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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素有“山国”之称，全省17.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山地和丘陵竟占了97%。行走在贵州山地，延绵的群山看不见尽头。难怪明朝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在谪黔期间，会有“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无天极”的感叹。当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马背上的毛泽东有感于贵州山地的高、险、奇，吟出了“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般惊天动地的诗句。确实，山，形成了贵州的自然面貌，奠定了贵州的历史基因，更造就了贵州的文化性格。如果说贵州山地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文明形态，那么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就犹如这文明山地上盛开的烂漫山花。它充满野性，富有顽强的生命力，在贵州高原自由自在地生长和繁衍。
一、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缘起与演变
贵州历史悠远，是我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24万年前就有远古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经考古发掘，发现贵州有大量早期人类化石。其中，贵州黔西观音洞与北京周口店、山西西侯度被考古学界认定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这些贵州远古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乃至早期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骨器、石器、陶器等，除实用外，还具备了原始的审美趣味，出现了美的萌芽。如平坝县出土的陶片上饰有绳纹、方格纹、锥刺纹等，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
春秋战国至汉代，以贵州为主体的“夜郎国”就已建立。这段时期遗存的大量考古文物，如商代的三系陶瓶、西汉的“干栏式”陶屋建筑模型（图1）、東汉的铜车马（图2）等，还有众多历史更久远的岩画，都直观地反映出当时贵州先民的生活习俗、生产水平、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至宋以后，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征战，包括了汉族、苗族、氐羌族、百越族等民族在大迁徙中渐次进入贵州并定居下来，形成了贵州多民族聚居的面貌，同时也以贵州山地环境为依托，创造了与之相适应且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为贵州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时至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稳固政权、强化统治，决定征调中原数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剿灭负隅顽抗的元朝残余势力，即史上著名的“调北征南”战略。贵州作为进入云南必经的门户之地，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将征战的军队留驻在云贵，推行“屯田戍边”政策，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将大批中原、两湖、四川的汉族迁入贵州，并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了贵州布政司。
大量汉人的迁入，加之明王朝加大了对贵州的治理，贵州与全国的沟通交流日益增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亦得到了较大发展。此时的贵州儒学兴盛，文风大开，学府书院广置。贵州与中原文化日渐接轨，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一方面，汉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对贵州本土民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工艺美术及制作技艺，如大方漆器、平塘牙舟陶、安顺地戏面具、玉屏箫笛等，在今天已是蜚声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结合本土实际而诞生的民间工艺美术形态。另一方面，贵州本土的苗、侗、布依、水、彝、仡佬等少数民族偏居大山深处，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因地制宜，创造了与自身文化相适应的种种民族美术形态，并在世代的传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贵州各民族样式众多的服饰、剪纸、刺绣、银饰、蜡染，侗族的鼓楼、风雨桥，苗族的吊脚楼、泥哨，瑶族的铜鼓，彝族的“撮泰吉”面具等，都是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典范。多民族和多文化和平共存、包容互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民族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特征的贵州民族民间美术文化。（图3）
明清以降，朝廷的“改土归流”政策在贵州广泛实施，流官制取代了土司制，朝廷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强化。与此同时，中原、江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观念在贵州广为传播，再次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手工艺材料的引进，促进了贵州手工艺作坊的兴起，对贵州本土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接纳了大量移民；20世纪60年代，贵州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核心地区，又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建设者。这些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五湖四海的移民，在来到贵州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故土的文化和习俗。他们视贵州为第二故乡，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展，与贵州本地各族人民群众和谐共处，与当地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相融互渗，共同创造了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贵州山地文化景象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民间美术形态。 二、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主要种类
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内容与形式十分丰富。鉴于篇幅所限，在此仅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种类进行概览式的介绍。
1.民族服饰
