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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为祖国森调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们。
——作者
引子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甘于奉献”这就是我们的森调精神。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志海,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告诉我。
“但是,这简单的16个字、4句话,却是几代森调人用心血、汗水、精神、甚至是灵魂凝结而成的。”沉思了一会儿,他补充道。
说完这句话,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把目光投向了远方。
他的目光里,是回忆,是思索,是凝望,是波澜。
采访,就从这“森调精神”开始了……
一
新中国首任林业部长梁希,上世纪50年代为《中国林业》杂志撰写的《新中国林业》一文中,为中国的未来河山,描绘了这样一幅动人的远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山河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
1954年,在全国林业调查设计工作会议上,他又以下面一段话,给了林业调查工作者很高的评价:“林业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是林业的‘开山祖师’。他们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享尽大自然的快乐,也受尽大自然的挫折。没有路,披荆斩棘踏过去;没有人烟,背了干粮走过去……”
看了这样美丽的语言,相信谁也不会怀疑,作为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梁希,无疑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艺术家。
因为,没有诗人的睿智和艺术家的情怀、文学家的生活,是难以说出这样动人的诗句的。
事实上,林业调查设计者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比梁希描绘的还要苦,还要难,还要累。甚至,有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在黑龙江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常年跋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隶属于三个调查规则设计院,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工作者。这名字叫起来太长,说起来也有些拗口,干脆,社会上就简称他们为——森调队员。久而久之,人们慢慢地竟忘了他们的全称。
三个调查规划院,均隶属于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分驻在牡丹江市、绥化市和哈尔滨市。主要从事森林资源一类清查、二类调查、专业调查、规划设计和征占用林地的可行性研究,绘制林业图谱等工作及一些有关的林业检查工作。
这是一支肩负特殊任务的队伍,一支为共和国从事森林经理事业的尖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特种部队。
“森林经理事业,包含着经营与管理的含义,是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的主要职能。”李志海明确提出。
他补充介绍:“其主要任务,是勘察包括森林、野生动植物及林区矿、水、风景等在内的森林综合资源,为国家制定林业政策提供可靠数据,为开发森林进行规划,为生态平衡进行设计,为科学治林提供依据。同时,承担全省森工林区森林资源、林政的监督管理。”
五十多年来,森调队员们的双脚,踏遍了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岭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他们用辛勤的双手,记录下林区的每一棵树木。他们用智慧的汗水,描绘了林区的发展美景。他们以生命为键,饱含时代的激情,为祖国的林业调查事业,弹奏出了一首首无声的、但却是撼人心魄的辉煌乐章。
二
“森调队员的工作和生活,可不像撕日历那样轻松。”在去牡丹江规划一院的路上,资源局党委副书记郭明对我说。随行的资源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潘春燕告诉我,“森调队员的艰苦,一般人是难以想像的。”
随着对森调队员们的了解,我逐渐理解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车子到了牡丹江,已是夜幕低垂,华灯绽放。在家里迎接我们的规划一院院长苏世河,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说:“真该好好宣传一下我们的森调队员啊。正好,一院现正在绥阳局出外业呢,到现场,你会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向绥阳林业局进发。两个小时后,车子进了绥阳。而一路上,我一直在琢磨,接下来将要采访的,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又该是一群怎样的汉子?
绥阳林业局宾馆的两个普通房间,成了规划一院的临时外业指挥部。每个房间四张床,各种外业调查所需的装备、仪器和图纸,堆在床下、屋角、桌上和床上,整个房间看上去井井有条。上午的阳光,把温暖投射到人们忙碌的身上。打开的电视机,播放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节目。
担任外业总指挥的规划一院党委书记王崇民告诉记者:“2009年,一院承担了绥阳林业局51.6万公顷的第五次森林经理复查任务。这次出外业的77人,平均每人要完成6700公顷的调查面积。为了抢时间,国庆节、中秋节都没有放假,都是在山上过的。”
森林经理复查,每10年一个经理期,对大森林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细致的“盘点,”平均每年完成一到两个林业局。林区的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地上所有资源全部普查一遍。直径6厘米以上的林木,每棵都要统计在内,准确度要达到96%以上。
在绥阳局沙洞经营所,我认识了一院二中队的队长孙宝良、尹雪峰、李福森和彭鹏。
一间个体旅店不算大的房间里,摆放着4张行军床,除去床铺,屋里摆满了设备、图纸,显得有些拥挤。昏暗的屋子里,大白天点着电灯。墙上的日历,显示着2009年10月13日。同行的资源局党委副书记郭明说,现在在驻地的大力支持下,条件普遍好多了,不用在山里搭帐篷、住地窨子了。
采访是漫谈式的。为了保持原味儿,也为了展现森调队员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索性,下面就把他们所讲的内容,不加修饰地、原生态地呈现给读者。
孙宝良:“每天上山走个四五十里路,是常事儿。早晨五六点出去,晚上六七点回来,有时到八九点钟。上山遇到个小毛道儿,就很高兴了,不用砍荆棘、钻树棵子了。每个人都遭遇过黑瞎子,最近的仅几米。去年在东方红局东林林场,还遇到过老虎呢,谁也想不到,这是距东方红局最近的林场。至于野猪、蛇,几乎是天天打交道。”
尹雪峰:“今年春天,4月初,在绥阳道河林场,正赶上东宁30年不遇的大雪,下了一天一夜。雪停后等了一天上山,趟着没膝深的雪,干一天回来,腿都迈动不了。”
2007年春,孙宝良在林口局团结林场出外业,正干着,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一个炸雷把距他十多米远的巨石劈开了,吓得他头发都竖立起来了。他说,他们手上的PDA掌上电脑、GPS,都容易导雷导电,遇上雷雨,特别小心。
规划院双职工多,资源调查大队党支部书记戴永平,爱人也在一院,经常是二人一起出外业。有时他出外业回去,住一宿,第二天爱人又走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的爱人生孩子回不去,有的老人生病、去世都回不去。一直到90年代,和家里联系都靠写信,在山里想家,写信邮不出去,一封接一封,一个外业期带回几十封信给家人。还有家里写给他们的信,一两个月才收到。有时撤点儿人回去了,信还没到。
“好女不嫁森调郎,一年半载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拎回一堆破衣裳。”这句流传了50多年的顺口溜,道出了森调队员的艰辛。
李福森(48岁):父亲李春良,也是森调人。父亲曾讲过一个故事,当年在鹤北局出外业,一个队员迷山了,两天两夜,靠吃瞎虻小咬,活了下来。1981年上班后,父亲经常给他讲当年的故事。森调队员最容易得三种病,胃炎、关节炎、痔疮,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两样。有的还有高血压、糖尿病。
38岁的尹雪峰,是一院外业队伍年龄最小的,戴着近视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像20多岁。一天在山上清道,不小心茬子扎了手,肿得老高,打了十几天点滴。记者采访时,右手中指还肿得胡萝卜般。
彭鹏:“说起故事,跟他们差不多。去年在东方红大岱林场,上山走到半路,见前面一片树叶,以为是平坦地,一脚踏上去,没到大腿根儿,人摔倒在水里,手里的仪器还高高举着,怕沾上水。”
告别了二中队,我们又驱车来到驻扎在黄松经营所的六中队。
岳平(高级工程师):“就我们个人,辛苦多于幸福。普遍岁数大,出一天外业,回来就想躺着。当然,也有快乐,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天天欣赏绿树、山花,一片一片的杜鹃,在轻风中摇曳,看得忘了自己,忘了辛苦,忘了一切。登上高峰,俯瞰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逶迤连绵的山峰,觉得自己是最快乐的人了。可是一回到现实,想想前边还有湍流,还有荆棘,还有陡坡,还有干不完的活,还有无尽的艰辛,心里不禁酸楚、怅然。”
森调人是最先钻进老林子的人,是最早开路的尖兵,是最孤独寂寞的前行者,也是最伟大的探路人。用他们的话说:“手里拿着高科技,腰里别着大砍刀,走的是无人走的路,过的是野人般的生活。”
陈庆昆(49岁):父亲是老森调队员,当年转战昆明时生的他。哥哥陈庆明,在规划二院。陈庆昆1979年进的一院。父亲陈凤才,建国后第一代森调人(1951年)。现在患脑血栓,经常住医院,与工作是否有关,不好说,但体能过分消耗,生活没规律,饮食不及时,肯定会有影响。去年9月1日,陈庆昆正在山上干活,突然全身冒虚汗,瘫在地上。同伴急忙送他回林场,一检查,高血压伴随轻度脑血栓。这样的病,在森调队常见。
刘善喜(中队长):“二次转战大兴安岭,三进伊春,四下合江,六走松花江,牡丹江林区走遍了,森工林区走遍了。1986年第一年参加工作,三个人在东方红大塔山林场出外业,晚上下撤时迷山了,转了三四个小时没走出去。半夜了,忽然听到摩托车响,顺着声音直线穿过去,距公路仅300多米。到了路上,三人瘫坐在那儿,一顿大哭。”1988年,再进东方红,又去了大塔山,分给他的林班,进去一看,就是两年前迷山的地点,顿时头皮发炸,头发全竖起来了,全身起鸡皮疙瘩。“妈的,命差点没丢这儿。不干了,回去,换人。”
王德才:“原来叫王德财,家里困难,挣不到钱,气得把‘贝’拿掉了,哈哈。‘两危’那几年,单位开不出支,和爱人卖过茶蛋,卖过小吃,卖过书。那几年,一院很多人都出去摆过地摊,打过工。我的故事嘛,他们有的我都有,他们经历过的我也经历过,不说了吧?”
