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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金融脆弱性为切入点，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金融自由化发展历程，从利率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监管三个方面阐述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内在作用机制，并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 金融脆弱性 国际资本流动 金融监管
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考虑转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本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进程。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全放开或部分放开资本市场，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建设。这些措施给金融自由化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掩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1999年的俄罗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家产出下降、失业增加、经济增长放缓，严重影响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通常伴随着金融的脆弱性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关注金融自由化中的金融脆弱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自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的脆弱性联系起来，基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开始成为金融自由化领域的一个热点。本文将以台湾的金融自由化历程为经验研究，分析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
一、台湾金融自由化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体制为台湾经济的发展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实行利率管制的金融体制为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到90年代后，台湾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的国际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存款激增，以及货币供给大幅增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台湾当局开始考虑转变政府在经济中的只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金融管制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私人部门投资意愿持续低落以及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迫使台湾政府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国内经济环境。而且，长期的金融管制，金融机构以公营银行为主，行业竞争力不足，严重缺乏效率，导致非法地下金融的泛滥。在内外交困的经济环境引导下，台湾走上了金融自由化道路。
二、台湾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
（一）利率自由化
利率自由化是指政府取消对利率的管制，使利率水平由市场资金的供求自行决定的一种资金价格决定机制。利率自由化，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利率的差别定价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1975年以前台湾的存贷利率由金融当局直接管制，以行政命令统一规定。1975年《银行法》修订，允许各类银行的存款利率在“央行”订立的最高限内自由浮动，放款利率由银行公会议定报请“央行”核定实施[1]。因此，《银行法》修订给了商业银行根据市场供求决定资金价格的一定权限。1980年至1990年，商业银行存放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进一步扩大，部分利率可由各银行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订立。为进一步推动自由化，台湾当局于1985年制定《银行利率调整要点》要求各银行自行建立基本放款制度。基本放款制度的建立使得银行在“央行”核定的利率上下限范围内按照自身资金松紧情况、客户信用等适用不同的利率。继之1989年颁布实施《新银行法》，废除了旧《银行法》规定的由“央行”核定利率上下限的规定。自此，台湾银行利率完全实现自由化。
（二）汇率自由化
台湾的外汇制度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第二阶段（始于1979年），这一期间放弃了单一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其中有几个历史性的事件。1978年8月，开始实行以“中心汇率”为核心的机动汇率制，成立了由台湾银行、中国国际商业银行、第一商业银行和华南商业银行等5家机构组成的外汇交易中心，设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2]，外汇价格由市场决定，“央行”仅于必要时候进场干预。1987年，台湾“中央银行”宣布进一步改革外汇制度，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完全解除，资本账户基本采取“管进不管出”的原则。1989年3月，废除新台币对美元的加权中心汇率制度，修改为银行与客户自行议价制，从此台湾“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逐渐减少，顺利完成汇率自由化。
（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自由化
台湾金融机构业务的自由化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涉及本地金融机构业务的自由化，和外国金融机构在台湾业务经营的自由化。本地金融结构业务的自由化包括放宽银行经营业务的限制、商业银行从传统的存贷业务扩展到证券、投资、信托以及国际业务。特别是《银行法》的修订，废除了专业银行的经营限制，促使商业银行走向多功能、综合化经营的道路，为台湾银行参与国际竞争作奠定基础。外国金融机构在台业务的自由化包括允许外国证券公司合资经营，放宽外国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新银行法》实施后允许外资银行吸收储蓄存款，办理长期放款，增加证券经纪和承销业务等，扩宽了外资银行在台的业务范围，促进外国金融机构在台业务经营的自由化。
（四）金融市场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对避险工具产生了迫切的需求，这对传统的金融模式和金融工具形成了挑战。这迫使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工具，广泛参与竞争，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业务的拓展，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台湾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1989年，台湾宣布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允许资金自由出入。并且如前所说，台湾允许外国银行进入本地金融市场，这带动了本地银行运用新的金融工具，更多的从事国际业务，为台湾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加入了催化剂。
台湾金融自由化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提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台湾地区金融也的快速发展。自由化带来的竞争使得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日渐紧密，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另外，汇率改革使台湾物价免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干扰，对保持岛内物价稳定，通货膨胀可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台湾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
