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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革命”概念总是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在近代以来中央政权更迭的时空背景下，梳理“革命”概念的演进，沿着“革命”到底指涉什么、怎样认识曾经的“革命”、今后又如何看待“革命”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分析。据此说明“革命”概念的“波动”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
关键词：“革命”概念；演变；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0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1-0012-05
“革命”这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聚焦地位”的魔性词汇，可以说是不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与泛滥”[1]365。审慎地回溯近代以来“革命”概念的演进后不难发现，其“波动”正是不同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本文借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革命”概念的流变，以此正视中国现代化治理的艰辛探索，从而加深我们对于“革命”一词的理性认知。
一、近代“革命”概念的出场
厘清当代中国革命之概念内涵，首先要探源其历史构成，即中国传统、西方和日本三方面的“革命”概念。以上“三要素”共同构成中国当代革命概念的主要因子，每一种来源且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一的“占比”。各个“要素”在不同时代的高低“地位”隐含的是社会主流思潮对哪一种来源的认可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路线之争”。
（一）中国古典创制的“革命”内涵
从辞源上查考，我国传统的“革命”概念肇始于“殷革夏命”这一表述。另外，在古老典籍《周易》中，已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用法。[1]366无论是“殷革夏命”，还是“汤武革命”，都是表达朝代政权的更演。所以说，中国传统“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2]5。但仅仅将传统“革命”粗浅地等同于“朝代更替”，显然是不全面的。在初始含义的基础上，学者金观涛将其细分成以下几个意义类型：易姓、彻底变革、王朝更替、汤武革命、天地（周期性）变化五个层面。纵使上述部分意象已经淡出当代革命概念的意群，但“古典创制”中以“汤武革命”、“朝代更替”为代表的内涵仍旧作为中国当代革命语汇意义的基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日本“革命”概念的“内销”
不同于中华本土文明的“改朝换代”，“革命”一词在唐朝传入日本后，其“革命”概念在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文化中经历了“冷遇——变种”的过程。虽然早期日本文化对中式革命持批判态度，但坚持儒学意识形态的政治现实，使其在“黑船开埠”以来开始接受并发展“革命”，尤其是明治维新前后，革命话语在与儒学、神道相结合的情况下被重新铸造，总的精神是在反对幕府专权的同时，主张在天皇的领导下进行封建制度的改革[2]8。从此意义言之，此时的“革命”与“改革”几乎同义。清末“中兴”时代的士人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一直相当重视，近代中国政治派别的领袖及精英人物早期大都求学东洋，耳濡目染，并将日式“革命”概念带回国内。如此一来，便完成了革命“出口转内销”的历程，其结果是，日本“革命”用语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思想论争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革命”与“revolution”的互动
“开眼看世界”以后，晚清经世学人纷纷热衷西学，欧美革命的历史知识潜移默化地传入中土。此外，得益于日本现代化的“先行一步”，在中华本土文明与欧陆文明间，嫁接出一座桥梁，便利了“革命”与“revolution”的直接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在如何理解“revolution”的含义上。早期的理解更多的是指诸如“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欧陆大动乱”，认为“西式革命”是“造反动乱、颠覆政府”之意。同样是到了近代后期，对于“revolution”的理解依旧不变，并未脱离“革命”一词表达王朝更替的传统含义。但是不同于1890年前，中国士大夫对“revolution”多为负面意义词汇的认定。1900年后，社会思潮中的革命倾向逐渐显露，知识分子们开始对“revolution”产生崇拜，并多为正面意义。同时也包含着彻底变革之意，即不再囿于暴力的造反意向。因此，欧美“双轮革命”对近代中国革命语用的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革命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基本上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和“revolution”意义的互动[1]371。
二、“革命”概念在国家治理主线中所具有的张力
近代以来中国每一类“革命”的概念（1），是相应时代精神的聚合呈现，其所具有张力的“轨迹”折射出的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逻辑进路。
（一）晚清七十年“革命”概念的嬗变
晚清革命话语的兴起受到激烈的历史变动影响。19世纪中叶以来，千年局变下的晚清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管治危机。仅凭“祖宗之法”连国家主权完整性也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清廷的决策者为应对危局，将在“中体西用”哲学基础指导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当时国家统治（治理）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在器物层面逐渐深入地向欧美国家学习，其高潮体现在洋务运动的开展上。但这一时段，至少在1895年及以前，书刊报纸中关于“革命”的表述几近不见，即使有少数零星的出现仍旧是传统的“古典”之意。换言之，此概念仍然沉寂于传统“革命”的话语体系之中，并未改变。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就传统“革命”概念本身而言，它特指的是“易姓”革命。在“后文字狱时代”，大肆宣扬或者尝试正名都可视同造反行为。所以传统话语下的“革命”本身作为政治敏感词与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其二，虽然清政府处于严重的统治危境，但传统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仍然在发挥积极作用，再辅以西方的器物长技，国家机器仍旧能维持运转，“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便是最好的例证。