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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之时，法律失语”，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名言。即使到了近代，战时法律与公民权益之间的冲突，也屡见不鲜。这个时候，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惜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在“日裔公民拘留案”中，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942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予军事指挥官重新安置日裔美国公民的权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就在几周前，日本轰炸了珍珠港，西海岸民众和军方部分人士都担心日军进袭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舆论一开始还听从《洛杉矶时报》“不要自乱阵脚”的呼吁，但随着形势变化，民意开始转向，许多人将敌对目光投向加州的日裔居民。加州社会弥漫恐慌情绪，有人仅仅因为担心被人下毒，就拒绝购买日裔农场主种植的蔬菜，还解雇了许多日裔雇员。
不久，电台评论员、社论作者、有影响力的农业团体、政治人物纷纷倡议，用一位国会议员的话说，要把“所有的日本人，不管是否本国公民，都安置到位于内陆的集中营去”。时任加州司法总长厄尔·沃伦也支持迁移，尽管他日后为此决策道过歉。而且，沃伦成为首席大法官后，一直致力于维护公民自由——还主笔撰写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意见，宣布校园种族隔离属违宪措施——可是，在1942年，他却告诉州治安官们，目前“我们没有发现第五纵队活动的迹象”或“破坏行为”，正说明加州的日本人“深谋远虑”“打算在进攻日来临之际再浮出水面”。之所以没出现“破坏行为”，本身就说明许多日裔居民是不忠诚的。
上述提议，也得到军方人士的支持。约翰·德威特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战争部，日裔居民很可能将有价值的攻击目标的情报传递给在近海活动的日军潜艇，还会协助敌方从事破坏行为与间谍活动。德威特将军相信，许多日裔居民都靠不住，但又很难区分哪些人忠心爱国，哪些人图谋不轨，他认为，为安全起见，唯一的万全之策，是将所有人都迁走。
1942年6月，约十万名“日裔居民”（7万人是美国公民）被强制送往位于加州东部和落基山脉沿线各州的收容营。收容营被铁丝网围住，由卫兵监管，里面的生活设施“简陋艰苦到极致”。
需要指出的是，有几千名美籍日裔公民在收容营中报名参军，开赴欧洲战场。第二代日裔移民组成的第442步兵团成为欧洲战场上“获得勋章最多的部队”，日裔士兵们因为作战英勇，共获得一万八千多枚勋章。
有人选择为国而战，有人选择法律抗争。弗瑞德·是松选择了后者。是松是美国公民，出生在加州奥克兰市一个日裔家庭，他因拒绝向重新安置点报到被警察逮捕，随后被定罪，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是松发表声明说：“集中营是为危险的敌对国侨民和公民准备的；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把守，违规者将被射杀。只有经过公正的审判，才能监禁这些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以民主的方式，为自己的忠诚辩解。但是，目前采取的监禁措施，根本就没有经过公正的审判！许多有异心的德裔和意大利裔人士也被抓了，可他们也没有像日裔那样，被像牲口一样武装圈禁起来——这难道不是因为种族原因么？如果不是，忠贞爱国的公民要求用一场公正的审判证明自己的忠诚！他们当中，也有许多能对美国证明自己的忠诚的侨民！我的官司或许能为大家讨个说法。
是松最终没能讨到说法。1944年12月18日，“是松案”宣判。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维持了对是松的定罪。胡果·布莱克大法官主笔的“是松案”判决意见非常简短，判决写道，“审慎的军事当局”发现，鉴于当时形势“紧迫”“需要尽快将所有日裔公民暂时驱离西海岸”。而且，因为“国会在战时更信赖军事长官——通常也只能这样——关于军方有权这么做的判断……现在，我们当然不能——在事情发生后，凭借事后之明，冷静审视之前发生的事——说当时那么做是不对的”。
尽管有人指责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是松案”中没有坚持原则，维护日裔公民的权利，但也有人为大法官辩护说，最高法院当时判断国内形势的依据，是司法部和军方提供的报告。在形势研判方面，肯定是军方更有经验，法官不能越俎代庖，轻易决定放人。万一日裔真的为日军传递情报，或者与其他族裔的民众发生流血冲突，这个“黑锅”该谁来背？
战后，是松很快获释，并成为加州一位成功的工程师和园林设计师。近半个世纪之后，加州一位律师偶然从解密档案中发现，当年司法部为说服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提交的报告中，有许多信息其实是军方在谎报谍情、误导政府，而司法部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却故意向最高法院隐瞒。比如，当时盛传日裔人士给日军发电报、指示轰炸目标，但经过联邦调查局查证，这类传言都是空穴来风，缺乏依据。律师随即找到是松，决定以此为由，提起申诉，争取平反。上世纪80年代，位于圣弗朗西斯科的联邦地区法院正式宣布，对是松最初的定罪无效。
随后，美国国会启动了对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所受待遇进行调查，并成立了“战时平民迁移和拘留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详细调查，并听取七百多位证人的作证，于1983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二战期间，政府在没有对个案进行审查和掌握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对日裔美国人实行迁移和拘留，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1988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正式向二战期间被赶出自己的家园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并为每一位曾经受到拘留、仍然在世的日裔美国人提供两万多美元的赔偿。199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授予弗瑞德·是松国家最高公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奖励他当年为争取公民权益，发起法律抗争的行为。
