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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路遥小说文本的表层精神幻像掩盖了其真实的创作心理，导致以往的路遥本体研究难以深入。路遥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形成了难以排遣的自卑情结，这成为其日后小说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为了在作家的“白日梦”中寻求对自卑的超越，路遥创作中典型的特征是自卑与自亢的互见。这造成作品中凡是存有路遥自我精神投射的男性文学形象均呈现为“高大全”，而其他文学形象，尤其是女性文学形象，只能沦为其超越自卑的符号。
关键词：路遥；自卑；自亢；心理动因
中图分类号： I207.6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6-0086-06
自卑情结指的是，“当一个人遇到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却深信自己能够解决时，就会表现出自卑情结。从中我们看出，不管是愤慨、泪水还是歉意，都是自卑的一种表现。”[1]43而其往往会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路遥自然也不例外。路遥短暂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苦难，内心饱受自卑心理带来的强烈压抑感，这些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路遥的自卑情结影射进文本中，就是自卑情结的生成与超越。因为自卑情结往往会导致内心的紧张和压抑，所以主体获取优越感的补偿心理总是相伴而生，表现为高傲和自大，这就是自亢。但是这种超越毕竟是有限的，“因为自卑感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想通过一种优越感来释放自己，但是这种方法对于解决问题无济于事。他们往往将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搁置一旁，而从那些乱七八糟的小事中寻求优越感。”[1]43
一、自卑情结的形成与固守
路遥的自卑情结主要是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形成，并且終生挥之不去，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其在这两个人生重要阶段导致他自卑的苦难生存经验。路遥贫苦的家庭出身就已经决定了他短暂的一生注定要与苦难为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份沉重的苦难催生出他似乎先天性存在的自卑感。通过研究路遥家世的著作，我们可以知道他共兄妹九人，上有父母和爷爷奶奶。路遥的母亲由于长期囿于繁重的生育事务，整个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路遥父亲的身上，“我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该有的都有。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务农。父亲的身高在1.5米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2]3在路遥一岁左右，因为母亲再次怀孕，奶奶将其接去抚养。可以说，奶奶是路遥来到人世后的情感寄托。爷爷王再朝在路遥五岁时病逝，之后奶奶在王家堡孤居了两年，又搬到延川县路遥伯伯王玉德那里去生活。奶奶的关爱让路遥体会到了亲情的温馨，她的搬迁自然使路遥的童年增添了精神上的孤独感。
我们简要梳理路遥已故兄妹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这个家族是十分悲苦的，这种家族的生存窘境给路遥带来的卑微感深刻地影响了其日后的创作走向。路遥的大妹王荷生于1951年，因为二十多岁挖野菜在山崖下摔伤导致心脏病，后来因此病亡。王荷的离世给路遥带来巨大的悲痛，据王天乐回忆，“与此同时，我的姐姐为了挖野菜而从悬崖上摔下来，成了心脏病。路遥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几次家，目的是想救活我的姐姐，他多次跑到西安，给我的姐姐买药，想办法救活这个善良的生命，但姐姐还是在27岁的时候走了。我和我的父亲把她送上山，路遥对我说，一定要写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2]3路遥的大弟王卫军生于1953年，于1997年病逝。路遥的三弟王天乐生于1959年，于2007年病逝。路遥自己也是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溘然离世，贾平凹对其家族的悲剧深有感慨，“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在病得厉害。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3]
童年期的两次亲历死亡的体验，让路遥过早地意识到生命意识中的终极苦难主题。第一次大约在三岁左右，路遥发高烧到了四十度。为此，他年轻而迷信的父母亲没有带其去看医生，而是请来邻村一个巫婆施法。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但是这次死亡的体验让其幼年的心灵饱受记忆创伤，“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4]73第二次是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路遥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砍柴。由于十分年幼还不能适应复杂陡峭的地形，他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向深沟里滑落，“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4]73