这就表明此时其“执政合法性”依然稳固，“革命”一词既然可能指代“反清”，也就必然没有政治空间。一方面的“不能”用，一方面的“不需”用，使得传统“革命”概念继续保持原意。 虚假的繁荣景象随着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战败而化为泡影，预示着“中体西用”下器物学习的治国之道的彻底失败。关于制度层面的变革举动甚嚣尘上，突出的事件是“戊戌变法”。以戊戌维新为代表的“改良”，虽说是满清当局感受到无可把控的舆论压力和渴望维持当政的“应急之举”，但“维新图存”首先成为了时下救国之道的共识，这也是在甲午战败背景下痛彻反思后向“战胜国”——日本学习的体现。反映在“革命”概念的演变中，纵然当时改革和革命存在着某种排斥的关系，但革命话语开始被激活。其中就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推动了中国革命崇拜的产生[3]266。缘由是革命势力逐渐隐现，它代表着少部分“激进人士”的诉求，革命话语尽管很微弱，但开始成为一种利益表达。从此，谋求富强与独立的救亡图存之路，或者说客观上不自觉的国家现代化之路开始产生。直到1900年“庚子国变”后，一次次消耗着社会主流民意期盼和耐心的“立宪”改革日渐式微。激进知识分子对满清当局的革命倾向开始公开化并逐渐占据政治舞台。据此，革命也获得正当性。显然，改革和革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改革失败，革命就代之而起。在“革命”概念演变上的反映则是，“改革”主流思潮下的革命概念在传统革命话语的主导下，在发扬日式“革命”内涵以及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中前行，体现的是中国社会在保持其传统组织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之努力[1]398。但最终“武昌兴师”则标志着这种寻求国家富强的现代化之路宣告失败。传统的一元“革命”话语体系逐渐崩塌，从本质上演绎出“革命”概念开始寻求新的意向载体。
（二）民国时期“革命”概念的突变
如果说晚清革命概念的演变过程是“温水煮青蛙”，那么民国期间革命概念的演变则是“激流勇进”。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革命派”、“立宪派”，对于怎样才能使得国家富强的长期争论，终于随着一场内战而不是国内辩论，决定了谁来统治自称“中国人”的这四分之一的人类[4]31。也就是说民国初年，“革命”一词至少从“正当性”上升到“合法性”的身份地位。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象征着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及其末代变种的治理国家模式由此告终，抛开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来说，它为古老华夏的现代化打开了闸门，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权初立，必然着眼于巩固执政的举措，维护共和便成为辛亥革命后的首要目标，但历史的“倒车”仍旧频繁开启。所以民国初期，进步势力对于维护“共和”这一革命果实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性努力。这种努力所能看到的曙光渺茫，其危机终致新文化运动产生。新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信奉中学西学二分意识形态的城市化绅士，是不能完成中国现代化的[1]385。亟待需要新的“治世之学”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立新”势必伴随着“破旧”，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们一方面为“新文化”奔走呼号，一方面对传统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革命”一词作为自上而下改革的对立物，其代表了社会、家庭、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秩序必须从下而上彻底推翻的意思[1]38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词汇的使用呈现的井喷之势，全然变成极具正面意义的词汇。同时随着西方革命观念中进步、彻底变革、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等上述含义的引入，中国当代革命概念开始显现，现代含义开始融汇其中。总之，这表现的是，当时主流知识阶层认同惟有全面学习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才能探求事实上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基于民初波诡云谲的时势，政治上的“全盘西化”这种局面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颠覆。表现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中国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失败，思想领域的内外困惑导致进步人士开始反思前一阶段的学习成果，事实上表现出那些社会精英对当时现有国家出路的迷思，渴求国家迈向新的一条现代化的路径。恰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2）”，意味着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无产阶级理论”这一选项，加之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助推作用。结果在政治思想上的激变就是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新的天道，这使中国式现代革命观获得了科学的支持和合理化，由此进入马列主义语言表达的时期[1]398。民国中后期也就是国民政府时期，“革命”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共推的主旋律，但是该概念具体阐释的话语权争夺直接反映在对国家发展方式的领导权上，特别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政府势力”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势力”关于国家现代化的路线产生了激烈且不可调和的对抗。固然国共两党都继承了列宁式政党组织原则的衣钵。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顺乎了民意，彻底性地摧毁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旧制度，革命的高效性有力地支撑起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正当性。因为它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在错综复杂的前现代条件下，以某种唯一有效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奠立[3]310。回到“革命”概念理解上，中国当代革命概念形成的关键最后一步：由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话语向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转向。