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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李松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李国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贺桂梅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李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
《岁月沧桑》，钱理群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
《材料与注释》，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随着学术潮流的更替与研究范式的转移，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经历命运的升降浮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大概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学科从学界中心退居边缘。尽管部分出身于这一学科的学者仍在学界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不再屹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一个学科得以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使然。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其直接参与了对于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一度如日中天也是由于其学科性质与是时的历史氛围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高度契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关注时代需求转向加强自身建设。樊骏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便是昭示这一学科开始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1]既要做得像一门“学问”，同时又不至于因为太像一门“学问”而丧失原有的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是差不多从樊俊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通过自身转型加入到专业化的时代潮流中去开始，这一学科在晚近20年间始终需要面对但又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是一门有立场的“学问”。其立场便是由其研究对象所赋予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
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当兼及学术品格、思想锋芒、精神境界、文化立场、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就是说，这应当是一门既有朝气与锐意，又有厚度与定力的学科。其中，学术品格是基础，历史使命是旨归。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正可谓“在持重中创新”。一方面，它不随时风与流俗而动；但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对于时代前沿命题的自觉思考与独立判断中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追求与意义关切。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门门槛较低，所以这一学科从业人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十分可观。而每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大概也是在中国文学各个时段的研究中比较多的。但数量多不代表质量高，更不能说明这一学科已经走向“繁荣”。因此，在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观察与分析时，与其追求面面俱到，倒不如带着关注与追踪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进入，仅就那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建与再造做出了贡献———或者至少表现出了此种努力———的著作展开述评，进而由点及面，探求这一学科在当下的多重挑战中实现“新生”的可能方向与潜在方案。
对于“《三十年》模式”的反思
学科视野之所以在讨论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成为一条重要线索，与一部在这一领域中久负盛名的著作在这一年再版直接相关。那便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问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雏形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与王超冰四人在1982至1983年间应《陕西教育》杂志之约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稿。这一讲稿在1983至1984年间在《陕西教育》杂志上连载。此后，经过四位作者的大幅扩充，于198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0年以后，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又对全书进行了大幅修订（王超冰由于身在海外而没有参加），于1998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这一修订本很快风行于世，先后累计印刷45次，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最为成功的文学史教材。
2016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对这一修订本再次进行了大幅修订，部分章节几乎重写。因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次印刷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就成为一个新的版本，亦即一部新的著作。
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部文学史教材能够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历时30年而不衰。究其原因，这与钱理群等人从一开始就将其性质定位在“教材”与“著作”之间的做法有关。因为是“著作”型的“教材”，所以作者在写作时也就可以融入对于学科以及具体学术问题的最新思考，而由于钱理群等人在過去30年间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所以他们的思考自然高于这一学科普遍的研究水平与教学需要。换句话说，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可以引导读者进行探索的，这当然是那些仅能提供“常识”的一般教材所无法比拟的优长。同时，由于这又是一部“教材”型的“著作”，所以作者在下笔时也就格外“持重”。钱理群等人当然追求“创新”，但他们所呈现的不是时尚之说或者极端之论，而是在学科推进中已经相对达成“共识”的最新思考。这就决定了此书既写得“新”，又写得“正”；既讲得“深”，又讲得“稳”。也就是说，能够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兼备“著作”与“教材”的双重面向，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成功的重要原因。[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写作与修订的3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日新月异的30年。而在这30年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正是这一学科最为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高度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且还以其个人的学术实践，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成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即影响巨大的“《三十年》模式”。 所谓“《三十年》模式”，指的是一套以“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为基础的主线清晰与层次分明的文学史叙述的等级秩序。它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成区分为“文学思潮与运动”以及“作家作品”两大部分。在“文学思潮与运动”中，主要关注文学论争与文学活动。而对于“作家”，则具体划分为大家、名家以及某一思潮、流派的专家三等；对于“作品”，秉持的是小说、新诗、散文与戏剧的四分。在“新文学”的谱系之外，还补充性地叙述了“通俗小说”（2016年修订时改为“市民通俗小说”）的演进过程。而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三十年》模式”关注的核心都是文学文本本身以及作家在其中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
