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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色清晨》是中国导演李少红根据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改编的电影，将一桩发生在南美小镇上荒诞偶然的凶杀案，改编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偏远农村一起愚昧思想导致的悲剧。本文从人物性格、叙事方式、作品隐喻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两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探索中国电影改编外国畅销小说的路径。
关键词：《血色清晨》;中国电影;人物形象;乡土化;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7-00-02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作家根据多年后回乡调查友人被杀一案的经历，还原了一场魔幻荒诞的凶杀案。《血色清晨》是中国导演李少红借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躯壳拍摄的电影，导演对其进行了乡土化的改编，运用符号隐喻，真实地展示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偏远乡村的落后现实。文字与镜像作为不同的叙事媒介，侧重的方向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1]，本文具体分析它们的不同魅力。
1 故事背景和人物形象的变化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拉美小镇，这里充斥着宗教的神秘色彩。圣地亚哥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母亲普拉西达为人解梦赢得了名声，却忽视了儿子梦中不幸的预兆，为凶杀案蒙上了一层神秘、魔幻的色彩。而电影《血色清晨》将故事挪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个偏远落后的村庄，所有宗教的因素被剔除，影片开头用多个全景镜头交代了故事的背景：一座由破庙改成的学校、损坏的无头佛像、学校里稚嫩的孩子们。这些镜头展现出了大水坑村旧制度被破坏，新文化尚弱小的现实。
重要人物都具有极其强烈的实际标志意义[2]。除了故事背景的改变，影视化改编中最重要的便是主要人物个性特征的變化。
1.1 被害人：圣地亚哥与李明光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被害人圣地亚哥是一位当地富人，年仅21岁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房屋和产业，有商业头脑，算准了婚礼开销，风流成性，和妓女玛丽亚·亚历杭德里纳·塞万提斯关系匪浅，并且心气高傲，以致大家都认为失贞的新娘安赫拉是那么平凡，不会引起圣地亚哥的注意。
而电影《血色清晨》中，被害人李明光是大水坑村民办小学的教师，热爱文学。被杀前，面对村民们的指指点点，他十分不解：“到底出啥事儿了？”看到熟悉的平娃、狗娃兄弟，便笑着走向他们说：“是平娃哥呀，不在家陪我嫂子，上这来干啥？”直到红杏跑来不断哀求“哥，不要杀他”，才知道原来他们要杀自己。最后，一个近景镜头拍摄了李明光满脸迷茫的模样，他捂着伤口回头说：“大叔，他们把我杀了。”运镜直接给人一种恐惧感[3]，可见李明光的无辜。
1.2 新郎：巴雅尔多·圣罗曼与张强国
在小说中，新郎巴雅尔多·圣罗曼是一位神秘的外乡人，在前一年8月才来到镇上，他难以被看透，却又无事不通，拥有无限财富，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只有“我”的母亲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让人不寒而栗，想起魔鬼。他决定和安赫拉结婚，办了一场十分盛大的婚礼，发现安赫拉并不是处女后，也没有过激的反应，只是将安赫拉送回家，对安赫拉的母亲说：“妈妈，感谢您做的一切，您是一位圣人。”而后离开了小镇，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
而电影中，新郎张国强是外出打工赚到了钱，成为村子里第一个万元户的本地人，在外出“见过世面”后，仍然认为“找媳妇还得回咱们乡下找个正经女人”，可见传统愚昧的贞操观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在村里相对有钱，计划着要把婚事办得气气派派的，但并不像巴雅尔多一样真正阔绰，他娶红杏是和平娃换亲，既可以不出一分钱彩礼，又可以甩掉自己痴傻的姐姐秀娥。发现红杏没有落红后，他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红杏，又带人去平娃家闹事，把发病的姐姐用门板抬走，对平娃一家说，想要秀娥，就拿钱来换，可见张国强的流氓本性。他自私自利，好面子且粗鲁无礼，把姐姐当作拖累和工具。
