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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是生活的美学家，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既经顺境，复历逆境，咀嚼尽了人生种种况味。然而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关键在于：遭受无数的政治风波与人生挫折后所熔炼出的旷达敦厚的性格，正在于他在遭受了无数的政治风波与人生挫折之后，既没有悲愤厌世，也没有消极遁世，并以此为坚守，在他飘摇不安的际遇中“吟啸徐行”、“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
关键词：苏轼；随物赋形；和
作者简介：冉阳（1984-），女，湖北来凤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和”，《说文》说：“和，相应也。从口禾声。”从字源上看“和”与“龢”、“咊”是同源字，“源于饮食、音乐等感官的调和相应，具有感官之和、性情之和、政教之和、生命之和与天人之和等不同层次的含义。”[1]避开锋芒、调和相应、和谐生活，和字具有的魅力，在苏轼笔下得以充分的体现。
一、宦海浮沉，苏轼不和谐的人生
东坡的浮沉皆因变法及变法所引起的党派之争。首因新党执政，苏轼反对新法，并将其反对态度诉诸于诗文，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入狱。苏轼坐牢103天、九死一生，侥幸被赦，战战兢兢的苏轼，出狱以后被贬黄州，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一住就是四年。其次因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然而又因对旧派人物一味否定压制王安石新派变法的不满，认为“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导致苏轼在这王党之争中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自求外调，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自认为远离朝堂之上就不会被缚住手脚的苏轼，当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一贬再贬。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贬至黄州后，所谓闭门思过 “不复近笔砚”，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寒食雨二首》，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佳作都创作于此时，“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千古一叹、“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的睿智自观，苏轼超越了自身悲欢，站在了宇宙高度而超然地反观自身的一种颖悟和超脱；贬至惠州、儋州，苏轼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在这人生中最黑暗的旅程中，他放逐了心灵的扁舟，孤傲达观地穿越世俗的汪洋而不至于触礁，心灵的自由也拯救了苏轼的寂寞无奈的现实。
二、苏轼“和”的精神基石
苏轼吞吐道、儒，出入佛、禅，在其身上形成了的一种全新和谐的生命灵气，可说是中国古典和谐美学的一个典型。
（一）出入佛老、融合三教
“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又北南东。江河虽殊，气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他以海纳百川之势，力图破除固守门户，论难相攻的陋习，他以一种开放兼容的胸襟来接受儒释道三家。
因为苏轼对于儒道佛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三家思想便渗入到他的生命中，而他自己也始终在这三者之间徜徉。苏轼善于从三家思想中摄取所需而致其用，以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来从政；以老庄“致虚极，守静笃”[2]、乘时归化、反朴任天的态度来养生；以佛家看穿忧患来对付人生的失落与磨难，最终实现儒家用世精神与佛道旷达精神的圆满融合。一方面，他固守着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为国为民尽其忠言，尽其心力；另一方面，将道家、佛家易于导向消极思想的“齐一万物”、“四大皆空”思想赋予积极内容，用以解脱政治上的失意、人生的苦难和困扰。“任其性命之情”，不懈不躁、不惧不妥、任真自适。
（二）对立因素的辩证和谐
宋代释易成风，司马光、张载、二程、三苏、朱熹等思想家研究古老而博大精深的《周易》，使代表先秦辩证法思想最高水平的《周易》在宋代大放光彩。苏氏兄弟秉承其父苏洵释易之志，作有《苏氏易传》（或称《东坡易传》）。苏辙以“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3]高度评价《东坡易传》。苏轼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解易，对矛盾观、运动观、同一性和差异性、量变质变以及内外因关系等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苏轼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用辩证的思想对待和处理人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认为“必尝去也，而后有归；必尝亡也，而后有得，无去则无归，无亡则无得。”（《东坡易传》）
思想上兼容并蓄以及一分为二的处世哲学，苏轼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深度思考；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蘇轼仕宦生涯中的自我调适
（一）深知“性命自得”
苏轼将其一切遭遇归于“命”，多次谈“命”。“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祸福，莫非命者，虽有圣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4]
