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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邻，出生于河南洛阳老城。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诗集、散文集、评传若干种。现居兰州。
1
老城在洛阳，是因为后来有了新城，也就是涧西，洛拖（现为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等各大厂矿在那边，这边才叫老城的吧。
20世纪60年代，不知因为什么，我在老城的贴郭巷小学只读了半年书。我读的也许是一年级吧，那一段的记忆几乎全无，只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有个什么活动，要我上台念几句什么，也许是朗诵，送我上学的小舅代我答应下来，而我惶惶不安的怯懦闪躲终于使舅舅后来放弃了。
一面是怯懦，另一面却是几分的顽劣，外婆惩罚我，也许是打了我，也许只是说了我几句，快到吃饭的时候，我故意藏在屋子里一只很大的竹筐里，外婆和两个舅舅是不是找了我，印象里只是他们安坐吃饭，似乎并不在乎，而我无奈之下，最后只能自己尴尬地钻了出来。
外婆家好像是贴郭巷的27号，后来改过，不知道是多少号了。我小，但四舅经常给地处西北的我们写信，父亲也不断回信，那几个阿拉伯字母我是认得的。
外婆的屋子在院子靠后的位置，后面还有一大块空地。空地中间，是一个水泥的小方桌，外婆忙完家务就在上面抿袼褙。大块的比较新的布铺在下面，中间是半新不旧的，一层层刷了浆糊抿上去，最上面一层也是比较新的布。袼褙有三层五层七层，三层的大约是用来做鞋面，五层七层是做鞋底的。袼褙抿好了，正方形约略两尺的一块，外婆用指甲小心地挑起还湿软着的一角，稳稳揭起来，两只手小心托着，把袼褙贴在后院朝阳一面的青砖墙上。太阳大的时候，上午贴了，下午就干了。等干透了，外婆用剪子在袼褙的一角挑起，“嘶啦嘶啦”，用劲一撕，就撕了下来。我喜欢干这活，一则是“嘶啦嘶啦”的声音好听，二是刚从朝阳的墙上撕下来的袼褙摸起来温热热的，很舒服。
贴郭巷不算短，也许有近一千米吧。满街铺着大块的青石板，几百年来人们踩着，车轮碾压着，石板一律光滑的可以照见人那样。挑水的人水桶一晃，水洒了，洗涤了石板，石板就愈发青黛好看了。无疑的是，这条巷子古时候是贴着城郭，也就是外城的墙的。这些铺地的石板是以前就有的，还是城墙拆下来的，我不知道。可是从石板大小的不规则，也许可以推测是后者。巷子边上的台阶上，记得还有一口井。原本这儿该是一块空地，屋子盖来盖去，才将这口井逼到了外面的街边。后来我回老城，街还在，那口井却不见了。
贴郭巷人家的大门，多也简陋，个别人家还可以从门头的雕花、门头的开阔，可以看出已经残颓了的过去的奢华。这条巷子里的人家，门脸都不甚宽阔，按过去说，不过是四五丈宽，然而进深很深，一边或是两边屋子夹着的小道进去，四五十米甚或七八十米进去，挤挤挨挨，前后竟然住着七八户，甚至于上十户人家不等。
外婆住的屋子靠里，要经过四婆婆、四喜舅还有一户什么人家，再经过一个白天也黑着的过道，过道上面该是一个阁楼，再过了二外爷、大舅的家，才是。可现在想想，我却有能听见窗子外面吆喝的记忆。我不知道这记忆是哪里来的，也许是在三姨家的记忆移到了这儿。
一大清早，总是在上学之前吧，巷子里就有人吆喝：“大绿豆！”
老城话，“大”是读四声的，“绿”则是读lu，是二声，“豆”这个音，却无法标出。现在想想，“大绿豆”三个字，吆喝的小贩却是有几分抑扬的，“大”和“绿”拖长了音，“豆”，一读，即止，只是咬合的牙齿忽然张开，舌尖在牙齿那儿瞬间一动，轻轻弹出那样。后来，数次回老城，再也没有听见这样的吆喝了。小贩吆喝的时候，我大多还在被窝里，外婆没有吃嘴的闲钱，自然我也就只能在被窝里听着，想着那“大绿豆”如何的好吃。
周末的上午，巷子里也有拉着架子车卖红薯的人。买红薯的也吆喝，简单，就是：“红薯！”“红薯”两个字音的读音略长，似乎是要将这声音远远送到狭长的院子后头。自然，最后头是厕所，老家叫“茅厕”，“厕”却是读做si四声的。外婆最简单，说，去后。去后，就是上厕所。
听见卖红薯的，四舅或小舅会披着衣服出去，问了价钱，一块钱二十九斤，到三十三斤。二十九斤那样的红薯，现在很少见到了，紫红的皮一点没磕着，个个光溜，且干干净净，却不是水洗过的。说好价钱，其实没什么说的，都凭良心，什么红薯卖什么价。卖红薯的人，一个个小心放在篮子里，称了，小舅拎着趔趄着身子进来。