这预示着革命概念中全面或部分引进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和价值不再适应当时时代的需求，暂时性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三）共和国以来“革命”概念的隐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以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应当说，该种实现历程是中国当代革命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由理念到现实这一逻辑演进的真实映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先驱，那么马克思主义就确实包含一种现代化理论，其对现代社会从封建主义出现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过程的“模式”[5]118。同时，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同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具有广阔的外延。对马克思来说，革命是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现象的[5]2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宣扬“革命”观念并践行“革命”理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是对国家治理或治理国家的探索，以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种“革命目标”的实践在建国初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对内，实现了国家对武装力量的全面垄断，从而真正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全面政治统一，并由此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首度实现了社会稳定；对外，从苏联手里收回“旅大”，坚决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完整[3]292。伴随着当代革命概念形成后，不仅合法性和正当性都无懈可击，还“渗透”到国家、社会、个人三级层面的里里外外。自此之后，国家治理或治理国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求的课题。 但“好景不长”，1956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革命观所能溢出的积极效应逐渐被耗尽。特别突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3）时期，革命概念的语义膨胀，其语用仿佛成了一种“金科玉律”，造成革命的庸俗化，也完全超越了“革命”的语义范围，革命观指导国家的一切日常运行。后果便是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直持续到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矫正”。与“前改革开放时代”相比，前后剧变最为明显的区别是，“打江山”的模式逐渐退出治理国家的决策选项，取而代之的是着眼于“坐江山”所需要的现代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革命”概念也朝着本义“复原”。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即当代革命概念似乎淡出了一般民众的话语体系，除官方及“体制内”的言论中仍经常表述外，只留有非政治领域内的革命相关词组，譬如“科技革命”、“文学革命”等，还大量见诸舆论。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代革命概念的意群中，似乎存在着淡去正统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涵的倾向，但实际上，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官方主导的主流价值的革命概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囿于官方和民间的“双轨”演进，可以说，长期稳定的中国当代革命概念开始发生着某些内涵比例的变化 ，这种可能的变化可谓之“隐变”。
三、告别或拥抱“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经历着民族国家迈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阶段。多元化社会的趋向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经典”革命概念的消解或裁剪。
（一）二元思维模式的困境
实际上，分析“革命”一词，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向现代转型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当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变革中面临的困境[1]366。当下的舆论场，有一种“告别革命”的呼声，某种程度上可以值得肯定这是对近代以来激进（暴力）革命的深层反思。但这种反思好似陷入到一种二元思维的非此即彼模式中，将当代革命概念的消极一面放大到绝对程度，对其正面意义全盘否定，且一味赞赏“改良”带来的积极效果。即否定“革命”，肯定“改良”。另外一种二元思维模式的困境来自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成就，官民对待“改革”这一话语的态度是逐渐深入认同的，而当代革命概念如同是被打入冷宫的昔日“宠儿”，显得不受待见。但曾几何时，这种革命观与共和国的建立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如此一来，这种二元的矛盾对于执政党有效宣教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不小的阻力。总的来说，面对上述困境，需要跳出二元思维模式，将革命一语放置于历史发生的轨迹中去审视。其实，每一种革命概念背后，所蕴含的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国家治理模式之思，一种可供当时仁人志士选择的“独立”与“富强”方案 。进一步来说，每一种选择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历史必然，不能用现代人的苛刻眼光虚无地去裁剪客观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革命概念理应受到褪去“神化外衣”后的礼遇，所以“告别革命”不应成为理性知识分子的盲目认同。
（二）“革命”同“治理”的博弈
