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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阳明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自创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日本，阳明心学极大地影响了明治维新，成为了明治维新的重要学派，并为日本维新变法做出了重大贡献。明治维新期间出现的一大批维新志士，不是阳明学者就是阳明心学的拥趸，以他们为主导进行的改革，推翻了日本历史上的幕府统治，建立了现代日本国家。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对于中国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有着较强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阳明心学；明治维新；全面深化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阳明心学主张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日本备受推崇，进而内化成为实用主义贯穿维新始终。毫无疑问，明治维新是一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的全方位改革。早在20世纪之初，明治维新的能量就辐射到了中国，在1898-1920年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这一段历史被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需要采取了选择性的回避，无论是反对满清的对立派，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对清末的改革既无认识也无认识的兴趣。随后的30年的战乱更是让那一段历史被深深地埋没，那是中国最早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的12年，中国军阀和晚晴的创新改革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教育方面、军事方面、法律方面等等都离不开日本的影响。1910年的中国和1898年的中国相比，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尽管日本和中国之间有着极不愉快的历史回忆，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多进步的方面又是绕不开日本的，例如，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日本的堺利彦、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认识的。国父孙中山，文豪鲁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陈独秀、李大钊等等都曾经在日本生活、学习。一百年以前这些深受日本现代化影响的一批人，建立、改造着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仍然有很多这样活着那样的问题等着我们去完善。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通过分析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希望能从历史的深处再次发掘一些东西，就像一百年以前的革命先贤一样能为复兴这个国家努力。
一、巧妙地利用国际环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在于利用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最早日本同中国一样受到了来自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威胁，横须贺的黑船和炮轰马关给了日本沉重的打击，之所以说沉重并不是物质上遭受的损失，而是在闭关锁国的日本人心里造成了严重的阴影。闭关锁国的心态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显得格外无助。面对日本国内严重的外患，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中断了在英国的留学回到国内，在英国期间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和见闻，对于当时的日本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危急时刻，如果没有伊藤、井上两人，或即使有他们两个，而没有他们在伦敦生活的一段体验，那么，日本的开国史定当要改写几页了。至少长州彦岛的一块地方，一定要与香港一样成为英国租借地了。”[[日]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彦岛不是香港，长州更不是广东。最大的不同是，以萨摩、长州为代表的两个藩是日本最早对外开放，或者说是日本历史上从未真正闭关锁国的地方，这个两个地方不仅是最富裕的藩，更是在日本国内最有话语权和势力的地方政权。从1868年到1889年，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的中下级武士几乎独揽了日本太政官制下参议以及政府各部的所有重要职位。毫不夸张的说，萨摩和长州的实力和决策影响着日本近代史的走向，這两个藩走出的维新志士不同于日本其他地方人的，他们更富有远见，对世界形势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一大批了解或接触过西方的政治家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他们主导了或是参与了日本政治和外交的设计和实施。特别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对待英国人的问题上，显得格外慎重，也许并未考虑英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换成其他国家恐怕当时的日本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待。但是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毕竟是邂逅到了一起，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给武力威胁日本的英国人以极好的印象。英国人这样描述议和之后的日本人：“打败了长州人之后，我们渐渐喜欢他们，并且开始尊重他们。对于优柔寡断而又阴险的幕府人，我们逐渐嫌恶。从此，我们对于他们越发抱起同情来了。虽然至今幕府竭力阻止我们与他们接触，但……”[[日]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这里的他们就是伊藤博文背后的长州藩，可以说伊藤以自己高超的智慧博取了英国人对于倒幕运动的支持，随后进而支持新生的明治日本。可以说早在日英马关条约缔结之前，英国就开始有了改变对日政策的态度，那就是支持萨长联盟推翻幕府。随着后来美国对日本的强硬，为了防止美国独吞日本进而侵害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英国更加以当时“日不落帝国”的雄厚实力帮助倒幕派推翻幕府，1902年更是达成日英同盟，这是一个旨在为英国和日本两国为了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的利益而结成的互助同盟。该盟约规定，英国同意，当日本在远东与另外两个国家开战的话，便多以支持。而日本在同盟后不久，即展开日俄战争。另一方面，英国想利用日本箝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发展，保持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两国互利下，该同盟条约陆续展延至1923年，于1923年8月17日正式失效。
利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能取得这样的影响深远的成就是处在那个时代萨长联盟所意识不到的，英国人支持长州、萨摩仅仅是明治维新时期所能觉察到的事件。所不能觉察到的是中华朝贡体系和欧洲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碰撞给东亚社会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在中华朝贡体系当中日本并不是一个安分的角色，长期以来对中华若即若离。由于朝贡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即对中华礼制的诚服，而非一种经济和军事的输出，所以，一方面日本是凭借隔海相望的地理，有选择性的采取认同与否的态度，例如，对明王朝的认同和对满清狄夷血统的不认同；另一方面，得益于日本自身历史上的动荡，尤其是古代日本更多的是一种雄藩割据，而非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基于此历史，当中华朝贡体系和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碰撞的时候，一系列的选择随着观念的变化使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特别是弱小国家如何维护国家独立，探索国家前途这一方面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最为重要的课题。随着中华帝国的衰落和东亚国际秩序的混乱，给了日本一个率先崛起的机会，那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给了日本一个缓冲的时间，中国被殖民化敲响了日本必须要发展的警钟。