七中队驻地在绥阳局八里坪经营所,到这采访时,已是第二天,2009年10月14日。
李伟:“2004年,在大兴安岭韩家园子出外业,最远的一个点儿,近百公里,不通车,只好‘倒背’。3个人每人背着自己的行李、工具,有近百斤,走了三天,路上野营宿了两宿。要说森调队员的苦,没法说。”李伟孩子6岁了,我问他:“如果选择,愿意让他干这个吗?”“说实话吗?”“当然。”“坚决不让他干!”“为什么?”“太苦了。”
孙福生(中队长):1988年,在东方红大岱林场出外业,从林场雇来个小青年叫毕清海,才18岁,被草爬子咬了,天天发烧,一个多月后死了。工棚里,毕清海天天和孙福生在一起,睡觉俩人挨着。现在说起他来,孙福生还直掉泪。
毕清海刚刚去世,队员朱瑞东患急性肺炎,不能动了,直吐血。孙福生用绑腿把他绑到背上,背到山下,吐了一道的血。那时,通讯不便,院里误传是孙福生不行了,给家写信又没收到,家里人直担心。一个月后撤回到林场,和家里通上电话,刚处的对象在电话那头哭,孙福生在电话这头哭。
孙福生是正科级领导干部,很多同学职务比他低,但条件比他好,坐机关。他不脱产,还总往山里跑。别人不理解,问他图个啥?他心里苦涩,只好自圆其说:“嘿嘿,在家待着没意思,出去活动活动筋骨。”
今年春(2009年),进双桥子林场驻点儿,边防部队不让进,怎么说也不行,只好找来林场场长解释。部队连长倒不好意思了,直道歉,“你们一没介绍信,二没工作证,不知道你是正科级呀,穿的又像盲流子。”
多年来,在三个规划设计院,流传着一段儿顺口溜儿:“远看像养路段的,近看像要饭的,到跟前一看,我靠,规划设计院的。”
曾经有个笑话,前些年他们公出,拿规划设计大队介绍信,住旅店不好使,买飞机票看都不看就扔出来:“大队的不行,得公社的。”
孟凡清:“到一院十六七年了,以前上山根本不用带水,随便找个小沟小河,趴那儿就喝。现在在山里难找到小河了,常常是有沟没水,好不容易找条小河,浑的没法喝。必须得找大河,还得是上游,下游路过农田就不能喝了。”
“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资源局领导来慰问,就像在朝鲜战场上见到祖国亲人一样,特别高兴。”孙福生说,“十多年来,每年的五一、十一,郭明书记都代表李志海局长、代表资源局上山看望慰问大家。今年五一,在双桥子林场,郭书记送来一箱双沟大曲,还有水果,弟兄们喝到后半夜两点,边喝边唠森调往事,边喝边想家人,喝完哭,哭完唱。第二天早上起床,每个人嗓子都哑哑的。”
和七中队正唠着,住在50里外另一个林场的一中队赶了过来。
王宇滨(中队长):2007年在鹤北局高峰林场,王宇滨和戴晓军进了山。一进去就觉得瘆得慌,路边榛材有掰过的痕迹。俩人小心翼翼干完活,回撤快到路边了,没事儿。戴晓军高兴了,唱起歌来,嚎一嗓子,前边二三十米处,窜出3个黑瞎子。俩人吓得声没了,脚停了,气儿也不敢出了。停了一会儿,黑瞎子慢腾腾走了,俩人撒开丫子就跑。
张敬馨:2001年,在东京城北湖头林场出外业,住在船上11天。一天半夜涨水,船缆冲开了,早上睁开眼睛,船漂到了湖心。前几天出外业,地图上标示没有路,坐车上去,窄的边上是悬崖,吓得一车人不敢说话。
还有于东华、吴贤喆,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旁边规划一院宣传部长朱春海插话说:“我家5个人,父亲、我、爱人、弟弟、妹妹,都在森调队。”
规划一院党委书记王崇民说:“人员老龄化问题严重,平均年龄47岁,到50岁就跑不动了。这问题多次向上反映,资源局也很重视。应该提前退休,补充新人。就说上山,出了门儿汗就没有消的时候,衣服就没有干的时候。爬山越岭,身体磨损,体能都消耗了。要不怎么说,干十年森调,把一生的路都走完了。”
来到每个点儿,采访的开头都陷入沉默,每个森调队员都似在回忆往事。那些经历过的辛苦,一时反倒无从谈起,太多了。说哪件事,说哪个点儿,说哪一天,说哪次遭遇?
我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目光移向了五花山。近处远处的森林,跌宕起伏,层林尽染。我心里翻腾着他们说的话:晚上想家时,大伙儿就躺在床上唱歌。唱祖国,唱森林,唱山歌,唱情歌,直唱到困了,乏了,累了。
森调人的生活,像五花山那样烂漫。森调人的情感,像五花山那样丰富。他们选择了大森林,就心甘情愿地为大森林贡献了一切。遗憾的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他们呢?
三
规划二院坐落在绥化市中心位置,到这里采访那天,是2009年11月13日。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
为了便于集中采访,二院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十几人,基本都是第三代森调人了。在这里,记者同样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同样看到了一个个胼手胝足、顽强奋进的身躯。
纪委书记王镇说,1951年,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全国成产了12个规划调查设计大队,其中第十一大队设在了绥化,即二院的前身。当时,哈齐牡佳随便选址,设在绥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批的。
那时的林子,特别的茂密,很多都是原始森林。有的森调队员进了老林子,最后出不来了,用苏联的直升机救援,把人救到海参崴。
如今,第一代森调人多数已经不在了,第二代也基本都退休了,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第三代人,平均都已是四十七八岁了。2009年,二院刚刚招录了十几个人,这些第四代森调人,将沿着父辈的足迹,承担起传承森调精神的重任。
总工办主任李德深和李健二人坐在一起的闲聊,引起了记者的注意:“80年代转战大兴安岭,哪有路啊,都是靠人背肩扛把物资、工具、生活必须品运进去。最远的林班,18个人在途中打了6个小宿。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抗联。惟一的不同,是后面没有鬼子兵追赶,头上没有子弹飞窜。”
那时候,森调人的工作主要是为建林业局、林场选址,或是为林区的初步开发进行调查设计,都是深山老林,根本没有人烟,更谈不上交通。
冬天,他们将粮食、帐篷、工具等物品,用“爬山虎”运到预设的集中工作点儿贮存,留下两三人在此看护一冬,等到次年开春工作时再分发下去。
春天开化前,全体调查人员进山,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工具、账纸、帐篷、粮食,一走就是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他们每人都负重100多斤,柱着棍子,挪动着脚步,硬是用双脚在高低不平的山地里、树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预设的工作地点。
这时候,每个小队就没有了性别差异。女同志一样背物资,一样步行穿山,一样要进行外业调查。同住一个帐篷里,几袋面摞在一起,就是一道“间壁墙”。“墙”的这边住着男同志,“墙”的那边住着女同志。同样吃脱水菜和罐头,过着以林木为伍、以野兽为伴的与世隔绝生活。
那年月,被蚊子、瞎虻、草爬子叮咬是家常便饭,遭遇猛兽骚扰也不足为奇,但最可怕的是迷山。
一次,一个工组在离小队住地很远的工作点儿调查完后,返回时下起了大雨。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最后视线也模糊了。也不知走了多远,不知走到了哪里,实在是走不动了,他们也不敢再走了,只好停下脚步,原地过夜。这一夜,天当被,地当床,潮湿寒冷的恐惧中,大家混了一宿。令他们想不到是,五十米开外就是小队的住地,那温暖的家竟然近在咫尺。黎明时分,一个同伴醒来,发现了袅袅炊烟,赶忙叫醒了其他人。
2009年12月,《黑龙江林业报》曾连载了朱春海写的《难忘安格林》。文中讲述了他参加工作的第一次外业,也是森调队最后一次到没有开发的林区——大兴安岭安格林调查的情景。那是1980年。
调查是从冬季开始的。大兴安岭的雪特别大,平平常常的地方没膝,深的地方齐腰,他们整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特别是在雪将融化的一段儿时间里,表面形成一层硬壳,人走上去就会陷下去。工作一天回来,靴子里的雪被体温融成了水,毡袜和棉裤都湿透了,双脚泡得煞白。回到工棚,就得赶紧把毡袜和棉裤拧干,并和靴子一起烘干,第二天继续穿着工作。那段时间里,天天如此,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队员,所在小队工作结束要撤点时,由于连下大雨,河水猛涨,阻住下撤的路,被困住了,而且有可能被困很长时间,所剩食物又不多了。近乎绝望中,他手捧着对象的照片,留下了眼泪。
一名出外业得病的队员,在回去治病的路上,实在走不动了,他把心爱的手表交给护送的同伴:“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把手表一定要交给我妻子,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留给她做个纪念吧。”
森调人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也很多,很多。
他们用自己的苦,换来了一个个新生的林业局,换来了一个个新生的林场,换来了一个个新的林区,换来了新中国的繁荣昌盛。他们吃过的苦,是现在的人无法想像的。他们受过的苦,是后辈们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就是“森调精神”,正被一代又一代的森调人薪火相传地传承。
在规划二院,有两个女子小队,十几个人。许春菊、赵雪梅就是其中的两位。看上去有些瘦弱的许春菊,1986年牡丹江林校毕业后,出过二次外业。1987年春在通北局,秋季去的上甘岭局。她说,有过思想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苦。
王镇说,只要出了外业,没人惦着回家,一怕耽误工作,二怕别人说是逃兵。平时不管有什么摩擦,一出外业,就像一家人似的。每天谁回来晚了,大家都惦着,一个人不回来,就都不吃饭等着,形成了习惯。
工作23年的姜志强,一直在一线。第一年出外业时,流了很多眼泪,是累得掉泪,苦得掉泪,悔得掉泪。听别人说森调好,就来了,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炼成了男子汉、纯爷们儿了。
姜志强爱唱歌,也写过歌,自创自唱:
山是高高的山,
树是苍绿的树,
我们森调队员跋涉在林间。
也许没人知道我,
也许没人喜欢我,
但是大森林深深爱着我。
鲜花为我们吐艳,
百鸟为我们歌唱,
就这样默默地描绘祖国山河。
唐国庆,1961年10月生,所以叫“国庆”。他说,几十年野外作业,没引起过一起火情,大家都自觉约束自己,甚至遇到火情都主动参与扑救。他们就曾扑灭过多起小的山火。
副院长尹财告诉记者: 2009年8月,二院新招录了11个人,5男6女。其中有个叫谢超的,第一次出外业,一个外业期,脚砸肿了,仍自始至终坚持了下来。谢超的爷爷谢明德,原二院副书记,第一代森调人。父亲谢岭,是第三代,他是第四代。谢超说:“咱是森调人的后代,是老森调人播下的种子,不能给森调人丢脸,不能让父辈们失望。”
有人说,森调队员最辛苦的是脚,最伟大的也是脚,森调队员个个都有一副铁脚板,拖不垮,走不烂。因为,他们出外业每天要走四五十里的山路。一个外业期,一个人至少要走四五千里的路。
那是什么样的路啊?是在老林子里穿,是在荒草甸子上踏,是在冰冷河水里趟,是在野山坡上爬。是没人走的崎岖,是没人行的坎坷,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是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啊!五十多年来,森调队员们走的路,恐怕能从地球通向月球了。
那天,规划二院党委书记叶柏森在省城开会,听说我们来采访,下午急忙赶回来。说起自己的队员,他充满了感情,充满着赞许。
四