1998年demirgu-kunt and detragiache关于金融脆弱性与金融自由化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分析了1980～1995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在该论文中，选取银行利率放松管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可观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在那些金融部门自由化的国家，确实更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脆化并非是金融自由化一开始就出现的特征，而是在金融自由化开始一定时期后才出现，并且较弱的制度环境使得金融自由化更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3]。下面我们主要从利率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政府监管脆弱性、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四个方面分析金融脆弱性问题。
利率自由化改变了银行行为。金融自由化的主要特征是利率的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利率的上下限被取消，资金价格由资金的供求自发决定，银行的贷款行为发生了变化。商业银行为了赚取更大的存贷利差，最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是向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提供贷款。但是由于风险性贷款本身的脆弱性，以及风险性贷款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使得银行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很难有效评估贷款的风险，也很难对借款者行为进行监督，尤其在金融自由化初期，这种风险很难控制。这使银行经营风险加大，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也增加。利率由市场资金的供求决定，导致名义利率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因此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将短期负债转化为长期资产的过程中，面临着名义利率提高的风险。而且，一个国家银行间市场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进行金融自由化，就会使得银行很难对付暂时的流动性短缺问题。另外，金融市场预期和信心的突然波动会加剧金融波动，投资者预期和信心的恶化具有蝴蝶效应，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恐慌，这是金融危机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染扩散的重要原因。当个别银行发生流动性短缺时，流动性短缺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和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危机就会逐渐扩散和传染到其他银行，从而出现整个银行业的恐慌[4]。1975年，台湾中央银行放款银行放款利率上下限差距0.25%，并在1980年扩大至0.5%[5]，到1985年时允许在央行核定利率上下限内自行订立基本放款利率，最后在1989年正式结束利率管制，存贷利率由银行自行决定。由于同业竞争的加剧，不可避免的银行间削价竞争、银行授信风险提高，引发了银行业危机。1985年台北十信爆发挤兑风暴，1995年后又爆发数起基层金融机构挤兑事件。2000年，因授信过度宽松，导致银行逾放比达5.34%（其中基层金融机构达10%）[6]，获利能力也明显下滑，ROA降至0.47%，ROE则降至6.05%，严重冲击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金融市场自由化经常出现的现象是金融危机前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潜伏在本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或商业银行，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尤其是短期资本。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充实了本国资本市场，增强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活力，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增加了资本积累，但是资本大规模流入也为金融自由化国家金融监管增加了难度。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增强使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旦有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或本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撤离，加剧了金融的动荡。
金融自由化会带来政府金融监管方式、金融发展战略、金融政策等的相应变化，而这些变化都相应地对私人部门投资、金融部门运作产生影响。金融自由化时期，尽管台湾当局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审慎监管的措施，但是政府对银行投资组合的质量进行有效监管的能力略显不足。危机爆发前，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不理想，这一情况被高速运行的经济所掩盖，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可是当金融体系发生动荡时，就会面临资产损失的风险。当货币钉住体系崩溃和外国的资本撤逃的时候，大量未抵补的以外汇为面值的借款使得危机更加严重。同时，制度环境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由于金融自由化初期，金融体系运行良好所必需的制度环境没有建立起来，制度质量难以支持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为金融发展埋下隐患。
另外，金融自由化之后，台湾货币当局不再以行政命令直接控制利率，而是利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银行资金面，或借由市场利率如同业拆借利率等的变动引导银行调整资产及负债组合以实现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增加。在出现金融危机时，货币当局想通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严重影响政府及时的救市效果。
四、台湾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的启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台湾金融自由化改革带动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的飞速增长，也为金融的脆弱性埋下了隐患。因此，可以给我国如下启示：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也是一个培育金融市场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转化的过程，不可一撮而就，在利率市场化各方面条件不具备时，盲目推进可能欲速而不达，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由于金融业务的开放，金融机构竞相承受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如果金融监管不健全极有可能因金融体系不佳引发金融危机。三是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金融创新是对金融领域各要素和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是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我国政府对金融创新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提高金融风险管理技术，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对金融创新加以管理和规范，推动我国金融自由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赵燕.台湾金融自由化历程回顾与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1.3.
[2]张宏昕.台湾地区金融自由化分析及借鉴[J].福建金融，2006.5.
[3]A Demirgu-Kunt and Enrica Detrgiache（1998）：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The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Paper No.1917，May.
[4]王曙光.金融发展理论[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6.
[5][6]林佳蓉.台湾金融自由化经验[J].2014.20.
[7]李晓.金融自由化与宏观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研究[J].财经界.2015.01.