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国内本身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日益腐朽的幕府和列强侵略的危机使得日本有识之士不得不对当前局势做出种种关于未来前景的探索，那就是以科学实证的自然地理世界观为依据，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吸纳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并借助欧洲近代国际秩序原理，从文化价值观、国家定位、外交实践等方面实现了对中国的价值自立，并将外交坐标的主轴迅速移向西方。[安善花：《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东北亚论坛》，2009年5月第3期。] 总之，对当时国际体系的认知和对西方列强的了解，使得日本巧妙地利用了当时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当时东亚秩序混乱的国际环境，通过“脱亚入欧”政策加速了对外扩张，将殖民主义和国家发展捆绑在了一起，走上了一条通往帝国主义强国的“捷径”。显然，日本的强国之路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得以复制，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和战争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和之后利用国际环境，营造适合自身发展的条件却是我们值得深深反思的地方。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是得益于冷战这样的国际环境和我们自身对此环境的正确判断，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搞均势外交，利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搞经济发展。
二、尊重传统的实践性改革
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具有实践性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本质上也同样如此。之所以说是实践性的在于改革的方向和过程没有人走过，只能是边改革边修正。改革形式上是重新设计体制，内容实为权力的重新分配。新老利益集团在权力上的平衡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所以只有在尊重传统前提下，提出具有实践性的改革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勒庞认为：“对一个群体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是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我们通过明治维新史可以看到日本维新史上的志士那种实用主义的务实使得日本避免了很多“革命”的东西。例如：在《日本帝国宪法》里面我们就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立宪主义和日本封建思想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这样做的目的是聪明的，无非就是使得西方的立宪思想在尊重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的前提下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能看到日本宪法保留了天皇制度，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伊藤博文认为，所谓“治理”者，及统治之意也。盖历代天皇均重此天职，以君主之德在于统治八州之臣民，非一人一家之私事也，此者宪法之源流，国体之基础也。[[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这就是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精英为了维护新生明治政府合法性所设计的方案，它在最大可能性的前提下保留了日本的传统。但是明治维新并非只是保留，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回到日本天皇制度这一主題上来看，新思想的东西闪烁着光芒。翻译过卢梭《民约论》并加以注解的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认为，为革命胜利就应培养严谨的理论以及为支撑该理论的坚忍不拔的情操，一味地倡导过激思想与采取粗暴行为对运动反而有害。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就认为“共和”本意就是主权属于人民。因此，不论有无君主，天皇都须避开一切现实政治。[[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尽管中江激烈反对帝制，但是他也就如果日本保留天皇制度，那么天皇就必须回避现实政治做了一定的妥协。这不是中江兆民，或者伊藤博文等少数几个维新思想家们的妥协，而是基于整个日本当时现状做出的最不坏的打算。
整个日本近代史的过程就是一个内部危机（封建制度日落西山）和外部危机（西方势力咄咄逼人）相结合的过程。而掌握这个过程的必定是占有现实地位的人，并且握有打开历史进程的钥匙。整个日本近代史这样的人层出不穷，在日本的工业化、军事化和经济组织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尽管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从事的职业或成就的事业不一样，但是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受阳明心学影响而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里，当然不是指阳明心学仅仅只是实用主义哲学，而是说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的日本近代维新志士们深受阳明心学启发打破了朱子学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启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瓦解日本封建体制的倒幕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为建立日本明治政权的政治文化架构打下了哲学基础。加拿大学者诺曼·赫伯特认为，促进日本进步的步调（在1868年的政治革命一旦达成之后）之所以能够加快，乃是由于日本所取法或师承的那些国家早已在技术改良和经济组织方面走了一段长路的这项事实。他国的经验，日本完全坐享其成。[[加拿大]诺曼：《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8页。]作者出生于一个在日本的牧师家庭，二战期间就在日本驻加使馆任职，二战结束后成为加拿大驻日首席代表。这样的背景使其能够对日本近代史有一定的了解，但也充满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白人至上的偏见，特别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时期。作者搞混淆的问题正是很多人所忽视的，那就是明治维新的两大结果“废藩和组织”，并不是对西方国家的坐享其成，而是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尊重日本国家的前提下提出的具有实践性的改革。
“废藩”的目的旨在为明治政权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国家，早在日本平安时期以藤原家关白总领朝政大权，实际上就是建立起以朝廷和文官为主体的政权，这是历史上天皇权力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并不是一个由单一主体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大和民族因为日本地理原因在历史进程中融合的较慢，所以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像秦汉或者唐宋那样的统一王朝。但是历史进程的日本特色并不阻碍日本中央集权思想的产生，特别是在天皇确立成为国家领袖之后历史上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不可能不受中国王朝思想的影响。日本京都那种和长安类似的对称城市布局就是日本大一统思想最好的佐证，建筑物设计风格上的灵感乃是更深层次政治哲学的直接反映。无奈历史上掌握日本的经济的一直是军事门阀，他们占有的土地远超朝廷所有。此外日本废藩之前，没有类似于中国那种分封制、科举制那样的政治改革，天皇代表的朝廷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力量，所以说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间，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同样事情的重复。这就好像多次诵读同一版本的书，或多次表演同一出戏剧一样。[[日]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8页。]日本历史在明治维新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停留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那种贵族士大夫的政治模式。当维新志士通过出访欧洲看到世界形势不可逆转之时，那种历史上就被压抑的“大一统”思想就很容易被绝大多数的人，甚至是那些要做出利益牺牲的大名所接受，这也是西乡隆盛能够以自己的魅力说服以萨摩为首的雄藩拥护明治政权的深层次原因。 “组织”的目的旨在打破那个小农经济的封建日本，建立一个工业化、军事化的现代日本。