规划三院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129号,与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在一个大楼办公。这座大楼面对着的是宣化街、文昌街、宣信街、宣礼街、宣智街等7个大大小小的路口。在省城哈尔滨市,恐怕没有哪儿比这里路口更多了,没有哪儿比这里的地形更复杂了。
不过,这样的地形倒是符合三院的特点。四通八达、呈放射状的路口,不是很有些吻合三院的工作性质吗?每年的春秋两季,三院的森调队员们,正是沿着门前这四通八达的路口,呈放射状地走向林区,走进大山,去完成他们肩负的使命。
站在三院门前,记者仿佛看到了他们各自奔向战场的足迹,看到了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独立奋战的身影。
踏着森调队员的脚印,记者走进了这栋大楼。会议室里,早已坐满了人。记者看了看表:2009年11月18日上午9时。
座谈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大家七嘴八舌唠了很多。为了能给读者展现一个清晰的脉络,记者把采访笔记简单地做以梳理,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将谈话内容再现出来。
刘利(宣传部长):“三院建于1981年,先后经历了五届领导班子,由最初的10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每次外业,我们都把支部建到中队上,就像当年的红军时期,支部建在连队上一样,突出战斗堡垒作用。每次外业回来,从内业到外业,每个科室、每个中队、小队,都要认真详细总结工作。”
文莉(质检部):“说起当年,感受颇深。十年前,在汤旺河局出外业,全队就我一个女的,一个人住在100多平米的大会议室里,又孤独,又寂寞,又害怕。‘花大姐’满屋飞,早上醒来被子上一层,一扫就是一撮子,还常常钻到被窝里。”
“2002年春,在黑河七二一林场,31万公顷大多是初次开发的无人区,交通基本靠走,说话基本靠吼,看家基本靠狗,最长连续98天工作在山上,馒头吃到长毛了。住地窨子,地上一米,地下一米,过着半‘潜伏’生活。进去时每人背七八十斤的东西,出来时拿不出来,都扔了。包括行李、帐篷、锅灶等。没有通讯,彼此联系靠哨子。”
“黑河那次,最远的点儿到林场几十公里,喝的沼泽地水,是红色的。最长的一条河,长30多公里,大家沿河从头喝到尾。”现在已是资源调查三室主任的康庆江,黑河外业最先进去踏点,最后一批撤回来,说起当年,现在还特别激动。不仅是他,每个老森调,都像过电影一样,每个点儿、每个场景、每件事、甚至每一天都记得。
尹奉月,是名老森调,生产总负责人,在座话最多的,阅历最多的,每次外业,很多故事都亲身经历过,都记得。
“当年,黑河那个林场,面积大,采金人多,逃犯也多。有几个队员,就在采金点儿和一个杀人逃犯住了十几天。”
在一个放羊点,尹奉月他们就遇到两个逃犯。见他们警惕性高,二人半夜偷偷跑了。
座谈会上,每个人的发言,谈着谈着,就又谈到了黑河。这是让他们记忆最深刻的地方,队伍最锻炼的地方,人最历练的地方。31万公顷,第一年干了17万,第二年才干完。
那次真的是太艰苦了,太艰难了,太艰辛了,是系统外最困难的一次。地方林业开始不太配合,面积又大,加上路程远,困难多,任务难,是最难打的一场硬仗,也是最锻炼队伍的一场胜仗。
记得规划一院的卢永连,曾写过一首小诗,诗的题目叫《森调拾趣》。
日升东山岗,
行囊背上肩,
一头扎进森林里,
东拱西钻。
轻涉小溪水,
拔脚青草间,
扰了青蛙好睡眠,
鼓腮瞪眼!
野猪排成阵,
黑熊叉腰站,
蛮横示威好无理,
我躲我闪!
树下正进餐,
举馍惊奇看,
上面青虫剩半条,
啊呀那半?
匆匆山里行,
淋淋汗湿衫,
一片沼泽阻去路,
望“洋”兴叹!
红日渐西沉,
缓步回营盘,
一杯白酒解腰酸,
吱溜就干!
山里沉静夜,
被窝思亲眷,
摸出手机发短信,
哎哟没电!
诗写得很轻松,很有情趣,通篇都是诙谐、调侃的语气。但不可否认,从这些诙谐的词句中,依然能够透视到森调队员的苦、累、难。
森调队员们与森林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关系,森林资源的统计准确与否,关系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查清、查准、查实,是森调人的职责所在。因为他们肩负着代表国家查清资源状况的责任,为祖国的生态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林区的未来负责,是他们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苏盛刚,三院信息开发部主任,森调信息化开发的倡导者。还是在1998年时,他就向院领导建议,搞信息开发。当时,计算机很多人都不懂,菜单是什么,不知道?程序编入菜单,很多人提出异议,怎么可以弄菜单里?不严肃嘛,又不是吃饭!鼠标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这么大个事儿,怎么可以和老鼠弄一起?
如今,三院的信息化开发,已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六七十人,信息化成了三院的一个主要产业。历经多年的研究,三院的信息化成果,在全国林业系统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靠前的。
项目室的胡光说,2001年国家启动项目数据库建设以来,三院提供了17万字的数据,2009年全国第一个通过了项目验收。从2004开始,三院率先启动森工项目数据库建设,经过外省、市、北京等地的大量调查,现在已建起了森林管护、森林防火等专业数据库。由于起步早,工作经验充分,赢得了主动。
郝锦莹:开发数据库时,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事儿,简直快成“魔症”了。在家做饭,常常忘了插电饭锅电源,炒菜忘了放油、放盐,要不就是把菜烧焦了。那时,大家都坚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信息化开发做下去。有个叫许易真的女同志,晚上单位加班,电话打回家里,本是想问孩子爸爸是否回来,张嘴却成了“妈妈回来了吗?”
杜海梅,东林毕业来到三院,在一线干了多年:森调这么苦,能不能为林业调查做点什么,届时二年,开发出了三类森林调查软件。森工40个林业局,情况都不一样,需要一个一个调查。做出后,曾三进山河屯局现场实验,三次去,森调队长都不“感冒”。第三次,硬拉他上山,一演示,他兴奋了,眼睛亮了,“这东西好,好用!”现在,林业局都抢着要。
田忠奎,三院第一代老森调,当年六七个建院人之一,现在的办公楼,是他那时盖的。一直在后勤的他,对三院的变化,看得最直观,“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三院的领导班子,个个都是强将。特别是纪委书记林洪,统班子、带队伍的能力特别强,每年都亲临一线。而且,自从他主持工作以来,三院气象一新。”资源调查三室支部书记杨延国说。“就说业务培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抓得都紧,老同志重点提高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新同志侧重打牢基础知识,扎实业务技能。”
金哲根是朝鲜族人,从名字和说话的语气可以听出。“当年收入很低,工资又少,困难到了一定程度。现在工资、津贴都向一线倾斜,待遇也都向一线倾斜。笔记本电脑,外业人手一台。”
外业调查,大多是偏远林场。 春季要冒着刺骨的寒风,夏天要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不干活儿都够人受的,何况他们还得翻山越岭干活儿呢。三个规划设计院的外业队伍,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上,正是人到中年、事业鼎盛时期,可这也是身心疲惫、家庭负担重的年龄。但我们的森调队员对自己的事业坚定执著,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森调队员是伟大的。同样伟大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因为,每到他们出外业,家里就扔给了妻子,是妻子们默默承担起了家庭的苦、累、难。
杨吉江是三院资源调查一室党支部书记,20多年来,每次出外业,妻子都含泪为他收拾行装。妻子是联通公司经理,工资超他几倍,家里根本不需要他的钱。但他就是有这么一种执著的森调精神,坚定的事业信念,满腔的工作热爱。
说到困难,张敏的妻子吴静敏倒笑了:“怎么说呢,根本指不上他,家里的困难数也数不清,哭都哭不出来。有事又不能找他,他在外业,说了他还着急。孩子有病,老人有病,一言难尽。好在,院里帮着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选择他不后悔,他很优秀。”
董伟的丈夫白禹,父子两代森调人,“还好,老人都在哈市,也跟自己受累很多,白禹指不上,就指着老人多帮助了。”
卢丹阳在财务工作,丈夫王钦昊是森调队员。她说,来三院前,不理解丈夫工作,现在摸丈夫的膝盖,什么时候都是凉的,还常常冒虚汗,这是常年在山上风湿落下的。说着说着,话语哽咽了。
2000年,卢丹阳和王钦昊认识后,朋友问她,“你爱人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朋友们笑她。“只知道每年上山两次,回来就晒确黑,身上有伤疤,人瘦两圈,2尺 7的裤腰,不到2尺5了。”爱人从不说外业有多辛苦,怕她担忧。
知道爱人的辛苦,是黑河外业。那年,王钦昊阑尾炎手术,回来拆线就要返回一线。“忙啥,养几天不行吗?”“我不回去弟兄们就得多干,回去给他们做饭也行啊。”
2003年结婚时,为了赶在他出外业前,公婆定的日子,3月12日。定完日子才知道,这天是植树节。好,都是干林的,青山常在,绿树常青,长长远远。
女儿两岁时,爱人在亚布力出外业,卢丹阳去山上看他,待了两天。这两天,她给他和弟兄们做了两天饭,洗了两天衣服。弟兄们很是羡慕,“弟妹真贤惠,好勤快,娶了个好媳妇。”他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言语,只是嘿嘿地乐。那年,爱人刚30岁。她去亚布力是爱人要求的。为的是让她看看森调队员的辛苦。她听说,亚布力外业还不算是最辛苦的。
她说,每次要出外业了,前一周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说不出的空落,默默为丈夫收拾行李,要求每天都要打回一个电话,报个平安。每次外业回来,知道要回来了,就开始算计日子,心里核计着,好好做几顿好吃的,犒劳丈夫。丈夫进门,先是一个长长的拥抱、长长的亲吻。每次走时,都去火车站送,回来去火车站接。然后,这一路上,俩人拉在一起的手,就不再松开了。
说起家里的困难,卢丹阳想了想,“不记得有什么困难了,毕竟过去的就过去了,心里想的,都是快乐的时候了。”
和卢丹阳一同接受采访的,还有宋慧。小姑娘看上去年龄不大,性格似乎有些内向,也在三院财务工作。宋慧和小队长董琛刚处了朋友,不到一年。
董琛很少对她说起外业的苦,更多的是外业怎么怎么好,大山怎么怎么美,空气怎么怎么新鲜,怕她为自己担心。偶尔说起遇到黑瞎子、野猪什么的,也都用轻松的口气,好像那就像在动物园一样,根本没什么危险,倒像是一件好玩的事。
说到结婚,宋慧乐了,“打算过两年,他现在是三院的典型 ,不想影响他。当然,我不会拖他后腿的,因为我也算是森调人嘛。”
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森调队员们总是怀有一种愧疚的心情。1981年参加森调工作的卢永连,曾很有感触地写下一首诗:“送夫——献给森调人的妻子们”。
年年春风吹,
回回春雨下,
年年为你理行装,
回回叮咛同样的话。
习惯了——
看着你渐渐远去的身影,
习惯了——
倾听你迟迟归来的步伐。
岁月——
已不再年轻,
眼泪——
也不再一把把,
只是满怀希望的——
等待着冬与夏!