“命”即“天之令”，“人之有祸福成败盛衰得失穷达荣辱兴亡治乱，莫非命也。知之由命，则事虽毫铢之微，皆素定也。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势不可以力回，岂非命数，岂非素定欤？”（《渔樵闲话录》）既然“万事早知皆有命”（《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那么不必计较得失。苏门弟子秦观这样评价苏轼：“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苏轼知天命不可违，一贬再贬直至岭南，“受之恬然”（《与文公大夫一首》）、“居之泰然”（《与王庠书三首》之一）、“直己而行”（《祭王宜甫文》。 性命自得，那就作一“闲人”，不为官场“委曲以累己，竭力为自己寻找一块“尘心尽道心平”的“忘情”乐土：“浮名浮利，虚若劳神……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乡子.述怀》）这种作一个“闲人”的代价虽然是遭受贫困之忧，他却能安之若素、保持独立、不与世俯仰。佛家认为“人生的系缚就是苦”，这种“苦”由“我”而生，人只有从“我”中解脱出来，走向“无我”，才能真正“解脱”“人们一旦通达了‘无我’的原理，其思想境界也就得到了升华。没有了‘我’就不会起贪心；没有了‘我’就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没有了‘我’才能心地磊落、胸怀坦荡；没有了‘我’才会去舍身忘己地为大众服务，没有了‘我’才能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走人生的路……一句话，破除了‘我’通达了‘无我’，品德才会得到圆满，人格才会得到完善，精神才会得到充实，心灵才会得到净化。” [5]苏轼他看透尘世的“苦”获得“真正的自由”、“忘却营营”，他将一切诉诸于自己的内心，观照现实，得到心灵的自由。因此由这种自由拓展的精神家园，“他可以使人安居于‘寸田尺亩’而不向外求索，一切苦难、不幸都在内心化解，一切欢乐、幸福也都在内心过滤、升华。”[6]生活就是生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生活的背后没有更多的东西。
（二）似水“随物赋形”
苏轼视水为至信，早年所作《滟滪堆赋》：“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探索思考当人生在逆境中的前行方式，“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以一种从容安顺的姿态对待猛然间受到打击，从而得出“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结论。
早年间的苏轼可以说“誉满京师”却有身处险恶的忧患意识；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是其不断调整“以自适”的一生，随缘任运，随遇而安，苏轼“随物赋形”的生存观念也在其自适的过程中丰富与完满。“万物皆有常形，唯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以斫以为圆，曲者可以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以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唯无常形，是以迕物而无伤；唯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7]
水至信，君子如水，苏轼特别重视水，无常形而以变为实质，因物为形，不囿于一物；迕物无伤，随时变化，适应环境，在客观规律面前，苏轼主“顺”，即“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随物赋形的生存哲学与禅宗自然任运相通，以物为形，不执着于固有形态，流动不止，以主体自身的主动改变避免矛盾的激化，在困俭的生活面前安之若素、自得其乐。
苏轼是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儒士，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中没有被沉重的失意情绪所压垮，而以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心态看待一切人生的挫折，曳杖点地，一步一铿，保持旷达乐观的胸怀，豪放而怡然的前行。
苏轼人格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有生之超越的智慧，又有对尘世的深切之爱，爱一己之身亦爱天下苍生。思想上他亦儒亦佛，亦儒亦道，所以他没有在仕、隐之间苦恼徘徊。而苏轼“和”的生存哲学体现在其三次贬谪、多次流放中仍表现出安然处之、超然物外，乐观放达的人生态度。他正视人生有限与自然永恒的矛盾，面对短暂的人生，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对现实中的事物，他不执着于功利成败，“胜固可喜，败亦欣然”（《观棋》），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于是他“一笑作春温”、“无所往而不乐”、“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
注释：
[1]周仲贤，《“和”的字源及涵义辨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2卷第4期，2007年8月。
[2]《老子》，第3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
[3]《东坡易传》附录三，第378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4]《东坡易传》，第5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5]圣辉：《佛教为什么要求人们寻求“解脱”》，《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第354页。
[6]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
[7]《东坡易传》，释坎卦，第128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周仲贤，《“和”的字源及涵義辨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2卷第4期，2007年8月。
[2]徐定辉：《论东坡词的人生意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第83页。
[3]邹志勇，《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4]圣辉：《佛教为什么要求人们寻求“解脱”》，《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第354页。
[5]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