如加拿大学者诺曼所述，日本得到了西方改良的军事和工业技术，这些看似坐享其成的东西如果不依赖于组织，很难真正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日本就是靠着武士道精神为模仿欧洲的军事力量注入活力，没有它即使最精良的器具器具也是无益的……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是懦夫变成勇士。[[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4页。]也所以说“军队的有效性不但有赖于武器装备，而且取决于组织形式”[[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组织化的程度正是区别于传统与现代最为核心的标准之一，也就是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主要考量的不是政府的组织形式而是政府组织管理的程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逐渐废除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和贵族世袭制度，对人才的渴求使得大量的下级武士登上了日本政治舞台。工业化和现代军事化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组织“国民中优秀人才不断地被吸收到统治者队伍中去或者成为为他们服务的精巧机器和意识形态”。[[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日本的现代化之路就由此开始起飞，由一个被压迫国成为压迫国，朝鲜和中国已经半殖民地的附属于日本，1897年日本由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这也意味着日本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员了。[同上，第389页。]所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基础是对于日本传统的尊重，在尊重基础之上引发的一场带有实践性的改革。正因为蕴含于“富强”政策中的变革，在实践中被证明要比人们所期待的要激烈得多，这些变革才引发了争论和危机。[[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不管这些争论和危机有多么大，日本总有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那就是天皇和天皇制度，通过国家神道得以上升到一种宗教和国家混合的高度。这种协调传统文化和当务之急手段的途径在天皇和《日本帝国宪法》那里找到了统一。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在阳明心学指引下得到的最大的启发，知行合一的贯彻在日本近代史上随处可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源于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这种哲学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回归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清新政改和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这种哲学运用成功与否的清晰写照。戊戌变法前，面对西方的威胁，满清政府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和日本并无太大的区别。所谓“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都是为了抵御这场变故所制定的政策所做出的反应。这样的反应即便是放到当时的日本也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所以魏源、冯桂芬、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主张和井伊直弼、水野忠德、堀田正睦和岩濑忠震的思想趋同，那就是“在试图改造国家的过程中，不对传统的价值或体现这些价值的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能够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有效地发挥作用。”[[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同时代的中国士大夫曾国藩在1862年6月的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自强的方法，那么我们首先应视政务之改革、选贤任能为急务。”[同上。]从人类伊始至今的漫长岁月里，通过战争、移民、科技革命、市场乃至疾病等，把散落各地的人们融合在一起。语言、肤色、观念、服装、饮食习惯等在很大程度上趋同，如果说五千年人类的文明史诗是如此的意味深长，那么关于传统和改革的话题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这是因为传统或者改革所涉及的权力重组和再分配是基于的一种价值判断，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很难用一些具体的词语去抽象的评判。但是大凡成功的改革必定是历史提供了许多克服传统惯性和束缚的不同驱动力量，在保留集体记忆的同时演进到新的文明形态。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家神道和武士道的信仰、不甘偏居一隅构建日本帝国的野心、新兴阶级对社会的追求和对自我的抱负充实了明治维新的方方面面。对比于时下的中国，也同样具备这样的驱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坚定团结希冀让人民同步小康的领导集团，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同步小康、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与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冷战下的词汇“资本主义”等也越来越被我们遗忘，人们转而在茶余饭后热议“北京模式”、“G2”、“金砖国家”。
建国以来我国的飞速进步不正是阳明哲学在当代最淋漓尽致的诠释。我们看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里都立着实事求是的碑刻，在当代共产党人的心里都铭记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改革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良知”，这就是我们领导集体的“理”，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实践，实现了知行合一的完美状态。
三、有道德、进步、务实的精英集团
阳明心学解放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精英集团的思想世界，培育了一大批有思想、有道德、有个性的维新志士。王阳明对为官之道的认识和感悟很大程度源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那就是明朝中期貪腐现象严重，国之大臣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待遇而不是为朝廷着想。在《陈言边务疏》中阳明先生谈到，“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谨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当时的官场正如阳明说的那样，股肱之臣凭借自己的老资历，不图进取、不思作为，不是考虑国家大事，而是为自己的利益和小圈子殚精竭虑。那样的社会背景几乎存在于濒临没落的时代，那样的时代因为病弊也呼唤新的领导集团。日本幕府中后期，一大批被时代唤醒的志士笃信阳明学，“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成为他们推翻幕府重建日本的圭臬。中国儒家典籍《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凡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为学之道，即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不仅仅是为学之道，也是做人之道。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这种哲学进一步被带入官场演进成为一种官德。福泽渝吉在《文明论概略》里这样说道：“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而应该首先修积道德然后再谈其他问题。”[福泽渝吉：《文明路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8页。] 领导日本明治维新的精英集团有两个鲜明的特征：进步和务实。之所以说它进步，是因为以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精英集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做出了超越时代的选择。它以日本武士道精神为基础，融入中国儒士道精神，混合西方科学、人文精神，博采众长领导日本迅速现代化。在中国，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历史上始终存有文人治天下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往今来读书人魂牵梦绕的夙愿。这种“儒士道”自然区别于日本的“武士道”，形成了古代中国和日本不一样的社会，而支撑这种传统的政治架构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度，既不是一种简单的封建制度，也不是近代欧洲国家的那种绝对主义制度。