可以说，在过去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无论是综合论述，还是个案分析，基本都受到了“《三十年》模式”或显或隐的影响。称其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并不为过。“《三十年》模式”的主要贡献是建构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并且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参照，同时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也具有“发凡起例”的示范作用。但其不足也很明显，那便是过于清晰的逻辑与过于分明的等级对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压抑与遮蔽。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写作与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并且试图超越“《三十年》模式”。其中，吴福辉的选择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过去30年间的普遍追求，即致力突破“长期形成的‘主流型’文学史”的写作模式，主张进行“合力型”文学史的写作实验。在他看来，“多元，是现代文学史的本来形状”。[3]因此，“多元合力共生”的文学史样式自然也就更为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与实质。所谓“多元”，指的是以多种现代性的理论模型取代某种单一现代性的叙述线索。尽管从长远来看，文学史并不应当“写厚”，“最后写薄肯定是对的”。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要来重新分解，别急着归纳”，“因为一归纳就容易出问题”。[4]他不仅大力倡导“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而且在《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还具体落实了这一思路。[5]此后，他又将这一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革新引入了对于文学史叙述文体的改造，转向了“书话”体（吴福辉又称其为“学术散文”体）文学史的写作。[6]
吴福辉的尝试既是在探索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突破。而就在“扩容”以及“去中心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温儒敏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11年，他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一个节骨眼上，我们面临‘价值危机’，到底应该在什么基点上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他看来，近年在研究中不断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边界与“内容”边界的做法固然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他认为，所谓“多元共生”，“‘多元’是‘多元’了，‘共生却未必’”，因为“在各种‘现代性’理论的冲击下，现代文学学科的确存在自我解构的危险”。[7]
温儒敏对于“多元共生”的质疑貌似十分保守，其实非常现实。对于经历过“主流型”文学史时代的前辈学人而言，呼吁“合力型”文学史的出现自有其内在逻辑。但不应忽略的是，“多元共生”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是前辈学人对于自家学术道路的修正与调适。而在年青一代的学者那里，他们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已经习惯了从细节与局部进入历史现场并且搁置价值判断的他们，所缺乏的恰恰正是一种整体视野以及辨识“主流”的能力。所以，在不断“扩容”的同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价值观，也同样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左右开弓”，同时做“加法”与“减法”的是钱理群。2013年，他主编的20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一套三卷问世。[8]在2016年出版的学术回忆录《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中，他坦言尽管已经完成了上千万字的个人著作，但直到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计划之前，“我仍然心存遗憾：因为我没有写出我自己的现代文学史”。[9]由此可见，该书正是钱理群个人的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这部皇皇巨著集合了晚近30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扩容”的所有重要成果，它“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且还持有一种“‘生命史学’的观照”，认为“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這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10]他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表示，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内的既定的文学史知识与论述框架”。[11]
不过与此同时，钱理群也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追求的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12]也就是说，这还远非理想的文学史叙述范式。在进行“扩容”并且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大文学史”的同时，钱理群又提出了“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的写作构想。但这部拟想的文学史并非是要回到“《三十年》模式”中去。它所期待实现的是通过对于数量十分有限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讨论，“最后归结到‘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这一点”上去。在钱理群看来，“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而从提炼文学经验的高度上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进行重新经典化，正是“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所在”。[13]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当然不可能很快就写出一部既能够兼及足够的学术性与充沛的时代感，又可以在知识与价值的双重层面上都令人感到满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钱理群等人在面对学科困境时提出的诸种“突围”方案以及循此做出的“实绩”，却非常值得重视。这些方案在指向上尽管可能存在差异，但无疑都是对于学科的发展状况做出的认真回应。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讨论，都应当首先注意到这些声音的存在并且辨析其间各自的关怀所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出版带来的思考与启示，也是关系到这一学科能否真正重塑与再造的“大问题”与“真问题”。
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
在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趋向便是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的学术生长点。仅就北大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言，在过去10年间，就有半数左右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的选题直接处理的是关于40年代文学的问题。如此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在北大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转向了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
所谓“40年代”，指的并非仅是作为历史时段的20世纪40年代，而应当是指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这一与战争相伴始终的历史阶段。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时段的重要意义无须多言。然而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40年代文学”的讨论却长期不够自觉。以往关注“40年代文学”的学者也有一些，但要么是从“现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将之作为“现代文学”的“完成阶段”加以论述；要么是基于“当代文学”的立场，将其视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予以观照；还有学者兼及两端，认为“4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而“40年代文学”的典型特征当然也就是在承先启后中完成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折”。这些讨论方式对于揭示“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颇具启发，但其存在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过多地依靠了某些现成的阐述框架展开研究，对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关注不够。