[8]殷红，王志远.转型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内在逻辑与不同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2013.06.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 金融脆弱性 国际资本流动 金融监管
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考虑转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本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进程。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全放开或部分放开资本市场，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建设。这些措施给金融自由化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掩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1999年的俄罗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家产出下降、失业增加、经济增长放缓，严重影响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通常伴随着金融的脆弱性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关注金融自由化中的金融脆弱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自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的脆弱性联系起来，基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开始成为金融自由化领域的一个热点。本文将以台湾的金融自由化历程为经验研究，分析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
一、台湾金融自由化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体制为台湾经济的发展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实行利率管制的金融体制为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到90年代后，台湾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的国际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存款激增，以及货币供给大幅增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台湾当局开始考虑转变政府在经济中的只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金融管制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私人部门投资意愿持续低落以及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迫使台湾政府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国内经济环境。而且，长期的金融管制，金融机构以公营银行为主，行业竞争力不足，严重缺乏效率，导致非法地下金融的泛滥。在内外交困的经济环境引导下，台湾走上了金融自由化道路。
二、台湾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
（一）利率自由化
利率自由化是指政府取消对利率的管制，使利率水平由市场资金的供求自行决定的一种资金价格决定机制。利率自由化，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利率的差别定价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1975年以前台湾的存贷利率由金融当局直接管制，以行政命令统一规定。1975年《银行法》修订，允许各类银行的存款利率在“央行”订立的最高限内自由浮动，放款利率由银行公会议定报请“央行”核定实施[1]。因此，《银行法》修订给了商业银行根据市场供求决定资金价格的一定权限。1980年至1990年，商业银行存放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进一步扩大，部分利率可由各银行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订立。为进一步推动自由化，台湾当局于1985年制定《银行利率调整要点》要求各银行自行建立基本放款制度。基本放款制度的建立使得银行在“央行”核定的利率上下限范围内按照自身资金松紧情况、客户信用等适用不同的利率。继之1989年颁布实施《新银行法》，废除了旧《银行法》规定的由“央行”核定利率上下限的规定。自此，台湾银行利率完全实现自由化。
（二）汇率自由化
台湾的外汇制度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第二阶段（始于1979年），这一期间放弃了单一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其中有几个历史性的事件。1978年8月，开始实行以“中心汇率”为核心的机动汇率制，成立了由台湾银行、中国国际商业银行、第一商业银行和华南商业银行等5家机构组成的外汇交易中心，设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2]，外汇价格由市场决定，“央行”仅于必要时候进场干预。1987年，台湾“中央银行”宣布进一步改革外汇制度，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完全解除，资本账户基本采取“管进不管出”的原则。1989年3月，废除新台币对美元的加权中心汇率制度，修改为银行与客户自行议价制，从此台湾“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逐渐减少，顺利完成汇率自由化。
（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自由化
台湾金融机构业务的自由化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涉及本地金融机构业务的自由化，和外国金融机构在台湾业务经营的自由化。本地金融结构业务的自由化包括放宽银行经营业务的限制、商业银行从传统的存贷业务扩展到证券、投资、信托以及国际业务。特别是《银行法》的修订，废除了专业银行的经营限制，促使商业银行走向多功能、综合化经营的道路，为台湾银行参与国际竞争作奠定基础。外国金融机构在台业务的自由化包括允许外国证券公司合资经营，放宽外国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新银行法》实施后允许外资银行吸收储蓄存款，办理长期放款，增加证券经纪和承销业务等，扩宽了外资银行在台的业务范围，促进外国金融机构在台业务经营的自由化。
（四）金融市场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对避险工具产生了迫切的需求，这对传统的金融模式和金融工具形成了挑战。这迫使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工具，广泛参与竞争，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业务的拓展，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台湾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1989年，台湾宣布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允许资金自由出入。并且如前所说，台湾允许外国银行进入本地金融市场，这带动了本地银行运用新的金融工具，更多的从事国际业务，为台湾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加入了催化剂。
台湾金融自由化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提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台湾地区金融也的快速发展。自由化带来的竞争使得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日渐紧密，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另外，汇率改革使台湾物价免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干扰，对保持岛内物价稳定，通货膨胀可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台湾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