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种主义或者制度都不能简单地套在庞大的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之上。而要维系这样一个庞大的文明，需要的不仅仅是军队，官僚这样的管理机器，更需要培育文化和思想以及基于此基础之上的精英集团。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文明正是得益于儒家文化的千年熏陶，和儒家精英集团的精心浇灌。儒家文化讲究中庸、和而不同，但是长期的八股文化葬送了这个文明的创造力。从甲午海战的失败对比当时的明治日本，中国不可能获得胜利，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业没有起步，政治制度还与大清朝建立初期无异，洋务运动还停留在少数国家的精英之中，那样的中国怎么可能不被打败。反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先进的科技被大量引进，文化和政治上不再局限于它自己或者中国，通过考察使团出访欧美国家，使得它在王政复古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个“专家”精英集团。“他们的知识，在有的场合中，仅仅是建筑于对欧洲或者美国的一次访问的基础之上；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中，则反映了他们在长年学习的结果，或许包括在西方大学学习的经历。这些‘专家’不仅能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而且也在法律、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以其所学弥补日本传统的不足。”[[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如此一来，日本告别了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模式，在亚洲最先进入了现代化。
之所以说它务实，是因为这些维新志士在改革过程中都始终以实际为根据，实事求是的处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在日本的政治文学著作《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我们可以通过作者中江兆民的思想，看看100多年前日本维新时期思想家对国家的判断和探索。作者认为，“纵然建立了立宪制，千百万生灵也得到了自由权利，但平等的大义既有欠缺，其自由权利则形同虚设。为什么呢？我们人民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劳动所获要缴纳几成作为租税，这虽是不得已的，可是我们不仅要养活委托其办理行政事务的官吏，而且还不得不养活那些无所事事的物品，结果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自由。”[[日]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中江兆民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了政治诉求，借洋学绅士之口表达了对民主制的赞美。但是日本的现实却不允许，刚刚从幕府统治下解脱下来的日本民众更容易接受一个由天皇存在的君主立宪制的日本，而不是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中江代表的不仅仅是日本学界，而是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普遍认同，是一种极为务实的选择。此外，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弱小的、落后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如何以一个小国家的现实，徘徊在世界列强之间？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日本思想界给出的答案就是从自身以外去筹措，自身之外的对象肯定不是列强，而是他的邻国朝鲜和中国，特别是那个早已江河日下的庞大中国必然成为日本走向现代化必然的牺牲品。在日本看来，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即使没有日本，中国也依然会被其他列强瓜分。所以有学者认为：“日本扩张的这个对象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其一，它须是个大国，‘国土非常辽阔’。其二，它必须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如果是荒漠，占有它也不能获得‘巨额金钱’；其三，它必须懦弱，如果它不那么懦弱，日本也奈何它不得的。”[叶成林：《<三醉人经纶问答>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那个时候的日本思想家的理论，作为它现代化过程中的判断和选择无疑是务实和可行的，但是它给邻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将自身拉入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1840年以来对于远东最重要的变化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冲击了中国古代的东亚体系，即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击碎了中华朝贡体系。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欧洲国家带来的影响，而是日本崛起对中华文明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并没有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而消失，直到今天隔海相望的日本仍然是我国对外关系和整个远东国际关系体系稳定的重要对象。历史喜欢开玩笑，当阳明心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流行，唤醒日本民众推翻幕府建立新生国家的时候，在中国国内却鲜有人问津。这些思想没有在中国开花，却唤醒了日本民众，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进程。当留学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看到阳明学在日本影响极大而不得不重新评价阳明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觉得可悲。无可厚非，中国属于世界，中华文化自然也属于全人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和思考传统文化，并不是仅为了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残存荣光，而是那里面蕴含着大量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因子。文化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文化的决定性，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安顿改革开放以来为物欲而躁动的人心，在复兴的路上重塑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诺曼著，姚曾廙译.《日本维新史》[M].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依田熹家，卞立强等著.《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①任达[美].《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②任达[美].《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③久米正雄[日].《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④久米正雄[日].《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⑤安善花：《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东北亚论坛》，2009年5月第3期.
⑥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⑦伊藤博文[日].《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⑧井上清[日]《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
⑨诺曼[加拿大].《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8页.
⑩福泽渝吉[日].《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8页.
新渡户稻造[日].《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4页。
威廉[英].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井上清[日].《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同上，第389页.
[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
威廉·[英]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同上.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福泽渝吉.《文明路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8页.
