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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声音传播和文字传播两大类,从词的起源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歌词,是广泛传唱的,因此早期的声音传播是其传播的主要方式。宋词中口头声音传播的主要传播者就是歌妓,歌妓是宋词传播过程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一个因素。
歌妓产生的原因
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以及人员的流动是歌妓产生的社会条件。宋代的城镇发展迅速,汴京、临安、成都、江陵、扬州、广州等发展成为大城市,人口众多,商业繁荣,行会俱全,成为地区的中心;小城镇也逐渐发展起来。城市化和商业化密不可分,城市的繁荣又以商业的发达为支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市民消费能力的提高,盛行享乐之风,为歌妓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城镇的发展直接孕育着坊郭户籍的出现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及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宋以前,城市和农村的户籍没有多大的差别,北宋中叶,由于乡村租佃关系契约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租佃制度关系迅速推向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使得雇用劳动合法化,不仅城市的民营工商业大量雇用店员和工人,而且城市的官营手工业场与作坊也雇用了不少工人。此外,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商业及手工业,还有一部分农民因租税徭役增多,离家逃亡,拥向城市,加入了雇用的队伍。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有了对文化的需求,也导致了城市文化娱乐活动盛行,此时,歌妓应运而生。①
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使歌妓数量增多。宋统治阶级公开鼓励大臣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宋之初,为笼络士大夫,宋太祖对偶尔有大臣不想买歌妓侍妾的,甚至出钱强迫他们买歌妓。而大臣对皇上的号召自然是积极响应,只要有钱就拼命蓄歌妓以寻欢作乐,可见大臣们置歌妓成风。宋代的市民纷纷效仿统治阶级,一般的词人家中都有歌妓。有记载,南宋名士方应龙,本是布衣,也曾买女臣妾数十人。宋代私人家妓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宋词传播媒介的歌妓数量之大、遍布之广、影响之深。民间歌妓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子,因为家乡遭受灾荒或为了缴纳苛捐杂税而被卖入娼家,沦为歌妓,这也是歌妓产生的一个原因。
歌妓的职业素养
歌妓从小便学习琴棋书画,她们大都多才多艺。柳永的《迷仙引》描述道:“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笄年”,即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开始梳绾发鬟,插上簪子,称为“及笄”,标志成年。词中歌妓自述她们从十五岁就开始学习歌舞。
歌妓作为传播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素养,她们大多有较高的文学、音乐艺术修养,有的甚至有着文人化的特质。她们在“才”、“色”、“艺”、“情”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才”,即是歌妓在诗词书画方面的素养;“色”,即指容貌体态;“艺”是指在音乐、舞蹈方面的技艺;“情”是建立在广博的“才”的基础上,能迎合文人的胃口,包括吟诗对句、温文尔雅的调侃、高雅得体的举止等要素所组成的情趣氛围。②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中记载:“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③歌妓声律自协,无须更换、错综与添减,可见这些伶伎是精通音律的,在音乐上具有很高的造诣,是在“艺”上的表现。张慧民在《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中写道:“宋代的歌妓,不仅姿色出众、技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歌唱诗词。”④歌妓们不仅善解人意,而且风姿绰约,仪态万方。歌妓中还有一部分“诗妓”,她们具有更高的文化、音樂、艺术素养,她们与文人具有相似的兴趣和爱好,如名妓柳如是“博学好古”。宋代一名妓以“琴操”为名(“琴操”二字原出自蔡邕所撰的《琴操》一书),可见琴操的才气绝非一般。她精通音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得到大诗人苏轼的青睐。相关记载还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写道:“宿州营妓张玉姐,字温卿,本蕲泽人。色技冠一时,见者皆属意。”⑤“广汉营妓,小名僧儿,秀外慧中,善填词。”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写道:“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⑦可以看出,歌妓这一群体作为职业传播者具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在“才”、“情”、“色”、“艺”上都有较高的造诣。