改革（治理）与革命在近代150多年的“恩怨纠缠”，可以看作是理想国家治理方案的“话语之争”。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方式，很大程度上师从于法国式暴力革命。法国式革命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现代化的手段，虽因其高效而有必要在一些社会历史条件类似的国家行使，但这种行使终究也只能限于这种国家的一定的历史时期[3]311。这就意味着，一旦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稳定得以实现，那么经济和政治的健康良性发展就应当纳入议事日程，法国式革命暴力也应渐出该国的政治舞台。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走向便是这一逻辑的印证，事实上是以历史实践佐证了这一逻辑的科学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3。继改革开放的首创性变革后，新一轮改革号角已经吹响。预示着“改革（治理）”的逻辑向纵深推入。基于此去类比法国大革命中“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再来看待当下的我国情势，更加具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因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能长期漠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诉求，需要大胆而审慎的政治体制改革，避免陷入同“革命”赛跑的危境之中。综上所述，唯有革命观念“脱敏”之际，才会显现它的历史面貌和本真意义。那么这种“旧制度”与“大革命”式的轮回，更加告诫我们，在今后，革命也并非一味地去拥抱。
四、结语
梳理革命与治国历史脉络中的各种经验，不难发现，“革命”与“国家治理”是既互为张力又相互补充的动态关系，而不是完全的静态的平衡关系。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历程，表现为中国治理者从看重国家单边决定转变为寻求国家与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国家模式的转变，那么作为革命实践重要宣言的“革命”概念，其演变可以说是同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并行相伴的。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革命”概念的演变有着难以割断的历史勾连。因此，在“国家治理”的主轴下对待昔日的“革命”，应当用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客观理性地看待曾为理想“国家治理”模式做出探索的历次“革命”。习近平曾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23。我们依照这一逻辑同样可以认为，整个近代以来纯粹为了追求国家现代化的“革命”和“建设（治理）”也不应该互相否定。意味着无论从“革命”概念演变的过程来解读“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去认知“革命”概念的演变都将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注释：
（1）本文对于“革命”概念演变的考察与区分，区别于大多数学者以“革命”概念变化本身的线索为划分依据，而采用粗线条的“政权更迭”维度划分，意在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
（2）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
（3）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所以本文所涉“文化大革命”也并不认同其为一般意义的“革命实践”，文中出现的列举仅将其作为佐证观点的历史事件看待。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高毅.法兰西的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增补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美]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
关键词：“革命”概念；演变；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0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1-0012-05
“革命”这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聚焦地位”的魔性词汇，可以说是不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与泛滥”[1]365。审慎地回溯近代以来“革命”概念的演进后不难发现，其“波动”正是不同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本文借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革命”概念的流变，以此正视中国现代化治理的艰辛探索，从而加深我们对于“革命”一词的理性认知。
一、近代“革命”概念的出场
厘清当代中国革命之概念内涵，首先要探源其历史构成，即中国传统、西方和日本三方面的“革命”概念。以上“三要素”共同构成中国当代革命概念的主要因子，每一种来源且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一的“占比”。各个“要素”在不同时代的高低“地位”隐含的是社会主流思潮对哪一种来源的认可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路线之争”。
（一）中国古典创制的“革命”内涵
从辞源上查考，我国传统的“革命”概念肇始于“殷革夏命”这一表述。另外，在古老典籍《周易》中，已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用法。[1]366无论是“殷革夏命”，还是“汤武革命”，都是表达朝代政权的更演。所以说，中国传统“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2]5。但仅仅将传统“革命”粗浅地等同于“朝代更替”，显然是不全面的。在初始含义的基础上，学者金观涛将其细分成以下几个意义类型：易姓、彻底变革、王朝更替、汤武革命、天地（周期性）变化五个层面。纵使上述部分意象已经淡出当代革命概念的意群，但“古典创制”中以“汤武革命”、“朝代更替”为代表的内涵仍旧作为中国当代革命语汇意义的基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日本“革命”概念的“内销”
不同于中华本土文明的“改朝换代”，“革命”一词在唐朝传入日本后，其“革命”概念在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文化中经历了“冷遇——变种”的过程。虽然早期日本文化对中式革命持批判态度，但坚持儒学意识形态的政治现实，使其在“黑船开埠”以来开始接受并发展“革命”，尤其是明治维新前后，革命话语在与儒学、神道相结合的情况下被重新铸造，总的精神是在反对幕府专权的同时，主张在天皇的领导下进行封建制度的改革[2]8。从此意义言之，此时的“革命”与“改革”几乎同义。清末“中兴”时代的士人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一直相当重视，近代中国政治派别的领袖及精英人物早期大都求学东洋，耳濡目染，并将日式“革命”概念带回国内。如此一来，便完成了革命“出口转内销”的历程，其结果是，日本“革命”用语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思想论争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革命”与“revolution”的互动