童年的自卑记忆一直在路遥的心里难以排遣，并且渗透到他对许多生活往事的回想中去。路遥对自己在小学生活中所忍受的屈辱，以及由此造成的自卑心理坦言，“在小学读书时，可以说艰难无比，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穿过一条新裤子，有时候屁股后边烂得简直不能见人。和别的孩子一块玩，你就不敢到孩子中间去，你屁股后边烂着哩，怕被别人看见。有时候一些泼皮小子硬把你拉在人群中，出你的丑。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比屈辱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4]233那时候放电影是安排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路遥连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于是只能伙同几个最穷的孩子从下水道里爬进去。下水道里面黑咕隆咚的，他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到狗屎，然而就是这样，仍然在地上擦了擦手之后继续往前爬。之后，他就被巡查员一把从帽盖子上抓住，抓着头发从大门赶出去。路遥的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也基本上就是从这种状况中度过的，这可以被视为其标志性的自卑记忆，“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4]234此外，因为贫穷的家庭不可能给路遥买铅笔的钱，他连八分钱一支的铅笔也买不起。于是，只能指望被村里没有孩子的老光棍引去没人的地方叫声爸爸，然后他们“这时候可能出于对你同情，就拿出一毛钱给你，叫你去买铅笔。”[4]235-236童年的路遥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份本不该他所承受的“同情”和“屈辱”，而这些都一起化为潜意识里的自卑感，也自然地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一部分内在动力。 1957年，由于家境的一贫如洗和出于上学读书的目的，虚龄九岁的路遥被迫走出清涧县来到延川大伯家“顶门”。这是他短暂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路遥在一个深秋的早晨穿上母亲为其做的一双新布鞋翻山越岭，由父亲带着赶去大伯家，这双鞋成为其童年苦难的印迹，“关于那双新鞋，成为全国著名作家的路遥，在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纳凉时回忆说，那天穿着新布鞋还没走出多远，新鞋帮就已经磨破了他的双脚，很快起了水泡。后来，他干脆脱下新鞋，赤脚跟在父亲的后面……”[5]12-13直到路遥临终的时候，仍然对这段苦难经历所带来的自卑记忆难以释怀。他在病床上仍然说起那次出清涧去延川“顶门”的经历，并且这份刻苦铭心的屈辱感让他不时流泪。在延川的第三天早晨，王玉宽撒谎说去赶集，就这样将年幼的路遥“卖”给了大伯为儿。路遥亲眼看着父亲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4]200之后在延川的“顶门”，他忍受着同龄人的鄙弃，“但村里大男孩骂他，‘私孩’‘为儿货’等各种恶毒的乡间污言涌出来。”[5]21童年被抛弃的心理创伤，在日后成为创作家的路遥精神中一直难以抹去，这份精神上的流亡感导致其内心产生深刻的自卑情结。
路遥于1961年考进延川县城关小学高小部，对这段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童年期的欢愉，而是令其终生难忘的饥饿体验与由此造成的自卑感。他属于“半灶生”，即住校生中的贫苦学生因为交不起粮食给学校，把家里带来的干粮拿去食堂蒸热了吃。并且，由于极度的贫穷，路遥所带的干粮经常加了麸糠。据海波回忆，“王卫国在更多时候是就着酸菜吃冷糠团子，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而已。”[5]271963年，路遥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延川中学，在这期间，物质的匮乏所造成的饥饿感比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延川中学因为住校生急剧增多，取消了“半灶生”的临时救助措施，统一为“上灶生”。路遥连黑色的高粱面馍都无法保证，据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回忆，“刚到延川后，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孩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冲突。路遥在考上初中后完全走出了这个家庭。到延川县中学后，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同学撑扶的。”[2]3在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路遥对此也直言不讳，“饥饿本能地迫使我向山野走去……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透就又扒出来几口吞掉。”[6]276-277延川中学时期的苦难生存体验在路遥的心里始终难以平复，“可以说，在十七岁之前，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6]234此外，与城里孩子贫富的强烈对比也给他带来强烈的自卑感，“在学校里，我总是感到矮人一等，感到很委屈，城里的孩子穿得很好、很干净，就瞧不起你，或欺负你。”[4]236总之，极端的贫苦在青少年的路遥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很快地笼罩了我的心灵”[6]273。
两段令人失望的恋情曾给路遥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即与北京知青林虹的初恋，以及与北京知青林达有名无实的功利性婚姻。1970年，国家首次在知识青年中招工，路遥将县上给自己的一个宝贵指标让给了林虹，而林在利用路遥的有效身份进入工厂后便立刻与之绝交。青年期的路遥曾经因为生活前途的茫然若失和失恋的打击，企图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投水自杀。虽然成名后的他平淡地说道“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4]73但是，这次人生经历对其确实产生过剧烈的情感阵痛，并且日后直接影响并参与了其文学创作。无论路遥与林虹的初恋，还是与林达的婚姻，都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当海波善意地建议他找个本地女子时，他不无愤懑地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5]84路遥卑微的现实处境与林虹、林达的北京知青背景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导致其内心滋生出强烈的自卑感，而后便在文学创作中肆意地寻求超越。
路遥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所体会到的极度悲苦的生存经验，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抑，形成了其强烈的自卑心理。但是由于在现实处境中的无能意识，他只能在文学创作中将深潜的自卑情结肆意地寻求超越，而这些直接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自卑与超越
