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女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采访是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分两次进行的，提问的范围很广，都是些十分敏感的问题。此次访谈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公开发表，因而不少人都知道这次非同一般的采访，有人或许也同时记住了这位出语惊人的女记者的名字：奥埃娜·法拉奇。
　　法拉奇于1930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木工家庭。少年时代她并没有去学文学或者新闻，而是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医科学校。由于家境拮据，难以维持正常的学习生活，她16岁就开始面对现实，为当地的《晨报》写稿，以换来微薄的稿酬，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1948年，她直接进入《晨报》工作，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后成为《欧洲人》杂志战地记者，开始在世界政坛要人中间穿梭往来。所采写的30多篇重要国际人物访问记，往往一出手就引起社会的关注，为五大洲20多家有影响的报刊所转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给许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样一类人物采访记能够广为传播，显然是与作者别具一格的采访习惯和写作风格分不开的。法拉奇有意识地摆脱传统的人物采写模式，探索出了一种可以充分发挥自己个性特长的采写风格，被新闻界同行称为“法拉奇式访问”。
　　
　　精选采访对象
　　
　　法拉奇采访的大多是国际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她的一本著作就叫《风云人物采访记》，还曾以“政治访问之母”自诩。正是由于这一点，她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新闻界的传奇性女记者。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政要法拉奇都乐意接触与采访，那些被她列为采访对象的大多是处于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中的核心人物，而且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1969年2月，她赴河内采访了越南的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政府副总理武元甲。据她介绍，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武元甲在西方人尤其是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很恐惧的。1972年11月，她采访了美国尼克松政府的高级谋士基辛格。由于与中国和越南神秘而成功的接触，基辛格成了当时美国政界传奇性的人物；1973年9月，她同前西德总理勃兰特讨论了欧洲和世界局势；1975年，她同一些国际政界头面人物探讨中东石油问题、战争问题，葡萄牙、西班牙的政局问题；1979年11月，她采访了号称“一句话能使整个世界爆炸”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1980年8月，她两次同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交谈，当时我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气氛正为世界各国所瞩目。此外，她还采访过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埃塞俄比亚前皇帝海尔·塞拉西，以色列前首相梅厄夫人，巴基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约旦国王侯赛因，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巴基斯坦前总统阿里·布托，等等。
　　一个记者有机会单独采访一国的显要人物，这已经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屡屡获得这种机会，那简直是一种奢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拉奇是一个令人羡慕十分奢侈的记者。
　　
　　泼辣大胆，锋芒毕露
　　
　　新闻记者虽然号称“无冕之王”，但他们与“有冕之王”也就是现实中的政要站在一起，其“无冕”的弱势就显露无遗了。因而，要保持一份平等从容的心态采访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并非谁都做得到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给读者提供更为深层更为内在的讯息。法拉奇不仅能够正面直视那些风云人物，从不踮起脚跟仰视他们，而且还由着自己的性情嬉笑怒骂，放言无忌。
　　1973年1月，法拉奇在西贡访问前南越总统阮文绍，其背景是美国已经同越共进行了接触，即将结束越南战争。法拉奇的采访一开始就咄咄逼人：“总统先生，今天在您和美国人之间与其说存在着友谊，莫如说存在着敌意……人们纷纷在问，阮文绍是如何看待这一悲剧的?”接着，她又提出了不少问题，诸如：“对于您被人称为‘美国的傀儡’或‘美国人的人’，您如何评论?”“有人指控您是个腐败的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您如何回答那些指控者?”连法拉奇自己也承认这都是些“粗暴的问题”，它们直戳阮文绍的伤心处，竟使得这位总统先生在访谈过程中，“有时泪水盈眶，有时因强忍呜咽而失声，因愤怒、痛苦和激动而颤抖。”
　　当采访受到怠慢或者限制时，法拉奇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有一次采访卡扎菲，法拉奇被告知需等候四个小时，她气得朝卡扎菲的新闻秘书头上猛掷去一本书。见到卡扎菲时，她指着警卫营当面质问他：“如果群众真那么爱你，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保护呢!”如果是遇到不顺意的事情，法拉奇更是会大发雷霆。1981年伦敦《泰晤士报》星期版删节了她写的《瓦文萨访问记》，她竟气得声称：“如果被允许的话，我要与《泰晤士报》星期版主编决斗一场。”她的一篇访问记给基辛格带去了不少麻烦，以致于基辛格向新闻界表示：法拉奇歪曲了自己的意思。法拉奇得知后大为恼火，立即给基辛格发去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并威胁他要把采访录音公布于世。
　　
　　以我为主　紧追不放
　　
　　一般来说，记者最想提出的是一些最敏感最隐秘的问题，而它们恰恰是采访对象最不愿触及的。法拉奇的成功之处在于，很多时候她能够不轻易放弃自己预订的采访设计，逼迫或者诱引对方就范。
　　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采访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次访问，她最想了解的有两个内容，其中一个是在越南的西贡政权与河内政权之间，美国究竟采取怎样的一种亲疏态度。当时美国一惯辅助西贡的政策开始松动，与越共进行酝酿签订停战协议。为了获得答案，法拉奇甚至这样提问：“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呢?”对方表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法拉奇紧追不放，说：“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会更乐意与黎德寿共进晚餐，是吗?”基辛格仍旧不作答复。她不一不饶，变换方式问：“那么您能不能回答另一个问题：您喜欢黎德寿吗?”接着又问他跟阮文绍的关系如何，基辛格的回答是，黎德寿是一位对事业富有献身精神的人，自己喜欢并且尊敬他。谈及阮文绍，他表示过去与他的关系很好。显而易见，法拉奇所说的“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她前面提出的问题。能言善辩的基辛格博士被她牵着鼻子走了。
　　当然，法拉奇的这种提问方式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1972年6月她采访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这次访问是不欢而散的，原因是她缠着这位皇帝讨论死亡问题，气得对方最后说出这样的话：“死亡?死亡?这个女人是谁?她从什么地方来的?她来找我干什么?走吧，行了!行了!”火冒三丈地让人将她撵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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