“开眼看世界”以后，晚清经世学人纷纷热衷西学，欧美革命的历史知识潜移默化地传入中土。此外，得益于日本现代化的“先行一步”，在中华本土文明与欧陆文明间，嫁接出一座桥梁，便利了“革命”与“revolution”的直接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在如何理解“revolution”的含义上。早期的理解更多的是指诸如“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欧陆大动乱”，认为“西式革命”是“造反动乱、颠覆政府”之意。同样是到了近代后期，对于“revolution”的理解依旧不变，并未脱离“革命”一词表达王朝更替的传统含义。但是不同于1890年前，中国士大夫对“revolution”多为负面意义词汇的认定。1900年后，社会思潮中的革命倾向逐渐显露，知识分子们开始对“revolution”产生崇拜，并多为正面意义。同时也包含着彻底变革之意，即不再囿于暴力的造反意向。因此，欧美“双轮革命”对近代中国革命语用的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革命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基本上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和“revolution”意义的互动[1]371。
二、“革命”概念在国家治理主线中所具有的张力
近代以来中国每一类“革命”的概念（1），是相应时代精神的聚合呈现，其所具有张力的“轨迹”折射出的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逻辑进路。
（一）晚清七十年“革命”概念的嬗变
晚清革命话语的兴起受到激烈的历史变动影响。19世纪中叶以来，千年局变下的晚清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管治危机。仅凭“祖宗之法”连国家主权完整性也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清廷的决策者为应对危局，将在“中体西用”哲学基础指导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当时国家统治（治理）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在器物层面逐渐深入地向欧美国家学习，其高潮体现在洋务运动的开展上。但这一时段，至少在1895年及以前，书刊报纸中关于“革命”的表述几近不见，即使有少数零星的出现仍旧是传统的“古典”之意。换言之，此概念仍然沉寂于传统“革命”的话语体系之中，并未改变。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就传统“革命”概念本身而言，它特指的是“易姓”革命。在“后文字狱时代”，大肆宣扬或者尝试正名都可视同造反行为。所以传统话语下的“革命”本身作为政治敏感词与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其二，虽然清政府处于严重的统治危境，但传统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仍然在发挥积极作用，再辅以西方的器物长技，国家机器仍旧能维持运转，“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便是最好的例证。这就表明此时其“执政合法性”依然稳固，“革命”一词既然可能指代“反清”，也就必然没有政治空间。一方面的“不能”用，一方面的“不需”用，使得传统“革命”概念继续保持原意。 虚假的繁荣景象随着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战败而化为泡影，预示着“中体西用”下器物学习的治国之道的彻底失败。关于制度层面的变革举动甚嚣尘上，突出的事件是“戊戌变法”。以戊戌维新为代表的“改良”，虽说是满清当局感受到无可把控的舆论压力和渴望维持当政的“应急之举”，但“维新图存”首先成为了时下救国之道的共识，这也是在甲午战败背景下痛彻反思后向“战胜国”——日本学习的体现。反映在“革命”概念的演变中，纵然当时改革和革命存在着某种排斥的关系，但革命话语开始被激活。其中就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推动了中国革命崇拜的产生[3]266。缘由是革命势力逐渐隐现，它代表着少部分“激进人士”的诉求，革命话语尽管很微弱，但开始成为一种利益表达。从此，谋求富强与独立的救亡图存之路，或者说客观上不自觉的国家现代化之路开始产生。直到1900年“庚子国变”后，一次次消耗着社会主流民意期盼和耐心的“立宪”改革日渐式微。激进知识分子对满清当局的革命倾向开始公开化并逐渐占据政治舞台。据此，革命也获得正当性。显然，改革和革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改革失败，革命就代之而起。在“革命”概念演变上的反映则是，“改革”主流思潮下的革命概念在传统革命话语的主导下，在发扬日式“革命”内涵以及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中前行，体现的是中国社会在保持其传统组织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之努力[1]398。但最终“武昌兴师”则标志着这种寻求国家富强的现代化之路宣告失败。传统的一元“革命”话语体系逐渐崩塌，从本质上演绎出“革命”概念开始寻求新的意向载体。
（二）民国时期“革命”概念的突变
如果说晚清革命概念的演变过程是“温水煮青蛙”，那么民国期间革命概念的演变则是“激流勇进”。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革命派”、“立宪派”，对于怎样才能使得国家富强的长期争论，终于随着一场内战而不是国内辩论，决定了谁来统治自称“中国人”的这四分之一的人类[4]31。也就是说民国初年，“革命”一词至少从“正当性”上升到“合法性”的身份地位。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象征着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及其末代变种的治理国家模式由此告终，抛开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来说，它为古老华夏的现代化打开了闸门，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权初立，必然着眼于巩固执政的举措，维护共和便成为辛亥革命后的首要目标，但历史的“倒车”仍旧频繁开启。所以民国初期，进步势力对于维护“共和”这一革命果实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性努力。这种努力所能看到的曙光渺茫，其危机终致新文化运动产生。新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信奉中学西学二分意识形态的城市化绅士，是不能完成中国现代化的[1]385。亟待需要新的“治世之学”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立新”势必伴随着“破旧”，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们一方面为“新文化”奔走呼号，一方面对传统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革命”一词作为自上而下改革的对立物，其代表了社会、家庭、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秩序必须从下而上彻底推翻的意思[1]38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词汇的使用呈现的井喷之势，全然变成极具正面意义的词汇。