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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桐城清代文化名人书画展”于2011年1月1日在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徽博）展出，展品中有三件清末民初书画篆刻家张祖翼的隶书作品，一为“天山分南北路、地理载春秋经”六言联；一为临《孔宙碑》卷，一为录李长吉、杨巨源等人诗册。为了丰富展览，让观众进行比较、欣赏，徽博特从馆藏中调出两件张祖翼隶书联，分别为“纳民轨物驱时仁寿、理躬清净成国雍熙”八言联和“文有别才兰在野，诗随兴就月流天”七言联配合本次展览。有个别观众认为“天山、地理”六言联不真，理由是笔力弱。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在评价书法时说某件作品有笔力、有力度，或者反之。书法笔力有强弱是客观存在的，但具体怎么看，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有的意见还会大相径庭。一些外行人因对笔力认识有误，常常将那些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的外露作品理解为有力，而将绵里藏针的书法看作笔力弱，一般道理是很难和外行说通的。笔者认为桐城馆和徽博的这几件作品都是开门的东西，风格有不同，是因为“天山、地理”六言联集《石门颂》，“文有、诗随”七言联集《张迁碑》，所集对象风格不同，书法风格随之改变，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以前有文章谈印章在书画鉴定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张祖翼这几件作品中，比较其所钤“逖先海外归来之书”朱文印，对鉴定作品的真伪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张祖翼（1849-1917）字逖先，别号甚多，有磊堪、磊戡、磊翁等。桐城人，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八世孙。擅书法、篆刻，偶写兰竹。光绪初，张祖翼在外务部供职，光绪十年（1884）前后，张祖翼远赴英、意等国游历，回国后撰《伦敦竹枝词》、《伦敦风土记》。张祖翼专门为这次出游刻了“逖先海外归来之书”朱文印，稍晚又刻“海外归来”白文印，经常钤盖在作品上。三件隶书联上，都钤有“逖先海外归来之书”印章，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逖先海外归来之书”印在大同中是有小异的，我们先看桐城馆作品上的这方印，其最明显处是“先”字右下部分缺失了，造成这个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印面不平，钤盖时使这一部分没有接触到纸；一是原来完好，后在使用过程中不小心磕碰损坏。一般来讲，现代字画中作伪的印章，一是传统仿刻，二是用电脑仿制，前者必须水平很高，否则是较易识别的。后者在表面上很像，但因材料和制作方式原因，也是有破绽可寻的，但非有经验者莫办。无论何种仿刻，都要有仿刻对象，大多数情况下，现代仿刻者都是借助《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其实这本书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权威性，除了本身存在一些错误外，其收入的印章也只是书画家某一时期的用印，而书画家一生用印情况是较复杂的，更何况使用时还有各种其他因素存在。也有部分作伪者的印章是通过其他渠道复制的，如原作上所钤的印章。即便如此，同样存在上述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回到张祖翼作品上来，《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只收了张祖翼两方很模糊的印，而且这几件作品上并没有使用。我们看徽博两件作品的用印情况，“文有、诗随”七言联与桐城馆藏印章一样，“先”字有缺。而“纳民、理躬”八言联文字完整。三件隶书联都没有纪年，但在三件隶书上联的下方，分别钤有干支印章，“天山、地理”六言联钤“辛亥”（1911），“纳民、理躬”八言联钤“丙申”（1896）、“文有、诗随”七言联钤“庚戌”（1910）。桐城馆藏品中“得尺、呼马”八言篆书联钤“戊申”（1908），“先”字也有缺损。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题“观获读书后图卷”亦是如此。而书于庚寅（1890）秋的行书“唐诗册页”上所钤“逖先海外归来之书”印完整无缺。将上述作品按年代先后排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规律，庚寅（1890）、丙申（1896）“先”字完整，丙午（1906）、“戊申”（1908）、“庚戌”（1910）、“辛亥”（1911）“先”字缺失，这个现象说明该印至少在光绪二十二年以前是完好的，在其后某个时间损坏了，缺失部分应不是钤盖的轻重和手法问题。有这样一个用印过程，说“天山、地理”六言联不真，我相信作伪者在印章的使用上不会如此系统地研究过吧？更何况这些作品分别藏桐城馆和徽博，两者是可以互证的。其实“天山、地理”六言联本身不存在真伪问题，谈印章，是想说明其在鉴定中有时所起到的作用。
上面是通过一方印章的辨析证明作品为真。下面我们再根据一方印章的使用来考鉴作品为伪。展品中有两件邓石如的作品，一为行草轴，一为“明月、读书”七言隶书联。我看这两件作品，可以断定其中必有一件为赝品，根据就是两件作品引首上钤盖的“家在龙山凤水”朱文印。邓石如虽是篆刻大家，但其作品很少，现在遗存的印章实物也不过三十件左右，生前也未辑印谱。后人尽力收集，不过百余枚，有的还是摹刻以及采集自书法作品上的用印，并偶有伪印夹杂其间。造成这种情况，一是邓石如在当时以书法名世，“中年以篆隶真行驰名海内，无暇为人镌刻。”（王尔度《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剩》跋）二是邓石如63岁去世，未享大年。这两件邓石如作品所钤“家在龙山风水”，粗看是一样的，显然是同～方印章，但仔细比较，就可以发现“在”字的第二画，两印的位置和走势是明显不同的，可以说明不是出自同一方印。两件作品都是旧的，伪印当为摹刻，水平有限，不能逼真。从两件书法作品看，隶书联徒有其形，笔墨臃肿，呆头呆脑。而行草轴行笔自然、洒脱、老辣，笔墨枯湿、绞转变化很多，信为老手所为，两者水平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此印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和邓石如印谱中均有收录，是邓的常用印，将两印与之比较，也证明隶书联用印与印鉴、印谱是有出入的。