服饰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贵州各民族服饰在功能上，已不仅仅是遮身蔽体的实用品，更是成为记录本族历史、传承文化、寄托信仰、表达感情的载体。贵州全省共有汉、苗、侗、布依、彝、水、仡佬、土家、瑶、回等49个民族，各民族都有个性鲜明的服饰艺术。据统计，贵州各民族服饰的款式多达二百多种。这些服饰反映了各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还反映着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在贵州各民族服饰中，除了造型款式的不同，还包含了不同的刺绣、蜡染、织锦、银饰等传统手工技艺，是各民族文化及美术的综合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贵州苗族服饰。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庞大的支系。由于没有文字，历史上又长期处于迁徙之中，苗族人将本民族的历史、经历、信仰等一针一线地编织在服饰上，苗族服饰因此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苗族服饰的制作精美繁复、款式杂多，仅贵州境内的苗族服饰款式就多达一百多种，堪称中华民族的“服饰大族”。（图4）
2.民族刺绣
贵州少数民族刺绣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技艺独特、形式多样。其中以苗族刺绣最具代表性，其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有神话、传说、图腾、历史故事、生活习俗、动植物等。刺绣的针法也极为多样，有平绣、辫绣、皱绣、堆绣、打籽绣、马尾绣、缠梗绣、锁丝绣、破丝绣等。这些针法或单独使用，或综合使用，均有独特的艺术效果。贵州少数民族刺绣一般不用蓝本或画稿，多以剪纸为底样，或直接在面料上走针。在功能上，贵州少数民族刺绣主要用于装饰服饰、育儿用品、床上用品等。（图6） 3.民族蜡染
蜡染是蜡画与染色两种工艺的合称，属印染工艺。这种工艺在古代称为“蜡缬”，与“夹缬”“绞缬”同为我国传统的三大防染工艺。宋代以后，因蓝印花布技术的发明，较为费时费工的蜡染技术在中原逐渐消失，却在偏远的贵州山区少数民族中保留传承下来。蜡染在贵州分布极广，根据地域、民族和文化习俗的不同，贵州各民族蜡染在题材、纹样、技法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特征。从总体上看，纹样造型可分为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两大类。自然纹样多取材于自然界动植物及人物的形态，如龙纹、鸟纹、蝴蝶纹、鱼纹、太阳纹、云纹、水波纹、人物纹等。几何纹样则以螺旋纹、十字纹、方形纹、三角纹、“万”字纹、寿纹等为主。蜡染在贵州各少数民族生活中的用途十分广泛，人们的衣着、生育、婚嫁、丧葬、祭祖、节庆、礼仪等都离不开蜡染。可以说，蜡染已完全融入各民族的生活之中，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习性、文化风俗和审美理想。
4.民族剪纸
剪纸在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十分广泛，汉、苗、侗、水、彝、布依、土家、仡佬等民族都有剪纸的习俗。贵州各少数民族剪纸在用途上与汉族有所不同，主要用于各种刺绣的底纹，而不是独立的装饰工艺品，因此又叫“绣花纸”“剪花”。在贵州一些地区，剪纸也用于祭祀、节庆和礼仪活动。贵州各少数民族剪纸的题材主要是本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各种自然物象。表现形式一般不尚写实，多采用变形写意和复合造型等手法，体现出大胆、自由、概括、粗犷、神秘的艺术特征。（图5）
在贵州众多的民族剪纸中，苗族剪纸有着极为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是剪纸纹样包括了大量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内容。苗族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内容等在剪纸纹样中都有丰富的表现，苗族妇女们将这些内容铭刻在剪纸中，再通过刺绣缝在服装上。其次是剪纸的母题和表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性、集体性、程式性和稳定的传承性。它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至今仍基本按照祖上所创造和规定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被广大苗族人民所认同和传承着，体现出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5.傩戏面具
傩，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人们为了驱邪酬神而举行的一种巫术仪式。在这种仪式上，表演者要佩戴面具，以便与神鬼“沟通”。至宋代，这种仪式逐渐演变为具有宗教和艺术内涵的戏剧形式，称为傩戏。表演者佩戴的面具即傩面。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古老的仪式在中原、江南等地渐渐消亡，而在贵州山地的汉、彝、土家、苗、侗、布依等民族中依然完好地保存下来。傩戏在贵州各地都有分布，故傩戏面具及其制作技艺也遍布全省各地。贵州傩戏面具风格种类较多，其中有三个主要的种类，即威宁彝族的“撮泰吉”面具、黔东北土家族的傩堂戏面具和安顺地戏面具。（图7）
傩堂戏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混合，既有巫术崇拜，又杂糅道、儒、释三教内容，将祭祀先祖、祈求生育、消灾除邪、祈福纳祥等内容统统融入表演中，是一种与民间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娱人娱神的信仰活动。傩堂戏面具在造型上根据角色身份分为五类，即善良类、威猛类、丑角类、怪异类和世俗类。
安顺地戏又称“军傩”，是明朝“调北征南”大军进入贵州而传入的一种军队傩戏。因多在田间地头表演，故称地戏。表演的内容多为我国历史和小说中的战争故事，如《封神榜》《楊家将》等。地戏面具多用丁香木、白杨木精雕细刻，由面孔、头盔、耳翅三部分组成。面相造型按文、武、老、少、女五种身份来表现。技法上采用浮雕与镂空雕相结合手法，雕刻打磨后，分别按角色性格用红、黄、绿、黑、白及金、银色细细描绘。与“撮泰吉”面具和傩堂戏面具相比，地戏面具更显得精致典雅、富丽堂皇。（图8）
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是贵州山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6年、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就有17项之多，入选比例在全国可属前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成为贵州的文化符号，在历史的长河里，也构建了贵州各民族的民族性格及心理、价值观念，进而培养了民族的精神。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今天，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其文化将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产生新的价值。
三、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传承教育
诞生于贵州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民族民间美术及其文化，无一不体现出独到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反映着当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和审美观。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对增进民族团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家乡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基础教育以其基础性、规范性、科学性、普及性，成为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阵地。