同时随着西方革命观念中进步、彻底变革、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等上述含义的引入，中国当代革命概念开始显现，现代含义开始融汇其中。总之，这表现的是，当时主流知识阶层认同惟有全面学习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才能探求事实上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基于民初波诡云谲的时势，政治上的“全盘西化”这种局面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颠覆。表现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中国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失败，思想领域的内外困惑导致进步人士开始反思前一阶段的学习成果，事实上表现出那些社会精英对当时现有国家出路的迷思，渴求国家迈向新的一条现代化的路径。恰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2）”，意味着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无产阶级理论”这一选项，加之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助推作用。结果在政治思想上的激变就是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新的天道，这使中国式现代革命观获得了科学的支持和合理化，由此进入马列主义语言表达的时期[1]398。民国中后期也就是国民政府时期，“革命”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共推的主旋律，但是该概念具体阐释的话语权争夺直接反映在对国家发展方式的领导权上，特别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政府势力”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势力”关于国家现代化的路线产生了激烈且不可调和的对抗。固然国共两党都继承了列宁式政党组织原则的衣钵。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顺乎了民意，彻底性地摧毁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旧制度，革命的高效性有力地支撑起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正当性。因为它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在错综复杂的前现代条件下，以某种唯一有效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奠立[3]310。回到“革命”概念理解上，中国当代革命概念形成的关键最后一步：由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话语向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转向。这预示着革命概念中全面或部分引进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和价值不再适应当时时代的需求，暂时性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三）共和国以来“革命”概念的隐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以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应当说，该种实现历程是中国当代革命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由理念到现实这一逻辑演进的真实映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先驱，那么马克思主义就确实包含一种现代化理论，其对现代社会从封建主义出现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过程的“模式”[5]118。同时，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同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具有广阔的外延。对马克思来说，革命是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现象的[5]2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宣扬“革命”观念并践行“革命”理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是对国家治理或治理国家的探索，以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种“革命目标”的实践在建国初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对内，实现了国家对武装力量的全面垄断，从而真正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全面政治统一，并由此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首度实现了社会稳定；对外，从苏联手里收回“旅大”，坚决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完整[3]292。伴随着当代革命概念形成后，不仅合法性和正当性都无懈可击，还“渗透”到国家、社会、个人三级层面的里里外外。自此之后，国家治理或治理国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求的课题。 但“好景不长”，1956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革命观所能溢出的积极效应逐渐被耗尽。特别突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3）时期，革命概念的语义膨胀，其语用仿佛成了一种“金科玉律”，造成革命的庸俗化，也完全超越了“革命”的语义范围，革命观指导国家的一切日常运行。后果便是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直持续到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矫正”。与“前改革开放时代”相比，前后剧变最为明显的区别是，“打江山”的模式逐渐退出治理国家的决策选项，取而代之的是着眼于“坐江山”所需要的现代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革命”概念也朝着本义“复原”。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即当代革命概念似乎淡出了一般民众的话语体系，除官方及“体制内”的言论中仍经常表述外，只留有非政治领域内的革命相关词组，譬如“科技革命”、“文学革命”等，还大量见诸舆论。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代革命概念的意群中，似乎存在着淡去正统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涵的倾向，但实际上，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官方主导的主流价值的革命概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囿于官方和民间的“双轨”演进，可以说，长期稳定的中国当代革命概念开始发生着某些内涵比例的变化 ，这种可能的变化可谓之“隐变”。
