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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也有历史？当然有，且两千多年了，可谓源远流长。谣言包括造谣和传谣，中国古人把造谣简称为“谣”，把传谣简称为“诼（zhuó）”，合在一起叫“谣诼”。《楚辞·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中国古人如何造谣与传谣？概而言之，也有“四大发明”。
童谣，孩子口中喷火药。“童谣之言，将有徵於此”，“徵”即征兆，古人认为主吉凶，代表着某种预示。
西汉末，公孙述称帝后废除五铢钱，老百姓因此被盘剥至赤贫，蜀中儿童便四处传唱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黄牛指王莽，白腹即指公孙述，五铢是汉钱。这首童谣是在预言公孙述会像王莽一样被消灭，汉朝江山就要恢复。果然到了公元36年，公孙述被刘秀消灭，其结局一如王莽，汉政权得以“光复”。
本来童谣是专门为小孩子作的短诗，强调格律和韵脚，让孩子口头传唱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可为何不叫童歌或儿歌，而称童谣呢？明代杨慎的一个注，颇能说明问题，他在《丹铅总录》里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这句话显然是反过来说的，小孩子若“出自胸臆，不由人教”而唱歌，多半只会唱“羊宝宝、兔宝宝，我们一起做游戏”一类的儿歌，又怎能唱出预示世运或人事的童谣来？可见童谣之所以被称为童谣，是因为儿歌这种形式被人利用了。有心造谣者炮制出形似儿歌的谣言，然后教给孩子广泛传唱，以实现其蛊惑人心的目的。
谶纬，狼披羊皮装指南。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如果把“谶”称为狡猾的狼的话，那么，它披着的儒家经义的外衣，就如同羊皮了。
蒙曼副教授近期在百家讲坛说杨广，就提到当时的一则谶纬，有江湖人士对杨广说，姓李的当坐江山。原话不是这样的，大概意思如此。这是典型的谣言，但隋炀帝深信不疑，亲手导演出一幕人间惨剧，株连杀害数十人，连嫡亲外甥女也不放过。最终逼反了李渊，让谣言变成了实话。无独有偶，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带回《图录》一书，中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这也是典型的谶纬。秦始皇理解反了，派大儿子去灭胡，最终，在小儿子胡亥手上断送了大秦江山。
由于谶的外包装是纬（儒家经义），使得本是空穴来风的谣言，听起来更具迷惑性，由不得听众不信，其“指南”效果十分惊人。
如宋朝时福建闽江（南台江）边上住有一个姓章的大户人家，其儿子叫章得象，好学勤奋，人们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于是，章家有人炮制谶纬“南台江合出率相”，故作神秘地暗地里跟别人说，以至于很快传谣到了京城。待章得象赴京赶考，礼部主考官个个“被指南”而开绿灯，章得象顺利中科，从此官运亨通，吉星高照，连升同知枢密院事、户部侍郎，最后荣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做了宰相。
风闻，合法的谣言印刷术。在中国古代，监察御史等言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这种机制的特点是，无论言官所说是不是真的，言官不用对其言负责，也即造谣与传谣者无罪；而被言者必须“足戒”，若不服，就要自我辟谣，拿出辩驳的有力证据来。这种机制直接产生的后果是，谣言被合法地不断制造和印刷（传谣）。
如南宋庆元二年，监察御史沈继祖“风闻言事”，指控朱熹十宗罪，无一罪有真凭实据，件件皆属“风闻”。而朱熹对这种谣言不屑一顾，无心辟谣，致使理学成一时伪学，朱熹本人亦被赶出朝廷。随后，沈继祖的好友洪迈，则开始合法地传谣，在其《夷坚志》中，进一步诋毁朱熹包养尼姑为妾，等等。
古代的风闻，说到底也有“无风亦可闻”的特点，不论谣言是否有出处，哪怕是出于言官自己，也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造谣者和传谣者，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换做今天，无疑就是公然诽谤，有司必将依法究问其罪的。但在古代，就属于合法。
辟言，艰难的造纸改良。造谣传谣容易，而辟谣则难于上青天。《诗·小雅·雨无止》中说，“辟言不信”。什么意思？“辟言”即法度之说，也就是说，当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严肃的法律出来辟谣，世人依然不会相信。可见一旦谣言四起，辟谣之路是多么的艰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谣言的历史是那么的漫长。
因此，我把辟谣喻为造纸，其改良历程，从竹片、木片到公元105年的蔡伦制造出植物纤维纸，经过了千年之久。
在古代，辟谣还称辟邪，因为谣言如同邪说，是一种不良风气。我们读红楼梦时会发现，大多数过来人很害怕一些有所喻指的灯谜、诗句等，而年轻人则不怕，甚至还感觉有趣。如贾政因为一句灯谜，会郁郁寡欢老半天，而贾宝玉则意会而喜。何故？大环境使然也。宋玉在《风赋》里说：“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歪风邪气正是造谣传谣者的大环境“依托”，人们受习惯思维的支配，对谣言总会先入为主，往往深信不疑。