诗写得很真实,充满了妻子对森调人的深情敬意。说真的,做森调人的妻子,真的很不容易。
三院办公室主任田丰,把他们在2009年树立的典型一一介绍给记者。他们是“勇打翻身仗”的资源调查二室,“特别能吃苦能战斗”的董琛小队,“最后一个下山”的江春鸣,“不当科长甘做调查员”的李少钦,“舍小家为大家”的刘永强,“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的王大庆,“一期外业状元”翟锡联……
三院座谈会,每个人都抢着发言,心里的话都想倒出来。他们在家人面前说的很少,在朋友面前说得很少,但他们太想让社会知道他们的辛苦,太想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事业了。
当记者问及对森调人、森调精神,怎么看时,人们陷入了沉思。
也许,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能说清楚的。因为,这是几代森调人用事业凝炼的精神,这是几代森调人浸到骨子里的魂魄。
向大山学做人,向森林学做人,任凭风吹雨打,依然默默挺立。已然成为森调人高尚的品德,无私的境界。
环视面前的这些森调队员,一种强烈的震撼突然在记者心里激荡。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首无字的诗,每个人都是一支无声的歌,每个人都是一幅壮美的画,每个人都是一座耸立的碑!
不需再问什么了,他们每个人都是森调精神的化身,森调精神就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体现着。不是吗?
五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甘于奉献,”不要看轻这简短、朴实的四句话。这是几代森调人用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凝结而成的一面精神旗帜。这是他们用热血铸就的森调之魂。
1966年7月,刚刚当上小队长的魏瑞云和三个姐妹在带岭局外业调查,那天她们完成最后一个林班任务后,已是晚上6点多了。小魏在做最后的整理时,忽然发现一个样地的位置,与航拍图片上的点位相差70多米。点位不准确,势必造成调查数据的误差,怎么办?
就这样回去,向祖国交一个不准确的数据?那不是森调人的作风。
天空乌云密布。她们重新支起罗盘,抖开测绳,忍着辘辘饥肠,顶着蒙蒙细雨,挥刀砍出70米测线,立标检尺。终于,一个准确的数据,在她们的汗水中形成了。
返回的路上,天已黑尽。大森林在一阵风一阵雨的袭击下,发出骇人的吼声。借着闪电之光,她们摸索着树号辨别路途。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迷山了!
当她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时,四个姑娘绝望地抱在一起。
此时,魏瑞云心里百感交加。如果不是找错了点位,如果不是进行了返工,我们也不至于迷山。如果将错就错,如果就那样回去,谁也不会知道。可是,森调队员的人格不允许那样做啊。记得刚进入森调队接受的第一项教育,就是听老队长讲森调精神,那浑厚的声音仍响在耳边:“同志们,要记住,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是我们森调人的光荣传统。”
我没有错!如果明知道数据不准再将错就错,那是失职,是犯罪,是森调队员最大的耻辱。
暴雨拧成绳地向大森林渲泄着淫威。极度的饥饿,使姑娘们恨不得把雨水抓进嘴里充饥。四个孱弱的身体在风雨中颤抖。
“姐妹们,别怕,我们要想办法闯出去。”三个姑娘停止了哭泣。“我们顺着河水的流向走,一定能走回去。”
她们摸到一条小河,互相搀扶着蹒跚走下去。
一步,两步,三步。河面越来越宽了。
一里,二里,三里。她们隐约听到有人呼喊她们的名字,继而又看到了一丝光亮。
这是生命之光!
四个姑娘泪如泉涌,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事后,魏瑞云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丢失了多少钱,我决不会去找,但是如果丢掉了一个森调队员最珍贵的森调精神,我就是豁出生命也要把它找回来!”
这就是森调精神。这就是森调之魂。这就是森调人对祖国、对人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森林有什么样的灵魂,森调队员就有什么样的灵魂。每一片森林都铭刻着森调队员的艰辛和风骨。
1969年夏末的一天,技术员胡永云,带领新队员小王去一个边远林班作业。本来已患肠炎好几天的胡永云是应该休息的,可他知道,这个林班是乌伊岭林业局地形最复杂的一个林班,稍有不慎就会迷山。论经验、论技术非他莫属。他主动承担了任务。
调查中,他几乎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拉一次肚子。坚持干完最后一个样地,已是下午5点多了,还有四十多里的山路。当时他已严重虚脱,脸色蜡黄,浑身发抖,走起路来直打摆子。4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仅走出了约5公里的路程。
胡永云再也坚持不住了,倚在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上虚汗湿透了衣服。
小王不顾胡永云的拦阻,硬是把他背起来,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在翻一个山坡时,小王被一棵倒木绊倒,两人一起滚了下去……
胡永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了,小王也已精疲力竭,难以背动他了,如果俩人在一起,很可能都回不去。胡永云把仅剩下的一个馒头交给小王,三番五次命令小王,沿着他指的方向赶快走。患难与共的队友拗不过他,只好流泪离去。
次日中午,当救援的队友赶来时,只见年轻的技术员口含青草,两手紧紧地抓住一棵小树,面朝营地方向,靠在倒木上再也不会醒来了。他的怀里还揣着账纸,身上还背着测绳。
胡永云牺牲那天,是8月23日,离他30岁生日仅差十一天。
至今,胡永云的坟墓还矗立在那座山头上。原二院党委书记张振中说,那次他去乌伊岭林业局出差,还特意去看了看胡永云。
记得郭明和潘春燕说过:50多年来,有20多名森调队员因迷山、因大雪、因病魔、因野兽袭击而以身殉职。
虽然,那些因公殉职的森调队员,死后没有被追认为烈士,他们坟前的墓碑,也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枯倒。然而,谁能说他们曾经踏过的座座青山,不是记述他们业绩的丰碑?那些片片吐翠的新绿,不是他们生命的延续?他们在共和国林业版图上描绘出的点点线线,不是歌颂他们的交响乐谱啊?!
六
森林的生长是无声的,森调队员的奉献也是无声的,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森林一起,不朽地耸立在共和国的大地上。森调人是铁、是钢、是山、是松。河流是他们的血脉,大山是他们的骨骼,他们站起就是森林,他们倒下化成山脉。
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秦廷玉,原是规划三院副院长,也是个老森调,他的记忆中埋藏着许多队友的故事。
1953年的9月,伊春林区突降大雪,许奎祥在山上被冻死;1967年,女队员王秀云清晨醒来,发现身上竟盘着一条毒蛇;1985年,在柴河林业局外业调查中,一名队员被黑瞎子撕下整个脸面;有的队员被草爬子叮咬,至今仍留有森林脑炎后遗症;有的队员亲人去世了,却不能回家送葬;有的队员计算自己该做了爸爸,却不知孩子是男是女;还有一次,一名年轻队员对着太阳喃喃:真想喝一瓶啤酒啊……
这些故事让人肃然,让人起敬,让人震颤。
大森林以纯美的乳汁哺育了壮士和英雄。
大森林以丰厚的馈赠谱写了动人的歌声。
森调队员的故事,让人心头沉重,让人感情凝重。他们的事业应该被人看重,他们的精神应该受到尊重。
尽管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艰难,尽管很多人不了解他们的工作,但他们仍然前赴后继、兢兢业业地为了绿色的永恒,为你、为我、为他,为了我们的子孙所赖以生存的生态,默默地奉献着。他们虽然不是物质和金钱的富有者,但他们却有着无穷的精神财富。
1998年春,一院调查二室主任徐衍武,在鹤北林业局外业调查3个月里,写下了一首广为队友流传的小诗:三月时光为和尚,战天斗地克己,放眼锦绣好河山,穿梭万顷之地……
在二院自办的《林勘通讯》上,几名队员这样写道:“十三年前,刚从林校毕业的我,开始了森调生活。我不想知道这条路何时是尽头,但既然站在这条路上,就要顽强地走下去。”“我热爱森调工作,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奉献,就是前进、拼搏!”“我从高山走过,迷恋于这壮美的生活,搏击在浩瀚的林海,密林间留下我金色的岁月;为了青山永续利用,我把闪光的青春撒向山河,为了查清森林资源,我把生命的风采献给祖国。”
1999年春天,三院张敏、张也林在美溪局大西林林场圣旨山出外业,俩人吃住在700多米高山上的一个废弃房子里。当俩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连夜写出标语,贴在房前屋后,又在房上插上小红旗,以此抗议北约暴行,激发自己的工作斗志。
去年10月,在绥阳局沙洞经营所,当记者把随身带去的一本《黑龙江林业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专刊》,拿给几名森调队员看时,几人激动地喃喃:“太好了,祖国太伟大了,太强大了!”
这就是我们的森调队员。这就是我们森调队员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我们森调队员的力量源泉。
2009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上,对林业做出了“四个地位”的精辟定位。明确指出:“林业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不难看出,在这“四个地位”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很显然是森林资源。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也曾多次指出:“森林资源是林业的命脉。没有森林资源,就没有林业;没有森林资源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就不是又好又快发展的林业;没有森林多功能和多效益的充分发挥,就不是现代林业。”
事实上,森调人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为了充分保护、合理利用、有效发展森林资源。为了不断增加森林资源数量,为了不断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为了不断优化森林资源结构,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他们汗洒林下,血洒山间,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我们的森林是幸运的,因为它拥有一个个、一群群、一代代甘愿为之呕心沥血的森调人。
正像资源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志海概括总结的那样:“五十多年来,我们这支队伍的名称虽然几经变换,但为祖国林业建设事业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艰苦奋斗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始终没有变,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情壮志始终没有变。几代森调人洒血汗、献青春、融深情,书写了共和国林调史实辉煌的篇章。”
什么叫凝聚力?辞书讲:“一种物质内部分子间的相互吸引力。”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凝聚力,大陆的板块就不会存在,民族的精神就不会存在,社会的发展就不会存在,事业的昌盛就不会存在。
正是这种凝聚力,激励森调人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伟大业绩,书写了永不泯灭的森调精神,铸就了撼人心魄的森调之魂。
至此,让我们为可爱的森调队员献上一首诗吧——
踏平多少崎岖山路,
越过多少崇山峻岭,
历尽多少风霜雨雪,
送走多少春夏秋冬,
思想,山峰般凝重;
品德,山溪般纯净;
胸怀,山野般旷达;
情感,山秋般丰盛;
森调魂就是大森林中壮丽的风景!
森调人就是大森林中飞翔的雄鹰!