外婆没有收入，靠着抿袼褙，给街道上糊纸盒，四舅才参加工作，五舅还没有上班，也帮着糊纸盒，生活只能简朴。每天的早饭多是红薯汤，红薯切块，煮熟了，将和好的面糊倒入，就是红薯汤了。馍是有的，外婆会把馍切片，在铁丝的箅子上烤了，桌子上再有的，也就是一小碟子咸菜。偶爾有香油，外婆舍不得，很是金贵地滴上几滴，然后用手指在瓶口抿一下，抿在碟子边上。
洗脸漱口也简单，外婆的屋子对面是两棵皂角树，秋天了，紫黑色的皂角，“咔啦啦、咔啦啦”落下来，风大的时候，落了一地。外婆将皂角收拾起来，砸碎了，放在洗衣盆里浸泡了，就有碱性的东西浸泡出来了，这就可以洗衣服。皂角树旁边，是一口井。几块大青石板拼就的井台，石色青青，时日的久远，青石磨得光亮亮的。井口支着一架辘轳，小舅娴熟，把井绳一头的几个铁环套弄几下，水桶就系好了，手按着辘轳，松开水桶，水桶就坠着井绳“咕噜噜”下去了。听到井里“砰”的一声，水桶已经到了水面。小舅抓着井绳，有节奏地晃几下，水桶就侧着进了水，待水桶往下沉的时候，水就满了。小舅摇着辘轳把，很快就把一桶井水摇了上来。小舅不在的时候，我试着去打水，却总是系不好那个铁环。小舅也坏，我问他，他总是很快，也是故意炫耀，真真假假的动作糊弄我，我终归是没有学会。
井里的水，温温的，甚至冬天也是。外婆总是说，井温水！井温水！一边喊着我洗脸。
舀半盆子水，匆匆洗了脸，赶紧往后院跑，小舅已经在那里练把式了。小舅练把式简单，就是一套拳法，再就是一只石锁，抡上抡下的。小舅看见我，把石锁往地上一顿，试试，我弯腰去抓，真沉，两只手也拎不起来。小舅看看我，再次拎起来，挥舞着，直到满脸的汗水。 小舅练把式的这块空地，矮墙外面是一家油布伞。晴天的时候，一排排的木架子上，连绵晾着浸透了桐油的油布，金灿灿的。西北的家里，有一把这样的油布伞，竹子绷起的，打开的时候要用力一撑，“嘭”的一声，撑开了。这家油布伞厂，也早就没有了。
这块后面空着的地方，后来有人问，你这地方空着，能不能让我盖间屋子，没地方住。外婆善良，说，中，人多了热闹。没有几年，后面就有了几户人家。
再后来，小舅呢，去插队了，后来回城工作，结婚，再后来不在这儿住了。
四舅呢，大我许多，印象里四舅带我去洗过一次澡。那样的澡堂，老城现在也没有了，很多地方也都没有了。大约是在离贴郭巷不远的地方，可能就在北大街十字的哪一边。四舅领着我，交了钱，领了钥匙，一人一张床，尽管很窄，床旁边还是哪儿还有一个小柜子好放衣服和鞋袜。
澡堂里面到处升腾着热气，猛一进去雾腾腾，什么也看不清，过一会才能看见大池子里有人泡着，也有的在一边的淋浴头下洗头，搓身子，也有的干脆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池子边上，睡着那样。大池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池子，里面的水温度更高，几个人在那儿，一边试着把脚探下去，又迅速抽回。太烫了！过了好久才有一个人下去了，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一边口里“咝咝”地出声，强忍着那样。
有意思的是洗完出来，裹着大毛巾在小床上一躺，也真是有点累了，一会就快要睡着那样，可是有服务员端着什么走到对过的床边，送上一壶茶一只杯子。茶的香味飘入我的鼻息，忽然就有点饿，睡不着了。据说，这澡堂还有小巧的点心供应。四舅只有很少一点钱，出来洗澡已是奢侈，哪里会有钱要一壶茶更不用说点心了。
早上的牛肉汤也吃过一两回，到现在都难忘。薄薄的饼子切成条，用滚热的牛肉汤反复烫了，热热的盛上一大碗汤，撒上葱花香菜，连吃带喝一会人就满头大汗。
后来几次回去，每次都是忍不住将牛肉汤、驴肉汤、丸子汤、豆腐汤以至于不翻汤喝了个遍。洛阳老城的汤，真是天下一绝。
2
四舅上班，不过是偶然带我出去，经常在一起玩的小舅也毕竟大着几岁，我还是喜欢跑到北大街那边，到大姨和三姨家玩。
大姨家住在北大街十字一侧，是一座二层的砖木结构小楼。小楼已经很旧了。母亲说，大姨家（自然是夫姓的张家）以前是开鞋帽厂的，在洛阳好像有点名声，有字号叫“帽子张”，后来公私合营，大姨夫还花几十根金条开过卷烟厂，都赔了进去。新中国成立后，三代人十几口挤在一座二层小楼里。小楼的窗子很少，加之屋子很深，光线总很暗淡。我总觉得这屋子里藏了很多东西，光线暗，就是为了让人看不清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大姨很忙，一大家子人的饭，洗衣，买菜，都要她操心。大姨很漂亮，这当然出自外婆的遗传，外婆是贴郭巷那条巷子的美人，七八十岁时还很好看。大姨的脸比母亲的略微方正些，很利索的一个人。大姨夫呢，脸肉肉的，总是笑眯眯在一张圈椅上坐着，天冷的时候，就两只手袖在棉袄袖子里。大姨夫很少说话，他经历了太多，见我来了，也不过是简单问一句。