1.3 新娘：安赫拉.维卡里奥与红杏
影像视觉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以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为基础的，通过分析，可以挖掘出背后的文化意味[4]。
小说中的新娘安赫拉确实在婚前失贞了，她在婚礼当夜怀着去死的决心放弃了用别人教她的办法蒙混过关。在婚礼前，大家都认为安赫拉是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但她却有一种孤独无依、消沉萎靡的气质。被退婚当夜，面对母亲的打骂，她反而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死亡的威胁，只想这一切尽快结束。巴雅尔多离开后，安赫拉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他，于是开始给他写信，从中规中矩的便笺到炽烈奔放的情书，持续不断地写了17年。她一扫曾经的消沉萎靡，变得幽默而有见地，母亲想要把她变成活死人，但她拥有重建人生的勇气[5]，没有让母亲如愿，成为了自己意志的主人，最终等到了巴雅尔多。他带着一封也没有拆开过的、用彩色绸带按日期捆好的近2000封信，来到了她的身边。
电影中，新娘红杏是否婚前失贞并没有明确交代，只是新郎李国强通过没有落红这种愚昧落后的方式判定红杏已然失贞。被退婚后无辜又软弱的红杏一直哭泣，在哥哥们一厢情愿地认定是李明光干的，并扬言要杀死他后，红杏多次试图阻止，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明光被杀。因不堪忍受邻里乡亲的流言蜚语[6]，又看到无辜善良的人因自己而死，红杏终于精神失常，跳河自杀了。
1.4 凶手：维卡里奥兄弟与李平娃、李狗娃兄弟
小说中，新娘安赫拉的哥哥们重视妹妹的贞操，将其视为家庭荣誉的象征[7]，在听到安赫拉对圣地亚哥明确的指控后，为了家族的荣誉，扬言要杀了圣地亚哥。但他们大摇大摆地去磨刀，告诉所有人他们要杀了圣地亚哥，又等在他绝不会出现的正门，可见他们是想通过事先的张扬，避免凶杀案的发生。
电影中，新娘红杏的哥哥们决定要杀李明光，是为了个人利益。红杏的婚姻是换亲，红杏嫁给李国强，李国强的姐姐秀娥才能嫁给红杏的哥哥李平娃。在此之前，李平娃一直没能娶上媳妇，红杏被退婚，秀娥也被李国强抢走，李平娃失去了他唯一一次拥有一个女人的机会，所以他急不可耐地扬言要杀了李明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样，兄弟俩并没有真正打算杀人，李平娃被枪决前对母亲说：“妈，买化肥的钱在炕席下面，不够你再借点。”可见最终的结果完全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2 叙述者和叙事结构的变化
《血色清晨》在叙述者和叙事结构上基本忠诚于原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单一效果[8]，摆脱了宏大严肃的叙事结构[9]，将许多零碎的片段穿插交织，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反复讲述相同的一件事，无序的时间线淡化了小说的情节性[10]。电影的改编也延续了这种非线性叙事结构，一开始就展现了李明光被杀的场景，而后通过审讯过程将红杏失贞、盛大的婚礼、红杏自杀、李平娃被枪决等情节穿插呈现，构成完整的故事。
电影也对叙事进行了一些调整。文中的“我”在27年后回到家乡重新调查圣地亚哥被杀一案时，长时间的间隔使文中有很多地方变得模糊、不确定，甚至互相矛盾，如凶杀案当天的天气，有人说那一天日头很足，天热得比8月还早，也有人说那天早晨阴郁凄凉，还下了一阵小雨，厨娘维多利亚对自己和女儿是否知情也出現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说法。而电影中的叙事时间改成了凶杀案发生后立刻进行的审讯，所以小说中的模糊、不确定和相互矛盾感荡然无存，这也削弱了魔幻荒诞之感。
3 符号隐喻和主题的变化
符号是意义的载体[11]，意象在影视文学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2]。《血色清晨》借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框架，从原著的时代背景中抽离出来[13]，表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偏远乡村的落后现实，其镜头构建人物与其所处空间共同营造出了特定的氛围[14]，其中的人物、场景、故事构成了一场盛大的隐喻，不失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折射人性悲剧的史诗[15]。