威廉[英].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中江兆民[日].《三醉人经纶问答》，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
叶成林.《<三醉人经纶问答>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关键词：阳明心学；明治维新；全面深化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阳明心学主张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日本备受推崇，进而内化成为实用主义贯穿维新始终。毫无疑问，明治维新是一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的全方位改革。早在20世纪之初，明治维新的能量就辐射到了中国，在1898-1920年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这一段历史被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需要采取了选择性的回避，无论是反对满清的对立派，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对清末的改革既无认识也无认识的兴趣。随后的30年的战乱更是让那一段历史被深深地埋没，那是中国最早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的12年，中国军阀和晚晴的创新改革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教育方面、军事方面、法律方面等等都离不开日本的影响。1910年的中国和1898年的中国相比，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尽管日本和中国之间有着极不愉快的历史回忆，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多进步的方面又是绕不开日本的，例如，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日本的堺利彦、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认识的。国父孙中山，文豪鲁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陈独秀、李大钊等等都曾经在日本生活、学习。一百年以前这些深受日本现代化影响的一批人，建立、改造着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仍然有很多这样活着那样的问题等着我们去完善。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通过分析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希望能从历史的深处再次发掘一些东西，就像一百年以前的革命先贤一样能为复兴这个国家努力。
一、巧妙地利用国际环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在于利用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最早日本同中国一样受到了来自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威胁，横须贺的黑船和炮轰马关给了日本沉重的打击，之所以说沉重并不是物质上遭受的损失，而是在闭关锁国的日本人心里造成了严重的阴影。闭关锁国的心态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显得格外无助。面对日本国内严重的外患，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中断了在英国的留学回到国内，在英国期间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和见闻，对于当时的日本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危急时刻，如果没有伊藤、井上两人，或即使有他们两个，而没有他们在伦敦生活的一段体验，那么，日本的开国史定当要改写几页了。至少长州彦岛的一块地方，一定要与香港一样成为英国租借地了。”[[日]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彦岛不是香港，长州更不是广东。最大的不同是，以萨摩、长州为代表的两个藩是日本最早对外开放，或者说是日本历史上从未真正闭关锁国的地方，这个两个地方不仅是最富裕的藩，更是在日本国内最有话语权和势力的地方政权。从1868年到1889年，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的中下级武士几乎独揽了日本太政官制下参议以及政府各部的所有重要职位。毫不夸张的说，萨摩和长州的实力和决策影响着日本近代史的走向，這两个藩走出的维新志士不同于日本其他地方人的，他们更富有远见，对世界形势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一大批了解或接触过西方的政治家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他们主导了或是参与了日本政治和外交的设计和实施。特别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对待英国人的问题上，显得格外慎重，也许并未考虑英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换成其他国家恐怕当时的日本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待。但是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毕竟是邂逅到了一起，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给武力威胁日本的英国人以极好的印象。英国人这样描述议和之后的日本人：“打败了长州人之后，我们渐渐喜欢他们，并且开始尊重他们。对于优柔寡断而又阴险的幕府人，我们逐渐嫌恶。从此，我们对于他们越发抱起同情来了。虽然至今幕府竭力阻止我们与他们接触，但……”[[日]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这里的他们就是伊藤博文背后的长州藩，可以说伊藤以自己高超的智慧博取了英国人对于倒幕运动的支持，随后进而支持新生的明治日本。可以说早在日英马关条约缔结之前，英国就开始有了改变对日政策的态度，那就是支持萨长联盟推翻幕府。随着后来美国对日本的强硬，为了防止美国独吞日本进而侵害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英国更加以当时“日不落帝国”的雄厚实力帮助倒幕派推翻幕府，1902年更是达成日英同盟，这是一个旨在为英国和日本两国为了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的利益而结成的互助同盟。该盟约规定，英国同意，当日本在远东与另外两个国家开战的话，便多以支持。而日本在同盟后不久，即展开日俄战争。另一方面，英国想利用日本箝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发展，保持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两国互利下，该同盟条约陆续展延至1923年，于1923年8月17日正式失效。
利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能取得这样的影响深远的成就是处在那个时代萨长联盟所意识不到的，英国人支持长州、萨摩仅仅是明治维新时期所能觉察到的事件。所不能觉察到的是中华朝贡体系和欧洲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碰撞给东亚社会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在中华朝贡体系当中日本并不是一个安分的角色，长期以来对中华若即若离。由于朝贡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即对中华礼制的诚服，而非一种经济和军事的输出，所以，一方面日本是凭借隔海相望的地理，有选择性的采取认同与否的态度，例如，对明王朝的认同和对满清狄夷血统的不认同；另一方面，得益于日本自身历史上的动荡，尤其是古代日本更多的是一种雄藩割据，而非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基于此历史，当中华朝贡体系和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碰撞的时候，一系列的选择随着观念的变化使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特别是弱小国家如何维护国家独立，探索国家前途这一方面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最为重要的课题。随着中华帝国的衰落和东亚国际秩序的混乱，给了日本一个率先崛起的机会，那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给了日本一个缓冲的时间，中国被殖民化敲响了日本必须要发展的警钟。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国内本身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日益腐朽的幕府和列强侵略的危机使得日本有识之士不得不对当前局势做出种种关于未来前景的探索，那就是以科学实证的自然地理世界观为依据，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吸纳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并借助欧洲近代国际秩序原理，从文化价值观、国家定位、外交实践等方面实现了对中国的价值自立，并将外交坐标的主轴迅速移向西方。[安善花：《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东北亚论坛》，2009年5月第3期。] 总之，对当时国际体系的认知和对西方列强的了解，使得日本巧妙地利用了当时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当时东亚秩序混乱的国际环境，通过“脱亚入欧”政策加速了对外扩张，将殖民主义和国家发展捆绑在了一起，走上了一条通往帝国主义强国的“捷径”。显然，日本的强国之路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得以复制，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和战争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和之后利用国际环境，营造适合自身发展的条件却是我们值得深深反思的地方。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是得益于冷战这样的国际环境和我们自身对此环境的正确判断，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搞均势外交，利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搞经济发展。
