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就有一批活跃在香港媒体的内地人。如今这批“元老级”媒体人还在留守的已所剩无几，只有杨锦麟依然老骥伏枥，斗志昂扬，不断开拓新领域。
　　初到香港，我在《明报》写社论，开始关注两岸关系。当时这方面的权威是退休的香港新华社（中联办前身）台湾事务部长黄文放先生。此公底气不足，霸气有余，而且喜欢吹牛，曾自吹“一国两制”是他向邓公建议的。其实，我刚从体制内出来，知道一个股级干部实在所知有限。但《信报》上一个署名“陈子帛”写的专栏文章却引起我的注意。打听之下知道作者真名叫杨锦麟，说是此人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留校进入台湾研究所，难怪对两岸问题如此熟悉。1988年，他就拖家带口闯荡香港，做过投资，当过顾问，后来在多家报刊当记者、编辑和主笔，从此媒体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老杨的笔头了得，十几年来给大大小小的中文报刊写评论文章超过百万字。据说他的最高效率，20分钟写成1700字的社论;最高数量，一天写了9篇专栏文章。听到这样的传闻，我不得不甘拜下风。
　　1995年底，我随香港传媒代表团第一次去台湾观摩选举。行前看见同行名单上有杨锦麟的名字，很开心。出发那天见到他，胖墩墩的身材，头发根根竖起，操一口闽南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老杨十分健谈，一路上滔滔不绝，说话俏皮诙谐，有点匪气，有点江湖味。这倒与我是臭味相投，加上我们都是下过乡、吃过苦的“老三届”，交谈甚欢，不免有相见恨晚之叹。此后，每每赴台观摩，或者有两岸关系的讨论会，总能遇到老杨。尽管他伶牙俐齿，常让人下不了台。然而，在这种场合，我俩总是互相抬轿子，也许是惺惺相惜的缘故。
　　
　　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香港一片愁云惨雾。第二年3月，杨锦麟当编辑主任的《快报》倒闭。他失业了半年，为了省房租，搬了三次家。老杨后来回忆说：“那半年，我老担心自己会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在老婆面前还佯作平静，最后穿得西装革履地离家出走，找个地方自杀。”那实在道出了我们这些在香港传媒混饭吃的内地人当时的心声。我自己的饭碗也是岌岌可危，帮不了他的忙。好在半年后，他终于在《商报》谋到一份高级记者职位，尽管从编辑主任又掉下来了，但总算有了一个饭碗。谁知杨锦麟生性就不安分。到了2000年，网络科技浪潮刮到香港，热钱滚滚，不乏传媒的投资者，他毅然告别《商报》，办起了一家名为《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此时的老杨一身西装、豪情万丈，相当风光。不料造化弄人，香港经济再次跌入低潮。2002年《世界经济评论》倒闭，50岁的杨锦麟再次失业。当时我在《成报》担任总编辑，他托人询问报社有没有空缺。因为报社正在裁员，我实在爱莫能助，一直引以为憾。
　　不久，凤凰卫视的银屏上就出现了杨锦麟的镜头，他在那里做一档《有报天天读》的节目。一身长袍马褂，一口变音国语，摇一摇扇，呷一呷茶，老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在观众面前显露出真性情。老杨读报，一读就是7年，成为凤凰卫视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也成为《有报天天读》的忠实观众，有空就追着看，常常为老杨犀利、幽默又大胆的点评拍案叫绝。 有一次，在餐馆偶遇杨锦麟，见他戴着一副墨镜，就好奇地问是不是患了眼疾。他得意地回答说：“不！是因为我已成名人了，怕粉丝认出来后被围观。”我哑然失笑，但也为老杨的成功而高兴。
　　2011年6月，老杨宣布辞职，改换舞台，到名不见经传的“香港卫视”去出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第二年，香港卫视有意承包广东电视台的公共频道，我充当中介人，又和老杨见面。此时，我已淡出媒体多年，他却踌躇满志，希望在更大的平台上一展抱负。结果生意没谈成，他却到我太太担任总经理的国际名牌“缘”的店铺里，一口气买了数万元的唐装。他说：“在我之前香港只有两种人穿唐装，要不就是成龙，要不就是市场里运货的阿伯。现在我一穿起来，大家都觉得人模人样的了。”
　　更想不到的是去年初，杨锦麟再次华丽转身，自创公司，与腾讯合作推出《天天看》 等视频栏目。在我们这一代“元老级”的香港传媒人中敢于像他那样60岁开始创业、玩起新媒体来的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尽管我没有再追着老杨的脚步，当他的视频观众，但还是十分赞赏他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