——作者
引子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甘于奉献”这就是我们的森调精神。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志海,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告诉我。
“但是,这简单的16个字、4句话,却是几代森调人用心血、汗水、精神、甚至是灵魂凝结而成的。”沉思了一会儿,他补充道。
说完这句话,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把目光投向了远方。
他的目光里,是回忆,是思索,是凝望,是波澜。
采访,就从这“森调精神”开始了……
一
新中国首任林业部长梁希,上世纪50年代为《中国林业》杂志撰写的《新中国林业》一文中,为中国的未来河山,描绘了这样一幅动人的远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山河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
1954年,在全国林业调查设计工作会议上,他又以下面一段话,给了林业调查工作者很高的评价:“林业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是林业的‘开山祖师’。他们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享尽大自然的快乐,也受尽大自然的挫折。没有路,披荆斩棘踏过去;没有人烟,背了干粮走过去……”
看了这样美丽的语言,相信谁也不会怀疑,作为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梁希,无疑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艺术家。
因为,没有诗人的睿智和艺术家的情怀、文学家的生活,是难以说出这样动人的诗句的。
事实上,林业调查设计者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比梁希描绘的还要苦,还要难,还要累。甚至,有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在黑龙江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常年跋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隶属于三个调查规则设计院,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工作者。这名字叫起来太长,说起来也有些拗口,干脆,社会上就简称他们为——森调队员。久而久之,人们慢慢地竟忘了他们的全称。
三个调查规划院,均隶属于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分驻在牡丹江市、绥化市和哈尔滨市。主要从事森林资源一类清查、二类调查、专业调查、规划设计和征占用林地的可行性研究,绘制林业图谱等工作及一些有关的林业检查工作。
这是一支肩负特殊任务的队伍,一支为共和国从事森林经理事业的尖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特种部队。
“森林经理事业,包含着经营与管理的含义,是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的主要职能。”李志海明确提出。
他补充介绍:“其主要任务,是勘察包括森林、野生动植物及林区矿、水、风景等在内的森林综合资源,为国家制定林业政策提供可靠数据,为开发森林进行规划,为生态平衡进行设计,为科学治林提供依据。同时,承担全省森工林区森林资源、林政的监督管理。”
五十多年来,森调队员们的双脚,踏遍了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岭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他们用辛勤的双手,记录下林区的每一棵树木。他们用智慧的汗水,描绘了林区的发展美景。他们以生命为键,饱含时代的激情,为祖国的林业调查事业,弹奏出了一首首无声的、但却是撼人心魄的辉煌乐章。
二
“森调队员的工作和生活,可不像撕日历那样轻松。”在去牡丹江规划一院的路上,资源局党委副书记郭明对我说。随行的资源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潘春燕告诉我,“森调队员的艰苦,一般人是难以想像的。”
随着对森调队员们的了解,我逐渐理解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车子到了牡丹江,已是夜幕低垂,华灯绽放。在家里迎接我们的规划一院院长苏世河,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说:“真该好好宣传一下我们的森调队员啊。正好,一院现正在绥阳局出外业呢,到现场,你会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向绥阳林业局进发。两个小时后,车子进了绥阳。而一路上,我一直在琢磨,接下来将要采访的,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又该是一群怎样的汉子?
绥阳林业局宾馆的两个普通房间,成了规划一院的临时外业指挥部。每个房间四张床,各种外业调查所需的装备、仪器和图纸,堆在床下、屋角、桌上和床上,整个房间看上去井井有条。上午的阳光,把温暖投射到人们忙碌的身上。打开的电视机,播放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节目。
担任外业总指挥的规划一院党委书记王崇民告诉记者:“2009年,一院承担了绥阳林业局51.6万公顷的第五次森林经理复查任务。这次出外业的77人,平均每人要完成6700公顷的调查面积。为了抢时间,国庆节、中秋节都没有放假,都是在山上过的。”
森林经理复查,每10年一个经理期,对大森林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细致的“盘点,”平均每年完成一到两个林业局。林区的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地上所有资源全部普查一遍。直径6厘米以上的林木,每棵都要统计在内,准确度要达到96%以上。
在绥阳局沙洞经营所,我认识了一院二中队的队长孙宝良、尹雪峰、李福森和彭鹏。
一间个体旅店不算大的房间里,摆放着4张行军床,除去床铺,屋里摆满了设备、图纸,显得有些拥挤。昏暗的屋子里,大白天点着电灯。墙上的日历,显示着2009年10月13日。同行的资源局党委副书记郭明说,现在在驻地的大力支持下,条件普遍好多了,不用在山里搭帐篷、住地窨子了。
采访是漫谈式的。为了保持原味儿,也为了展现森调队员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索性,下面就把他们所讲的内容,不加修饰地、原生态地呈现给读者。
孙宝良:“每天上山走个四五十里路,是常事儿。早晨五六点出去,晚上六七点回来,有时到八九点钟。上山遇到个小毛道儿,就很高兴了,不用砍荆棘、钻树棵子了。每个人都遭遇过黑瞎子,最近的仅几米。去年在东方红局东林林场,还遇到过老虎呢,谁也想不到,这是距东方红局最近的林场。至于野猪、蛇,几乎是天天打交道。”
尹雪峰:“今年春天,4月初,在绥阳道河林场,正赶上东宁30年不遇的大雪,下了一天一夜。雪停后等了一天上山,趟着没膝深的雪,干一天回来,腿都迈动不了。”
2007年春,孙宝良在林口局团结林场出外业,正干着,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一个炸雷把距他十多米远的巨石劈开了,吓得他头发都竖立起来了。他说,他们手上的PDA掌上电脑、GPS,都容易导雷导电,遇上雷雨,特别小心。
规划院双职工多,资源调查大队党支部书记戴永平,爱人也在一院,经常是二人一起出外业。有时他出外业回去,住一宿,第二天爱人又走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的爱人生孩子回不去,有的老人生病、去世都回不去。一直到90年代,和家里联系都靠写信,在山里想家,写信邮不出去,一封接一封,一个外业期带回几十封信给家人。还有家里写给他们的信,一两个月才收到。有时撤点儿人回去了,信还没到。
“好女不嫁森调郎,一年半载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拎回一堆破衣裳。”这句流传了50多年的顺口溜,道出了森调队员的艰辛。
李福森(48岁):父亲李春良,也是森调人。父亲曾讲过一个故事,当年在鹤北局出外业,一个队员迷山了,两天两夜,靠吃瞎虻小咬,活了下来。1981年上班后,父亲经常给他讲当年的故事。森调队员最容易得三种病,胃炎、关节炎、痔疮,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两样。有的还有高血压、糖尿病。
38岁的尹雪峰,是一院外业队伍年龄最小的,戴着近视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像20多岁。一天在山上清道,不小心茬子扎了手,肿得老高,打了十几天点滴。记者采访时,右手中指还肿得胡萝卜般。
彭鹏:“说起故事,跟他们差不多。去年在东方红大岱林场,上山走到半路,见前面一片树叶,以为是平坦地,一脚踏上去,没到大腿根儿,人摔倒在水里,手里的仪器还高高举着,怕沾上水。”
告别了二中队,我们又驱车来到驻扎在黄松经营所的六中队。
岳平(高级工程师):“就我们个人,辛苦多于幸福。普遍岁数大,出一天外业,回来就想躺着。当然,也有快乐,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天天欣赏绿树、山花,一片一片的杜鹃,在轻风中摇曳,看得忘了自己,忘了辛苦,忘了一切。登上高峰,俯瞰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逶迤连绵的山峰,觉得自己是最快乐的人了。可是一回到现实,想想前边还有湍流,还有荆棘,还有陡坡,还有干不完的活,还有无尽的艰辛,心里不禁酸楚、怅然。”
森调人是最先钻进老林子的人,是最早开路的尖兵,是最孤独寂寞的前行者,也是最伟大的探路人。用他们的话说:“手里拿着高科技,腰里别着大砍刀,走的是无人走的路,过的是野人般的生活。”
陈庆昆(49岁):父亲是老森调队员,当年转战昆明时生的他。哥哥陈庆明,在规划二院。陈庆昆1979年进的一院。父亲陈凤才,建国后第一代森调人(1951年)。现在患脑血栓,经常住医院,与工作是否有关,不好说,但体能过分消耗,生活没规律,饮食不及时,肯定会有影响。去年9月1日,陈庆昆正在山上干活,突然全身冒虚汗,瘫在地上。同伴急忙送他回林场,一检查,高血压伴随轻度脑血栓。这样的病,在森调队常见。
刘善喜(中队长):“二次转战大兴安岭,三进伊春,四下合江,六走松花江,牡丹江林区走遍了,森工林区走遍了。1986年第一年参加工作,三个人在东方红大塔山林场出外业,晚上下撤时迷山了,转了三四个小时没走出去。半夜了,忽然听到摩托车响,顺着声音直线穿过去,距公路仅300多米。到了路上,三人瘫坐在那儿,一顿大哭。”1988年,再进东方红,又去了大塔山,分给他的林班,进去一看,就是两年前迷山的地点,顿时头皮发炸,头发全竖起来了,全身起鸡皮疙瘩。“妈的,命差点没丢这儿。不干了,回去,换人。”
王德才:“原来叫王德财,家里困难,挣不到钱,气得把‘贝’拿掉了,哈哈。‘两危’那几年,单位开不出支,和爱人卖过茶蛋,卖过小吃,卖过书。那几年,一院很多人都出去摆过地摊,打过工。我的故事嘛,他们有的我都有,他们经历过的我也经历过,不说了吧?”
