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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把人带往远方。”狄金森的诗句固然境界开阔，然而一本书的远方，往往比作为阅读者/藏书者的“我们”更为遥远。在一本书长达数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命历程之中，人类不过是它们的过客。这样的感触，是被东京大学“仁井田文库”的一本朱白清藏书引发的。
这是一本装裱过的《吴歌甲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一九二六年出版，封面有三个模糊的毛笔字：朱自清。仁井田文库大部分的书籍除了原主人——仁井田陞（一九0四至一九六六）的藏书章，并无其他过藏者留下的痕迹，因此“朱自清”三字就显然特别突兀。二0一八年一月，笔者在东京大学意外发现此书，当时匆匆拍了书影，回国之后到处搜索朱白清签名，觉得笔迹相似。五月初，适逢清华大学举办“朱白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笔者前往比对朱白清手迹。不得了，《吴歌甲集》上这三个字，正是朱自清亲笔签名！
朱自清去世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向无藏书散出的消息。那么，《吴歌甲集》在朱自清与仁井田陞两个过藏者之间，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九二四年，顾颉刚将他在苏州等地搜集的吴方言区歌谣加以整理和注释，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趁机推出《吴歌甲集》单行本，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等名家作序。这是顾颉刚的第一本著作，对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此后，各地歌谣的甲乙丙集层出不穷。
《吴歌甲集》名声很响，但印数极少，坊间难觅踪影。一九二八年冬，张清水发表在《民俗》周刊上的《吴歌乙集》推介文章中说：“《吴歌甲集》是顾先生编的，可惜没有看见。”一九三九年，京都大学的高仓正三被日本外务省派驻苏州，研究吴地民俗方言。高仓踏遍了苏州上海旧书店，想淘一本《吴歌甲集》，始终未能如愿。一九四。年十月高仓写信给京都大学的老师吉川幸次郎，抱怨道：“《吴歌甲集》《吴歌乙集》和《苏州注音丛书》等到今天也从未见过，不知究竟是何原因，倒使我有些想不通；因为就连袁刻《文选》这种少有的书，经过一年时间的寻觅，也终于在最近给我买到了。”（高仓正三：《苏州日记》，东京弘文堂一九四三年版）最后只能请求吉川老师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借出《吴歌甲集》，邮寄到苏州。
一九二九年始，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歌谣”课程，同事浦江清回忆该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朱自清曾将讲义做成油印本和铅印本分发给同学。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以《中国歌谣》为题正式出版，书中引用《吴歌甲集》约有四十处，可见当年朱自清备课之时，一定把《吴歌甲集》翻遍了。
细细查看仁井田文库的《吴歌甲集》，与朱白清讲义《中国歌谣》一一对勘，可以发现一些朱白清备课的痕迹。最明显的痕迹有三处：
一是《吴歌甲集》第27—30页，《碰碰门》一曲原本不分段落，在“拉阿娘奶奶头上宕下来”和“拨拉红眼睛野猫唧子去哉”二句之下，文库本皆有铅笔批注“空行”，显然是批注者认为此处应当划段。朱白清《中国歌谣》第172页引用这首儿歌，果然就在这两处分了段。
二是《吴歌甲集》附录一《写歌杂记》，转录钱肇基提供的《跳槽》，并有钱氏插入的说明文字“——此从留声机片上听来——”“（二）D自从（呀）一别……（同上）”，文库本《吴歌甲集》在此有铅笔删除的符号。《中国歌谣》第34、35页引用《跳槽》时，这两句果然不见了。
第三是《中国歌谣》的199—200页引述原文，抄写《吴歌甲集》近七百字。而文库本《吴歌甲集》的这部分文字，恰恰就有红色钢笔划出的三个标识。