歌妓的“把关人”地位
“把关人”是心理学家卢因提出的,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在宋词的传播过程中,词要想得到歌妓的歌唱来传播,就必须适合歌妓的需要。歌妓作为“把关人”,只有符合歌妓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的词作,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选择谁的词进行传唱,选择什么样的词歌唱,什么样的词最终能与听众见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歌妓的爱好、心情、生活遭遇,等等。所以此时期的词大多使用俚俗语言,通俗易懂,题材大多局限于对男欢女爱、离愁别绪等的描写。
宋朝的文人在仕途失意时,他们把自己的感情借助词抒发出来,和歌妓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把歌妓作为感情寄托的对象。如果他们所作的词符合歌妓的心意,歌妓就会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歌喉把词传唱出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歌妓起到了“把关人”的作用。如:宋代的周邦彦,他的词得到了与他相好的名妓李师师的热情推荐,李师师利用她的特殊地位,把周邦彦的词推荐到皇帝那里,周邦彦由此名声大作,他的作品也流传下来很多。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了变化,向“诗化”、“雅化”的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由于听众极少,歌妓也不愿吟唱,词也因此失去了文学的统治地位。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歌妓的把关作用。
歌妓充当“把关人”的角色不只体现在她们对所要传唱的词的筛选上,还体现在她们对词的修改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歌妓大都多才多艺,她们也具有丰富的歌唱经验,可以突破词在格律、声韵方面的严格规定和限制加以融会贯通。她们懂得音律,对一些比较拗口的词,为了便于演唱,大多会作出修改。有记载,东坡的好友秦少游有首著名的词《满庭芳》,这首词用的是门字韵,是写给他所眷恋的某歌妓的,情意悱恻而寄托深远;有一天,西湖边上有人唱这首《满庭芳》,偶然唱错了一个韵,把“画角声断谯门”误唱成“画角声断斜阳”。刚好琴操听到了,说:“你唱错了,是‘谯门’,不是‘斜阳’。”此人戏曰:“你能改韵吗?”琴操当即将这首词改成阳字韵,经琴操这一改,换了不少文字,但仍能保持原词的意境风格,丝毫无损原词的艺术成就。
歌妓的传播特点
宋词歌妓的声音传播,以声音刺激人的听觉器官,作用比文字形式的传播更为直接且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演唱生动、形象、美妙动听,易于被听众接受,能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歌妓除了拥有美丽的容貌外,还有一副好嗓子,以歌唱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才艺,以色悦目、以声愉人、以才动人、以情感人,从而达到很好的效果。
第二,互动性强,反馈及时。主要表现在词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传播者与接受者、受众与词的创作者之间的互动。在宫廷宴会上,御用文人即兴写词后就交于歌妓演唱,在公私宴会上更是如此。如岳科记载:“稼轩以词名,每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又如柳永为歌妓赠词,众歌妓向柳永乞词;精通音律的琴操为《满庭芳》改韵,修改后仍保持原词的意境、风格等,这些都是词的创作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表现,它表明在各种传播场合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和反馈明显,受众并不是消极地接受,而是积极地参与。
第三,歌妓演唱的传播成本低,词人、歌妓均无须付费,只需要听众付费即可。
第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传播范围广。文人是歌妓传唱的忠实听众,歌妓所居住的青楼妓馆成为文人聚集之地,流动人口众多,因此有很强大的信息辐射功能,扩大了词的传播范围;而勾栏瓦舍和酒楼茶馆是广大市民的娱乐场合;词的俚俗化更扩大了词的受众范围,乡野之人、贩夫走卒、家庭妇人等都是词的受众。
歌妓的歌唱虽然美妙动听,但也有歌声转瞬即逝的缺陷;另外,歌词在歌妓传唱的过程中通常被修改,与原词的出入较大,影响了原词的传播效果,传播范围也局限在宴会舞席之上。
注 释: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页。
②李儒俊:《现代传播视野下柳永词的流传》,《长城》,2009(4),第67页。
③李剑亮:《论唐宋词的实用功能及其与歌妓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996(3)。
④彭福荣:《论歌妓对宋词繁荣的价值》,《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3(12)。
