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个早晨，老伴袁瑶瑶一醒就跑到客厅，对着已经晒好衣服、浇完花，正在扫地的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上辈子是成都街头的流浪儿，被你捡回来照顾。难怪这辈子我会嫁给你，因为要报恩。”我没好气儿地顶回去：“还不知道是谁在报谁的恩呢！”
　　若说我跟老伴是天生绝配，倒不如说，在不同阶段总有一个人让着另一个。具体说来，头三十年是她让我，近十年是我让她；但整体而言，自然是她成全我居多，因为驱动我俩大半生的摄影事业并不是她的兴趣。把我俩绑在一起的那条绳子就是摄影，对我而言，绑得愈紧就愈幸福，对她来说可就不一定了！
　　1976年，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妻子在贸易公司上班。她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原版英文摄影书籍。对她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通过她帮我读书而累积起来的文章。后来，为了我要到法国展览，她开始学法文。
　　因为她的外语能力，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弥补了我的不足。全天下找不着那么好的太太了！
　　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烟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罢不能。1992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三十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开始稿纸一张一张地撕，怎么也写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电脑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地，她开始喜欢提意见，到后来甚至批评我。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老伴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她忘得快，也不能汲取教训，过一阵子又给我找麻烦来了。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几十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她赶走，只好封她个“阮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阮义忠的专家。
　　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她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来，伺机再沟通。
　　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务。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四五点起床打扫屋子。
　　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無论谁是玉、谁是石，结果都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