以上三个铁证说明，朱白清在撰写“歌谣”讲义的时候，先是在《吴歌甲集》上划出需要引用的文字，然后再誊写到讲义稿纸上。《吳歌甲集》全书三百零二页，共有三十六页出现铅笔划线，有七页出现钢笔划线，三页出现红笔划线，说明朱自清至少翻过三遍《吴歌甲集》。
此外，文库本中还有十处铅笔批注，比如第24页《一家人家》旁注“戏谑”，第94页《秋天明月桂花香》铅笔白右向左旁注：“想夫/父母自主/契有情郎/不得嫁/父母再为选才郎”，第127页《一事无成实可怜》旁注“生业之叹”。遗憾的是，这些旁注并未体现在《中国歌谣》之中，大约是讲义未及充分展开之故。
《吴歌甲集》收入二十六首闺阁妇女吟唱的“私情歌谣”，因其曲调直白热烈而被时人划入“私情歌谣”之列。《夏日炎天日正长》“胸前露出尖尖奶”以下四句富于性意味的曲文之旁，铅笔批注“惟妙惟肖”，最为直露的一句之下又有钢笔划线，大约朱自清是欣赏这类民歌的。
那么，《吴歌甲集》是何时从朱白清手中散出？又是何时落到仁井田陞手中的？
解决第一个问题，先要追溯到日寇侵占北平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朱自清“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躲过日本军队的搜查，只身南下（《朱自清年谱》）。一九三八年四月，朱白清在西南联大安顿下来，写信叫夫人陈竹隐带子女南下。临行前，陈竹隐将藏书托付给朱自清的知交、清华同事俞平伯。俞平伯《秋荔亭日记》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记：“佩（朱自清字佩弦）处拟寄存书籍，今送来。”俞平伯因家室之累，并未追随清华南迁，他将朱自清的藏书保管在东城老君堂胡同七十九号的古槐书屋。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时期，最受困扰的两大问题：一是研究用书的匮乏，二是“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朱自清日记》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朱白清夫人带着二男二女住在成都，扬州老家还有他的另外三个孩子和老父亲，一家人分处三处，生活十分拮据，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接父亲信，已负债七百元矣”。当时朱自清月薪418.46元，远不抵实际支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记：“得妻信，谓每月最低生活费需二千二百元，为此我很不安，无法维持家用，真不知该怎么办，天哪！”
朱自清卖书的一九四三年，北平书市正值“买方市场”。“七七事变”后，北平各大学纷纷南迁，来不及运到南方的书籍多被贱卖。“事变以后，普通皆一两屋书，议价拉走，大皆西去缙绅教授之家所存，较之‘旗门’（注：即变卖旧书的旗籍后人），又降数等矣。”一九四二年之后，“因燕京等校关闭，书业贸易一落千丈。现在书价虽大，买卖则稀，复呈疲敝不振状态矣”（谢兴尧：《书林逸话》，《堪隐斋随笔》）。凄凉冷落的旧书市场上，只有日伪政府的文化机关、汉奸文人以及像仁井田这样的日本学者购入图书。
文奎堂售给仁井田的二十种书，有多少是朱白清的藏书呢？除了《吴歌甲集》，其他书上再找不出任何痕迹。根据朱自清日记、文集所透露的藏书消息，他平生所藏以经学和文学书籍为主，而这些书恰恰是沦陷时期最不值钱的。谢兴尧在《书林逸话》中说：“昔日社会所重之版本书，几无人问津，愈特别冷僻者，价值越高。其头脑活泼，能注意实学考据者，莫不大得其道。不特经部打入冷宫，即普通书亦销不动。”据此可以推断，文奎堂这批书目中，三块钱以上的都不是朱自清的藏书。
由于经济负担重，朱自清很少买书，他曾自嘲说：“在北京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尘死人。”（《买书》）琉璃厂通学斋店员雷梦水在《朱白清先生买书记》中说：“先生经济不宽裕，我发现他个人买书只买有数的几本；而且不讲究版本，尽量买些普通书；他是节衣缩食来买书的。”朱自清藏书以普通书为主，几乎没有珍本。以朱自清特地要求俞平伯暂不出售的三种诗注为例，都是很普通的版本：《玉川子诗注》为清末孙騄所注，《谢灵运诗注》就是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出版的《谢康乐诗注》，《鲍照诗注》则为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鲍参军诗注》，后二本皆系黄节笺注，是发行量较大的常见书。作为清华大学的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这些书确实“寒尘”。
