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说“说真话”的问题。
　　 说真话、抒真情是时代的需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更应当“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杂文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之所以能起到弘扬正气、振聋发聩的社会作用，其原因也在一个“真”字。
　　 敢说真话实在不容易。如今，不少知名的杂文家都不在媒体上发表杂文作品了，原因在于有人不愿讲真话，有人不敢讲真话，有人不屑讲真话。
　　 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正是杂文作者的基本素质。
　　 记得杂文家杨迎新在《别思录》里说：“他（鲁迅）的海洋般的才识暂且不说，即以不顾个人利害敢吐真言，‘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一点而论，亘古能有几人？学鲁迅不学此，恐怕终属皮相。”鲁迅先生杂文的灵魂就在于这一个“真”字。
　　 当然，要写真情，吐真言，必须加强自身思想修养。很难想象，一个利欲熏心、擅长舔痔捶马臀的人能写出一言九鼎的作品。我们除了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扎实地而不是浮躁地学习鲁迅杂文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鲁迅先生做人的人品。“器大者声必宏，声高者意必远”“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有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胸襟，才能写出第一等的杂文。鲁迅先生由于“一片冰心在玉壶”，所以能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如果上上下下写杂文、编杂文、管杂文的人都照此辦理，那么杂文界庶几有繁荣的指望。
　　 接下来说一说“写杂文危险”的问题。
　　 最近参加一个杂文讨论会，与会的杂文同仁感叹又嘘唏，无不慨叹写杂文危险。主要观点是认为杂文俗称“刺猬头”“铁蒺藜”，总免不了要说三道四、针砭时弊，难免磕磕碰碰。他们中有的同志就像鲁迅在《立论》里塑造的那位先生：“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说一声‘难’！”杂文写得泼辣一点，也许会伤筋动骨，刺得当事人非出三身冷汗不可。至于自动对号入座，打上门来的也屡闻不鲜。闹不好，忤逆权贵，身陷囹圄，举家吃勿塞头的都有前鉴。于是，谈杂文色变者有之，心有余悸、噤若寒蝉者亦有之。有几位栽过跟斗者则表示“多吃饭少开口”“闭门读书修身为上”。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撰写警句说：“杂文家要善于保护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写歌颂性杂文保险。
　　 其实，不写杂文就不危险么？走出门，可能碰上交通事故，火车接吻、飞机啃泥、轮船沉底、汽车打滚都可能亲身体验。
　　 尤其是，封笔绝邮，不写文章，和杂文离了婚，就意味着作家生涯的终结，哪谈得“以静求生”呢？
　　 再说，写“歌颂”文章，就保险了么？世间有真理，当歌则歌，当贬则贬。不当歌者你歌之，不当颂者你颂之，岂不是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亦会遭人唾骂
　　 应当指出，人民群众中有歌不尽、颂不完的新人新事新思想，这些都是“有心雄泰华”的杂文作家值得挥毫大书特书的。但是，对于“行业不正之风”，对于假丑恶，你也尽心尽力地去讴歌吗？ 对于封建迷信、对于用假话骗人、对于甩左棍子、拖改革后腿的倒行逆施，你也不遗余力地去唱赞美诗吗？
　　 第三，说一说“主旋律”的问题。
　　 当前在新闻舆论界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闻舆论应当弘扬主旋律，那就是“歌颂”，而鲁迅式的杂文是匕首、投枪，并不是“主旋律”的品种，所以不肯登、不屑登杂文的报刊大抵都能荣获金奖，而登了一些有观点、能独立思考文章的，老总和主编的日子往往不好过。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医生的主旋律是什么？
　　 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杂文，称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以“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为其主要社会功能。因此，杂文是文学中的医家，针砭时弊，扶正祛邪，兴利除弊，正是“改革开放”的主旋律。
　　 杂文是带刺的玫瑰。如果硬是要把杂文身上的刺拔掉，变成折中、媚态之状可掬，那么，这就不叫杂文了。正好像一个医生不拿针筒和手术刀，而拿鸡毛掸帚和雪花膏，一味赞美红肿之处的娇艳，赞美浓汁的洁白，忙着给病家的疮口涂脂抹粉，那他还算个什么医生呢？而人类没有了医生，那后果实在不敢设想。
　　 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弘扬主旋律，理直气壮地写杂文。鲁迅先生说：“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5页）
　　 由此可见，写杂文的人的确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要不屈不挠地向腐败宣战，激浊扬清、针砭时弊，要继续发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写真话、诉真情，“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爱我所爱，恨我所恨，树立起一座座爱的丰碑、憎的大纛，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繁荣社会主义的杂文创作。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