符号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16]。电影开篇便通过几个全景镜头，展示了一所由破庙改成的小学。破庙中残损的佛像象征着村庄中逐渐崩毁却仍顽固存在的腐朽传统，而被害人李明光正像他的名字那样，是象征着希望的明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寓言：如果一群人生来就在昏暗的洞穴中，看到的都是事物投射到墙壁上的影子，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些影子就是实际存在的。当其中一人被带离洞穴，见到了真正的阳光，摸到了真实的物体，再重新回到洞穴中，他会怎样呢？是教会其他人分清真实和投影，共同走出洞穴，还是被洞穴中的人当作疯子打死呢？《血色清晨》这部电影给了观众一个残酷的答案：等待着那个人的是灭亡。电影的改编使这个情节具有性象征的意味[17]。李明光是一个本质温和的知识分子[18]，是民办小学的老师，教育着年轻一辈的孩子，但和其他村民之间横贯着难以逾越的鸿沟[19]。热闹的聚会中没有他，但在红杏被退婚，李平娃急需一个替罪羊时，他成了最佳牺牲品。村民们默认着传统的规则，这群人在冷漠旁观的同时，也将自己拉进了深渊[20]。旧的规则已经像无头佛像一样残破不堪，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所以李明光，这个见过光明而重回洞穴的人死了，死在村民的愚昧之下。影片的结尾，处死李平娃的枪声过后，一切归于平静，破庙成为文化景点，孩子们倚靠在墙边看着远方，却再也等不来为他们带来光明的李明光。
4 结语
将别国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过电影和文本对比，了解文化差异的机会。李少红导演根据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改编的电影《血色清晨》，借用小说的框架，将故事移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偏远的农村，通过对故事背景和人物形象的改变和对叙事结构的细微调整，削弱了魔幻荒诞之感，使电影表现的内容更为确切、深刻，并借助符号隐喻，展现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偏远农村愚昧落后的现实。
参考文献：
[1] 赵阳.美国电影《毒液》中女性边缘化塑造及文化反思[J].戏剧之家，2019（36）：66-67.
[2] 陈子诺.《本杰明·巴顿奇事》影片与原著主题比较[J].汉字文化，2020（18）：115-116，126.
[3] 赵珺怡，王祥.悬疑影视的悲剧转变研究——基于《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的人物形象分析[J].汉字文化，2020（23）：123-124.
[4] 马妍.浅析《一出好戏》的艺术特色[J].字文化，2020（20）：113-114.
[5] 陈家悦.“她题材”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以《三十而已》为例[J].艺海，2020（12）：69-71.
[6] 王璐.浅析《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的矛盾与成长[J].汉字文化，2020（10）：124-125.
[7] 陈子诺.再谈《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时间意识[J].戏剧之家，2019（31）：214-215.
[8] 赵阳.《复仇者联盟3》的特色与突破[J].电影文学，2018（17）：147-149.
[9] 王静，曹晓娟.新主旋律电影的情感传播策略探究——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J].汉字文化，2020（S1）：176-177.
[10] 马秋月.试解构刘亮程《虚土》中的梦境描写[J].汉字文化，2020（15）：60-61.
[11] 吴妍.浅析“哪吒”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J].汉字文化，2020（16）：40-41.
[12] 龚仪.试析电影《误杀》的结局改编[J].汉字文化，2020（11）：124-125.
[13] 徐珊珊.浅析电影《许三观》对原著的改编[J].汉字文化，2020（06）：91-92.
[14] 夏一丹.《小丑》与《出租车司机》的视觉表现及效果之比较[J].汉字文化，2020（15）：125-126.
[15] 冯鑫.香港电影《投名状》中的悲剧意味分析[J].汉字文化，2020（19）：110-111.
[16] 陈瑞娟.奇观呈现与话语支配——纪录片《航拍美国城市》的叙事逻辑[J].新闻知识，2020（10）：71-76.
[17] 杨雯琦.《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葛丽叶形象比较[J].文学教育（下），2021（02）：64-65.
[18] 潘楷雯.从信仰危机到生存危机：魏连殳的身份焦虑问题研究[J].汉字文化，2020（18）：108-109，124.
[19] 位云玲.法国电影《触不可及》的人物角色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24-125.
[20] 周欣叶.不同时代下的上海底色——以金宇澄《繁花》和张爱玲《倾城之恋》为例[J].汉字文化，2021（04）：104-105.