根据朱自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俞平伯信，这批书的总售款合共三千九百元沪币，“拟专作扬州家用，信到后乞即汇约值沪币二千七百元之数至合弟妇处为感！以后隔一月请再汇沪币一千二百元”（《朱自清全集》）。因原书款系华北日伪政权的联银券，要将这笔钱作为扬州老家的费用，还得先请俞平伯代兑为“沪币”，即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官方汇率是一百元中储券兑换十八元联银券，谢兴尧《书林逸话》透露，当时书商在南方收书后贩至北方，“于汇水比率上，即可稳赚四五倍”。朱自清售书所得三千九百元沪币，如按一九四三年底的民间汇率，大概等于北平的七百零二元，这在当时也算一笔可解扬州朱家燃眉之急的“巨款”了。
旧书业有句老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低买高卖”向来是古书店的生存之道。朱自清藏书都是普通本，《吴歌甲集》算是其中的紧俏书，其他藏书可以想见其低价。要从文奎堂处得到七百零二元的书款，朱自清至少得售出三千本藏书，就算装成大箱也得十二箱以上。然而由朱、俞的通信内容来看，这批藏书似乎远远不到三千本的规模。因此笔者推测一种可能：俞平伯偷偷垫了不少钱。
一九四三年，蛰居于北平的俞平伯生活也颇为困顿。他在薪水微薄的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家中人口众多，开销颇大。迫于生计，俞平伯渐渐显出“落水”的迹象，参加伪华北作家协会第一次“华北文艺奖”审查委员会，又在日伪背景的《华北作家月报》《艺文杂志》等杂志发点文章。也是这一年的四月，在“整理罗列”朱自清寄存书籍时，俞平伯偶然发现在一张载有《义战》一文的一九二四年旧报纸的页边，朱自清写了二百多字的犀利评语。细读之下，俞平伯深为感动：“这本是他私人所记，当时亦未出此相示。今我却在他存我处的书堆里无意中瞥见之，似拆人私信一般，深觉惭愧。词虽峻绝，而语长心重，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严肃。拜良友之箴规于蟫蠹灰烬之余，斯非大奇欤！”（《关于“义战”一文——朱佩弦兄遗念》）感念老友诤言，俞平伯特地留下了这份报纸，次日就将其他书刊尽数运往文奎堂。
远在昆明的朱自清，得知书款数额之后，略感意外，特地去信感谢：“弟书承兄代售并设法多得价，感谢之怀，非言可罄，他日当泥首谢耳。”此处“设法多得价”五字，尽显旧时文人交往的分寸感。朱自清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挚友“设法”的恩惠。一九四三年的北平旧书市场上，急于售书的卖方是很难从文奎堂这些职业书肆手里“设法多得价”的，七百多元的巨款背后，无论如何都有俞平伯的默默付出，朱自清自然“感谢之怀，非言可罄”。
朱自清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有两句诤言：“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此信的第一段，朱自清拜托俞平伯按月汇款，两段拉杂之后即已敛容规劝，完全不因好友为他筹款而低气。这种“和而介”的品质，让俞平伯十分感慨：“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诤友》）
由于朱自清辞世较早，我们往往是从俞平伯的悼念文章里感受朱自清作为“诤友”的高洁友谊。今天，我们通过追溯《吴歌甲集》的神秘行踪，却意外地看到了俞平伯默默付出的深厚情谊。从相识于北京大学，一起创办《诗》月刊，到同在春晖中学、清华大学任教，俞平伯与朱自清学问上砥砺切磋，生活上相互关照。一九四一年，远在西南的朱自清写了一首古诗遥寄挚友，诗中感喟：“平生爱我君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寄怀平伯北平》）高尚的友谊就是这样，互为对方的津梁，相携引渡至人生的彼岸。