二、尊重传统的实践性改革
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具有实践性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本质上也同样如此。之所以说是实践性的在于改革的方向和过程没有人走过，只能是边改革边修正。改革形式上是重新设计体制，内容实为权力的重新分配。新老利益集团在权力上的平衡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所以只有在尊重传统前提下，提出具有实践性的改革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勒庞认为：“对一个群体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是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我们通过明治维新史可以看到日本维新史上的志士那种实用主义的务实使得日本避免了很多“革命”的东西。例如：在《日本帝国宪法》里面我们就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立宪主义和日本封建思想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这样做的目的是聪明的，无非就是使得西方的立宪思想在尊重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的前提下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能看到日本宪法保留了天皇制度，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伊藤博文认为，所谓“治理”者，及统治之意也。盖历代天皇均重此天职，以君主之德在于统治八州之臣民，非一人一家之私事也，此者宪法之源流，国体之基础也。[[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这就是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精英为了维护新生明治政府合法性所设计的方案，它在最大可能性的前提下保留了日本的传统。但是明治维新并非只是保留，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回到日本天皇制度这一主題上来看，新思想的东西闪烁着光芒。翻译过卢梭《民约论》并加以注解的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认为，为革命胜利就应培养严谨的理论以及为支撑该理论的坚忍不拔的情操，一味地倡导过激思想与采取粗暴行为对运动反而有害。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就认为“共和”本意就是主权属于人民。因此，不论有无君主，天皇都须避开一切现实政治。[[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尽管中江激烈反对帝制，但是他也就如果日本保留天皇制度，那么天皇就必须回避现实政治做了一定的妥协。这不是中江兆民，或者伊藤博文等少数几个维新思想家们的妥协，而是基于整个日本当时现状做出的最不坏的打算。
整个日本近代史的过程就是一个内部危机（封建制度日落西山）和外部危机（西方势力咄咄逼人）相结合的过程。而掌握这个过程的必定是占有现实地位的人，并且握有打开历史进程的钥匙。整个日本近代史这样的人层出不穷，在日本的工业化、军事化和经济组织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尽管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从事的职业或成就的事业不一样，但是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受阳明心学影响而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里，当然不是指阳明心学仅仅只是实用主义哲学，而是说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的日本近代维新志士们深受阳明心学启发打破了朱子学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启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瓦解日本封建体制的倒幕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为建立日本明治政权的政治文化架构打下了哲学基础。加拿大学者诺曼·赫伯特认为，促进日本进步的步调（在1868年的政治革命一旦达成之后）之所以能够加快，乃是由于日本所取法或师承的那些国家早已在技术改良和经济组织方面走了一段长路的这项事实。他国的经验，日本完全坐享其成。[[加拿大]诺曼：《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8页。]作者出生于一个在日本的牧师家庭，二战期间就在日本驻加使馆任职，二战结束后成为加拿大驻日首席代表。这样的背景使其能够对日本近代史有一定的了解，但也充满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白人至上的偏见，特别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时期。作者搞混淆的问题正是很多人所忽视的，那就是明治维新的两大结果“废藩和组织”，并不是对西方国家的坐享其成，而是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尊重日本国家的前提下提出的具有实践性的改革。
“废藩”的目的旨在为明治政权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国家，早在日本平安时期以藤原家关白总领朝政大权，实际上就是建立起以朝廷和文官为主体的政权，这是历史上天皇权力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并不是一个由单一主体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大和民族因为日本地理原因在历史进程中融合的较慢，所以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像秦汉或者唐宋那样的统一王朝。但是历史进程的日本特色并不阻碍日本中央集权思想的产生，特别是在天皇确立成为国家领袖之后历史上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不可能不受中国王朝思想的影响。日本京都那种和长安类似的对称城市布局就是日本大一统思想最好的佐证，建筑物设计风格上的灵感乃是更深层次政治哲学的直接反映。无奈历史上掌握日本的经济的一直是军事门阀，他们占有的土地远超朝廷所有。此外日本废藩之前，没有类似于中国那种分封制、科举制那样的政治改革，天皇代表的朝廷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力量，所以说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间，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同样事情的重复。这就好像多次诵读同一版本的书，或多次表演同一出戏剧一样。[[日]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8页。]日本历史在明治维新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停留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那种贵族士大夫的政治模式。当维新志士通过出访欧洲看到世界形势不可逆转之时，那种历史上就被压抑的“大一统”思想就很容易被绝大多数的人，甚至是那些要做出利益牺牲的大名所接受，这也是西乡隆盛能够以自己的魅力说服以萨摩为首的雄藩拥护明治政权的深层次原因。 “组织”的目的旨在打破那个小农经济的封建日本，建立一个工业化、军事化的现代日本。如加拿大学者诺曼所述，日本得到了西方改良的军事和工业技术，这些看似坐享其成的东西如果不依赖于组织，很难真正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日本就是靠着武士道精神为模仿欧洲的军事力量注入活力，没有它即使最精良的器具器具也是无益的……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是懦夫变成勇士。[[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4页。]