三、告别或拥抱“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经历着民族国家迈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阶段。多元化社会的趋向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经典”革命概念的消解或裁剪。
（一）二元思维模式的困境
实际上，分析“革命”一词，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向现代转型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当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变革中面临的困境[1]366。当下的舆论场，有一种“告别革命”的呼声，某种程度上可以值得肯定这是对近代以来激进（暴力）革命的深层反思。但这种反思好似陷入到一种二元思维的非此即彼模式中，将当代革命概念的消极一面放大到绝对程度，对其正面意义全盘否定，且一味赞赏“改良”带来的积极效果。即否定“革命”，肯定“改良”。另外一种二元思维模式的困境来自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成就，官民对待“改革”这一话语的态度是逐渐深入认同的，而当代革命概念如同是被打入冷宫的昔日“宠儿”，显得不受待见。但曾几何时，这种革命观与共和国的建立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如此一来，这种二元的矛盾对于执政党有效宣教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不小的阻力。总的来说，面对上述困境，需要跳出二元思维模式，将革命一语放置于历史发生的轨迹中去审视。其实，每一种革命概念背后，所蕴含的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国家治理模式之思，一种可供当时仁人志士选择的“独立”与“富强”方案 。进一步来说，每一种选择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历史必然，不能用现代人的苛刻眼光虚无地去裁剪客观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革命概念理应受到褪去“神化外衣”后的礼遇，所以“告别革命”不应成为理性知识分子的盲目认同。
（二）“革命”同“治理”的博弈
改革（治理）与革命在近代150多年的“恩怨纠缠”，可以看作是理想国家治理方案的“话语之争”。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方式，很大程度上师从于法国式暴力革命。法国式革命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现代化的手段，虽因其高效而有必要在一些社会历史条件类似的国家行使，但这种行使终究也只能限于这种国家的一定的历史时期[3]311。这就意味着，一旦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稳定得以实现，那么经济和政治的健康良性发展就应当纳入议事日程，法国式革命暴力也应渐出该国的政治舞台。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走向便是这一逻辑的印证，事实上是以历史实践佐证了这一逻辑的科学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3。继改革开放的首创性变革后，新一轮改革号角已经吹响。预示着“改革（治理）”的逻辑向纵深推入。基于此去类比法国大革命中“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再来看待当下的我国情势，更加具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因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能长期漠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诉求，需要大胆而审慎的政治体制改革，避免陷入同“革命”赛跑的危境之中。综上所述，唯有革命观念“脱敏”之际，才会显现它的历史面貌和本真意义。那么这种“旧制度”与“大革命”式的轮回，更加告诫我们，在今后，革命也并非一味地去拥抱。
四、结语
梳理革命与治国历史脉络中的各种经验，不难发现，“革命”与“国家治理”是既互为张力又相互补充的动态关系，而不是完全的静态的平衡关系。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历程，表现为中国治理者从看重国家单边决定转变为寻求国家与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国家模式的转变，那么作为革命实践重要宣言的“革命”概念，其演变可以说是同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并行相伴的。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革命”概念的演变有着难以割断的历史勾连。因此，在“国家治理”的主轴下对待昔日的“革命”，应当用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客观理性地看待曾为理想“国家治理”模式做出探索的历次“革命”。习近平曾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23。我们依照这一逻辑同样可以认为，整个近代以来纯粹为了追求国家现代化的“革命”和“建设（治理）”也不应该互相否定。意味着无论从“革命”概念演变的过程来解读“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去认知“革命”概念的演变都将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注释：
（1）本文对于“革命”概念演变的考察与区分，区别于大多数学者以“革命”概念变化本身的线索为划分依据，而采用粗线条的“政权更迭”维度划分，意在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
（2）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
（3）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所以本文所涉“文化大革命”也并不认同其为一般意义的“革命实践”，文中出现的列举仅将其作为佐证观点的历史事件看待。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高毅.法兰西的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增补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美]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