是促进本国品牌发展的有效途径。合资可引进品牌管理与品牌发展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以充分挖掘本国品牌的内在潜质，使其逐步发展成国内乃至国际名牌，并创造出适合市场需要的、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新品牌。中国近20年来在家电、饮料等行业涌现出一大批叫得响的名牌，跟利用外资大有关系。TCL、海尔等中国企业在与外商合资时，由于自身品牌过硬，已能使得外商愿意打中国的品牌。
一个市场封闭的地方，外国投资者一般是不会投入巨资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指出：外资就像水一样，要选择适合的地方流淌。中国政局稳定，市场辽阔，回报率可靠，只要坚持开放政策，外资就一定会源源不断地涌来。过去的20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将来还会更加地证明这一点。
未来之路
自1994年下半年开始，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出现了系统化、整体性的倾向，即由某个单独的项目投资转向对一个企业的上、中、下游相关产品和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都进行投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明显有了更长远的考虑。以德国西门子为例，该公司1992年在中国只有一个生产性项目，目前已设立了45家合资企业，涉及电信、能源和工业等领域，总投资达10亿马克。从无到有，从少而多，从单一产品到全面介入，西门子投资方式的演变代表了跨国公司投资的一种趋势。
而中国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则在财富论坛召开前专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目前全世界已有4.4万个跨国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2/3的贸易和7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实质上讲，经济的全球化就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因此 ，中国应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结合中国的国情，使外资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要打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的旧观念。随着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迅速推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在大大提高。同时，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将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2.在贸易投资方面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的先进技术产业中，如通讯、计算机、半导体等行业中，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的生产和销售，使这些产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今后搞好利用外资工作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吸收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抓好这个重点，就能从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上有一个大提高。
3.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中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经不起国际市场波动的。低附加值、粗加工的产品利润很低，而竞争对手很多，一遇到风浪，出口就大幅度下降。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生产和销售，已大大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一个国家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他国家。中国应从这一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出发，根据自己的情况，占领一个或几个产品生产的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互相联合起来，成为其全国甚至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才能保证较高的生产效益和稳定的出口市场。
可以预言，在未来50年，中国继续开放、利用外资、与跨国公司建立更深更高层次关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财富论坛的火爆——这有40余架停在浦东国际机场的跨国公司总裁的专机为证——完全是有理有据，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