小楼的进门处，有一点外面投进去的光亮，借着这点光亮进去，能看见右手边有一个楼梯。我一个人上去的时候，总觉得二楼有些阴沉，似乎有些什么鬼怪。我很少敢在上面停留，只是跟表哥表姐捉迷藏的时候，无奈地躲藏在楼上，再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跟着表哥表姐们一起上去睡下。夜里。有人起夜，一走动，楼板老了，“吱嘎”作响，有时候不知因为什么，没人走动，楼板也“吱嘎”作响，每逢那时候，若没睡着，我就侧耳静静听着，想听到什么鬼怪的脚步声，又害怕听到，虽然最终并没有什么真的鬼怪现身。
三姨家我去的更多，不知为什么，也似乎跟三姨更亲一些。
我最早去的那年，三姨夫在街道运输队“拉绊”（我不知道“拉绊”的“绊”是不是这个字），也就是拉架子车。三姨夫原在学校教书，后来就一直在街道拉架子车谋生。一次三姨夫回来，喜滋滋给我一个“汽灯”，也就是一种透明的玻璃球，比商店里卖的玻璃弹子稍大一些，可能是玻璃厂用来吹制灯泡用的。三姨夫说是在玻璃厂里拉货时捡的。我想多要几个，就跟三姨夫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吧。谁知道，三姨夫却坚决不允。我闹一下，他竟然火了。那时候，我自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那么多年，他得有多憋屈呀！
三姨家有一个阁楼，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家的屋子外墙挨着过道，过道上面是空的，家里孩子多，男男女女，住不开，三姨夫就想办法将过道上面的空处，用一些木板棚了起来，弄成一间阁楼。因为是过道，棚起来的阁楼很低，孩子们尚可，大人们是要弯着腰，站不起来的。也没有楼梯，只能顺着一架梯子上去。阁楼矮是矮，但孩子们是喜欢的，趴在楼梯口，看着大人们在屋里忙来忙去，觉得好玩，再就是趴在棚起来的过道隔板上，因为有缝隙，可隐约看见过道里进出的人影。
三姨后来不爱做饭了，也许是老了，可我记得小时候，她喜欢做饭。我还记得她搬一只小板凳，坐在灶火一边，安心守着，一会儿掀开锅盖看看，用一把勺子搅搅，锅里面熬着一锅牛骨头。牛肉贵，买不起。天冷了三姨就买几根牛骨头熬汤给孩子们喝，喝了身子热乎。后来想起这个场景，觉得三姨熬那一锅牛骨头，需要熬三四个小时似的。
我跟三姨家，还有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们在西北，远离家乡，三姨觉得母亲身体不好，就想着把二女儿小瑞嫁到我们家，伺候我的母亲。
母亲有一年回老家，三姨跟母亲说起这样的话。大人们也许是真的，也许就是那样说说。母亲回来，跟父亲说这事，我偶然听到。后来，毕竟离那么远，加之是近亲，就没有后来了，可我心里是记得的。
多年后，表姐夫到兰州，跟我說小瑞死了，是尿毒症。小瑞的死，三姨一家一直瞒着我们。听了这话，不知为什么，我的泪却忽然下来了，似乎小瑞真的跟我有点什么关系似的。小瑞的模样，我还记得，那年在老家见她，小小瘦瘦的，眼睛黑亮亮的，梳着不长的辫子，嗓子有点沙哑，似乎是周作人笔下那个尖下巴女孩的样子。周作人是听说那个女孩子死了，心里终于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呢，石头悬着，虽然之后总还是要落地。 后来，学校通知三姨夫回去工作，他却倔强不回，说就在街道拉绊，拉绊也能活。最后，还是三姨背着她，去学校领了补发的工资。
3
前年，再次回老家，外婆已经走了好些年了。想着要去外婆的坟上烧张纸，四舅却说，都平田整地，找不着了。我有点不高兴，老人的坟，怎么能找不着呢。后来是表弟开着车，找了许久，才到了地方。满眼田地，表弟指着说，就在那块田里，大概田垄那个地方。在大概的地方，我跪下，烧了纸，默默念叨，婆，我来看你了。我自然是难过的，小时候，外婆那么好，走的时候，我却没有到她的床头上看看她。