七中队驻地在绥阳局八里坪经营所,到这采访时,已是第二天,2009年10月14日。
李伟:“2004年,在大兴安岭韩家园子出外业,最远的一个点儿,近百公里,不通车,只好‘倒背’。3个人每人背着自己的行李、工具,有近百斤,走了三天,路上野营宿了两宿。要说森调队员的苦,没法说。”李伟孩子6岁了,我问他:“如果选择,愿意让他干这个吗?”“说实话吗?”“当然。”“坚决不让他干!”“为什么?”“太苦了。”
孙福生(中队长):1988年,在东方红大岱林场出外业,从林场雇来个小青年叫毕清海,才18岁,被草爬子咬了,天天发烧,一个多月后死了。工棚里,毕清海天天和孙福生在一起,睡觉俩人挨着。现在说起他来,孙福生还直掉泪。
毕清海刚刚去世,队员朱瑞东患急性肺炎,不能动了,直吐血。孙福生用绑腿把他绑到背上,背到山下,吐了一道的血。那时,通讯不便,院里误传是孙福生不行了,给家写信又没收到,家里人直担心。一个月后撤回到林场,和家里通上电话,刚处的对象在电话那头哭,孙福生在电话这头哭。
孙福生是正科级领导干部,很多同学职务比他低,但条件比他好,坐机关。他不脱产,还总往山里跑。别人不理解,问他图个啥?他心里苦涩,只好自圆其说:“嘿嘿,在家待着没意思,出去活动活动筋骨。”
今年春(2009年),进双桥子林场驻点儿,边防部队不让进,怎么说也不行,只好找来林场场长解释。部队连长倒不好意思了,直道歉,“你们一没介绍信,二没工作证,不知道你是正科级呀,穿的又像盲流子。”
多年来,在三个规划设计院,流传着一段儿顺口溜儿:“远看像养路段的,近看像要饭的,到跟前一看,我靠,规划设计院的。”
曾经有个笑话,前些年他们公出,拿规划设计大队介绍信,住旅店不好使,买飞机票看都不看就扔出来:“大队的不行,得公社的。”
孟凡清:“到一院十六七年了,以前上山根本不用带水,随便找个小沟小河,趴那儿就喝。现在在山里难找到小河了,常常是有沟没水,好不容易找条小河,浑的没法喝。必须得找大河,还得是上游,下游路过农田就不能喝了。”
“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资源局领导来慰问,就像在朝鲜战场上见到祖国亲人一样,特别高兴。”孙福生说,“十多年来,每年的五一、十一,郭明书记都代表李志海局长、代表资源局上山看望慰问大家。今年五一,在双桥子林场,郭书记送来一箱双沟大曲,还有水果,弟兄们喝到后半夜两点,边喝边唠森调往事,边喝边想家人,喝完哭,哭完唱。第二天早上起床,每个人嗓子都哑哑的。”
和七中队正唠着,住在50里外另一个林场的一中队赶了过来。
王宇滨(中队长):2007年在鹤北局高峰林场,王宇滨和戴晓军进了山。一进去就觉得瘆得慌,路边榛材有掰过的痕迹。俩人小心翼翼干完活,回撤快到路边了,没事儿。戴晓军高兴了,唱起歌来,嚎一嗓子,前边二三十米处,窜出3个黑瞎子。俩人吓得声没了,脚停了,气儿也不敢出了。停了一会儿,黑瞎子慢腾腾走了,俩人撒开丫子就跑。
张敬馨:2001年,在东京城北湖头林场出外业,住在船上11天。一天半夜涨水,船缆冲开了,早上睁开眼睛,船漂到了湖心。前几天出外业,地图上标示没有路,坐车上去,窄的边上是悬崖,吓得一车人不敢说话。
还有于东华、吴贤喆,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旁边规划一院宣传部长朱春海插话说:“我家5个人,父亲、我、爱人、弟弟、妹妹,都在森调队。”
规划一院党委书记王崇民说:“人员老龄化问题严重,平均年龄47岁,到50岁就跑不动了。这问题多次向上反映,资源局也很重视。应该提前退休,补充新人。就说上山,出了门儿汗就没有消的时候,衣服就没有干的时候。爬山越岭,身体磨损,体能都消耗了。要不怎么说,干十年森调,把一生的路都走完了。”
来到每个点儿,采访的开头都陷入沉默,每个森调队员都似在回忆往事。那些经历过的辛苦,一时反倒无从谈起,太多了。说哪件事,说哪个点儿,说哪一天,说哪次遭遇?
我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目光移向了五花山。近处远处的森林,跌宕起伏,层林尽染。我心里翻腾着他们说的话:晚上想家时,大伙儿就躺在床上唱歌。唱祖国,唱森林,唱山歌,唱情歌,直唱到困了,乏了,累了。
森调人的生活,像五花山那样烂漫。森调人的情感,像五花山那样丰富。他们选择了大森林,就心甘情愿地为大森林贡献了一切。遗憾的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他们呢?
三
规划二院坐落在绥化市中心位置,到这里采访那天,是2009年11月13日。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
为了便于集中采访,二院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十几人,基本都是第三代森调人了。在这里,记者同样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同样看到了一个个胼手胝足、顽强奋进的身躯。
纪委书记王镇说,1951年,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全国成产了12个规划调查设计大队,其中第十一大队设在了绥化,即二院的前身。当时,哈齐牡佳随便选址,设在绥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批的。
那时的林子,特别的茂密,很多都是原始森林。有的森调队员进了老林子,最后出不来了,用苏联的直升机救援,把人救到海参崴。
如今,第一代森调人多数已经不在了,第二代也基本都退休了,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第三代人,平均都已是四十七八岁了。2009年,二院刚刚招录了十几个人,这些第四代森调人,将沿着父辈的足迹,承担起传承森调精神的重任。
总工办主任李德深和李健二人坐在一起的闲聊,引起了记者的注意:“80年代转战大兴安岭,哪有路啊,都是靠人背肩扛把物资、工具、生活必须品运进去。最远的林班,18个人在途中打了6个小宿。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抗联。惟一的不同,是后面没有鬼子兵追赶,头上没有子弹飞窜。”
那时候,森调人的工作主要是为建林业局、林场选址,或是为林区的初步开发进行调查设计,都是深山老林,根本没有人烟,更谈不上交通。
冬天,他们将粮食、帐篷、工具等物品,用“爬山虎”运到预设的集中工作点儿贮存,留下两三人在此看护一冬,等到次年开春工作时再分发下去。
春天开化前,全体调查人员进山,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工具、账纸、帐篷、粮食,一走就是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他们每人都负重100多斤,柱着棍子,挪动着脚步,硬是用双脚在高低不平的山地里、树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预设的工作地点。
这时候,每个小队就没有了性别差异。女同志一样背物资,一样步行穿山,一样要进行外业调查。同住一个帐篷里,几袋面摞在一起,就是一道“间壁墙”。“墙”的这边住着男同志,“墙”的那边住着女同志。同样吃脱水菜和罐头,过着以林木为伍、以野兽为伴的与世隔绝生活。
那年月,被蚊子、瞎虻、草爬子叮咬是家常便饭,遭遇猛兽骚扰也不足为奇,但最可怕的是迷山。
一次,一个工组在离小队住地很远的工作点儿调查完后,返回时下起了大雨。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最后视线也模糊了。也不知走了多远,不知走到了哪里,实在是走不动了,他们也不敢再走了,只好停下脚步,原地过夜。这一夜,天当被,地当床,潮湿寒冷的恐惧中,大家混了一宿。令他们想不到是,五十米开外就是小队的住地,那温暖的家竟然近在咫尺。黎明时分,一个同伴醒来,发现了袅袅炊烟,赶忙叫醒了其他人。
2009年12月,《黑龙江林业报》曾连载了朱春海写的《难忘安格林》。文中讲述了他参加工作的第一次外业,也是森调队最后一次到没有开发的林区——大兴安岭安格林调查的情景。那是1980年。
调查是从冬季开始的。大兴安岭的雪特别大,平平常常的地方没膝,深的地方齐腰,他们整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特别是在雪将融化的一段儿时间里,表面形成一层硬壳,人走上去就会陷下去。工作一天回来,靴子里的雪被体温融成了水,毡袜和棉裤都湿透了,双脚泡得煞白。回到工棚,就得赶紧把毡袜和棉裤拧干,并和靴子一起烘干,第二天继续穿着工作。那段时间里,天天如此,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队员,所在小队工作结束要撤点时,由于连下大雨,河水猛涨,阻住下撤的路,被困住了,而且有可能被困很长时间,所剩食物又不多了。近乎绝望中,他手捧着对象的照片,留下了眼泪。
一名出外业得病的队员,在回去治病的路上,实在走不动了,他把心爱的手表交给护送的同伴:“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把手表一定要交给我妻子,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留给她做个纪念吧。”
森调人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也很多,很多。
他们用自己的苦,换来了一个个新生的林业局,换来了一个个新生的林场,换来了一个个新的林区,换来了新中国的繁荣昌盛。他们吃过的苦,是现在的人无法想像的。他们受过的苦,是后辈们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就是“森调精神”,正被一代又一代的森调人薪火相传地传承。
在规划二院,有两个女子小队,十几个人。许春菊、赵雪梅就是其中的两位。看上去有些瘦弱的许春菊,1986年牡丹江林校毕业后,出过二次外业。1987年春在通北局,秋季去的上甘岭局。她说,有过思想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苦。
王镇说,只要出了外业,没人惦着回家,一怕耽误工作,二怕别人说是逃兵。平时不管有什么摩擦,一出外业,就像一家人似的。每天谁回来晚了,大家都惦着,一个人不回来,就都不吃饭等着,形成了习惯。
工作23年的姜志强,一直在一线。第一年出外业时,流了很多眼泪,是累得掉泪,苦得掉泪,悔得掉泪。听别人说森调好,就来了,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炼成了男子汉、纯爷们儿了。
姜志强爱唱歌,也写过歌,自创自唱:
山是高高的山,
树是苍绿的树,
我们森调队员跋涉在林间。
也许没人知道我,
也许没人喜欢我,
但是大森林深深爱着我。
鲜花为我们吐艳,
百鸟为我们歌唱,
就这样默默地描绘祖国山河。
唐国庆,1961年10月生,所以叫“国庆”。他说,几十年野外作业,没引起过一起火情,大家都自觉约束自己,甚至遇到火情都主动参与扑救。他们就曾扑灭过多起小的山火。
副院长尹财告诉记者: 2009年8月,二院新招录了11个人,5男6女。其中有个叫谢超的,第一次出外业,一个外业期,脚砸肿了,仍自始至终坚持了下来。谢超的爷爷谢明德,原二院副书记,第一代森调人。父亲谢岭,是第三代,他是第四代。谢超说:“咱是森调人的后代,是老森调人播下的种子,不能给森调人丢脸,不能让父辈们失望。”
有人说,森调队员最辛苦的是脚,最伟大的也是脚,森调队员个个都有一副铁脚板,拖不垮,走不烂。因为,他们出外业每天要走四五十里的山路。一个外业期,一个人至少要走四五千里的路。
那是什么样的路啊?是在老林子里穿,是在荒草甸子上踏,是在冰冷河水里趟,是在野山坡上爬。是没人走的崎岖,是没人行的坎坷,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是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啊!五十多年来,森调队员们走的路,恐怕能从地球通向月球了。
那天,规划二院党委书记叶柏森在省城开会,听说我们来采访,下午急忙赶回来。说起自己的队员,他充满了感情,充满着赞许。
四