基于这种背景，2002年，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将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该条例特别指出：“中小学应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同年，贵州省教育厅和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的文件，要求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应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将当地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绘画、体育、传统手工艺等引入教学活动中”。贵州省的这一举措得到各级教育行政、教研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的积极响应。许多学校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进行各类民族民间文化校本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探讨和将民间艺人请进课堂等方面的实践尝试。（图9）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各学校和老师们虽然以很高的积极性开展此项工作，但更多是凭着兴趣和热情去做，没有很好地遵循学校教育规律，对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及学校教育价值缺乏认知和研究，以致收效甚微。
针对这些问题，各级教育行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展开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如每两年分别进行一次“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教育项目学校”、“贵州省民族文化教育特色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名校名师“双百工程”的评审，定期举办以中小学校长、民族文化任课教师为主体的专项培训，举办各种级别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成果展示等。近两年，贵州省中小学民族民间美术传承教育已渐入“深水区”，许多学校在健全完善相关校本课程的同时，又结合深化课程改革的需要，对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及文化中蕴含的深层教育意义进行挖掘。如贵州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中的生命教育意识、整体育人意识、生态教育意识等。随着以上这些措施的落实和探索的深入，贵州中小学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文化的传承教育已渐入佳境，在教育行为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以及相关课程实施的保障机制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四、结语
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文化是贵州山地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贵州各民族在数百上千年的沧桑岁月里得以繁衍和发展，他们的文化能够代代传承下来，归功于其独具智慧的生存之道、生活之道和教育之道。在现代社会高度科学化、信息化、技术化的背景下，学校教育面临着许多困境与难题，特别在情感、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往往是现代文明、现代学校教育模式难以解决的。而在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中，我们能够得到很多启发与惊喜。诚如人类文化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在现代文明条件下，需要借助原始文化的考察成果进行教育上的改进。”我们相信，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其文化历经了久远的历史积淀，对之进行文化学、教育学、美术学意义上的深度挖掘，必将为贵州学校教育以及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创新带来更多可能。
一、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缘起与演变
贵州历史悠远，是我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24万年前就有远古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经考古发掘，发现贵州有大量早期人类化石。其中，贵州黔西观音洞与北京周口店、山西西侯度被考古学界认定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这些贵州远古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乃至早期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骨器、石器、陶器等，除实用外，还具备了原始的审美趣味，出现了美的萌芽。如平坝县出土的陶片上饰有绳纹、方格纹、锥刺纹等，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
春秋战国至汉代，以贵州为主体的“夜郎国”就已建立。这段时期遗存的大量考古文物，如商代的三系陶瓶、西汉的“干栏式”陶屋建筑模型（图1）、東汉的铜车马（图2）等，还有众多历史更久远的岩画，都直观地反映出当时贵州先民的生活习俗、生产水平、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至宋以后，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征战，包括了汉族、苗族、氐羌族、百越族等民族在大迁徙中渐次进入贵州并定居下来，形成了贵州多民族聚居的面貌，同时也以贵州山地环境为依托，创造了与之相适应且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为贵州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时至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稳固政权、强化统治，决定征调中原数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剿灭负隅顽抗的元朝残余势力，即史上著名的“调北征南”战略。贵州作为进入云南必经的门户之地，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将征战的军队留驻在云贵，推行“屯田戍边”政策，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将大批中原、两湖、四川的汉族迁入贵州，并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了贵州布政司。