路遥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沉重的苦难生存体验的压抑下，潛意识里形成难以排遣的自卑感，并且与之相伴一生。于是，他在创作家的“白日梦”中肆意地做出超越，这直接体现在其小说中凡是存有作家自己精神投射的男性人物形象均呈现出如下典型特征：自卑与自亢的互见。这类复杂矛盾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路遥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即《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
《在困难的日子里》作为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正如王天乐所说：“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2]3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作品虽然可以被称为是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但是作品中的马建强绝不完全是作家本人，因为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并不是统一的。那么，路遥自卑情结于《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生成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路遥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对现实生活中其自卑心理的超越，二是具有路遥精神投射的主人公马建强对其自卑心理的超越。这两个方面互为表里，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然而它们共同构筑了路遥自卑情结在文本中的生成和超越。
我们通过路遥本体和文本中马建强的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根本意向所指均是路遥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对现实生活中其自卑心理的超越。路遥在文本中提及马建强的生存背景，“我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他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6]269与“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6]276，而这些都与作家本人的真实身世不相符。显然，路遥是在有意识地设计和夸大马建强的生存苦难，目的是反衬并凸显出自己以高贵的精神追求挣脱物质贫困所造成的强烈自卑感。路遥后来被过继给了大伯，于是，大伯自然承担起供他读书的责任，而这在文本中却被路遥有意地改造了，“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已经好不容易让我读了小学和初中，又在如此艰难的年头挣扎着把我送到这里。”[6]276颇有意味的是，在延川“顶门”作为路遥短暂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即使其偶有提及，比如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也是被极力渲染出悲苦色彩；并且，路遥在任何文学创作中对此均鲜有提及，这种创作活动中的沉默姿态无疑能够反观出其对童年被遗弃所造成的自卑心理的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路遥是一位貌不出众的矮个子，正如其好友王作人所回忆道：“在文化局招待所东南角的一间平房里，我见到了路遥，他与我想象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人还是个小青年，可膀大腰圆，本来脖子就很短，还围了条带格的围巾。”[2]3然而，在文本中作为路遥主体性强烈投射的马建强却与之截然有异，“马建强，你个子这么高，一定要参加咱班上的篮球队！”[6]273颇为类似的是，在路遥其他的作品中同样是其主体性投射的男性主人公也具有这种外貌特征，诸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等。这种在文本中不厌其烦地对自己相貌的自恋，恰恰暴露了创作者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自卑心理的超越。 在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主人公马建强自卑心理的踪迹及其特征主要集中表现为：马建强作为创作者的精神投射，承载着物质贫困所造成的自卑心理，以及企图对此超越所做出的崇高精神追求。文本中有诸多情节都是表现马建强被贫穷所迫而产生从自卑到自亢的复杂心理，这自然不必赘述，我们仅仅选取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来展开论析。文体干事周文明是国营食堂主任的儿子，他曾经恶作剧地当众把啃了一口的混合面馒头硬塞到马建强手里，马建强表现得异常激烈：“这侮辱太放肆了。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沉默地接过这块肮脏的施舍品，猛一下把它远远甩在了一个臭水坑里！”[6]273然而，路遥生前好友高建群对其学生时代的这种经历并未表示苟同，“路遥通常总没有吃的，看见谁手里有个馍馍，于是一把夺过来，待那同学来抢时，路遥就给馍上吐两口唾沫，同学见状，放弃了，于是路遥便就着自己的唾沫，将这半个黑白馒头吞下……班上有一个同学，家境好一点，口袋里时常有馍吃，于是就用这馍逗路遥。他说：‘王卫国同学，你学两声狗叫，我将这馍给你吃！’路遥于是学两声狗叫，这同学又说：‘我将这馍掰成蛋儿，往空里扔，你用嘴接！’路遥又答应了。于是，在延川县立中学的操场上，便演出了这一幕，一个人不停地向空中扔着馍蛋儿，一个人用嘴去接，接一次学两声狗叫。”[7]4我们不难看出，路遥通过对马建强的人物形象塑造，来完成对其学生时代深刻的自卑心理的超越。
路遥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武斗”牵扯到一桩人命案，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于1969年年底被迫回到老家郭家沟村务农。之后，他做过农村民办教师，去县城拉过大粪，自然就是其成名作中篇小说《人生》中高加林的原型。大队支部书记高明楼以权谋私，将高加林从农村民办教师的岗位赶下来，使其只能在土地上挣命。从任何方面来看，加林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于是其内心对自卑心理的超越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自恋；另一种是自欺。