现在想想，外婆的好，似乎记得的，也就是外婆做的饭了。一个寻常女子，没有读书，虽然家常道理是懂的，一直在生活的艰辛中，除了劳碌就是劳碌，还能留下什么呢？她的寻常说话，她的抿袼褙、糊纸盒，她的做饭洗衣，就是一切吧。
外婆的饭，除了红薯汤，还有红薯涝，“涝”肯定不是这个字，可是找不出来，就这个代替吧。选好的红薯，洗净，切成讲究的菱形小块，过油，炸成金黄。水开了，下炸好的红薯，红薯淀粉稀稀地勾芡，半透明的“涝”里，沉浸也漂浮着金黄的菱形红薯块，晶莹剔透，煞是勾人。这还不够，还要在这“涝”里洒上白砂糖，不搅，就那样上桌。上了桌，由客人自己搅。我是不肯搅的，要慢慢喝，一边看着那些浮着的白砂糖慢慢漂浮到了碗边，轻轻抿一口，“滋啦滋啦”，可以嚼出砂粒的声音。
夏天时候，老城就是浆面条。外婆给我一毛钱，我拎着一只小桶，去贴郭巷的巷子口，那儿有一家卖浆的。店不大，里面好像点了煤油灯那样，昏暗不清。我进去，半天还不适应里面光线的暗淡，就有人不知从哪里出来，也不多话，知道是买浆的，接过一毛钱，用一只大水舀从一个大缸还是木质的水槽里，“哗”的一声舀出一瓢浆，再“哗”的一下倒在我的小捅里。
浆水有了，外婆还要擀面条，泡黄豆，还要买一些细细的芹菜。豆子煮好了，备着。浆面条也煮好了，芹菜早就下进去了。饭快好了，外婆把煮熟的豆子倒进去，调一点盐，花椒面，最好是新的花椒面，又麻又香。浆呢，是酸的，这煮得糊糊的浆面条酸香可人，十分适口，呼呼啦啦，连吃带喝，一会儿一大碗就下去了，当然那是舅舅们。天最热的时候，四舅上班，小舅会端了碗，站着或是蹲在门外吃，也有时候，甚至会端到大门外，站着一边呼啦呼啦吃着，一边跟邻居街坊说话。外婆呢，小口吃着，一边放下碗，擦一下眼睛，似乎外婆有一点眼疾，会流眼泪。我小，吃得很慢，加之面条很烫，只能慢慢小口吃。
再次回老城，是因为父亲家的中和巷老房子要拆了。从贴郭巷过去，转两三个路口就到了中和巷。父亲多年没回去了，但街巷的变化不大，一路上给我说，这里以前是什么，什么铺子，卖什么的。到了中和巷的巷子口，父亲说，以前咱家在这里立了一块碑。刻了什么？我问。父亲说，记不得了，就在这路口。这碑也早已不在了。
中和巷给父亲留下的屋子，不大的两间，门上的漆早已剥落，本色也看不出来，约是黑褐色的。门前因为多年没有住人，不知什么人在那里堆了一些废弃的杂物。屋顶如同人的衰年，已经塌陷了，上面生着不知名的杂草，杂草也已经干枯了。
这里很快就要拆了，老家给父亲留下的这两间屋子拆了之后，父亲在老城的根就没了。看着残颓的老屋子，我有些感慨，看看父亲，他却是一脸的麻木，也许是时间久了，也许是他知道这一切无可挽回，早就听之任之了。看着这儿，父亲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玩耍的地方，上学的地方，也是他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离去的地方，他会想些什么呢？这两间屋子，父亲已经离开七十多年了。
这屋子里原有的几件旧家具，还有一些瓷器，前些年已经运到了西北，旧家具已经没有了，还剩着几件瓷器，一只盛油的黑瓦罐，父亲指着罐子底下说，那是你奶奶画的一朵小花，还写有一个“张”字。
贴郭巷这边，外婆早已经走了，四婆婆走了，二外爷也走了，四喜舅也走了，小舅也搬走了，还有几户不相干的人家也都搬走了，只剩下四舅一家还住在这里。前后那么深的院子，就剩了四舅一家人了，住着不心慌吗？
晚上，四舅举着手电筒，手电的光对着脚步晃着，他先去前门看看，没有事，“咣当”锁了那前门，再去后院，看看后门，没有什么事情，再“咣当”一声锁了。
前后的院子里，没有住人的人家很快荒芜了，屋顶，墙边，门口，甚至是窗台上，都满是杂草。有几处的杂草，荒荒地有半人多高，偶尔有野猫从里面蹿出来。
贴郭巷这边，也是迟早是要拆的。哪一年呢？不知道。拆了以后，四舅一家人又会去了哪里呢？
走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去跟四舅告别，出门时候，父亲跟我说，院子里可以演《聊斋》了。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月色下，我回頭看看那个大门，还是赶紧拆了吧。尽管这里生活过我的外爷外婆，母亲姨姨，还有舅舅，还有我小时候的记忆，可还是赶紧拆了好吧。
贴郭巷，已经太旧了，已经有点旧不起了。
