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波兰、匈牙利、东德等国站在苏联一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和中、苏双方都保持关系，与中国立场一致的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两党两国关系空前亲密。
　　1967年初，中国所有驻外使节撤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闭幕，才重新向外派驻使节。当时，耿飚刚当选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决定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表明对中阿关系的格外重视。
　　1969年5月16日，耿飚到达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主要领导人的隆重接待。但与阿方领导人的接触中，耿飚感到双方并非完全一致。阿方赞扬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不赞成中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对此耿飚颇有看法。特别是在中国援助问题上，阿方狮子大张口，耿飚尤其感到忧虑。
　　中国自1954年以来，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曾达到过400元。可以说，中国是勒紧裤腰带搞外援。但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們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谢胡陪同李先念乘了6小时汽车，一路谈话几乎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自己的‘鞍钢’，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
　　阿尔巴尼亚还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电视机都很稀罕，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当地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中国援建的化肥厂，本应用中国设备，但阿方指定要用意大利设备。中国只好用外汇买来安上。机器坏了，副总理查尔查尼又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更换，被耿飚拒绝了。
　　耿飚还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耿飚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耿飚想向国内反映，但又心存顾虑。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后果难以预料。1962年，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向中央建议，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被批评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还是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感到无能为力，将他的信转报中央。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幸好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给以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告状，总算有惊无险。
　　出使一年多后，耿飚还是离开了阿尔巴尼亚。原因是参加使馆大扫除，爬到高处擦玻璃，不留神摔下来，左腿骨折。当地医疗条件差，只好回国治疗。此前，康生已经提名他出任中联部部长。周恩来报请毛泽东同意，让耿飚出掌中联部，结束了大使职务。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