无论从刘巧珍的外在形象塑造，还是从内在性格来看，她都很难被视为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从对爱情的执拗，到被抛弃后的“呆傻式”善良，这看似巧珍对加林的痴情，其内在却是作为作者的路遥对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恋。高加林先后卷入了两段三角恋爱，分别是与马拴争夺刘巧珍，与张克南争夺黄亚萍。高加林从农村民办教师岗位上跌落到土地里的时候，其处境比不上马栓。正如作者所说，马栓“他人诚实，心眼也不死，做买卖很利索，劳动也是村前庄后出名的。家里的光景富裕而殷实，拿农村的眼光看，算是上等人家。”[8]29但是，路遥利用作家的独特权力生硬地安排了巧珍对加林毫无征兆的痴爱，“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她想，她如果跟了加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8]31当巧珍被抛弃之后，她却主动求人帮助加林获得重新回到农村民办教师岗位的机会。虽然高加林在这段三角恋爱中看似处于心理上的至高点，但事实就是他以彻底的失败者的身份而告终。在第二段三角恋爱中，高加林对张克南的横刀夺爱也几乎是毫不费力，这当然还是女主人公执拗地主动倒追。克南新近高升为副食门市部副主任，家境也比加林优越很多。因此，如果说当初黄亚萍选择克南而疏远加林，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高加林被迫离开城市，再次跌落到土地里之后，黄亚萍的表现却严重偏离了生活现实，“‘我不工作了！也不到南京去了！我退职！我跟你去当农民！我不能没有你……’亚萍一下子双手蒙住脸，痛哭流涕了。可怜的姑娘！她现在这些话倒不全是感情用事。她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事到如今，完全可以做出崇高的牺牲。而她现在在内心里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高加林！”[8]173如果从三角恋爱的结果来看，高加林始终是现实中卑微的失败者；但是从恋爱的过程来看，創作者为其设计并安排了一系列能够超越现实中自卑境地的精神幻像，这不得不说仅仅是路遥的一厢情愿。除此之外，高加林显然是高明楼以权谋私行为的受害者，但是其借后者之口直率地完成精神幻想中的自欺，“你根本不能小看加林。不是我说哩，这一条川道里，和他一样大的年轻人，顶上他的不多。他会写，会画，会唱，会拉，性子又硬，心计又灵，一身的大丈夫气概！别看你我人称‘大能人’、‘二能人’，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8]69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与中篇小说《人生》具有诸多相同之处，而只针对三角恋爱中“自卑与自亢的互见”来说，这两个文本中男性主人公所处的“自卑与超越”的尴尬困境几乎没有不同。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加长版”。因此，我们仅仅选取《平凡的世界》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展开论析。文本对中学生孙少平的描写，以其在学校食堂的伙食问题为开端，作者极力地渲染了在物质极度贫穷的处境下孙少平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比如，他如饥似渴地去文化馆读书，在学习方面努力地超过别人，对郝红梅和侯玉英的以德报怨，等等。这种物质贫穷所造成的自卑和自亢在孙少平以后的生活道路中，甚至发展成为所谓的人生苦难哲学。孙少平去省报社找田晓霞，这位揽工汉虽然在想象中自视为无比崇高，但是也很清楚自己真实的卑微处境，“他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地方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9]160当报社门房的一位老头告诉他田晓霞出差去了，“孙少平放下笔，怔住了。不知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似的宽松。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9]160最后，当孙少平初次步入城市的时候，路遥从孙少平的视角对城市进行了描写。城市应该是很复杂的，但是孙少平对城市的印象基本上集中在东关大桥头、市政府、黄原宾馆等。也就是说，孙少平有意识地将东关大桥头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并且将之与代表上层人士身份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作人为的对立。尽管如此，他却还是认为劳动者都是崇高的，并且经历苦难可以走向崇高。而孙少平是路遥本人形象的精神投射，所以通过作家笔下城市的描写，我们能够透视出路遥在文本中自卑与自亢的互见。
三、结语 通过窥探路遥在文本中自卑与自亢的互见，我们不难发现自卑与超越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并且，这导致其作品产生了一系列罅隙。路遥完全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过度地介入文本，这造成其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流于片面化和表面性。具有典型性的是，《人生》中为了用农村人的愚昧落后来衬托出高加林的先进性，在“卫生革命”的描写中有意扭曲现实生活的原貌。试问，作为全村食用的井水怎么会“脏得像个烂池塘。井底上是泥糊子，蛤蟆衣；水面上漂着一些碎柴烂草。蚊子和孑孓充斥着这个全村人吃水的地方”[8]71？路遥为了满足对内心深刻的自卑情结做出超越，于是在文本中对存有自我精神投射的男性文学形象的塑造采用“众星拱月式”的方法，即其他的次要人物形象均负责行使“衬托”或“陪衬”的功能意义。尤其是路遥所塑造的女性文学形象，均表现出近乎千篇一律的特征，诸如美貌、温文尔雅和忠于爱情。路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向来受到赞誉，“知识女性：爱情中的人格美”[10]，然而这可能是路遥超越自卑的自我想象。路遥的作品被推崇为“现实主义的新创获”[11]，但是事实上其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存在囿于自己内心的自卑与超越，“我们甚至可以说，本我和超我歪曲了自我的唯实思维。超我强迫自我带着‘它们应该是什么’的框框去看待事物，而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12]48，却存在忽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现实生活的真相的情形。
参考文献：
[1][奥地利]阿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 李青霞，译.沈阳：沈阳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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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平凹.怀念路遥[J].学习博览，2008，（3）：35.