责任编辑 杨 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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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在洛阳，是因为后来有了新城，也就是涧西，洛拖（现为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等各大厂矿在那边，这边才叫老城的吧。
20世纪60年代，不知因为什么，我在老城的贴郭巷小学只读了半年书。我读的也许是一年级吧，那一段的记忆几乎全无，只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有个什么活动，要我上台念几句什么，也许是朗诵，送我上学的小舅代我答应下来，而我惶惶不安的怯懦闪躲终于使舅舅后来放弃了。
一面是怯懦，另一面却是几分的顽劣，外婆惩罚我，也许是打了我，也许只是说了我几句，快到吃饭的时候，我故意藏在屋子里一只很大的竹筐里，外婆和两个舅舅是不是找了我，印象里只是他们安坐吃饭，似乎并不在乎，而我无奈之下，最后只能自己尴尬地钻了出来。
外婆家好像是贴郭巷的27号，后来改过，不知道是多少号了。我小，但四舅经常给地处西北的我们写信，父亲也不断回信，那几个阿拉伯字母我是认得的。
外婆的屋子在院子靠后的位置，后面还有一大块空地。空地中间，是一个水泥的小方桌，外婆忙完家务就在上面抿袼褙。大块的比较新的布铺在下面，中间是半新不旧的，一层层刷了浆糊抿上去，最上面一层也是比较新的布。袼褙有三层五层七层，三层的大约是用来做鞋面，五层七层是做鞋底的。袼褙抿好了，正方形约略两尺的一块，外婆用指甲小心地挑起还湿软着的一角，稳稳揭起来，两只手小心托着，把袼褙贴在后院朝阳一面的青砖墙上。太阳大的时候，上午贴了，下午就干了。等干透了，外婆用剪子在袼褙的一角挑起，“嘶啦嘶啦”，用劲一撕，就撕了下来。我喜欢干这活，一则是“嘶啦嘶啦”的声音好听，二是刚从朝阳的墙上撕下来的袼褙摸起来温热热的，很舒服。
贴郭巷不算短，也许有近一千米吧。满街铺着大块的青石板，几百年来人们踩着，车轮碾压着，石板一律光滑的可以照见人那样。挑水的人水桶一晃，水洒了，洗涤了石板，石板就愈发青黛好看了。无疑的是，这条巷子古时候是贴着城郭，也就是外城的墙的。这些铺地的石板是以前就有的，还是城墙拆下来的，我不知道。可是从石板大小的不规则，也许可以推测是后者。巷子边上的台阶上，记得还有一口井。原本这儿该是一块空地，屋子盖来盖去，才将这口井逼到了外面的街边。后来我回老城，街还在，那口井却不见了。
贴郭巷人家的大门，多也简陋，个别人家还可以从门头的雕花、门头的开阔，可以看出已经残颓了的过去的奢华。这条巷子里的人家，门脸都不甚宽阔，按过去说，不过是四五丈宽，然而进深很深，一边或是两边屋子夹着的小道进去，四五十米甚或七八十米进去，挤挤挨挨，前后竟然住着七八户，甚至于上十户人家不等。
外婆住的屋子靠里，要经过四婆婆、四喜舅还有一户什么人家，再经过一个白天也黑着的过道，过道上面该是一个阁楼，再过了二外爷、大舅的家，才是。可现在想想，我却有能听见窗子外面吆喝的记忆。我不知道这记忆是哪里来的，也许是在三姨家的记忆移到了这儿。
一大清早，总是在上学之前吧，巷子里就有人吆喝：“大绿豆！”
老城话，“大”是读四声的，“绿”则是读lu，是二声，“豆”这个音，却无法标出。现在想想，“大绿豆”三个字，吆喝的小贩却是有几分抑扬的，“大”和“绿”拖长了音，“豆”，一读，即止，只是咬合的牙齿忽然张开，舌尖在牙齿那儿瞬间一动，轻轻弹出那样。后来，数次回老城，再也没有听见这样的吆喝了。小贩吆喝的时候，我大多还在被窝里，外婆没有吃嘴的闲钱，自然我也就只能在被窝里听着，想着那“大绿豆”如何的好吃。
周末的上午，巷子里也有拉着架子车卖红薯的人。买红薯的也吆喝，简单，就是：“红薯！”“红薯”两个字音的读音略长，似乎是要将这声音远远送到狭长的院子后头。自然，最后头是厕所，老家叫“茅厕”，“厕”却是读做si四声的。外婆最简单，说，去后。去后，就是上厕所。
听见卖红薯的，四舅或小舅会披着衣服出去，问了价钱，一块钱二十九斤，到三十三斤。二十九斤那样的红薯，现在很少见到了，紫红的皮一点没磕着，个个光溜，且干干净净，却不是水洗过的。说好价钱，其实没什么说的，都凭良心，什么红薯卖什么价。卖红薯的人，一个个小心放在篮子里，称了，小舅拎着趔趄着身子进来。