规划三院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129号,与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在一个大楼办公。这座大楼面对着的是宣化街、文昌街、宣信街、宣礼街、宣智街等7个大大小小的路口。在省城哈尔滨市,恐怕没有哪儿比这里路口更多了,没有哪儿比这里的地形更复杂了。
不过,这样的地形倒是符合三院的特点。四通八达、呈放射状的路口,不是很有些吻合三院的工作性质吗?每年的春秋两季,三院的森调队员们,正是沿着门前这四通八达的路口,呈放射状地走向林区,走进大山,去完成他们肩负的使命。
站在三院门前,记者仿佛看到了他们各自奔向战场的足迹,看到了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独立奋战的身影。
踏着森调队员的脚印,记者走进了这栋大楼。会议室里,早已坐满了人。记者看了看表:2009年11月18日上午9时。
座谈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大家七嘴八舌唠了很多。为了能给读者展现一个清晰的脉络,记者把采访笔记简单地做以梳理,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将谈话内容再现出来。
刘利(宣传部长):“三院建于1981年,先后经历了五届领导班子,由最初的10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每次外业,我们都把支部建到中队上,就像当年的红军时期,支部建在连队上一样,突出战斗堡垒作用。每次外业回来,从内业到外业,每个科室、每个中队、小队,都要认真详细总结工作。”
文莉(质检部):“说起当年,感受颇深。十年前,在汤旺河局出外业,全队就我一个女的,一个人住在100多平米的大会议室里,又孤独,又寂寞,又害怕。‘花大姐’满屋飞,早上醒来被子上一层,一扫就是一撮子,还常常钻到被窝里。”
“2002年春,在黑河七二一林场,31万公顷大多是初次开发的无人区,交通基本靠走,说话基本靠吼,看家基本靠狗,最长连续98天工作在山上,馒头吃到长毛了。住地窨子,地上一米,地下一米,过着半‘潜伏’生活。进去时每人背七八十斤的东西,出来时拿不出来,都扔了。包括行李、帐篷、锅灶等。没有通讯,彼此联系靠哨子。”
“黑河那次,最远的点儿到林场几十公里,喝的沼泽地水,是红色的。最长的一条河,长30多公里,大家沿河从头喝到尾。”现在已是资源调查三室主任的康庆江,黑河外业最先进去踏点,最后一批撤回来,说起当年,现在还特别激动。不仅是他,每个老森调,都像过电影一样,每个点儿、每个场景、每件事、甚至每一天都记得。
尹奉月,是名老森调,生产总负责人,在座话最多的,阅历最多的,每次外业,很多故事都亲身经历过,都记得。
“当年,黑河那个林场,面积大,采金人多,逃犯也多。有几个队员,就在采金点儿和一个杀人逃犯住了十几天。”
在一个放羊点,尹奉月他们就遇到两个逃犯。见他们警惕性高,二人半夜偷偷跑了。
座谈会上,每个人的发言,谈着谈着,就又谈到了黑河。这是让他们记忆最深刻的地方,队伍最锻炼的地方,人最历练的地方。31万公顷,第一年干了17万,第二年才干完。
那次真的是太艰苦了,太艰难了,太艰辛了,是系统外最困难的一次。地方林业开始不太配合,面积又大,加上路程远,困难多,任务难,是最难打的一场硬仗,也是最锻炼队伍的一场胜仗。
记得规划一院的卢永连,曾写过一首小诗,诗的题目叫《森调拾趣》。
日升东山岗,
行囊背上肩,
一头扎进森林里,
东拱西钻。
轻涉小溪水,
拔脚青草间,
扰了青蛙好睡眠,
鼓腮瞪眼!
野猪排成阵,
黑熊叉腰站,
蛮横示威好无理,
我躲我闪!
树下正进餐,
举馍惊奇看,
上面青虫剩半条,
啊呀那半?
匆匆山里行,
淋淋汗湿衫,
一片沼泽阻去路,
望“洋”兴叹!
红日渐西沉,
缓步回营盘,
一杯白酒解腰酸,
吱溜就干!
山里沉静夜,
被窝思亲眷,
摸出手机发短信,
哎哟没电!
诗写得很轻松,很有情趣,通篇都是诙谐、调侃的语气。但不可否认,从这些诙谐的词句中,依然能够透视到森调队员的苦、累、难。
森调队员们与森林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关系,森林资源的统计准确与否,关系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查清、查准、查实,是森调人的职责所在。因为他们肩负着代表国家查清资源状况的责任,为祖国的生态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林区的未来负责,是他们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苏盛刚,三院信息开发部主任,森调信息化开发的倡导者。还是在1998年时,他就向院领导建议,搞信息开发。当时,计算机很多人都不懂,菜单是什么,不知道?程序编入菜单,很多人提出异议,怎么可以弄菜单里?不严肃嘛,又不是吃饭!鼠标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这么大个事儿,怎么可以和老鼠弄一起?
如今,三院的信息化开发,已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六七十人,信息化成了三院的一个主要产业。历经多年的研究,三院的信息化成果,在全国林业系统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靠前的。
项目室的胡光说,2001年国家启动项目数据库建设以来,三院提供了17万字的数据,2009年全国第一个通过了项目验收。从2004开始,三院率先启动森工项目数据库建设,经过外省、市、北京等地的大量调查,现在已建起了森林管护、森林防火等专业数据库。由于起步早,工作经验充分,赢得了主动。
郝锦莹:开发数据库时,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事儿,简直快成“魔症”了。在家做饭,常常忘了插电饭锅电源,炒菜忘了放油、放盐,要不就是把菜烧焦了。那时,大家都坚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信息化开发做下去。有个叫许易真的女同志,晚上单位加班,电话打回家里,本是想问孩子爸爸是否回来,张嘴却成了“妈妈回来了吗?”
杜海梅,东林毕业来到三院,在一线干了多年:森调这么苦,能不能为林业调查做点什么,届时二年,开发出了三类森林调查软件。森工40个林业局,情况都不一样,需要一个一个调查。做出后,曾三进山河屯局现场实验,三次去,森调队长都不“感冒”。第三次,硬拉他上山,一演示,他兴奋了,眼睛亮了,“这东西好,好用!”现在,林业局都抢着要。
田忠奎,三院第一代老森调,当年六七个建院人之一,现在的办公楼,是他那时盖的。一直在后勤的他,对三院的变化,看得最直观,“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三院的领导班子,个个都是强将。特别是纪委书记林洪,统班子、带队伍的能力特别强,每年都亲临一线。而且,自从他主持工作以来,三院气象一新。”资源调查三室支部书记杨延国说。“就说业务培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抓得都紧,老同志重点提高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新同志侧重打牢基础知识,扎实业务技能。”
金哲根是朝鲜族人,从名字和说话的语气可以听出。“当年收入很低,工资又少,困难到了一定程度。现在工资、津贴都向一线倾斜,待遇也都向一线倾斜。笔记本电脑,外业人手一台。”
外业调查,大多是偏远林场。 春季要冒着刺骨的寒风,夏天要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不干活儿都够人受的,何况他们还得翻山越岭干活儿呢。三个规划设计院的外业队伍,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上,正是人到中年、事业鼎盛时期,可这也是身心疲惫、家庭负担重的年龄。但我们的森调队员对自己的事业坚定执著,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森调队员是伟大的。同样伟大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因为,每到他们出外业,家里就扔给了妻子,是妻子们默默承担起了家庭的苦、累、难。
杨吉江是三院资源调查一室党支部书记,20多年来,每次出外业,妻子都含泪为他收拾行装。妻子是联通公司经理,工资超他几倍,家里根本不需要他的钱。但他就是有这么一种执著的森调精神,坚定的事业信念,满腔的工作热爱。
说到困难,张敏的妻子吴静敏倒笑了:“怎么说呢,根本指不上他,家里的困难数也数不清,哭都哭不出来。有事又不能找他,他在外业,说了他还着急。孩子有病,老人有病,一言难尽。好在,院里帮着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选择他不后悔,他很优秀。”
董伟的丈夫白禹,父子两代森调人,“还好,老人都在哈市,也跟自己受累很多,白禹指不上,就指着老人多帮助了。”
卢丹阳在财务工作,丈夫王钦昊是森调队员。她说,来三院前,不理解丈夫工作,现在摸丈夫的膝盖,什么时候都是凉的,还常常冒虚汗,这是常年在山上风湿落下的。说着说着,话语哽咽了。
2000年,卢丹阳和王钦昊认识后,朋友问她,“你爱人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朋友们笑她。“只知道每年上山两次,回来就晒确黑,身上有伤疤,人瘦两圈,2尺 7的裤腰,不到2尺5了。”爱人从不说外业有多辛苦,怕她担忧。
知道爱人的辛苦,是黑河外业。那年,王钦昊阑尾炎手术,回来拆线就要返回一线。“忙啥,养几天不行吗?”“我不回去弟兄们就得多干,回去给他们做饭也行啊。”
2003年结婚时,为了赶在他出外业前,公婆定的日子,3月12日。定完日子才知道,这天是植树节。好,都是干林的,青山常在,绿树常青,长长远远。
女儿两岁时,爱人在亚布力出外业,卢丹阳去山上看他,待了两天。这两天,她给他和弟兄们做了两天饭,洗了两天衣服。弟兄们很是羡慕,“弟妹真贤惠,好勤快,娶了个好媳妇。”他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言语,只是嘿嘿地乐。那年,爱人刚30岁。她去亚布力是爱人要求的。为的是让她看看森调队员的辛苦。她听说,亚布力外业还不算是最辛苦的。
她说,每次要出外业了,前一周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说不出的空落,默默为丈夫收拾行李,要求每天都要打回一个电话,报个平安。每次外业回来,知道要回来了,就开始算计日子,心里核计着,好好做几顿好吃的,犒劳丈夫。丈夫进门,先是一个长长的拥抱、长长的亲吻。每次走时,都去火车站送,回来去火车站接。然后,这一路上,俩人拉在一起的手,就不再松开了。
说起家里的困难,卢丹阳想了想,“不记得有什么困难了,毕竟过去的就过去了,心里想的,都是快乐的时候了。”
和卢丹阳一同接受采访的,还有宋慧。小姑娘看上去年龄不大,性格似乎有些内向,也在三院财务工作。宋慧和小队长董琛刚处了朋友,不到一年。
董琛很少对她说起外业的苦,更多的是外业怎么怎么好,大山怎么怎么美,空气怎么怎么新鲜,怕她为自己担心。偶尔说起遇到黑瞎子、野猪什么的,也都用轻松的口气,好像那就像在动物园一样,根本没什么危险,倒像是一件好玩的事。
说到结婚,宋慧乐了,“打算过两年,他现在是三院的典型 ,不想影响他。当然,我不会拖他后腿的,因为我也算是森调人嘛。”
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森调队员们总是怀有一种愧疚的心情。1981年参加森调工作的卢永连,曾很有感触地写下一首诗:“送夫——献给森调人的妻子们”。
年年春风吹,
回回春雨下,
年年为你理行装,
回回叮咛同样的话。
习惯了——
看着你渐渐远去的身影,
习惯了——
倾听你迟迟归来的步伐。
岁月——
已不再年轻,
眼泪——
也不再一把把,
只是满怀希望的——
等待着冬与夏!