[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5]厚夫.路遥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6]路遥.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M]//路遥全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7]高建群.关于路遥的二三事[N].教师报，1996-03-17（4）.
[8]路遥.人生[M]//路遥全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9]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M]//路遥全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10]姜岚.作为对应物的爱情——路遥小说的爱情模式及其人文功能[J].南方文坛，2010，（1）：56.
[11]曾镇南.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J].小说评论，1987，（3）：16.
[12]（美）卡尔文·斯·霍尔，等.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长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48.
关键词：路遥；自卑；自亢；心理动因
中图分类号： I207.6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6-0086-06
自卑情结指的是，“当一个人遇到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却深信自己能够解决时，就会表现出自卑情结。从中我们看出，不管是愤慨、泪水还是歉意，都是自卑的一种表现。”[1]43而其往往会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路遥自然也不例外。路遥短暂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苦难，内心饱受自卑心理带来的强烈压抑感，这些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路遥的自卑情结影射进文本中，就是自卑情结的生成与超越。因为自卑情结往往会导致内心的紧张和压抑，所以主体获取优越感的补偿心理总是相伴而生，表现为高傲和自大，这就是自亢。但是这种超越毕竟是有限的，“因为自卑感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想通过一种优越感来释放自己，但是这种方法对于解决问题无济于事。他们往往将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搁置一旁，而从那些乱七八糟的小事中寻求优越感。”[1]43
一、自卑情结的形成与固守
路遥的自卑情结主要是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形成，并且終生挥之不去，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其在这两个人生重要阶段导致他自卑的苦难生存经验。路遥贫苦的家庭出身就已经决定了他短暂的一生注定要与苦难为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份沉重的苦难催生出他似乎先天性存在的自卑感。通过研究路遥家世的著作，我们可以知道他共兄妹九人，上有父母和爷爷奶奶。路遥的母亲由于长期囿于繁重的生育事务，整个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路遥父亲的身上，“我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该有的都有。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务农。父亲的身高在1.5米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2]3在路遥一岁左右，因为母亲再次怀孕，奶奶将其接去抚养。可以说，奶奶是路遥来到人世后的情感寄托。爷爷王再朝在路遥五岁时病逝，之后奶奶在王家堡孤居了两年，又搬到延川县路遥伯伯王玉德那里去生活。奶奶的关爱让路遥体会到了亲情的温馨，她的搬迁自然使路遥的童年增添了精神上的孤独感。
我们简要梳理路遥已故兄妹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这个家族是十分悲苦的，这种家族的生存窘境给路遥带来的卑微感深刻地影响了其日后的创作走向。路遥的大妹王荷生于1951年，因为二十多岁挖野菜在山崖下摔伤导致心脏病，后来因此病亡。王荷的离世给路遥带来巨大的悲痛，据王天乐回忆，“与此同时，我的姐姐为了挖野菜而从悬崖上摔下来，成了心脏病。路遥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几次家，目的是想救活我的姐姐，他多次跑到西安，给我的姐姐买药，想办法救活这个善良的生命，但姐姐还是在27岁的时候走了。我和我的父亲把她送上山，路遥对我说，一定要写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2]3路遥的大弟王卫军生于1953年，于1997年病逝。路遥的三弟王天乐生于1959年，于2007年病逝。路遥自己也是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溘然离世，贾平凹对其家族的悲剧深有感慨，“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在病得厉害。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3]
童年期的两次亲历死亡的体验，让路遥过早地意识到生命意识中的终极苦难主题。第一次大约在三岁左右，路遥发高烧到了四十度。为此，他年轻而迷信的父母亲没有带其去看医生，而是请来邻村一个巫婆施法。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但是这次死亡的体验让其幼年的心灵饱受记忆创伤，“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4]73第二次是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路遥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砍柴。由于十分年幼还不能适应复杂陡峭的地形，他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向深沟里滑落，“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4]73