也所以说“军队的有效性不但有赖于武器装备，而且取决于组织形式”[[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组织化的程度正是区别于传统与现代最为核心的标准之一，也就是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主要考量的不是政府的组织形式而是政府组织管理的程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逐渐废除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和贵族世袭制度，对人才的渴求使得大量的下级武士登上了日本政治舞台。工业化和现代军事化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组织“国民中优秀人才不断地被吸收到统治者队伍中去或者成为为他们服务的精巧机器和意识形态”。[[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日本的现代化之路就由此开始起飞，由一个被压迫国成为压迫国，朝鲜和中国已经半殖民地的附属于日本，1897年日本由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这也意味着日本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员了。[同上，第389页。]所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基础是对于日本传统的尊重，在尊重基础之上引发的一场带有实践性的改革。正因为蕴含于“富强”政策中的变革，在实践中被证明要比人们所期待的要激烈得多，这些变革才引发了争论和危机。[[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不管这些争论和危机有多么大，日本总有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那就是天皇和天皇制度，通过国家神道得以上升到一种宗教和国家混合的高度。这种协调传统文化和当务之急手段的途径在天皇和《日本帝国宪法》那里找到了统一。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在阳明心学指引下得到的最大的启发，知行合一的贯彻在日本近代史上随处可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源于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这种哲学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回归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清新政改和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这种哲学运用成功与否的清晰写照。戊戌变法前，面对西方的威胁，满清政府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和日本并无太大的区别。所谓“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都是为了抵御这场变故所制定的政策所做出的反应。这样的反应即便是放到当时的日本也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所以魏源、冯桂芬、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主张和井伊直弼、水野忠德、堀田正睦和岩濑忠震的思想趋同，那就是“在试图改造国家的过程中，不对传统的价值或体现这些价值的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能够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有效地发挥作用。”[[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同时代的中国士大夫曾国藩在1862年6月的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自强的方法，那么我们首先应视政务之改革、选贤任能为急务。”[同上。]从人类伊始至今的漫长岁月里，通过战争、移民、科技革命、市场乃至疾病等，把散落各地的人们融合在一起。语言、肤色、观念、服装、饮食习惯等在很大程度上趋同，如果说五千年人类的文明史诗是如此的意味深长，那么关于传统和改革的话题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这是因为传统或者改革所涉及的权力重组和再分配是基于的一种价值判断，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很难用一些具体的词语去抽象的评判。但是大凡成功的改革必定是历史提供了许多克服传统惯性和束缚的不同驱动力量，在保留集体记忆的同时演进到新的文明形态。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家神道和武士道的信仰、不甘偏居一隅构建日本帝国的野心、新兴阶级对社会的追求和对自我的抱负充实了明治维新的方方面面。对比于时下的中国，也同样具备这样的驱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坚定团结希冀让人民同步小康的领导集团，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同步小康、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与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冷战下的词汇“资本主义”等也越来越被我们遗忘，人们转而在茶余饭后热议“北京模式”、“G2”、“金砖国家”。
建国以来我国的飞速进步不正是阳明哲学在当代最淋漓尽致的诠释。我们看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里都立着实事求是的碑刻，在当代共产党人的心里都铭记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改革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良知”，这就是我们领导集体的“理”，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实践，实现了知行合一的完美状态。
三、有道德、进步、务实的精英集团
阳明心学解放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精英集团的思想世界，培育了一大批有思想、有道德、有个性的维新志士。王阳明对为官之道的认识和感悟很大程度源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那就是明朝中期貪腐现象严重，国之大臣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待遇而不是为朝廷着想。在《陈言边务疏》中阳明先生谈到，“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谨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当时的官场正如阳明说的那样，股肱之臣凭借自己的老资历，不图进取、不思作为，不是考虑国家大事，而是为自己的利益和小圈子殚精竭虑。那样的社会背景几乎存在于濒临没落的时代，那样的时代因为病弊也呼唤新的领导集团。日本幕府中后期，一大批被时代唤醒的志士笃信阳明学，“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成为他们推翻幕府重建日本的圭臬。中国儒家典籍《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凡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为学之道，即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不仅仅是为学之道，也是做人之道。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这种哲学进一步被带入官场演进成为一种官德。福泽渝吉在《文明论概略》里这样说道：“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而应该首先修积道德然后再谈其他问题。”[福泽渝吉：《文明路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8页。] 领导日本明治维新的精英集团有两个鲜明的特征：进步和务实。之所以说它进步，是因为以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精英集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做出了超越时代的选择。它以日本武士道精神为基础，融入中国儒士道精神，混合西方科学、人文精神，博采众长领导日本迅速现代化。在中国，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历史上始终存有文人治天下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往今来读书人魂牵梦绕的夙愿。这种“儒士道”自然区别于日本的“武士道”，形成了古代中国和日本不一样的社会，而支撑这种传统的政治架构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度，既不是一种简单的封建制度，也不是近代欧洲国家的那种绝对主义制度。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种主义或者制度都不能简单地套在庞大的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之上。而要维系这样一个庞大的文明，需要的不仅仅是军队，官僚这样的管理机器，更需要培育文化和思想以及基于此基础之上的精英集团。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文明正是得益于儒家文化的千年熏陶，和儒家精英集团的精心浇灌。