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我感到很震撼。这部电影将长期以来，昂贵救命药的问题提出来，也引发我们的思考：
　　能称为假药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三）变质的；（四）被污染的；（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按照该法的规定，从印度私自购进的药物，无疑属于假药的范畴，但事实上这些药物并不是假药，而是真正的救命药物。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印度的仿制药究竟是不是假药？笔者认为，认定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治疗的效果，而不能以是否批准和检验为依据，因为没有批准而将真药定为假药是不合适的。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无规矩不成方圆，应该制定一个合适的法律标准，或者加快审批或检验的速度，而不是把这些真药简单地划为假药，这样的管理方式似乎简单化。
　　如何解决救命药太贵
　　应该说格列卫、易瑞沙等药物的研制，给肿瘤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它们价格昂贵，而且大多数没有进入医保，高昂的费用使大多数家庭无法承受的。笔者治疗过上十例间质瘤的病人，手术后按照规范推荐使用格列卫，只有一名病人买过一瓶，大多数患者无法承受，尽管后来出现慈善活动，依然无人响应。这让许多病人失去治疗的机会，也让这些药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让这类病人看得起病，吃得起药，是值得探讨的。
　　笔者建议，让这类药物尽快进入医保范围，当然，医保也存在费用控制的问题；如果医保无法解决，就应该尽快解决这类药物生产和来源问题。
　　国家注重健康问题
　　这部片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这部片子应该也是有风险的，格列宁与格列卫就一字之差，而且厂家的名字也直接出现在台词中，这样的尺度是会有一定法律风险的，而且片中涉及的人群也不少，这样的影片能够审核通过是与中国的大环境有关系的。
　　今年的4月1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此次常务会议进一步确定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
　　6月20日，国务院举行常务会议，强调“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了价不降。”“必须多措并举打通中间环节，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这件事不仅关乎重点民生问题，也是医药等相关行业‘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抓紧落实，要让更多群众早用上、用得起这些好药。”“群众对此反应很强烈。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件事，这不仅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也关乎民族未来。”
　　“‘孤药’、罕见病用药等问题，涉及人群虽然不多但影响面却很大，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因此决不能小视，必须确保短缺药品的充足供应。”
　　这些信号提示我们，国家注重解决救命药的问题，关心居民的健康问题。
　　专利保护和强制许可
　　印度是全球主要药物出口国家，通过各种国际认证的药品非常多，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准许650家印度制药企业向美国出口药品和有关原材料，而允许出口美国的中国企业只有300家。除了印度独特的技术成本优势外，还在于印度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药物强制许可制度”。
　　1999年，当时南非HIV感染率接近30%，南非政府就《药品及相关产品管理法案》发布一起修正案，引入“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全球37家药业巨头联合起诉南非政府，经过3年的诉讼，跨国药企决定撤诉，“对生命的重视可以逾越对专利权的尊重”成为本案的重要结论。2003年，世贸总理事会通过《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議》，明确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国可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如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时，不经专利权人同意，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生产、销售和使用专利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