外婆没有收入，靠着抿袼褙，给街道上糊纸盒，四舅才参加工作，五舅还没有上班，也帮着糊纸盒，生活只能简朴。每天的早饭多是红薯汤，红薯切块，煮熟了，将和好的面糊倒入，就是红薯汤了。馍是有的，外婆会把馍切片，在铁丝的箅子上烤了，桌子上再有的，也就是一小碟子咸菜。偶爾有香油，外婆舍不得，很是金贵地滴上几滴，然后用手指在瓶口抿一下，抿在碟子边上。
洗脸漱口也简单，外婆的屋子对面是两棵皂角树，秋天了，紫黑色的皂角，“咔啦啦、咔啦啦”落下来，风大的时候，落了一地。外婆将皂角收拾起来，砸碎了，放在洗衣盆里浸泡了，就有碱性的东西浸泡出来了，这就可以洗衣服。皂角树旁边，是一口井。几块大青石板拼就的井台，石色青青，时日的久远，青石磨得光亮亮的。井口支着一架辘轳，小舅娴熟，把井绳一头的几个铁环套弄几下，水桶就系好了，手按着辘轳，松开水桶，水桶就坠着井绳“咕噜噜”下去了。听到井里“砰”的一声，水桶已经到了水面。小舅抓着井绳，有节奏地晃几下，水桶就侧着进了水，待水桶往下沉的时候，水就满了。小舅摇着辘轳把，很快就把一桶井水摇了上来。小舅不在的时候，我试着去打水，却总是系不好那个铁环。小舅也坏，我问他，他总是很快，也是故意炫耀，真真假假的动作糊弄我，我终归是没有学会。
井里的水，温温的，甚至冬天也是。外婆总是说，井温水！井温水！一边喊着我洗脸。
舀半盆子水，匆匆洗了脸，赶紧往后院跑，小舅已经在那里练把式了。小舅练把式简单，就是一套拳法，再就是一只石锁，抡上抡下的。小舅看见我，把石锁往地上一顿，试试，我弯腰去抓，真沉，两只手也拎不起来。小舅看看我，再次拎起来，挥舞着，直到满脸的汗水。 小舅练把式的这块空地，矮墙外面是一家油布伞。晴天的时候，一排排的木架子上，连绵晾着浸透了桐油的油布，金灿灿的。西北的家里，有一把这样的油布伞，竹子绷起的，打开的时候要用力一撑，“嘭”的一声，撑开了。这家油布伞厂，也早就没有了。
这块后面空着的地方，后来有人问，你这地方空着，能不能让我盖间屋子，没地方住。外婆善良，说，中，人多了热闹。没有几年，后面就有了几户人家。
再后来，小舅呢，去插队了，后来回城工作，结婚，再后来不在这儿住了。
四舅呢，大我许多，印象里四舅带我去洗过一次澡。那样的澡堂，老城现在也没有了，很多地方也都没有了。大约是在离贴郭巷不远的地方，可能就在北大街十字的哪一边。四舅领着我，交了钱，领了钥匙，一人一张床，尽管很窄，床旁边还是哪儿还有一个小柜子好放衣服和鞋袜。
澡堂里面到处升腾着热气，猛一进去雾腾腾，什么也看不清，过一会才能看见大池子里有人泡着，也有的在一边的淋浴头下洗头，搓身子，也有的干脆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池子边上，睡着那样。大池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池子，里面的水温度更高，几个人在那儿，一边试着把脚探下去，又迅速抽回。太烫了！过了好久才有一个人下去了，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一边口里“咝咝”地出声，强忍着那样。
有意思的是洗完出来，裹着大毛巾在小床上一躺，也真是有点累了，一会就快要睡着那样，可是有服务员端着什么走到对过的床边，送上一壶茶一只杯子。茶的香味飘入我的鼻息，忽然就有点饿，睡不着了。据说，这澡堂还有小巧的点心供应。四舅只有很少一点钱，出来洗澡已是奢侈，哪里会有钱要一壶茶更不用说点心了。
早上的牛肉汤也吃过一两回，到现在都难忘。薄薄的饼子切成条，用滚热的牛肉汤反复烫了，热热的盛上一大碗汤，撒上葱花香菜，连吃带喝一会人就满头大汗。
后来几次回去，每次都是忍不住将牛肉汤、驴肉汤、丸子汤、豆腐汤以至于不翻汤喝了个遍。洛阳老城的汤，真是天下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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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舅上班，不过是偶然带我出去，经常在一起玩的小舅也毕竟大着几岁，我还是喜欢跑到北大街那边，到大姨和三姨家玩。