⑤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页,第477页。
⑦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84页。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
歌妓产生的原因
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以及人员的流动是歌妓产生的社会条件。宋代的城镇发展迅速,汴京、临安、成都、江陵、扬州、广州等发展成为大城市,人口众多,商业繁荣,行会俱全,成为地区的中心;小城镇也逐渐发展起来。城市化和商业化密不可分,城市的繁荣又以商业的发达为支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市民消费能力的提高,盛行享乐之风,为歌妓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城镇的发展直接孕育着坊郭户籍的出现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及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宋以前,城市和农村的户籍没有多大的差别,北宋中叶,由于乡村租佃关系契约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租佃制度关系迅速推向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使得雇用劳动合法化,不仅城市的民营工商业大量雇用店员和工人,而且城市的官营手工业场与作坊也雇用了不少工人。此外,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商业及手工业,还有一部分农民因租税徭役增多,离家逃亡,拥向城市,加入了雇用的队伍。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有了对文化的需求,也导致了城市文化娱乐活动盛行,此时,歌妓应运而生。①
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使歌妓数量增多。宋统治阶级公开鼓励大臣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宋之初,为笼络士大夫,宋太祖对偶尔有大臣不想买歌妓侍妾的,甚至出钱强迫他们买歌妓。而大臣对皇上的号召自然是积极响应,只要有钱就拼命蓄歌妓以寻欢作乐,可见大臣们置歌妓成风。宋代的市民纷纷效仿统治阶级,一般的词人家中都有歌妓。有记载,南宋名士方应龙,本是布衣,也曾买女臣妾数十人。宋代私人家妓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宋词传播媒介的歌妓数量之大、遍布之广、影响之深。民间歌妓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子,因为家乡遭受灾荒或为了缴纳苛捐杂税而被卖入娼家,沦为歌妓,这也是歌妓产生的一个原因。
歌妓的职业素养
歌妓从小便学习琴棋书画,她们大都多才多艺。柳永的《迷仙引》描述道:“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笄年”,即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开始梳绾发鬟,插上簪子,称为“及笄”,标志成年。词中歌妓自述她们从十五岁就开始学习歌舞。
歌妓作为传播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素养,她们大多有较高的文学、音乐艺术修养,有的甚至有着文人化的特质。她们在“才”、“色”、“艺”、“情”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才”,即是歌妓在诗词书画方面的素养;“色”,即指容貌体态;“艺”是指在音乐、舞蹈方面的技艺;“情”是建立在广博的“才”的基础上,能迎合文人的胃口,包括吟诗对句、温文尔雅的调侃、高雅得体的举止等要素所组成的情趣氛围。②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中记载:“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③歌妓声律自协,无须更换、错综与添减,可见这些伶伎是精通音律的,在音乐上具有很高的造诣,是在“艺”上的表现。张慧民在《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中写道:“宋代的歌妓,不仅姿色出众、技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歌唱诗词。”④歌妓们不仅善解人意,而且风姿绰约,仪态万方。歌妓中还有一部分“诗妓”,她们具有更高的文化、音樂、艺术素养,她们与文人具有相似的兴趣和爱好,如名妓柳如是“博学好古”。宋代一名妓以“琴操”为名(“琴操”二字原出自蔡邕所撰的《琴操》一书),可见琴操的才气绝非一般。她精通音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得到大诗人苏轼的青睐。相关记载还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写道:“宿州营妓张玉姐,字温卿,本蕲泽人。色技冠一时,见者皆属意。”⑤“广汉营妓,小名僧儿,秀外慧中,善填词。”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写道:“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⑦可以看出,歌妓这一群体作为职业传播者具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在“才”、“情”、“色”、“艺”上都有较高的造诣。
歌妓的“把关人”地位