作者简介：巢千丽（2000—），女，江苏常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指导教师：赵阳
关键词：《血色清晨》;中国电影;人物形象;乡土化;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7-00-02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作家根据多年后回乡调查友人被杀一案的经历，还原了一场魔幻荒诞的凶杀案。《血色清晨》是中国导演李少红借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躯壳拍摄的电影，导演对其进行了乡土化的改编，运用符号隐喻，真实地展示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偏远乡村的落后现实。文字与镜像作为不同的叙事媒介，侧重的方向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1]，本文具体分析它们的不同魅力。
1 故事背景和人物形象的变化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拉美小镇，这里充斥着宗教的神秘色彩。圣地亚哥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母亲普拉西达为人解梦赢得了名声，却忽视了儿子梦中不幸的预兆，为凶杀案蒙上了一层神秘、魔幻的色彩。而电影《血色清晨》将故事挪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个偏远落后的村庄，所有宗教的因素被剔除，影片开头用多个全景镜头交代了故事的背景：一座由破庙改成的学校、损坏的无头佛像、学校里稚嫩的孩子们。这些镜头展现出了大水坑村旧制度被破坏，新文化尚弱小的现实。
重要人物都具有极其强烈的实际标志意义[2]。除了故事背景的改变，影视化改编中最重要的便是主要人物个性特征的變化。
1.1 被害人：圣地亚哥与李明光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被害人圣地亚哥是一位当地富人，年仅21岁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房屋和产业，有商业头脑，算准了婚礼开销，风流成性，和妓女玛丽亚·亚历杭德里纳·塞万提斯关系匪浅，并且心气高傲，以致大家都认为失贞的新娘安赫拉是那么平凡，不会引起圣地亚哥的注意。
而电影《血色清晨》中，被害人李明光是大水坑村民办小学的教师，热爱文学。被杀前，面对村民们的指指点点，他十分不解：“到底出啥事儿了？”看到熟悉的平娃、狗娃兄弟，便笑着走向他们说：“是平娃哥呀，不在家陪我嫂子，上这来干啥？”直到红杏跑来不断哀求“哥，不要杀他”，才知道原来他们要杀自己。最后，一个近景镜头拍摄了李明光满脸迷茫的模样，他捂着伤口回头说：“大叔，他们把我杀了。”运镜直接给人一种恐惧感[3]，可见李明光的无辜。
1.2 新郎：巴雅尔多·圣罗曼与张强国
在小说中，新郎巴雅尔多·圣罗曼是一位神秘的外乡人，在前一年8月才来到镇上，他难以被看透，却又无事不通，拥有无限财富，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只有“我”的母亲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让人不寒而栗，想起魔鬼。他决定和安赫拉结婚，办了一场十分盛大的婚礼，发现安赫拉并不是处女后，也没有过激的反应，只是将安赫拉送回家，对安赫拉的母亲说：“妈妈，感谢您做的一切，您是一位圣人。”而后离开了小镇，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
而电影中，新郎张国强是外出打工赚到了钱，成为村子里第一个万元户的本地人，在外出“见过世面”后，仍然认为“找媳妇还得回咱们乡下找个正经女人”，可见传统愚昧的贞操观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在村里相对有钱，计划着要把婚事办得气气派派的，但并不像巴雅尔多一样真正阔绰，他娶红杏是和平娃换亲，既可以不出一分钱彩礼，又可以甩掉自己痴傻的姐姐秀娥。发现红杏没有落红后，他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红杏，又带人去平娃家闹事，把发病的姐姐用门板抬走，对平娃一家说，想要秀娥，就拿钱来换，可见张国强的流氓本性。他自私自利，好面子且粗鲁无礼，把姐姐当作拖累和工具。
1.3 新娘：安赫拉.维卡里奥与红杏
影像视觉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以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为基础的，通过分析，可以挖掘出背后的文化意味[4]。