若想有效辟谣，就必须去其所“依托”，净化社会风气，这显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谣言止于智者，当全民皆为智者的时候，“辟言乃信”。
中国古人如何造谣与传谣？概而言之，也有“四大发明”。
童谣，孩子口中喷火药。“童谣之言，将有徵於此”，“徵”即征兆，古人认为主吉凶，代表着某种预示。
西汉末，公孙述称帝后废除五铢钱，老百姓因此被盘剥至赤贫，蜀中儿童便四处传唱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黄牛指王莽，白腹即指公孙述，五铢是汉钱。这首童谣是在预言公孙述会像王莽一样被消灭，汉朝江山就要恢复。果然到了公元36年，公孙述被刘秀消灭，其结局一如王莽，汉政权得以“光复”。
本来童谣是专门为小孩子作的短诗，强调格律和韵脚，让孩子口头传唱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可为何不叫童歌或儿歌，而称童谣呢？明代杨慎的一个注，颇能说明问题，他在《丹铅总录》里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这句话显然是反过来说的，小孩子若“出自胸臆，不由人教”而唱歌，多半只会唱“羊宝宝、兔宝宝，我们一起做游戏”一类的儿歌，又怎能唱出预示世运或人事的童谣来？可见童谣之所以被称为童谣，是因为儿歌这种形式被人利用了。有心造谣者炮制出形似儿歌的谣言，然后教给孩子广泛传唱，以实现其蛊惑人心的目的。
谶纬，狼披羊皮装指南。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如果把“谶”称为狡猾的狼的话，那么，它披着的儒家经义的外衣，就如同羊皮了。
蒙曼副教授近期在百家讲坛说杨广，就提到当时的一则谶纬，有江湖人士对杨广说，姓李的当坐江山。原话不是这样的，大概意思如此。这是典型的谣言，但隋炀帝深信不疑，亲手导演出一幕人间惨剧，株连杀害数十人，连嫡亲外甥女也不放过。最终逼反了李渊，让谣言变成了实话。无独有偶，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带回《图录》一书，中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这也是典型的谶纬。秦始皇理解反了，派大儿子去灭胡，最终，在小儿子胡亥手上断送了大秦江山。
由于谶的外包装是纬（儒家经义），使得本是空穴来风的谣言，听起来更具迷惑性，由不得听众不信，其“指南”效果十分惊人。
如宋朝时福建闽江（南台江）边上住有一个姓章的大户人家，其儿子叫章得象，好学勤奋，人们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于是，章家有人炮制谶纬“南台江合出率相”，故作神秘地暗地里跟别人说，以至于很快传谣到了京城。待章得象赴京赶考，礼部主考官个个“被指南”而开绿灯，章得象顺利中科，从此官运亨通，吉星高照，连升同知枢密院事、户部侍郎，最后荣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做了宰相。
风闻，合法的谣言印刷术。在中国古代，监察御史等言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这种机制的特点是，无论言官所说是不是真的，言官不用对其言负责，也即造谣与传谣者无罪；而被言者必须“足戒”，若不服，就要自我辟谣，拿出辩驳的有力证据来。这种机制直接产生的后果是，谣言被合法地不断制造和印刷（传谣）。
如南宋庆元二年，监察御史沈继祖“风闻言事”，指控朱熹十宗罪，无一罪有真凭实据，件件皆属“风闻”。而朱熹对这种谣言不屑一顾，无心辟谣，致使理学成一时伪学，朱熹本人亦被赶出朝廷。随后，沈继祖的好友洪迈，则开始合法地传谣，在其《夷坚志》中，进一步诋毁朱熹包养尼姑为妾，等等。
古代的风闻，说到底也有“无风亦可闻”的特点，不论谣言是否有出处，哪怕是出于言官自己，也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造谣者和传谣者，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换做今天，无疑就是公然诽谤，有司必将依法究问其罪的。但在古代，就属于合法。
辟言，艰难的造纸改良。造谣传谣容易，而辟谣则难于上青天。《诗·小雅·雨无止》中说，“辟言不信”。什么意思？“辟言”即法度之说，也就是说，当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严肃的法律出来辟谣，世人依然不会相信。可见一旦谣言四起，辟谣之路是多么的艰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谣言的历史是那么的漫长。
因此，我把辟谣喻为造纸，其改良历程，从竹片、木片到公元105年的蔡伦制造出植物纤维纸，经过了千年之久。
在古代，辟谣还称辟邪，因为谣言如同邪说，是一种不良风气。我们读红楼梦时会发现，大多数过来人很害怕一些有所喻指的灯谜、诗句等，而年轻人则不怕，甚至还感觉有趣。如贾政因为一句灯谜，会郁郁寡欢老半天，而贾宝玉则意会而喜。何故？大环境使然也。宋玉在《风赋》里说：“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歪风邪气正是造谣传谣者的大环境“依托”，人们受习惯思维的支配，对谣言总会先入为主，往往深信不疑。
若想有效辟谣，就必须去其所“依托”，净化社会风气，这显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谣言止于智者，当全民皆为智者的时候，“辟言乃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