“把关人”是心理学家卢因提出的,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在宋词的传播过程中,词要想得到歌妓的歌唱来传播,就必须适合歌妓的需要。歌妓作为“把关人”,只有符合歌妓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的词作,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选择谁的词进行传唱,选择什么样的词歌唱,什么样的词最终能与听众见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歌妓的爱好、心情、生活遭遇,等等。所以此时期的词大多使用俚俗语言,通俗易懂,题材大多局限于对男欢女爱、离愁别绪等的描写。
宋朝的文人在仕途失意时,他们把自己的感情借助词抒发出来,和歌妓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把歌妓作为感情寄托的对象。如果他们所作的词符合歌妓的心意,歌妓就会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歌喉把词传唱出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歌妓起到了“把关人”的作用。如:宋代的周邦彦,他的词得到了与他相好的名妓李师师的热情推荐,李师师利用她的特殊地位,把周邦彦的词推荐到皇帝那里,周邦彦由此名声大作,他的作品也流传下来很多。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了变化,向“诗化”、“雅化”的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由于听众极少,歌妓也不愿吟唱,词也因此失去了文学的统治地位。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歌妓的把关作用。
歌妓充当“把关人”的角色不只体现在她们对所要传唱的词的筛选上,还体现在她们对词的修改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歌妓大都多才多艺,她们也具有丰富的歌唱经验,可以突破词在格律、声韵方面的严格规定和限制加以融会贯通。她们懂得音律,对一些比较拗口的词,为了便于演唱,大多会作出修改。有记载,东坡的好友秦少游有首著名的词《满庭芳》,这首词用的是门字韵,是写给他所眷恋的某歌妓的,情意悱恻而寄托深远;有一天,西湖边上有人唱这首《满庭芳》,偶然唱错了一个韵,把“画角声断谯门”误唱成“画角声断斜阳”。刚好琴操听到了,说:“你唱错了,是‘谯门’,不是‘斜阳’。”此人戏曰:“你能改韵吗?”琴操当即将这首词改成阳字韵,经琴操这一改,换了不少文字,但仍能保持原词的意境风格,丝毫无损原词的艺术成就。
歌妓的传播特点
宋词歌妓的声音传播,以声音刺激人的听觉器官,作用比文字形式的传播更为直接且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演唱生动、形象、美妙动听,易于被听众接受,能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歌妓除了拥有美丽的容貌外,还有一副好嗓子,以歌唱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才艺,以色悦目、以声愉人、以才动人、以情感人,从而达到很好的效果。
第二,互动性强,反馈及时。主要表现在词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传播者与接受者、受众与词的创作者之间的互动。在宫廷宴会上,御用文人即兴写词后就交于歌妓演唱,在公私宴会上更是如此。如岳科记载:“稼轩以词名,每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又如柳永为歌妓赠词,众歌妓向柳永乞词;精通音律的琴操为《满庭芳》改韵,修改后仍保持原词的意境、风格等,这些都是词的创作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表现,它表明在各种传播场合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和反馈明显,受众并不是消极地接受,而是积极地参与。
第三,歌妓演唱的传播成本低,词人、歌妓均无须付费,只需要听众付费即可。
第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传播范围广。文人是歌妓传唱的忠实听众,歌妓所居住的青楼妓馆成为文人聚集之地,流动人口众多,因此有很强大的信息辐射功能,扩大了词的传播范围;而勾栏瓦舍和酒楼茶馆是广大市民的娱乐场合;词的俚俗化更扩大了词的受众范围,乡野之人、贩夫走卒、家庭妇人等都是词的受众。
歌妓的歌唱虽然美妙动听,但也有歌声转瞬即逝的缺陷;另外,歌词在歌妓传唱的过程中通常被修改,与原词的出入较大,影响了原词的传播效果,传播范围也局限在宴会舞席之上。
注 释: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页。
②李儒俊:《现代传播视野下柳永词的流传》,《长城》,2009(4),第67页。
③李剑亮:《论唐宋词的实用功能及其与歌妓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996(3)。
④彭福荣:《论歌妓对宋词繁荣的价值》,《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3(12)。
⑤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页,第477页。
⑦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84页。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