当年的许多大法官都在回忆录或后来的判决意见中进行了反思，承认“是松案”判错了，把本国公民当成了“国家的敌人”。这起案件充分说明，在战时或国家紧急状态下，最高法院更应当保持冷静，提醒总统依循宪法行事。
1942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予军事指挥官重新安置日裔美国公民的权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就在几周前，日本轰炸了珍珠港，西海岸民众和军方部分人士都担心日军进袭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舆论一开始还听从《洛杉矶时报》“不要自乱阵脚”的呼吁，但随着形势变化，民意开始转向，许多人将敌对目光投向加州的日裔居民。加州社会弥漫恐慌情绪，有人仅仅因为担心被人下毒，就拒绝购买日裔农场主种植的蔬菜，还解雇了许多日裔雇员。
不久，电台评论员、社论作者、有影响力的农业团体、政治人物纷纷倡议，用一位国会议员的话说，要把“所有的日本人，不管是否本国公民，都安置到位于内陆的集中营去”。时任加州司法总长厄尔·沃伦也支持迁移，尽管他日后为此决策道过歉。而且，沃伦成为首席大法官后，一直致力于维护公民自由——还主笔撰写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意见，宣布校园种族隔离属违宪措施——可是，在1942年，他却告诉州治安官们，目前“我们没有发现第五纵队活动的迹象”或“破坏行为”，正说明加州的日本人“深谋远虑”“打算在进攻日来临之际再浮出水面”。之所以没出现“破坏行为”，本身就说明许多日裔居民是不忠诚的。
上述提议，也得到军方人士的支持。约翰·德威特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战争部，日裔居民很可能将有价值的攻击目标的情报传递给在近海活动的日军潜艇，还会协助敌方从事破坏行为与间谍活动。德威特将军相信，许多日裔居民都靠不住，但又很难区分哪些人忠心爱国，哪些人图谋不轨，他认为，为安全起见，唯一的万全之策，是将所有人都迁走。
1942年6月，约十万名“日裔居民”（7万人是美国公民）被强制送往位于加州东部和落基山脉沿线各州的收容营。收容营被铁丝网围住，由卫兵监管，里面的生活设施“简陋艰苦到极致”。
需要指出的是，有几千名美籍日裔公民在收容营中报名参军，开赴欧洲战场。第二代日裔移民组成的第442步兵团成为欧洲战场上“获得勋章最多的部队”，日裔士兵们因为作战英勇，共获得一万八千多枚勋章。
有人选择为国而战，有人选择法律抗争。弗瑞德·是松选择了后者。是松是美国公民，出生在加州奥克兰市一个日裔家庭，他因拒绝向重新安置点报到被警察逮捕，随后被定罪，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是松发表声明说：“集中营是为危险的敌对国侨民和公民准备的；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把守，违规者将被射杀。只有经过公正的审判，才能监禁这些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以民主的方式，为自己的忠诚辩解。但是，目前采取的监禁措施，根本就没有经过公正的审判！许多有异心的德裔和意大利裔人士也被抓了，可他们也没有像日裔那样，被像牲口一样武装圈禁起来——这难道不是因为种族原因么？如果不是，忠贞爱国的公民要求用一场公正的审判证明自己的忠诚！他们当中，也有许多能对美国证明自己的忠诚的侨民！我的官司或许能为大家讨个说法。
是松最终没能讨到说法。1944年12月18日，“是松案”宣判。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维持了对是松的定罪。胡果·布莱克大法官主笔的“是松案”判决意见非常简短，判决写道，“审慎的军事当局”发现，鉴于当时形势“紧迫”“需要尽快将所有日裔公民暂时驱离西海岸”。而且，因为“国会在战时更信赖军事长官——通常也只能这样——关于军方有权这么做的判断……现在，我们当然不能——在事情发生后，凭借事后之明，冷静审视之前发生的事——说当时那么做是不对的”。
尽管有人指责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是松案”中没有坚持原则，维护日裔公民的权利，但也有人为大法官辩护说，最高法院当时判断国内形势的依据，是司法部和军方提供的报告。在形势研判方面，肯定是军方更有经验，法官不能越俎代庖，轻易决定放人。万一日裔真的为日军传递情报，或者与其他族裔的民众发生流血冲突，这个“黑锅”该谁来背？
战后，是松很快获释，并成为加州一位成功的工程师和园林设计师。近半个世纪之后，加州一位律师偶然从解密档案中发现，当年司法部为说服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提交的报告中，有许多信息其实是军方在谎报谍情、误导政府，而司法部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却故意向最高法院隐瞒。比如，当时盛传日裔人士给日军发电报、指示轰炸目标，但经过联邦调查局查证，这类传言都是空穴来风，缺乏依据。律师随即找到是松，决定以此为由，提起申诉，争取平反。上世纪80年代，位于圣弗朗西斯科的联邦地区法院正式宣布，对是松最初的定罪无效。
随后，美国国会启动了对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所受待遇进行调查，并成立了“战时平民迁移和拘留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详细调查，并听取七百多位证人的作证，于1983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二战期间，政府在没有对个案进行审查和掌握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对日裔美国人实行迁移和拘留，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1988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正式向二战期间被赶出自己的家园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并为每一位曾经受到拘留、仍然在世的日裔美国人提供两万多美元的赔偿。199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授予弗瑞德·是松国家最高公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奖励他当年为争取公民权益，发起法律抗争的行为。
当年的许多大法官都在回忆录或后来的判决意见中进行了反思，承认“是松案”判错了，把本国公民当成了“国家的敌人”。这起案件充分说明，在战时或国家紧急状态下，最高法院更应当保持冷静，提醒总统依循宪法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