儒家文化讲究中庸、和而不同，但是长期的八股文化葬送了这个文明的创造力。从甲午海战的失败对比当时的明治日本，中国不可能获得胜利，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业没有起步，政治制度还与大清朝建立初期无异，洋务运动还停留在少数国家的精英之中，那样的中国怎么可能不被打败。反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先进的科技被大量引进，文化和政治上不再局限于它自己或者中国，通过考察使团出访欧美国家，使得它在王政复古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个“专家”精英集团。“他们的知识，在有的场合中，仅仅是建筑于对欧洲或者美国的一次访问的基础之上；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中，则反映了他们在长年学习的结果，或许包括在西方大学学习的经历。这些‘专家’不仅能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而且也在法律、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以其所学弥补日本传统的不足。”[[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如此一来，日本告别了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模式，在亚洲最先进入了现代化。
之所以说它务实，是因为这些维新志士在改革过程中都始终以实际为根据，实事求是的处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在日本的政治文学著作《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我们可以通过作者中江兆民的思想，看看100多年前日本维新时期思想家对国家的判断和探索。作者认为，“纵然建立了立宪制，千百万生灵也得到了自由权利，但平等的大义既有欠缺，其自由权利则形同虚设。为什么呢？我们人民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劳动所获要缴纳几成作为租税，这虽是不得已的，可是我们不仅要养活委托其办理行政事务的官吏，而且还不得不养活那些无所事事的物品，结果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自由。”[[日]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中江兆民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了政治诉求，借洋学绅士之口表达了对民主制的赞美。但是日本的现实却不允许，刚刚从幕府统治下解脱下来的日本民众更容易接受一个由天皇存在的君主立宪制的日本，而不是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中江代表的不仅仅是日本学界，而是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普遍认同，是一种极为务实的选择。此外，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弱小的、落后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如何以一个小国家的现实，徘徊在世界列强之间？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日本思想界给出的答案就是从自身以外去筹措，自身之外的对象肯定不是列强，而是他的邻国朝鲜和中国，特别是那个早已江河日下的庞大中国必然成为日本走向现代化必然的牺牲品。在日本看来，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即使没有日本，中国也依然会被其他列强瓜分。所以有学者认为：“日本扩张的这个对象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其一，它须是个大国，‘国土非常辽阔’。其二，它必须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如果是荒漠，占有它也不能获得‘巨额金钱’；其三，它必须懦弱，如果它不那么懦弱，日本也奈何它不得的。”[叶成林：《<三醉人经纶问答>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那个时候的日本思想家的理论，作为它现代化过程中的判断和选择无疑是务实和可行的，但是它给邻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将自身拉入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1840年以来对于远东最重要的变化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冲击了中国古代的东亚体系，即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击碎了中华朝贡体系。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欧洲国家带来的影响，而是日本崛起对中华文明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并没有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而消失，直到今天隔海相望的日本仍然是我国对外关系和整个远东国际关系体系稳定的重要对象。历史喜欢开玩笑，当阳明心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流行，唤醒日本民众推翻幕府建立新生国家的时候，在中国国内却鲜有人问津。这些思想没有在中国开花，却唤醒了日本民众，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进程。当留学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看到阳明学在日本影响极大而不得不重新评价阳明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觉得可悲。无可厚非，中国属于世界，中华文化自然也属于全人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和思考传统文化，并不是仅为了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残存荣光，而是那里面蕴含着大量激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因子。文化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文化的决定性，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安顿改革开放以来为物欲而躁动的人心，在复兴的路上重塑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诺曼著，姚曾廙译.《日本维新史》[M].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依田熹家，卞立强等著.《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①任达[美].《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②任达[美].《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③久米正雄[日].《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④久米正雄[日].《伊藤博文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⑤安善花：《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东北亚论坛》，2009年5月第3期.
⑥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⑦伊藤博文[日].《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⑧井上清[日]《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
⑨诺曼[加拿大].《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8页.
⑩福泽渝吉[日].《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8页.
新渡户稻造[日].《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4页。
威廉[英].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井上清[日].《日本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同上，第389页.
[英]威廉·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
威廉·[英]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同上.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福泽渝吉.《文明路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8页.
威廉[英].G·比利斯：《明治维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中江兆民[日].《三醉人经纶问答》，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
叶成林.《<三醉人经纶问答>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