小说中的新娘安赫拉确实在婚前失贞了，她在婚礼当夜怀着去死的决心放弃了用别人教她的办法蒙混过关。在婚礼前，大家都认为安赫拉是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但她却有一种孤独无依、消沉萎靡的气质。被退婚当夜，面对母亲的打骂，她反而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死亡的威胁，只想这一切尽快结束。巴雅尔多离开后，安赫拉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他，于是开始给他写信，从中规中矩的便笺到炽烈奔放的情书，持续不断地写了17年。她一扫曾经的消沉萎靡，变得幽默而有见地，母亲想要把她变成活死人，但她拥有重建人生的勇气[5]，没有让母亲如愿，成为了自己意志的主人，最终等到了巴雅尔多。他带着一封也没有拆开过的、用彩色绸带按日期捆好的近2000封信，来到了她的身边。
电影中，新娘红杏是否婚前失贞并没有明确交代，只是新郎李国强通过没有落红这种愚昧落后的方式判定红杏已然失贞。被退婚后无辜又软弱的红杏一直哭泣，在哥哥们一厢情愿地认定是李明光干的，并扬言要杀死他后，红杏多次试图阻止，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明光被杀。因不堪忍受邻里乡亲的流言蜚语[6]，又看到无辜善良的人因自己而死，红杏终于精神失常，跳河自杀了。
1.4 凶手：维卡里奥兄弟与李平娃、李狗娃兄弟
小说中，新娘安赫拉的哥哥们重视妹妹的贞操，将其视为家庭荣誉的象征[7]，在听到安赫拉对圣地亚哥明确的指控后，为了家族的荣誉，扬言要杀了圣地亚哥。但他们大摇大摆地去磨刀，告诉所有人他们要杀了圣地亚哥，又等在他绝不会出现的正门，可见他们是想通过事先的张扬，避免凶杀案的发生。
电影中，新娘红杏的哥哥们决定要杀李明光，是为了个人利益。红杏的婚姻是换亲，红杏嫁给李国强，李国强的姐姐秀娥才能嫁给红杏的哥哥李平娃。在此之前，李平娃一直没能娶上媳妇，红杏被退婚，秀娥也被李国强抢走，李平娃失去了他唯一一次拥有一个女人的机会，所以他急不可耐地扬言要杀了李明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样，兄弟俩并没有真正打算杀人，李平娃被枪决前对母亲说：“妈，买化肥的钱在炕席下面，不够你再借点。”可见最终的结果完全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2 叙述者和叙事结构的变化
《血色清晨》在叙述者和叙事结构上基本忠诚于原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单一效果[8]，摆脱了宏大严肃的叙事结构[9]，将许多零碎的片段穿插交织，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反复讲述相同的一件事，无序的时间线淡化了小说的情节性[10]。电影的改编也延续了这种非线性叙事结构，一开始就展现了李明光被杀的场景，而后通过审讯过程将红杏失贞、盛大的婚礼、红杏自杀、李平娃被枪决等情节穿插呈现，构成完整的故事。
电影也对叙事进行了一些调整。文中的“我”在27年后回到家乡重新调查圣地亚哥被杀一案时，长时间的间隔使文中有很多地方变得模糊、不确定，甚至互相矛盾，如凶杀案当天的天气，有人说那一天日头很足，天热得比8月还早，也有人说那天早晨阴郁凄凉，还下了一阵小雨，厨娘维多利亚对自己和女儿是否知情也出現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说法。而电影中的叙事时间改成了凶杀案发生后立刻进行的审讯，所以小说中的模糊、不确定和相互矛盾感荡然无存，这也削弱了魔幻荒诞之感。
3 符号隐喻和主题的变化
符号是意义的载体[11]，意象在影视文学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2]。《血色清晨》借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框架，从原著的时代背景中抽离出来[13]，表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偏远乡村的落后现实，其镜头构建人物与其所处空间共同营造出了特定的氛围[14]，其中的人物、场景、故事构成了一场盛大的隐喻，不失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折射人性悲剧的史诗[15]。
符号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16]。电影开篇便通过几个全景镜头，展示了一所由破庙改成的小学。破庙中残损的佛像象征着村庄中逐渐崩毁却仍顽固存在的腐朽传统，而被害人李明光正像他的名字那样，是象征着希望的明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寓言：如果一群人生来就在昏暗的洞穴中，看到的都是事物投射到墙壁上的影子，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些影子就是实际存在的。当其中一人被带离洞穴，见到了真正的阳光，摸到了真实的物体，再重新回到洞穴中，他会怎样呢？是教会其他人分清真实和投影，共同走出洞穴，还是被洞穴中的人当作疯子打死呢？