大量汉人的迁入，加之明王朝加大了对贵州的治理，贵州与全国的沟通交流日益增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亦得到了较大发展。此时的贵州儒学兴盛，文风大开，学府书院广置。贵州与中原文化日渐接轨，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一方面，汉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对贵州本土民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工艺美术及制作技艺，如大方漆器、平塘牙舟陶、安顺地戏面具、玉屏箫笛等，在今天已是蜚声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结合本土实际而诞生的民间工艺美术形态。另一方面，贵州本土的苗、侗、布依、水、彝、仡佬等少数民族偏居大山深处，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因地制宜，创造了与自身文化相适应的种种民族美术形态，并在世代的传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贵州各民族样式众多的服饰、剪纸、刺绣、银饰、蜡染，侗族的鼓楼、风雨桥，苗族的吊脚楼、泥哨，瑶族的铜鼓，彝族的“撮泰吉”面具等，都是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典范。多民族和多文化和平共存、包容互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民族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特征的贵州民族民间美术文化。（图3）
明清以降，朝廷的“改土归流”政策在贵州广泛实施，流官制取代了土司制，朝廷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强化。与此同时，中原、江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观念在贵州广为传播，再次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手工艺材料的引进，促进了贵州手工艺作坊的兴起，对贵州本土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接纳了大量移民；20世纪60年代，贵州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核心地区，又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建设者。这些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五湖四海的移民，在来到贵州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故土的文化和习俗。他们视贵州为第二故乡，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展，与贵州本地各族人民群众和谐共处，与当地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相融互渗，共同创造了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贵州山地文化景象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民间美术形态。 二、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主要种类
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内容与形式十分丰富。鉴于篇幅所限，在此仅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种类进行概览式的介绍。
1.民族服饰
服饰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贵州各民族服饰在功能上，已不仅仅是遮身蔽体的实用品，更是成为记录本族历史、传承文化、寄托信仰、表达感情的载体。贵州全省共有汉、苗、侗、布依、彝、水、仡佬、土家、瑶、回等49个民族，各民族都有个性鲜明的服饰艺术。据统计，贵州各民族服饰的款式多达二百多种。这些服饰反映了各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还反映着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在贵州各民族服饰中，除了造型款式的不同，还包含了不同的刺绣、蜡染、织锦、银饰等传统手工技艺，是各民族文化及美术的综合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贵州苗族服饰。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庞大的支系。由于没有文字，历史上又长期处于迁徙之中，苗族人将本民族的历史、经历、信仰等一针一线地编织在服饰上，苗族服饰因此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苗族服饰的制作精美繁复、款式杂多，仅贵州境内的苗族服饰款式就多达一百多种，堪称中华民族的“服饰大族”。（图4）
2.民族刺绣
贵州少数民族刺绣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技艺独特、形式多样。其中以苗族刺绣最具代表性，其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有神话、传说、图腾、历史故事、生活习俗、动植物等。刺绣的针法也极为多样，有平绣、辫绣、皱绣、堆绣、打籽绣、马尾绣、缠梗绣、锁丝绣、破丝绣等。这些针法或单独使用，或综合使用，均有独特的艺术效果。贵州少数民族刺绣一般不用蓝本或画稿，多以剪纸为底样，或直接在面料上走针。在功能上，贵州少数民族刺绣主要用于装饰服饰、育儿用品、床上用品等。（图6） 3.民族蜡染
蜡染是蜡画与染色两种工艺的合称，属印染工艺。这种工艺在古代称为“蜡缬”，与“夹缬”“绞缬”同为我国传统的三大防染工艺。宋代以后，因蓝印花布技术的发明，较为费时费工的蜡染技术在中原逐渐消失，却在偏远的贵州山区少数民族中保留传承下来。蜡染在贵州分布极广，根据地域、民族和文化习俗的不同，贵州各民族蜡染在题材、纹样、技法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特征。从总体上看，纹样造型可分为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两大类。自然纹样多取材于自然界动植物及人物的形态，如龙纹、鸟纹、蝴蝶纹、鱼纹、太阳纹、云纹、水波纹、人物纹等。几何纹样则以螺旋纹、十字纹、方形纹、三角纹、“万”字纹、寿纹等为主。蜡染在贵州各少数民族生活中的用途十分广泛，人们的衣着、生育、婚嫁、丧葬、祭祖、节庆、礼仪等都离不开蜡染。可以说，蜡染已完全融入各民族的生活之中，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习性、文化风俗和审美理想。
4.民族剪纸
剪纸在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十分广泛，汉、苗、侗、水、彝、布依、土家、仡佬等民族都有剪纸的习俗。贵州各少数民族剪纸在用途上与汉族有所不同，主要用于各种刺绣的底纹，而不是独立的装饰工艺品，因此又叫“绣花纸”“剪花”。在贵州一些地区，剪纸也用于祭祀、节庆和礼仪活动。贵州各少数民族剪纸的题材主要是本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各种自然物象。表现形式一般不尚写实，多采用变形写意和复合造型等手法，体现出大胆、自由、概括、粗犷、神秘的艺术特征。（图5）
在贵州众多的民族剪纸中，苗族剪纸有着极为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是剪纸纹样包括了大量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内容。苗族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内容等在剪纸纹样中都有丰富的表现，苗族妇女们将这些内容铭刻在剪纸中，再通过刺绣缝在服装上。其次是剪纸的母题和表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性、集体性、程式性和稳定的传承性。它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至今仍基本按照祖上所创造和规定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被广大苗族人民所认同和传承着，体现出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5.傩戏面具