童年的自卑记忆一直在路遥的心里难以排遣，并且渗透到他对许多生活往事的回想中去。路遥对自己在小学生活中所忍受的屈辱，以及由此造成的自卑心理坦言，“在小学读书时，可以说艰难无比，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穿过一条新裤子，有时候屁股后边烂得简直不能见人。和别的孩子一块玩，你就不敢到孩子中间去，你屁股后边烂着哩，怕被别人看见。有时候一些泼皮小子硬把你拉在人群中，出你的丑。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比屈辱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4]233那时候放电影是安排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路遥连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于是只能伙同几个最穷的孩子从下水道里爬进去。下水道里面黑咕隆咚的，他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到狗屎，然而就是这样，仍然在地上擦了擦手之后继续往前爬。之后，他就被巡查员一把从帽盖子上抓住，抓着头发从大门赶出去。路遥的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也基本上就是从这种状况中度过的，这可以被视为其标志性的自卑记忆，“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4]234此外，因为贫穷的家庭不可能给路遥买铅笔的钱，他连八分钱一支的铅笔也买不起。于是，只能指望被村里没有孩子的老光棍引去没人的地方叫声爸爸，然后他们“这时候可能出于对你同情，就拿出一毛钱给你，叫你去买铅笔。”[4]235-236童年的路遥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份本不该他所承受的“同情”和“屈辱”，而这些都一起化为潜意识里的自卑感，也自然地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一部分内在动力。 1957年，由于家境的一贫如洗和出于上学读书的目的，虚龄九岁的路遥被迫走出清涧县来到延川大伯家“顶门”。这是他短暂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路遥在一个深秋的早晨穿上母亲为其做的一双新布鞋翻山越岭，由父亲带着赶去大伯家，这双鞋成为其童年苦难的印迹，“关于那双新鞋，成为全国著名作家的路遥，在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纳凉时回忆说，那天穿着新布鞋还没走出多远，新鞋帮就已经磨破了他的双脚，很快起了水泡。后来，他干脆脱下新鞋，赤脚跟在父亲的后面……”[5]12-13直到路遥临终的时候，仍然对这段苦难经历所带来的自卑记忆难以释怀。他在病床上仍然说起那次出清涧去延川“顶门”的经历，并且这份刻苦铭心的屈辱感让他不时流泪。在延川的第三天早晨，王玉宽撒谎说去赶集，就这样将年幼的路遥“卖”给了大伯为儿。路遥亲眼看着父亲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4]200之后在延川的“顶门”，他忍受着同龄人的鄙弃，“但村里大男孩骂他，‘私孩’‘为儿货’等各种恶毒的乡间污言涌出来。”[5]21童年被抛弃的心理创伤，在日后成为创作家的路遥精神中一直难以抹去，这份精神上的流亡感导致其内心产生深刻的自卑情结。
路遥于1961年考进延川县城关小学高小部，对这段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童年期的欢愉，而是令其终生难忘的饥饿体验与由此造成的自卑感。他属于“半灶生”，即住校生中的贫苦学生因为交不起粮食给学校，把家里带来的干粮拿去食堂蒸热了吃。并且，由于极度的贫穷，路遥所带的干粮经常加了麸糠。据海波回忆，“王卫国在更多时候是就着酸菜吃冷糠团子，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而已。”[5]271963年，路遥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延川中学，在这期间，物质的匮乏所造成的饥饿感比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延川中学因为住校生急剧增多，取消了“半灶生”的临时救助措施，统一为“上灶生”。路遥连黑色的高粱面馍都无法保证，据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回忆，“刚到延川后，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孩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冲突。路遥在考上初中后完全走出了这个家庭。到延川县中学后，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同学撑扶的。”[2]3在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路遥对此也直言不讳，“饥饿本能地迫使我向山野走去……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透就又扒出来几口吞掉。”[6]276-277延川中学时期的苦难生存体验在路遥的心里始终难以平复，“可以说，在十七岁之前，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6]234此外，与城里孩子贫富的强烈对比也给他带来强烈的自卑感，“在学校里，我总是感到矮人一等，感到很委屈，城里的孩子穿得很好、很干净，就瞧不起你，或欺负你。”[4]236总之，极端的贫苦在青少年的路遥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很快地笼罩了我的心灵”[6]273。
两段令人失望的恋情曾给路遥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即与北京知青林虹的初恋，以及与北京知青林达有名无实的功利性婚姻。1970年，国家首次在知识青年中招工，路遥将县上给自己的一个宝贵指标让给了林虹，而林在利用路遥的有效身份进入工厂后便立刻与之绝交。青年期的路遥曾经因为生活前途的茫然若失和失恋的打击，企图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投水自杀。虽然成名后的他平淡地说道“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4]73但是，这次人生经历对其确实产生过剧烈的情感阵痛，并且日后直接影响并参与了其文学创作。无论路遥与林虹的初恋，还是与林达的婚姻，都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当海波善意地建议他找个本地女子时，他不无愤懑地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5]84路遥卑微的现实处境与林虹、林达的北京知青背景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导致其内心滋生出强烈的自卑感，而后便在文学创作中肆意地寻求超越。