《血色清晨》这部电影给了观众一个残酷的答案：等待着那个人的是灭亡。电影的改编使这个情节具有性象征的意味[17]。李明光是一个本质温和的知识分子[18]，是民办小学的老师，教育着年轻一辈的孩子，但和其他村民之间横贯着难以逾越的鸿沟[19]。热闹的聚会中没有他，但在红杏被退婚，李平娃急需一个替罪羊时，他成了最佳牺牲品。村民们默认着传统的规则，这群人在冷漠旁观的同时，也将自己拉进了深渊[20]。旧的规则已经像无头佛像一样残破不堪，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所以李明光，这个见过光明而重回洞穴的人死了，死在村民的愚昧之下。影片的结尾，处死李平娃的枪声过后，一切归于平静，破庙成为文化景点，孩子们倚靠在墙边看着远方，却再也等不来为他们带来光明的李明光。
4 结语
将别国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过电影和文本对比，了解文化差异的机会。李少红导演根据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改编的电影《血色清晨》，借用小说的框架，将故事移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偏远的农村，通过对故事背景和人物形象的改变和对叙事结构的细微调整，削弱了魔幻荒诞之感，使电影表现的内容更为确切、深刻，并借助符号隐喻，展现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偏远农村愚昧落后的现实。
参考文献：
[1] 赵阳.美国电影《毒液》中女性边缘化塑造及文化反思[J].戏剧之家，2019（36）：66-67.
[2] 陈子诺.《本杰明·巴顿奇事》影片与原著主题比较[J].汉字文化，2020（18）：115-116，126.
[3] 赵珺怡，王祥.悬疑影视的悲剧转变研究——基于《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的人物形象分析[J].汉字文化，2020（23）：123-124.
[4] 马妍.浅析《一出好戏》的艺术特色[J].字文化，2020（20）：113-114.
[5] 陈家悦.“她题材”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以《三十而已》为例[J].艺海，2020（12）：69-71.
[6] 王璐.浅析《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的矛盾与成长[J].汉字文化，2020（10）：124-125.
[7] 陈子诺.再谈《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时间意识[J].戏剧之家，2019（31）：214-215.
[8] 赵阳.《复仇者联盟3》的特色与突破[J].电影文学，2018（17）：147-149.
[9] 王静，曹晓娟.新主旋律电影的情感传播策略探究——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J].汉字文化，2020（S1）：176-177.
[10] 马秋月.试解构刘亮程《虚土》中的梦境描写[J].汉字文化，2020（15）：60-61.
[11] 吴妍.浅析“哪吒”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J].汉字文化，2020（16）：40-41.
[12] 龚仪.试析电影《误杀》的结局改编[J].汉字文化，2020（11）：124-125.
[13] 徐珊珊.浅析电影《许三观》对原著的改编[J].汉字文化，2020（06）：91-92.
[14] 夏一丹.《小丑》与《出租车司机》的视觉表现及效果之比较[J].汉字文化，2020（15）：125-126.
[15] 冯鑫.香港电影《投名状》中的悲剧意味分析[J].汉字文化，2020（19）：110-111.
[16] 陈瑞娟.奇观呈现与话语支配——纪录片《航拍美国城市》的叙事逻辑[J].新闻知识，2020（10）：71-76.
[17] 杨雯琦.《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葛丽叶形象比较[J].文学教育（下），2021（02）：64-65.
[18] 潘楷雯.从信仰危机到生存危机：魏连殳的身份焦虑问题研究[J].汉字文化，2020（18）：108-109，124.
[19] 位云玲.法国电影《触不可及》的人物角色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24-125.
[20] 周欣叶.不同时代下的上海底色——以金宇澄《繁花》和张爱玲《倾城之恋》为例[J].汉字文化，2021（04）：104-105.
作者简介：巢千丽（2000—），女，江苏常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指导教师：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