（书于二0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七十周年忌辰之际）
这是一本装裱过的《吴歌甲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一九二六年出版，封面有三个模糊的毛笔字：朱自清。仁井田文库大部分的书籍除了原主人——仁井田陞（一九0四至一九六六）的藏书章，并无其他过藏者留下的痕迹，因此“朱自清”三字就显然特别突兀。二0一八年一月，笔者在东京大学意外发现此书，当时匆匆拍了书影，回国之后到处搜索朱白清签名，觉得笔迹相似。五月初，适逢清华大学举办“朱白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笔者前往比对朱白清手迹。不得了，《吴歌甲集》上这三个字，正是朱自清亲笔签名！
朱自清去世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向无藏书散出的消息。那么，《吴歌甲集》在朱自清与仁井田陞两个过藏者之间，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歌谣”课程的备课用书
一九二四年，顾颉刚将他在苏州等地搜集的吴方言区歌谣加以整理和注释，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趁机推出《吴歌甲集》单行本，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等名家作序。这是顾颉刚的第一本著作，对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此后，各地歌谣的甲乙丙集层出不穷。
《吴歌甲集》名声很响，但印数极少，坊间难觅踪影。一九二八年冬，张清水发表在《民俗》周刊上的《吴歌乙集》推介文章中说：“《吴歌甲集》是顾先生编的，可惜没有看见。”一九三九年，京都大学的高仓正三被日本外务省派驻苏州，研究吴地民俗方言。高仓踏遍了苏州上海旧书店，想淘一本《吴歌甲集》，始终未能如愿。一九四。年十月高仓写信给京都大学的老师吉川幸次郎，抱怨道：“《吴歌甲集》《吴歌乙集》和《苏州注音丛书》等到今天也从未见过，不知究竟是何原因，倒使我有些想不通；因为就连袁刻《文选》这种少有的书，经过一年时间的寻觅，也终于在最近给我买到了。”（高仓正三：《苏州日记》，东京弘文堂一九四三年版）最后只能请求吉川老师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借出《吴歌甲集》，邮寄到苏州。
一九二九年始，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歌谣”课程，同事浦江清回忆该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朱自清曾将讲义做成油印本和铅印本分发给同学。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以《中国歌谣》为题正式出版，书中引用《吴歌甲集》约有四十处，可见当年朱自清备课之时，一定把《吴歌甲集》翻遍了。
细细查看仁井田文库的《吴歌甲集》，与朱白清讲义《中国歌谣》一一对勘，可以发现一些朱白清备课的痕迹。最明显的痕迹有三处：
一是《吴歌甲集》第27—30页，《碰碰门》一曲原本不分段落，在“拉阿娘奶奶头上宕下来”和“拨拉红眼睛野猫唧子去哉”二句之下，文库本皆有铅笔批注“空行”，显然是批注者认为此处应当划段。朱白清《中国歌谣》第172页引用这首儿歌，果然就在这两处分了段。
二是《吴歌甲集》附录一《写歌杂记》，转录钱肇基提供的《跳槽》，并有钱氏插入的说明文字“——此从留声机片上听来——”“（二）D自从（呀）一别……（同上）”，文库本《吴歌甲集》在此有铅笔删除的符号。《中国歌谣》第34、35页引用《跳槽》时，这两句果然不见了。
第三是《中国歌谣》的199—200页引述原文，抄写《吴歌甲集》近七百字。而文库本《吴歌甲集》的这部分文字，恰恰就有红色钢笔划出的三个标识。
以上三个铁证说明，朱白清在撰写“歌谣”讲义的时候，先是在《吴歌甲集》上划出需要引用的文字，然后再誊写到讲义稿纸上。《吳歌甲集》全书三百零二页，共有三十六页出现铅笔划线，有七页出现钢笔划线，三页出现红笔划线，说明朱自清至少翻过三遍《吴歌甲集》。