沈周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自然收有他的印鉴款识，不仅收了，还很多，“启南”、“石田”、“白石翁”同样的都有好几方，分别钤在不同的作品上。说同样，仔细看，又没有几方完全是一样的，其他许多大名家的情况亦是如此。可见印章即是鉴定的帮手，同时它又是让人困惑的问题。
（责任编辑：马怡运）
我以前有文章谈印章在书画鉴定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张祖翼这几件作品中，比较其所钤“逖先海外归来之书”朱文印，对鉴定作品的真伪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张祖翼（1849-1917）字逖先，别号甚多，有磊堪、磊戡、磊翁等。桐城人，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八世孙。擅书法、篆刻，偶写兰竹。光绪初，张祖翼在外务部供职，光绪十年（1884）前后，张祖翼远赴英、意等国游历，回国后撰《伦敦竹枝词》、《伦敦风土记》。张祖翼专门为这次出游刻了“逖先海外归来之书”朱文印，稍晚又刻“海外归来”白文印，经常钤盖在作品上。三件隶书联上，都钤有“逖先海外归来之书”印章，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逖先海外归来之书”印在大同中是有小异的，我们先看桐城馆作品上的这方印，其最明显处是“先”字右下部分缺失了，造成这个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印面不平，钤盖时使这一部分没有接触到纸；一是原来完好，后在使用过程中不小心磕碰损坏。一般来讲，现代字画中作伪的印章，一是传统仿刻，二是用电脑仿制，前者必须水平很高，否则是较易识别的。后者在表面上很像，但因材料和制作方式原因，也是有破绽可寻的，但非有经验者莫办。无论何种仿刻，都要有仿刻对象，大多数情况下，现代仿刻者都是借助《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其实这本书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权威性，除了本身存在一些错误外，其收入的印章也只是书画家某一时期的用印，而书画家一生用印情况是较复杂的，更何况使用时还有各种其他因素存在。也有部分作伪者的印章是通过其他渠道复制的，如原作上所钤的印章。即便如此，同样存在上述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回到张祖翼作品上来，《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只收了张祖翼两方很模糊的印，而且这几件作品上并没有使用。我们看徽博两件作品的用印情况，“文有、诗随”七言联与桐城馆藏印章一样，“先”字有缺。而“纳民、理躬”八言联文字完整。三件隶书联都没有纪年，但在三件隶书上联的下方，分别钤有干支印章，“天山、地理”六言联钤“辛亥”（1911），“纳民、理躬”八言联钤“丙申”（1896）、“文有、诗随”七言联钤“庚戌”（1910）。桐城馆藏品中“得尺、呼马”八言篆书联钤“戊申”（1908），“先”字也有缺损。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题“观获读书后图卷”亦是如此。而书于庚寅（1890）秋的行书“唐诗册页”上所钤“逖先海外归来之书”印完整无缺。将上述作品按年代先后排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规律，庚寅（1890）、丙申（1896）“先”字完整，丙午（1906）、“戊申”（1908）、“庚戌”（1910）、“辛亥”（1911）“先”字缺失，这个现象说明该印至少在光绪二十二年以前是完好的，在其后某个时间损坏了，缺失部分应不是钤盖的轻重和手法问题。有这样一个用印过程，说“天山、地理”六言联不真，我相信作伪者在印章的使用上不会如此系统地研究过吧？更何况这些作品分别藏桐城馆和徽博，两者是可以互证的。其实“天山、地理”六言联本身不存在真伪问题，谈印章，是想说明其在鉴定中有时所起到的作用。
上面是通过一方印章的辨析证明作品为真。下面我们再根据一方印章的使用来考鉴作品为伪。展品中有两件邓石如的作品，一为行草轴，一为“明月、读书”七言隶书联。我看这两件作品，可以断定其中必有一件为赝品，根据就是两件作品引首上钤盖的“家在龙山凤水”朱文印。邓石如虽是篆刻大家，但其作品很少，现在遗存的印章实物也不过三十件左右，生前也未辑印谱。后人尽力收集，不过百余枚，有的还是摹刻以及采集自书法作品上的用印，并偶有伪印夹杂其间。造成这种情况，一是邓石如在当时以书法名世，“中年以篆隶真行驰名海内，无暇为人镌刻。”（王尔度《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剩》跋）二是邓石如63岁去世，未享大年。这两件邓石如作品所钤“家在龙山风水”，粗看是一样的，显然是同～方印章，但仔细比较，就可以发现“在”字的第二画，两印的位置和走势是明显不同的，可以说明不是出自同一方印。两件作品都是旧的，伪印当为摹刻，水平有限，不能逼真。从两件书法作品看，隶书联徒有其形，笔墨臃肿，呆头呆脑。而行草轴行笔自然、洒脱、老辣，笔墨枯湿、绞转变化很多，信为老手所为，两者水平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此印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和邓石如印谱中均有收录，是邓的常用印，将两印与之比较，也证明隶书联用印与印鉴、印谱是有出入的。
沈周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自然收有他的印鉴款识，不仅收了，还很多，“启南”、“石田”、“白石翁”同样的都有好几方，分别钤在不同的作品上。说同样，仔细看，又没有几方完全是一样的，其他许多大名家的情况亦是如此。可见印章即是鉴定的帮手，同时它又是让人困惑的问题。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