路遥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所体会到的极度悲苦的生存经验，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抑，形成了其强烈的自卑心理。但是由于在现实处境中的无能意识，他只能在文学创作中将深潜的自卑情结肆意地寻求超越，而这些直接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自卑与超越
路遥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沉重的苦难生存体验的压抑下，潛意识里形成难以排遣的自卑感，并且与之相伴一生。于是，他在创作家的“白日梦”中肆意地做出超越，这直接体现在其小说中凡是存有作家自己精神投射的男性人物形象均呈现出如下典型特征：自卑与自亢的互见。这类复杂矛盾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路遥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即《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
《在困难的日子里》作为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正如王天乐所说：“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2]3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作品虽然可以被称为是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但是作品中的马建强绝不完全是作家本人，因为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并不是统一的。那么，路遥自卑情结于《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生成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路遥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对现实生活中其自卑心理的超越，二是具有路遥精神投射的主人公马建强对其自卑心理的超越。这两个方面互为表里，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然而它们共同构筑了路遥自卑情结在文本中的生成和超越。
我们通过路遥本体和文本中马建强的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根本意向所指均是路遥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对现实生活中其自卑心理的超越。路遥在文本中提及马建强的生存背景，“我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他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6]269与“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6]276，而这些都与作家本人的真实身世不相符。显然，路遥是在有意识地设计和夸大马建强的生存苦难，目的是反衬并凸显出自己以高贵的精神追求挣脱物质贫困所造成的强烈自卑感。路遥后来被过继给了大伯，于是，大伯自然承担起供他读书的责任，而这在文本中却被路遥有意地改造了，“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已经好不容易让我读了小学和初中，又在如此艰难的年头挣扎着把我送到这里。”[6]276颇有意味的是，在延川“顶门”作为路遥短暂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即使其偶有提及，比如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也是被极力渲染出悲苦色彩；并且，路遥在任何文学创作中对此均鲜有提及，这种创作活动中的沉默姿态无疑能够反观出其对童年被遗弃所造成的自卑心理的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路遥是一位貌不出众的矮个子，正如其好友王作人所回忆道：“在文化局招待所东南角的一间平房里，我见到了路遥，他与我想象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人还是个小青年，可膀大腰圆，本来脖子就很短，还围了条带格的围巾。”[2]3然而，在文本中作为路遥主体性强烈投射的马建强却与之截然有异，“马建强，你个子这么高，一定要参加咱班上的篮球队！”[6]273颇为类似的是，在路遥其他的作品中同样是其主体性投射的男性主人公也具有这种外貌特征，诸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等。这种在文本中不厌其烦地对自己相貌的自恋，恰恰暴露了创作者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自卑心理的超越。 在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主人公马建强自卑心理的踪迹及其特征主要集中表现为：马建强作为创作者的精神投射，承载着物质贫困所造成的自卑心理，以及企图对此超越所做出的崇高精神追求。文本中有诸多情节都是表现马建强被贫穷所迫而产生从自卑到自亢的复杂心理，这自然不必赘述，我们仅仅选取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来展开论析。文体干事周文明是国营食堂主任的儿子，他曾经恶作剧地当众把啃了一口的混合面馒头硬塞到马建强手里，马建强表现得异常激烈：“这侮辱太放肆了。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沉默地接过这块肮脏的施舍品，猛一下把它远远甩在了一个臭水坑里！”[6]273然而，路遥生前好友高建群对其学生时代的这种经历并未表示苟同，“路遥通常总没有吃的，看见谁手里有个馍馍，于是一把夺过来，待那同学来抢时，路遥就给馍上吐两口唾沫，同学见状，放弃了，于是路遥便就着自己的唾沫，将这半个黑白馒头吞下……班上有一个同学，家境好一点，口袋里时常有馍吃，于是就用这馍逗路遥。他说：‘王卫国同学，你学两声狗叫，我将这馍给你吃！’路遥于是学两声狗叫，这同学又说：‘我将这馍掰成蛋儿，往空里扔，你用嘴接！’路遥又答应了。于是，在延川县立中学的操场上，便演出了这一幕，一个人不停地向空中扔着馍蛋儿，一个人用嘴去接，接一次学两声狗叫。”[7]4我们不难看出，路遥通过对马建强的人物形象塑造，来完成对其学生时代深刻的自卑心理的超越。
路遥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武斗”牵扯到一桩人命案，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于1969年年底被迫回到老家郭家沟村务农。之后，他做过农村民办教师，去县城拉过大粪，自然就是其成名作中篇小说《人生》中高加林的原型。大队支部书记高明楼以权谋私，将高加林从农村民办教师的岗位赶下来，使其只能在土地上挣命。从任何方面来看，加林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于是其内心对自卑心理的超越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自恋；另一种是自欺。