此外，文库本中还有十处铅笔批注，比如第24页《一家人家》旁注“戏谑”，第94页《秋天明月桂花香》铅笔白右向左旁注：“想夫/父母自主/契有情郎/不得嫁/父母再为选才郎”，第127页《一事无成实可怜》旁注“生业之叹”。遗憾的是，这些旁注并未体现在《中国歌谣》之中，大约是讲义未及充分展开之故。
《吴歌甲集》收入二十六首闺阁妇女吟唱的“私情歌谣”，因其曲调直白热烈而被时人划入“私情歌谣”之列。《夏日炎天日正长》“胸前露出尖尖奶”以下四句富于性意味的曲文之旁，铅笔批注“惟妙惟肖”，最为直露的一句之下又有钢笔划线，大约朱自清是欣赏这类民歌的。
二、俞平伯代售朱自清藏书
那么，《吴歌甲集》是何时从朱白清手中散出？又是何时落到仁井田陞手中的？
解决第一个问题，先要追溯到日寇侵占北平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朱自清“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躲过日本军队的搜查，只身南下（《朱自清年谱》）。一九三八年四月，朱白清在西南联大安顿下来，写信叫夫人陈竹隐带子女南下。临行前，陈竹隐将藏书托付给朱自清的知交、清华同事俞平伯。俞平伯《秋荔亭日记》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记：“佩（朱自清字佩弦）处拟寄存书籍，今送来。”俞平伯因家室之累，并未追随清华南迁，他将朱自清的藏书保管在东城老君堂胡同七十九号的古槐书屋。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时期，最受困扰的两大问题：一是研究用书的匮乏，二是“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朱自清日记》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朱白清夫人带着二男二女住在成都，扬州老家还有他的另外三个孩子和老父亲，一家人分处三处，生活十分拮据，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接父亲信，已负债七百元矣”。当时朱自清月薪418.46元，远不抵实际支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记：“得妻信，谓每月最低生活费需二千二百元，为此我很不安，无法维持家用，真不知该怎么办，天哪！”
四、平生愛我君为最
朱自清卖书的一九四三年，北平书市正值“买方市场”。“七七事变”后，北平各大学纷纷南迁，来不及运到南方的书籍多被贱卖。“事变以后，普通皆一两屋书，议价拉走，大皆西去缙绅教授之家所存，较之‘旗门’（注：即变卖旧书的旗籍后人），又降数等矣。”一九四二年之后，“因燕京等校关闭，书业贸易一落千丈。现在书价虽大，买卖则稀，复呈疲敝不振状态矣”（谢兴尧：《书林逸话》，《堪隐斋随笔》）。凄凉冷落的旧书市场上，只有日伪政府的文化机关、汉奸文人以及像仁井田这样的日本学者购入图书。
文奎堂售给仁井田的二十种书，有多少是朱白清的藏书呢？除了《吴歌甲集》，其他书上再找不出任何痕迹。根据朱自清日记、文集所透露的藏书消息，他平生所藏以经学和文学书籍为主，而这些书恰恰是沦陷时期最不值钱的。谢兴尧在《书林逸话》中说：“昔日社会所重之版本书，几无人问津，愈特别冷僻者，价值越高。其头脑活泼，能注意实学考据者，莫不大得其道。不特经部打入冷宫，即普通书亦销不动。”据此可以推断，文奎堂这批书目中，三块钱以上的都不是朱自清的藏书。
由于经济负担重，朱自清很少买书，他曾自嘲说：“在北京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尘死人。”（《买书》）琉璃厂通学斋店员雷梦水在《朱白清先生买书记》中说：“先生经济不宽裕，我发现他个人买书只买有数的几本；而且不讲究版本，尽量买些普通书；他是节衣缩食来买书的。”朱自清藏书以普通书为主，几乎没有珍本。以朱自清特地要求俞平伯暂不出售的三种诗注为例，都是很普通的版本：《玉川子诗注》为清末孙騄所注，《谢灵运诗注》就是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出版的《谢康乐诗注》，《鲍照诗注》则为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鲍参军诗注》，后二本皆系黄节笺注，是发行量较大的常见书。作为清华大学的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这些书确实“寒尘”。