诗写得很真实,充满了妻子对森调人的深情敬意。说真的,做森调人的妻子,真的很不容易。
三院办公室主任田丰,把他们在2009年树立的典型一一介绍给记者。他们是“勇打翻身仗”的资源调查二室,“特别能吃苦能战斗”的董琛小队,“最后一个下山”的江春鸣,“不当科长甘做调查员”的李少钦,“舍小家为大家”的刘永强,“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的王大庆,“一期外业状元”翟锡联……
三院座谈会,每个人都抢着发言,心里的话都想倒出来。他们在家人面前说的很少,在朋友面前说得很少,但他们太想让社会知道他们的辛苦,太想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事业了。
当记者问及对森调人、森调精神,怎么看时,人们陷入了沉思。
也许,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能说清楚的。因为,这是几代森调人用事业凝炼的精神,这是几代森调人浸到骨子里的魂魄。
向大山学做人,向森林学做人,任凭风吹雨打,依然默默挺立。已然成为森调人高尚的品德,无私的境界。
环视面前的这些森调队员,一种强烈的震撼突然在记者心里激荡。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首无字的诗,每个人都是一支无声的歌,每个人都是一幅壮美的画,每个人都是一座耸立的碑!
不需再问什么了,他们每个人都是森调精神的化身,森调精神就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体现着。不是吗?
五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甘于奉献,”不要看轻这简短、朴实的四句话。这是几代森调人用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凝结而成的一面精神旗帜。这是他们用热血铸就的森调之魂。
1966年7月,刚刚当上小队长的魏瑞云和三个姐妹在带岭局外业调查,那天她们完成最后一个林班任务后,已是晚上6点多了。小魏在做最后的整理时,忽然发现一个样地的位置,与航拍图片上的点位相差70多米。点位不准确,势必造成调查数据的误差,怎么办?
就这样回去,向祖国交一个不准确的数据?那不是森调人的作风。
天空乌云密布。她们重新支起罗盘,抖开测绳,忍着辘辘饥肠,顶着蒙蒙细雨,挥刀砍出70米测线,立标检尺。终于,一个准确的数据,在她们的汗水中形成了。
返回的路上,天已黑尽。大森林在一阵风一阵雨的袭击下,发出骇人的吼声。借着闪电之光,她们摸索着树号辨别路途。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迷山了!
当她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时,四个姑娘绝望地抱在一起。
此时,魏瑞云心里百感交加。如果不是找错了点位,如果不是进行了返工,我们也不至于迷山。如果将错就错,如果就那样回去,谁也不会知道。可是,森调队员的人格不允许那样做啊。记得刚进入森调队接受的第一项教育,就是听老队长讲森调精神,那浑厚的声音仍响在耳边:“同志们,要记住,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是我们森调人的光荣传统。”
我没有错!如果明知道数据不准再将错就错,那是失职,是犯罪,是森调队员最大的耻辱。
暴雨拧成绳地向大森林渲泄着淫威。极度的饥饿,使姑娘们恨不得把雨水抓进嘴里充饥。四个孱弱的身体在风雨中颤抖。
“姐妹们,别怕,我们要想办法闯出去。”三个姑娘停止了哭泣。“我们顺着河水的流向走,一定能走回去。”
她们摸到一条小河,互相搀扶着蹒跚走下去。
一步,两步,三步。河面越来越宽了。
一里,二里,三里。她们隐约听到有人呼喊她们的名字,继而又看到了一丝光亮。
这是生命之光!
四个姑娘泪如泉涌,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事后,魏瑞云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丢失了多少钱,我决不会去找,但是如果丢掉了一个森调队员最珍贵的森调精神,我就是豁出生命也要把它找回来!”
这就是森调精神。这就是森调之魂。这就是森调人对祖国、对人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森林有什么样的灵魂,森调队员就有什么样的灵魂。每一片森林都铭刻着森调队员的艰辛和风骨。
1969年夏末的一天,技术员胡永云,带领新队员小王去一个边远林班作业。本来已患肠炎好几天的胡永云是应该休息的,可他知道,这个林班是乌伊岭林业局地形最复杂的一个林班,稍有不慎就会迷山。论经验、论技术非他莫属。他主动承担了任务。
调查中,他几乎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拉一次肚子。坚持干完最后一个样地,已是下午5点多了,还有四十多里的山路。当时他已严重虚脱,脸色蜡黄,浑身发抖,走起路来直打摆子。4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仅走出了约5公里的路程。
胡永云再也坚持不住了,倚在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上虚汗湿透了衣服。
小王不顾胡永云的拦阻,硬是把他背起来,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在翻一个山坡时,小王被一棵倒木绊倒,两人一起滚了下去……
胡永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了,小王也已精疲力竭,难以背动他了,如果俩人在一起,很可能都回不去。胡永云把仅剩下的一个馒头交给小王,三番五次命令小王,沿着他指的方向赶快走。患难与共的队友拗不过他,只好流泪离去。
次日中午,当救援的队友赶来时,只见年轻的技术员口含青草,两手紧紧地抓住一棵小树,面朝营地方向,靠在倒木上再也不会醒来了。他的怀里还揣着账纸,身上还背着测绳。
胡永云牺牲那天,是8月23日,离他30岁生日仅差十一天。
至今,胡永云的坟墓还矗立在那座山头上。原二院党委书记张振中说,那次他去乌伊岭林业局出差,还特意去看了看胡永云。
记得郭明和潘春燕说过:50多年来,有20多名森调队员因迷山、因大雪、因病魔、因野兽袭击而以身殉职。
虽然,那些因公殉职的森调队员,死后没有被追认为烈士,他们坟前的墓碑,也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枯倒。然而,谁能说他们曾经踏过的座座青山,不是记述他们业绩的丰碑?那些片片吐翠的新绿,不是他们生命的延续?他们在共和国林业版图上描绘出的点点线线,不是歌颂他们的交响乐谱啊?!
六
森林的生长是无声的,森调队员的奉献也是无声的,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森林一起,不朽地耸立在共和国的大地上。森调人是铁、是钢、是山、是松。河流是他们的血脉,大山是他们的骨骼,他们站起就是森林,他们倒下化成山脉。
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秦廷玉,原是规划三院副院长,也是个老森调,他的记忆中埋藏着许多队友的故事。
1953年的9月,伊春林区突降大雪,许奎祥在山上被冻死;1967年,女队员王秀云清晨醒来,发现身上竟盘着一条毒蛇;1985年,在柴河林业局外业调查中,一名队员被黑瞎子撕下整个脸面;有的队员被草爬子叮咬,至今仍留有森林脑炎后遗症;有的队员亲人去世了,却不能回家送葬;有的队员计算自己该做了爸爸,却不知孩子是男是女;还有一次,一名年轻队员对着太阳喃喃:真想喝一瓶啤酒啊……
这些故事让人肃然,让人起敬,让人震颤。
大森林以纯美的乳汁哺育了壮士和英雄。
大森林以丰厚的馈赠谱写了动人的歌声。
森调队员的故事,让人心头沉重,让人感情凝重。他们的事业应该被人看重,他们的精神应该受到尊重。
尽管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艰难,尽管很多人不了解他们的工作,但他们仍然前赴后继、兢兢业业地为了绿色的永恒,为你、为我、为他,为了我们的子孙所赖以生存的生态,默默地奉献着。他们虽然不是物质和金钱的富有者,但他们却有着无穷的精神财富。
1998年春,一院调查二室主任徐衍武,在鹤北林业局外业调查3个月里,写下了一首广为队友流传的小诗:三月时光为和尚,战天斗地克己,放眼锦绣好河山,穿梭万顷之地……
在二院自办的《林勘通讯》上,几名队员这样写道:“十三年前,刚从林校毕业的我,开始了森调生活。我不想知道这条路何时是尽头,但既然站在这条路上,就要顽强地走下去。”“我热爱森调工作,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奉献,就是前进、拼搏!”“我从高山走过,迷恋于这壮美的生活,搏击在浩瀚的林海,密林间留下我金色的岁月;为了青山永续利用,我把闪光的青春撒向山河,为了查清森林资源,我把生命的风采献给祖国。”
1999年春天,三院张敏、张也林在美溪局大西林林场圣旨山出外业,俩人吃住在700多米高山上的一个废弃房子里。当俩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连夜写出标语,贴在房前屋后,又在房上插上小红旗,以此抗议北约暴行,激发自己的工作斗志。
去年10月,在绥阳局沙洞经营所,当记者把随身带去的一本《黑龙江林业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专刊》,拿给几名森调队员看时,几人激动地喃喃:“太好了,祖国太伟大了,太强大了!”
这就是我们的森调队员。这就是我们森调队员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我们森调队员的力量源泉。
2009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上,对林业做出了“四个地位”的精辟定位。明确指出:“林业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不难看出,在这“四个地位”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很显然是森林资源。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也曾多次指出:“森林资源是林业的命脉。没有森林资源,就没有林业;没有森林资源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就不是又好又快发展的林业;没有森林多功能和多效益的充分发挥,就不是现代林业。”
事实上,森调人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为了充分保护、合理利用、有效发展森林资源。为了不断增加森林资源数量,为了不断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为了不断优化森林资源结构,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他们汗洒林下,血洒山间,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我们的森林是幸运的,因为它拥有一个个、一群群、一代代甘愿为之呕心沥血的森调人。
正像资源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志海概括总结的那样:“五十多年来,我们这支队伍的名称虽然几经变换,但为祖国林业建设事业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艰苦奋斗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始终没有变,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情壮志始终没有变。几代森调人洒血汗、献青春、融深情,书写了共和国林调史实辉煌的篇章。”
什么叫凝聚力?辞书讲:“一种物质内部分子间的相互吸引力。”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凝聚力,大陆的板块就不会存在,民族的精神就不会存在,社会的发展就不会存在,事业的昌盛就不会存在。
正是这种凝聚力,激励森调人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伟大业绩,书写了永不泯灭的森调精神,铸就了撼人心魄的森调之魂。
至此,让我们为可爱的森调队员献上一首诗吧——
踏平多少崎岖山路,
越过多少崇山峻岭,
历尽多少风霜雨雪,
送走多少春夏秋冬,
思想,山峰般凝重;
品德,山溪般纯净;
胸怀,山野般旷达;
情感,山秋般丰盛;
森调魂就是大森林中壮丽的风景!
森调人就是大森林中飞翔的雄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