无论从刘巧珍的外在形象塑造，还是从内在性格来看，她都很难被视为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从对爱情的执拗，到被抛弃后的“呆傻式”善良，这看似巧珍对加林的痴情，其内在却是作为作者的路遥对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恋。高加林先后卷入了两段三角恋爱，分别是与马拴争夺刘巧珍，与张克南争夺黄亚萍。高加林从农村民办教师岗位上跌落到土地里的时候，其处境比不上马栓。正如作者所说，马栓“他人诚实，心眼也不死，做买卖很利索，劳动也是村前庄后出名的。家里的光景富裕而殷实，拿农村的眼光看，算是上等人家。”[8]29但是，路遥利用作家的独特权力生硬地安排了巧珍对加林毫无征兆的痴爱，“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她想，她如果跟了加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8]31当巧珍被抛弃之后，她却主动求人帮助加林获得重新回到农村民办教师岗位的机会。虽然高加林在这段三角恋爱中看似处于心理上的至高点，但事实就是他以彻底的失败者的身份而告终。在第二段三角恋爱中，高加林对张克南的横刀夺爱也几乎是毫不费力，这当然还是女主人公执拗地主动倒追。克南新近高升为副食门市部副主任，家境也比加林优越很多。因此，如果说当初黄亚萍选择克南而疏远加林，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高加林被迫离开城市，再次跌落到土地里之后，黄亚萍的表现却严重偏离了生活现实，“‘我不工作了！也不到南京去了！我退职！我跟你去当农民！我不能没有你……’亚萍一下子双手蒙住脸，痛哭流涕了。可怜的姑娘！她现在这些话倒不全是感情用事。她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事到如今，完全可以做出崇高的牺牲。而她现在在内心里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高加林！”[8]173如果从三角恋爱的结果来看，高加林始终是现实中卑微的失败者；但是从恋爱的过程来看，創作者为其设计并安排了一系列能够超越现实中自卑境地的精神幻像，这不得不说仅仅是路遥的一厢情愿。除此之外，高加林显然是高明楼以权谋私行为的受害者，但是其借后者之口直率地完成精神幻想中的自欺，“你根本不能小看加林。不是我说哩，这一条川道里，和他一样大的年轻人，顶上他的不多。他会写，会画，会唱，会拉，性子又硬，心计又灵，一身的大丈夫气概！别看你我人称‘大能人’、‘二能人’，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8]69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与中篇小说《人生》具有诸多相同之处，而只针对三角恋爱中“自卑与自亢的互见”来说，这两个文本中男性主人公所处的“自卑与超越”的尴尬困境几乎没有不同。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加长版”。因此，我们仅仅选取《平凡的世界》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展开论析。文本对中学生孙少平的描写，以其在学校食堂的伙食问题为开端，作者极力地渲染了在物质极度贫穷的处境下孙少平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比如，他如饥似渴地去文化馆读书，在学习方面努力地超过别人，对郝红梅和侯玉英的以德报怨，等等。这种物质贫穷所造成的自卑和自亢在孙少平以后的生活道路中，甚至发展成为所谓的人生苦难哲学。孙少平去省报社找田晓霞，这位揽工汉虽然在想象中自视为无比崇高，但是也很清楚自己真实的卑微处境，“他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地方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9]160当报社门房的一位老头告诉他田晓霞出差去了，“孙少平放下笔，怔住了。不知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似的宽松。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9]160最后，当孙少平初次步入城市的时候，路遥从孙少平的视角对城市进行了描写。城市应该是很复杂的，但是孙少平对城市的印象基本上集中在东关大桥头、市政府、黄原宾馆等。也就是说，孙少平有意识地将东关大桥头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并且将之与代表上层人士身份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作人为的对立。尽管如此，他却还是认为劳动者都是崇高的，并且经历苦难可以走向崇高。而孙少平是路遥本人形象的精神投射，所以通过作家笔下城市的描写，我们能够透视出路遥在文本中自卑与自亢的互见。
三、结语 通过窥探路遥在文本中自卑与自亢的互见，我们不难发现自卑与超越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并且，这导致其作品产生了一系列罅隙。路遥完全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过度地介入文本，这造成其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流于片面化和表面性。具有典型性的是，《人生》中为了用农村人的愚昧落后来衬托出高加林的先进性，在“卫生革命”的描写中有意扭曲现实生活的原貌。试问，作为全村食用的井水怎么会“脏得像个烂池塘。井底上是泥糊子，蛤蟆衣；水面上漂着一些碎柴烂草。蚊子和孑孓充斥着这个全村人吃水的地方”[8]71？路遥为了满足对内心深刻的自卑情结做出超越，于是在文本中对存有自我精神投射的男性文学形象的塑造采用“众星拱月式”的方法，即其他的次要人物形象均负责行使“衬托”或“陪衬”的功能意义。尤其是路遥所塑造的女性文学形象，均表现出近乎千篇一律的特征，诸如美貌、温文尔雅和忠于爱情。路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向来受到赞誉，“知识女性：爱情中的人格美”[10]，然而这可能是路遥超越自卑的自我想象。路遥的作品被推崇为“现实主义的新创获”[11]，但是事实上其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存在囿于自己内心的自卑与超越，“我们甚至可以说，本我和超我歪曲了自我的唯实思维。超我强迫自我带着‘它们应该是什么’的框框去看待事物，而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12]48，却存在忽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现实生活的真相的情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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