1998年demirgu-kunt and detragiache关于金融脆弱性与金融自由化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分析了1980～1995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在该论文中，选取银行利率放松管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可观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在那些金融部门自由化的国家，确实更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脆化并非是金融自由化一开始就出现的特征，而是在金融自由化开始一定时期后才出现，并且较弱的制度环境使得金融自由化更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3]。下面我们主要从利率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政府监管脆弱性、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四个方面分析金融脆弱性问题。
利率自由化改变了银行行为。金融自由化的主要特征是利率的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利率的上下限被取消，资金价格由资金的供求自发决定，银行的贷款行为发生了变化。商业银行为了赚取更大的存贷利差，最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是向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提供贷款。但是由于风险性贷款本身的脆弱性，以及风险性贷款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使得银行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很难有效评估贷款的风险，也很难对借款者行为进行监督，尤其在金融自由化初期，这种风险很难控制。这使银行经营风险加大，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也增加。利率由市场资金的供求决定，导致名义利率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因此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将短期负债转化为长期资产的过程中，面临着名义利率提高的风险。而且，一个国家银行间市场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进行金融自由化，就会使得银行很难对付暂时的流动性短缺问题。另外，金融市场预期和信心的突然波动会加剧金融波动，投资者预期和信心的恶化具有蝴蝶效应，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恐慌，这是金融危机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染扩散的重要原因。当个别银行发生流动性短缺时，流动性短缺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和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危机就会逐渐扩散和传染到其他银行，从而出现整个银行业的恐慌[4]。1975年，台湾中央银行放款银行放款利率上下限差距0.25%，并在1980年扩大至0.5%[5]，到1985年时允许在央行核定利率上下限内自行订立基本放款利率，最后在1989年正式结束利率管制，存贷利率由银行自行决定。由于同业竞争的加剧，不可避免的银行间削价竞争、银行授信风险提高，引发了银行业危机。1985年台北十信爆发挤兑风暴，1995年后又爆发数起基层金融机构挤兑事件。2000年，因授信过度宽松，导致银行逾放比达5.34%（其中基层金融机构达10%）[6]，获利能力也明显下滑，ROA降至0.47%，ROE则降至6.05%，严重冲击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金融市场自由化经常出现的现象是金融危机前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潜伏在本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或商业银行，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尤其是短期资本。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充实了本国资本市场，增强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活力，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增加了资本积累，但是资本大规模流入也为金融自由化国家金融监管增加了难度。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增强使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旦有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或本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撤离，加剧了金融的动荡。
金融自由化会带来政府金融监管方式、金融发展战略、金融政策等的相应变化，而这些变化都相应地对私人部门投资、金融部门运作产生影响。金融自由化时期，尽管台湾当局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审慎监管的措施，但是政府对银行投资组合的质量进行有效监管的能力略显不足。危机爆发前，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不理想，这一情况被高速运行的经济所掩盖，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可是当金融体系发生动荡时，就会面临资产损失的风险。当货币钉住体系崩溃和外国的资本撤逃的时候，大量未抵补的以外汇为面值的借款使得危机更加严重。同时，制度环境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由于金融自由化初期，金融体系运行良好所必需的制度环境没有建立起来，制度质量难以支持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为金融发展埋下隐患。
另外，金融自由化之后，台湾货币当局不再以行政命令直接控制利率，而是利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银行资金面，或借由市场利率如同业拆借利率等的变动引导银行调整资产及负债组合以实现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增加。在出现金融危机时，货币当局想通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严重影响政府及时的救市效果。
四、台湾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的启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台湾金融自由化改革带动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的飞速增长，也为金融的脆弱性埋下了隐患。因此，可以给我国如下启示：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也是一个培育金融市场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转化的过程，不可一撮而就，在利率市场化各方面条件不具备时，盲目推进可能欲速而不达，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由于金融业务的开放，金融机构竞相承受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如果金融监管不健全极有可能因金融体系不佳引发金融危机。三是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金融创新是对金融领域各要素和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是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我国政府对金融创新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提高金融风险管理技术，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对金融创新加以管理和规范，推动我国金融自由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赵燕.台湾金融自由化历程回顾与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1.3.
[2]张宏昕.台湾地区金融自由化分析及借鉴[J].福建金融，2006.5.
[3]A Demirgu-Kunt and Enrica Detrgiache（1998）：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The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Paper No.1917，May.
[4]王曙光.金融发展理论[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6.
[5][6]林佳蓉.台湾金融自由化经验[J].2014.20.
[7]李晓.金融自由化与宏观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研究[J].财经界.2015.01.
[8]殷红，王志远.转型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内在逻辑与不同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