大姨家住在北大街十字一侧，是一座二层的砖木结构小楼。小楼已经很旧了。母亲说，大姨家（自然是夫姓的张家）以前是开鞋帽厂的，在洛阳好像有点名声，有字号叫“帽子张”，后来公私合营，大姨夫还花几十根金条开过卷烟厂，都赔了进去。新中国成立后，三代人十几口挤在一座二层小楼里。小楼的窗子很少，加之屋子很深，光线总很暗淡。我总觉得这屋子里藏了很多东西，光线暗，就是为了让人看不清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大姨很忙，一大家子人的饭，洗衣，买菜，都要她操心。大姨很漂亮，这当然出自外婆的遗传，外婆是贴郭巷那条巷子的美人，七八十岁时还很好看。大姨的脸比母亲的略微方正些，很利索的一个人。大姨夫呢，脸肉肉的，总是笑眯眯在一张圈椅上坐着，天冷的时候，就两只手袖在棉袄袖子里。大姨夫很少说话，他经历了太多，见我来了，也不过是简单问一句。
小楼的进门处，有一点外面投进去的光亮，借着这点光亮进去，能看见右手边有一个楼梯。我一个人上去的时候，总觉得二楼有些阴沉，似乎有些什么鬼怪。我很少敢在上面停留，只是跟表哥表姐捉迷藏的时候，无奈地躲藏在楼上，再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跟着表哥表姐们一起上去睡下。夜里。有人起夜，一走动，楼板老了，“吱嘎”作响，有时候不知因为什么，没人走动，楼板也“吱嘎”作响，每逢那时候，若没睡着，我就侧耳静静听着，想听到什么鬼怪的脚步声，又害怕听到，虽然最终并没有什么真的鬼怪现身。
三姨家我去的更多，不知为什么，也似乎跟三姨更亲一些。
我最早去的那年，三姨夫在街道运输队“拉绊”（我不知道“拉绊”的“绊”是不是这个字），也就是拉架子车。三姨夫原在学校教书，后来就一直在街道拉架子车谋生。一次三姨夫回来，喜滋滋给我一个“汽灯”，也就是一种透明的玻璃球，比商店里卖的玻璃弹子稍大一些，可能是玻璃厂用来吹制灯泡用的。三姨夫说是在玻璃厂里拉货时捡的。我想多要几个，就跟三姨夫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吧。谁知道，三姨夫却坚决不允。我闹一下，他竟然火了。那时候，我自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那么多年，他得有多憋屈呀！
三姨家有一个阁楼，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家的屋子外墙挨着过道，过道上面是空的，家里孩子多，男男女女，住不开，三姨夫就想办法将过道上面的空处，用一些木板棚了起来，弄成一间阁楼。因为是过道，棚起来的阁楼很低，孩子们尚可，大人们是要弯着腰，站不起来的。也没有楼梯，只能顺着一架梯子上去。阁楼矮是矮，但孩子们是喜欢的，趴在楼梯口，看着大人们在屋里忙来忙去，觉得好玩，再就是趴在棚起来的过道隔板上，因为有缝隙，可隐约看见过道里进出的人影。
三姨后来不爱做饭了，也许是老了，可我记得小时候，她喜欢做饭。我还记得她搬一只小板凳，坐在灶火一边，安心守着，一会儿掀开锅盖看看，用一把勺子搅搅，锅里面熬着一锅牛骨头。牛肉贵，买不起。天冷了三姨就买几根牛骨头熬汤给孩子们喝，喝了身子热乎。后来想起这个场景，觉得三姨熬那一锅牛骨头，需要熬三四个小时似的。
我跟三姨家，还有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们在西北，远离家乡，三姨觉得母亲身体不好，就想着把二女儿小瑞嫁到我们家，伺候我的母亲。
母亲有一年回老家，三姨跟母亲说起这样的话。大人们也许是真的，也许就是那样说说。母亲回来，跟父亲说这事，我偶然听到。后来，毕竟离那么远，加之是近亲，就没有后来了，可我心里是记得的。
多年后，表姐夫到兰州，跟我說小瑞死了，是尿毒症。小瑞的死，三姨一家一直瞒着我们。听了这话，不知为什么，我的泪却忽然下来了，似乎小瑞真的跟我有点什么关系似的。小瑞的模样，我还记得，那年在老家见她，小小瘦瘦的，眼睛黑亮亮的，梳着不长的辫子，嗓子有点沙哑，似乎是周作人笔下那个尖下巴女孩的样子。周作人是听说那个女孩子死了，心里终于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呢，石头悬着，虽然之后总还是要落地。 后来，学校通知三姨夫回去工作，他却倔强不回，说就在街道拉绊，拉绊也能活。最后，还是三姨背着她，去学校领了补发的工资。
3
前年，再次回老家，外婆已经走了好些年了。想着要去外婆的坟上烧张纸，四舅却说，都平田整地，找不着了。我有点不高兴，老人的坟，怎么能找不着呢。后来是表弟开着车，找了许久，才到了地方。满眼田地，表弟指着说，就在那块田里，大概田垄那个地方。在大概的地方，我跪下，烧了纸，默默念叨，婆，我来看你了。我自然是难过的，小时候，外婆那么好，走的时候，我却没有到她的床头上看看她。