根据朱自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俞平伯信，这批书的总售款合共三千九百元沪币，“拟专作扬州家用，信到后乞即汇约值沪币二千七百元之数至合弟妇处为感！以后隔一月请再汇沪币一千二百元”（《朱自清全集》）。因原书款系华北日伪政权的联银券，要将这笔钱作为扬州老家的费用，还得先请俞平伯代兑为“沪币”，即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官方汇率是一百元中储券兑换十八元联银券，谢兴尧《书林逸话》透露，当时书商在南方收书后贩至北方，“于汇水比率上，即可稳赚四五倍”。朱自清售书所得三千九百元沪币，如按一九四三年底的民间汇率，大概等于北平的七百零二元，这在当时也算一笔可解扬州朱家燃眉之急的“巨款”了。
旧书业有句老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低买高卖”向来是古书店的生存之道。朱自清藏书都是普通本，《吴歌甲集》算是其中的紧俏书，其他藏书可以想见其低价。要从文奎堂处得到七百零二元的书款，朱自清至少得售出三千本藏书，就算装成大箱也得十二箱以上。然而由朱、俞的通信内容来看，这批藏书似乎远远不到三千本的规模。因此笔者推测一种可能：俞平伯偷偷垫了不少钱。
一九四三年，蛰居于北平的俞平伯生活也颇为困顿。他在薪水微薄的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家中人口众多，开销颇大。迫于生计，俞平伯渐渐显出“落水”的迹象，参加伪华北作家协会第一次“华北文艺奖”审查委员会，又在日伪背景的《华北作家月报》《艺文杂志》等杂志发点文章。也是这一年的四月，在“整理罗列”朱自清寄存书籍时，俞平伯偶然发现在一张载有《义战》一文的一九二四年旧报纸的页边，朱自清写了二百多字的犀利评语。细读之下，俞平伯深为感动：“这本是他私人所记，当时亦未出此相示。今我却在他存我处的书堆里无意中瞥见之，似拆人私信一般，深觉惭愧。词虽峻绝，而语长心重，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严肃。拜良友之箴规于蟫蠹灰烬之余，斯非大奇欤！”（《关于“义战”一文——朱佩弦兄遗念》）感念老友诤言，俞平伯特地留下了这份报纸，次日就将其他书刊尽数运往文奎堂。
远在昆明的朱自清，得知书款数额之后，略感意外，特地去信感谢：“弟书承兄代售并设法多得价，感谢之怀，非言可罄，他日当泥首谢耳。”此处“设法多得价”五字，尽显旧时文人交往的分寸感。朱自清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挚友“设法”的恩惠。一九四三年的北平旧书市场上，急于售书的卖方是很难从文奎堂这些职业书肆手里“设法多得价”的，七百多元的巨款背后，无论如何都有俞平伯的默默付出，朱自清自然“感谢之怀，非言可罄”。
朱自清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有两句诤言：“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此信的第一段，朱自清拜托俞平伯按月汇款，两段拉杂之后即已敛容规劝，完全不因好友为他筹款而低气。这种“和而介”的品质，让俞平伯十分感慨：“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诤友》）
由于朱自清辞世较早，我们往往是从俞平伯的悼念文章里感受朱自清作为“诤友”的高洁友谊。今天，我们通过追溯《吴歌甲集》的神秘行踪，却意外地看到了俞平伯默默付出的深厚情谊。从相识于北京大学，一起创办《诗》月刊，到同在春晖中学、清华大学任教，俞平伯与朱自清学问上砥砺切磋，生活上相互关照。一九四一年，远在西南的朱自清写了一首古诗遥寄挚友，诗中感喟：“平生爱我君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寄怀平伯北平》）高尚的友谊就是这样，互为对方的津梁，相携引渡至人生的彼岸。
（书于二0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七十周年忌辰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