傩，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人们为了驱邪酬神而举行的一种巫术仪式。在这种仪式上，表演者要佩戴面具，以便与神鬼“沟通”。至宋代，这种仪式逐渐演变为具有宗教和艺术内涵的戏剧形式，称为傩戏。表演者佩戴的面具即傩面。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古老的仪式在中原、江南等地渐渐消亡，而在贵州山地的汉、彝、土家、苗、侗、布依等民族中依然完好地保存下来。傩戏在贵州各地都有分布，故傩戏面具及其制作技艺也遍布全省各地。贵州傩戏面具风格种类较多，其中有三个主要的种类，即威宁彝族的“撮泰吉”面具、黔东北土家族的傩堂戏面具和安顺地戏面具。（图7）
傩堂戏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混合，既有巫术崇拜，又杂糅道、儒、释三教内容，将祭祀先祖、祈求生育、消灾除邪、祈福纳祥等内容统统融入表演中，是一种与民间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娱人娱神的信仰活动。傩堂戏面具在造型上根据角色身份分为五类，即善良类、威猛类、丑角类、怪异类和世俗类。
安顺地戏又称“军傩”，是明朝“调北征南”大军进入贵州而传入的一种军队傩戏。因多在田间地头表演，故称地戏。表演的内容多为我国历史和小说中的战争故事，如《封神榜》《楊家将》等。地戏面具多用丁香木、白杨木精雕细刻，由面孔、头盔、耳翅三部分组成。面相造型按文、武、老、少、女五种身份来表现。技法上采用浮雕与镂空雕相结合手法，雕刻打磨后，分别按角色性格用红、黄、绿、黑、白及金、银色细细描绘。与“撮泰吉”面具和傩堂戏面具相比，地戏面具更显得精致典雅、富丽堂皇。（图8）
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是贵州山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6年、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就有17项之多，入选比例在全国可属前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成为贵州的文化符号，在历史的长河里，也构建了贵州各民族的民族性格及心理、价值观念，进而培养了民族的精神。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今天，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其文化将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产生新的价值。
三、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传承教育
诞生于贵州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民族民间美术及其文化，无一不体现出独到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反映着当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和审美观。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对增进民族团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家乡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基础教育以其基础性、规范性、科学性、普及性，成为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阵地。
基于这种背景，2002年，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将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该条例特别指出：“中小学应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同年，贵州省教育厅和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的文件，要求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应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将当地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绘画、体育、传统手工艺等引入教学活动中”。贵州省的这一举措得到各级教育行政、教研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的积极响应。许多学校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进行各类民族民间文化校本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探讨和将民间艺人请进课堂等方面的实践尝试。（图9）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各学校和老师们虽然以很高的积极性开展此项工作，但更多是凭着兴趣和热情去做，没有很好地遵循学校教育规律，对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及学校教育价值缺乏认知和研究，以致收效甚微。
针对这些问题，各级教育行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展开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如每两年分别进行一次“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教育项目学校”、“贵州省民族文化教育特色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名校名师“双百工程”的评审，定期举办以中小学校长、民族文化任课教师为主体的专项培训，举办各种级别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成果展示等。近两年，贵州省中小学民族民间美术传承教育已渐入“深水区”，许多学校在健全完善相关校本课程的同时，又结合深化课程改革的需要，对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及文化中蕴含的深层教育意义进行挖掘。如贵州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中的生命教育意识、整体育人意识、生态教育意识等。随着以上这些措施的落实和探索的深入，贵州中小学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文化的传承教育已渐入佳境，在教育行为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以及相关课程实施的保障机制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四、结语
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文化是贵州山地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贵州各民族在数百上千年的沧桑岁月里得以繁衍和发展，他们的文化能够代代传承下来，归功于其独具智慧的生存之道、生活之道和教育之道。在现代社会高度科学化、信息化、技术化的背景下，学校教育面临着许多困境与难题，特别在情感、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往往是现代文明、现代学校教育模式难以解决的。而在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中，我们能够得到很多启发与惊喜。诚如人类文化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在现代文明条件下，需要借助原始文化的考察成果进行教育上的改进。”我们相信，贵州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及其文化历经了久远的历史积淀，对之进行文化学、教育学、美术学意义上的深度挖掘，必将为贵州学校教育以及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创新带来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