现在想想，外婆的好，似乎记得的，也就是外婆做的饭了。一个寻常女子，没有读书，虽然家常道理是懂的，一直在生活的艰辛中，除了劳碌就是劳碌，还能留下什么呢？她的寻常说话，她的抿袼褙、糊纸盒，她的做饭洗衣，就是一切吧。
外婆的饭，除了红薯汤，还有红薯涝，“涝”肯定不是这个字，可是找不出来，就这个代替吧。选好的红薯，洗净，切成讲究的菱形小块，过油，炸成金黄。水开了，下炸好的红薯，红薯淀粉稀稀地勾芡，半透明的“涝”里，沉浸也漂浮着金黄的菱形红薯块，晶莹剔透，煞是勾人。这还不够，还要在这“涝”里洒上白砂糖，不搅，就那样上桌。上了桌，由客人自己搅。我是不肯搅的，要慢慢喝，一边看着那些浮着的白砂糖慢慢漂浮到了碗边，轻轻抿一口，“滋啦滋啦”，可以嚼出砂粒的声音。
夏天时候，老城就是浆面条。外婆给我一毛钱，我拎着一只小桶，去贴郭巷的巷子口，那儿有一家卖浆的。店不大，里面好像点了煤油灯那样，昏暗不清。我进去，半天还不适应里面光线的暗淡，就有人不知从哪里出来，也不多话，知道是买浆的，接过一毛钱，用一只大水舀从一个大缸还是木质的水槽里，“哗”的一声舀出一瓢浆，再“哗”的一下倒在我的小捅里。
浆水有了，外婆还要擀面条，泡黄豆，还要买一些细细的芹菜。豆子煮好了，备着。浆面条也煮好了，芹菜早就下进去了。饭快好了，外婆把煮熟的豆子倒进去，调一点盐，花椒面，最好是新的花椒面，又麻又香。浆呢，是酸的，这煮得糊糊的浆面条酸香可人，十分适口，呼呼啦啦，连吃带喝，一会儿一大碗就下去了，当然那是舅舅们。天最热的时候，四舅上班，小舅会端了碗，站着或是蹲在门外吃，也有时候，甚至会端到大门外，站着一边呼啦呼啦吃着，一边跟邻居街坊说话。外婆呢，小口吃着，一边放下碗，擦一下眼睛，似乎外婆有一点眼疾，会流眼泪。我小，吃得很慢，加之面条很烫，只能慢慢小口吃。
再次回老城，是因为父亲家的中和巷老房子要拆了。从贴郭巷过去，转两三个路口就到了中和巷。父亲多年没回去了，但街巷的变化不大，一路上给我说，这里以前是什么，什么铺子，卖什么的。到了中和巷的巷子口，父亲说，以前咱家在这里立了一块碑。刻了什么？我问。父亲说，记不得了，就在这路口。这碑也早已不在了。
中和巷给父亲留下的屋子，不大的两间，门上的漆早已剥落，本色也看不出来，约是黑褐色的。门前因为多年没有住人，不知什么人在那里堆了一些废弃的杂物。屋顶如同人的衰年，已经塌陷了，上面生着不知名的杂草，杂草也已经干枯了。
这里很快就要拆了，老家给父亲留下的这两间屋子拆了之后，父亲在老城的根就没了。看着残颓的老屋子，我有些感慨，看看父亲，他却是一脸的麻木，也许是时间久了，也许是他知道这一切无可挽回，早就听之任之了。看着这儿，父亲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玩耍的地方，上学的地方，也是他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离去的地方，他会想些什么呢？这两间屋子，父亲已经离开七十多年了。
这屋子里原有的几件旧家具，还有一些瓷器，前些年已经运到了西北，旧家具已经没有了，还剩着几件瓷器，一只盛油的黑瓦罐，父亲指着罐子底下说，那是你奶奶画的一朵小花，还写有一个“张”字。
贴郭巷这边，外婆早已经走了，四婆婆走了，二外爷也走了，四喜舅也走了，小舅也搬走了，还有几户不相干的人家也都搬走了，只剩下四舅一家还住在这里。前后那么深的院子，就剩了四舅一家人了，住着不心慌吗？
晚上，四舅举着手电筒，手电的光对着脚步晃着，他先去前门看看，没有事，“咣当”锁了那前门，再去后院，看看后门，没有什么事情，再“咣当”一声锁了。
前后的院子里，没有住人的人家很快荒芜了，屋顶，墙边，门口，甚至是窗台上，都满是杂草。有几处的杂草，荒荒地有半人多高，偶尔有野猫从里面蹿出来。
贴郭巷这边，也是迟早是要拆的。哪一年呢？不知道。拆了以后，四舅一家人又会去了哪里呢？
走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去跟四舅告别，出门时候，父亲跟我说，院子里可以演《聊斋》了。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月色下，我回頭看看那个大门，还是赶紧拆了吧。尽管这里生活过我的外爷外婆，母亲姨姨，还有舅舅，还有我小时候的记忆，可还是赶紧拆了好吧。
贴郭巷，已经太旧了，已经有点旧不起了。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