[6]《苏轼文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7]《东坡易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8]《老子》，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
关键词：苏轼；随物赋形；和
作者简介：冉阳（1984-），女，湖北来凤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和”，《说文》说：“和，相应也。从口禾声。”从字源上看“和”与“龢”、“咊”是同源字，“源于饮食、音乐等感官的调和相应，具有感官之和、性情之和、政教之和、生命之和与天人之和等不同层次的含义。”[1]避开锋芒、调和相应、和谐生活，和字具有的魅力，在苏轼笔下得以充分的体现。
一、宦海浮沉，苏轼不和谐的人生
东坡的浮沉皆因变法及变法所引起的党派之争。首因新党执政，苏轼反对新法，并将其反对态度诉诸于诗文，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入狱。苏轼坐牢103天、九死一生，侥幸被赦，战战兢兢的苏轼，出狱以后被贬黄州，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一住就是四年。其次因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然而又因对旧派人物一味否定压制王安石新派变法的不满，认为“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导致苏轼在这王党之争中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自求外调，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自认为远离朝堂之上就不会被缚住手脚的苏轼，当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一贬再贬。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贬至黄州后，所谓闭门思过 “不复近笔砚”，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寒食雨二首》，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佳作都创作于此时，“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千古一叹、“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的睿智自观，苏轼超越了自身悲欢，站在了宇宙高度而超然地反观自身的一种颖悟和超脱；贬至惠州、儋州，苏轼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在这人生中最黑暗的旅程中，他放逐了心灵的扁舟，孤傲达观地穿越世俗的汪洋而不至于触礁，心灵的自由也拯救了苏轼的寂寞无奈的现实。
二、苏轼“和”的精神基石
苏轼吞吐道、儒，出入佛、禅，在其身上形成了的一种全新和谐的生命灵气，可说是中国古典和谐美学的一个典型。
（一）出入佛老、融合三教
“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又北南东。江河虽殊，气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他以海纳百川之势，力图破除固守门户，论难相攻的陋习，他以一种开放兼容的胸襟来接受儒释道三家。
因为苏轼对于儒道佛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三家思想便渗入到他的生命中，而他自己也始终在这三者之间徜徉。苏轼善于从三家思想中摄取所需而致其用，以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来从政；以老庄“致虚极，守静笃”[2]、乘时归化、反朴任天的态度来养生；以佛家看穿忧患来对付人生的失落与磨难，最终实现儒家用世精神与佛道旷达精神的圆满融合。一方面，他固守着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为国为民尽其忠言，尽其心力；另一方面，将道家、佛家易于导向消极思想的“齐一万物”、“四大皆空”思想赋予积极内容，用以解脱政治上的失意、人生的苦难和困扰。“任其性命之情”，不懈不躁、不惧不妥、任真自适。
（二）对立因素的辩证和谐
宋代释易成风，司马光、张载、二程、三苏、朱熹等思想家研究古老而博大精深的《周易》，使代表先秦辩证法思想最高水平的《周易》在宋代大放光彩。苏氏兄弟秉承其父苏洵释易之志，作有《苏氏易传》（或称《东坡易传》）。苏辙以“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3]高度评价《东坡易传》。苏轼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解易，对矛盾观、运动观、同一性和差异性、量变质变以及内外因关系等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苏轼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用辩证的思想对待和处理人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认为“必尝去也，而后有归；必尝亡也，而后有得，无去则无归，无亡则无得。”（《东坡易传》）
思想上兼容并蓄以及一分为二的处世哲学，苏轼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深度思考；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蘇轼仕宦生涯中的自我调适
（一）深知“性命自得”
苏轼将其一切遭遇归于“命”，多次谈“命”。“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祸福，莫非命者，虽有圣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4]
“命”即“天之令”，“人之有祸福成败盛衰得失穷达荣辱兴亡治乱，莫非命也。知之由命，则事虽毫铢之微，皆素定也。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势不可以力回，岂非命数，岂非素定欤？”（《渔樵闲话录》）既然“万事早知皆有命”（《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那么不必计较得失。苏门弟子秦观这样评价苏轼：“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苏轼知天命不可违，一贬再贬直至岭南，“受之恬然”（《与文公大夫一首》）、“居之泰然”（《与王庠书三首》之一）、“直己而行”（《祭王宜甫文》。 性命自得，那就作一“闲人”，不为官场“委曲以累己，竭力为自己寻找一块“尘心尽道心平”的“忘情”乐土：“浮名浮利，虚若劳神……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乡子.述怀》）这种作一个“闲人”的代价虽然是遭受贫困之忧，他却能安之若素、保持独立、不与世俯仰。佛家认为“人生的系缚就是苦”，这种“苦”由“我”而生，人只有从“我”中解脱出来，走向“无我”，才能真正“解脱”“人们一旦通达了‘无我’的原理，其思想境界也就得到了升华。没有了‘我’就不会起贪心；没有了‘我’就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没有了‘我’才能心地磊落、胸怀坦荡；没有了‘我’才会去舍身忘己地为大众服务，没有了‘我’才能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走人生的路……一句话，破除了‘我’通达了‘无我’，品德才会得到圆满，人格才会得到完善，精神才会得到充实，心灵才会得到净化。” [5]苏轼他看透尘世的“苦”获得“真正的自由”、“忘却营营”，他将一切诉诸于自己的内心，观照现实，得到心灵的自由。因此由这种自由拓展的精神家园，“他可以使人安居于‘寸田尺亩’而不向外求索，一切苦难、不幸都在内心化解，一切欢乐、幸福也都在内心过滤、升华。”[6]生活就是生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生活的背后没有更多的东西。
（二）似水“随物赋形”
苏轼视水为至信，早年所作《滟滪堆赋》：“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探索思考当人生在逆境中的前行方式，“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以一种从容安顺的姿态对待猛然间受到打击，从而得出“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结论。
早年间的苏轼可以说“誉满京师”却有身处险恶的忧患意识；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是其不断调整“以自适”的一生，随缘任运，随遇而安，苏轼“随物赋形”的生存观念也在其自适的过程中丰富与完满。“万物皆有常形，唯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以斫以为圆，曲者可以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以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唯无常形，是以迕物而无伤；唯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7]
水至信，君子如水，苏轼特别重视水，无常形而以变为实质，因物为形，不囿于一物；迕物无伤，随时变化，适应环境，在客观规律面前，苏轼主“顺”，即“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随物赋形的生存哲学与禅宗自然任运相通，以物为形，不执着于固有形态，流动不止，以主体自身的主动改变避免矛盾的激化，在困俭的生活面前安之若素、自得其乐。
苏轼是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儒士，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中没有被沉重的失意情绪所压垮，而以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心态看待一切人生的挫折，曳杖点地，一步一铿，保持旷达乐观的胸怀，豪放而怡然的前行。
苏轼人格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有生之超越的智慧，又有对尘世的深切之爱，爱一己之身亦爱天下苍生。思想上他亦儒亦佛，亦儒亦道，所以他没有在仕、隐之间苦恼徘徊。而苏轼“和”的生存哲学体现在其三次贬谪、多次流放中仍表现出安然处之、超然物外，乐观放达的人生态度。他正视人生有限与自然永恒的矛盾，面对短暂的人生，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对现实中的事物，他不执着于功利成败，“胜固可喜，败亦欣然”（《观棋》），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于是他“一笑作春温”、“无所往而不乐”、“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
注释：
[1]周仲贤，《“和”的字源及涵义辨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2卷第4期，2007年8月。
[2]《老子》，第3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
[3]《东坡易传》附录三，第378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4]《东坡易传》，第5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5]圣辉：《佛教为什么要求人们寻求“解脱”》，《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第354页。
[6]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
[7]《东坡易传》，释坎卦，第128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周仲贤，《“和”的字源及涵義辨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2卷第4期，2007年8月。
[2]徐定辉：《论东坡词的人生意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第83页。
[3]邹志勇，《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4]圣辉：《佛教为什么要求人们寻求“解脱”》，《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第354页。
[5]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
[6]《苏轼文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7]《东坡易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8]《老子》，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