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堪称一个新的学术成长点，原因就在于其间出现的若干成果对于既往的讨论方式多有突破。其实，“40年代”的历史结构与晚清时期颇为相像。一方面，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在此“将生未生”之际，各家各派的言论与立场得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表达，并且有机会实际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学术与出版的活跃程度，并为上述活动赋予了一种难得的广度与深度。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正是基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这一特性展开。具体而言，便是打开了三重新的问题视野：一是以“抗战建国”作为40年代文学的主要背景与核心线索，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事件重新加以考察与評价；二是尤其注重40年代作家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做出的精神探索与个体选择，以及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与此相关的修辞实验与形式创新；三是着眼于文学经验的总结与文学资源的开掘，对于40年代文学的独特性与开放性具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与较为广泛的研究。
在2016年的40年代文学研究中，有三部著作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关于40年代文学的既往研究中，一项基本的论述框架便是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的三分。近年来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热点，但主要的突破其实大都出现在对于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中，国统区文学研究以及对于40年代文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程度则相对比较有限。像李松睿这样，致力通过某一视角在整体上提出对于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加以重审的研究并不多见。
40年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完成对于“五四文学”的超越，在继续坚持“新文学”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具主体性与在地性的“中国文学”。李松睿发现，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沦陷区，文艺理论家在构想所谓‘理想’的文学表达方式时，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他们“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当然，除去作为“新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对于地方性的彰显，也与40年代的战争语境直接相关。
基于上述判断，李松睿首先梳理了地方性问题在“新文学”的历史脉络中的三重背景，即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对于“民族主义文艺”的建设以及京派文学的探索。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集中迸发出来的文艺思潮构成了地方性问题成为40年代文学的一条主线的重要基础。而4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继续展开。在这一时期，“地方”“民族”与“世界”三种因素被勾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诸多文艺理论家看来，地方性既是实现民族化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成为走向世界化的必由之路。而除此之外，这一议题的浮现也得力于其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开展。
接下来，李松睿便以老舍、赵树理、梁山丁与师陀四个分属国统区、解放区、东北沦陷区与上海沦陷区的作家为个案，讨论了地方性这一思路在他们的各自创作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接受情况，从而展示了一幅相对完整与立体的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图景。值得称道的是，尽管李松睿具有明确的理论追求，但他在具体研究时，却十分注重将考察的触角落实到作家的文学实践与书写姿态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更多依靠文本细读以及对于作家心态与笔法的精妙把握而立论。对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他也能做到不仅关注其间的论点与论据，更能有意地捕捉其背后的话语资源与权力关系。这些优长在他对于老舍与赵树理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作家论”意义上的突破，也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当然，李松睿此书也存在某些有待完善之处。例如，对于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但李松睿在此书中却并未征引任何文学研究以外的论著，尤其未能有效吸收史学界对于40年代的地方性问题已经做出的若干论断，从而使得书中涉及历史层面的讨论稍显单薄与陈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换句话说，此书的好处是坚守了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本位，但美中不足便是未能将对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问题的讨论充分历史化。这也昭示了40年代文学研究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学术视野。 整体性的研究固然令人期待，但其达成必须以相当数量的个案研究取得实质性的推进为基础。2016年的另外两部值得关注的40年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便都是关于赵树理这一具体作家的。它们分别是李国华的《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与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赵树理在近年来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甚至聚讼纷纭的学术话题。而与此前的赵树理研究相比，这一轮的“赵树理热”具有两点鲜明特征：一是不但文学研究界对其多有关注，历史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与“三农”问题研究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同时介入；二是对于赵树理的重新讨论，多从赵树理的评价史切入，以致赵树理的阐释史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学术对象。这也就决定了将赵树理研究单纯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的做法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而李国华与贺桂梅的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便正在于他们超越了既有的研究范式与单一的学科背景，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当然，他们对于赵树理的讨论也正是从将赵树理的评价史问题化入手的。
李国华认为赵树理研究的最为恰当的方式是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展开讨论。在系统梳理了赵树理的评价史后，他提出：“直面赵树理小说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可能是讨论赵树理的文学政治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便是一部以此为核心问题意识的著作。
李国华对于“文化政治”的理解是“文学政治作为一个强调文学性的力量的概念，其出发点是文学的形式，中间的过程是政治，终点则重新回到文学的形式”。也就是说，“这意味着研究特定作家作品的文学政治，必须以形式为中介”，因为形式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在赵树理那里，“形式”正是一种“多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对于赵树理的小说，也就格外适宜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进行形式分析。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展示的思路给予了李国华很大启发。[14]在他看来，“农民”“说”“理”与“世界”既是架构起赵树理全部小说的，也是理解赵树理小说及其文化政治意蕴的四个“关键词”。其中，与小说形式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说”，这也是既往的赵树理研究讨论较多的部分。但李国华的贡献在于将“说”这一形式要素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世界”这一叙述情境与阐释空间、“农民”这一主体形象与“理”这一基本的价值与意义形态勾连在一起进行讨论，从而揭示了“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具体关联”，即“赵树理小说与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直接经验，尤其是琐碎的细部经验，有着深度的血脉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在其文学创作中转化成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形式追求，也就是根據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展开时的不同需要，赵树理小说中的“形式”探索依次指向了“实践形式”“认知形式”“想象形式”与“文学形式”等不同的文学政治功能。其中，“实践形式”与“认知形式”内在于社会主义的演进脉络之中。而待到赵树理的小说“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而是想象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时，其与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代表的主流的社会主义实践方案之间在逻辑与诉求层面上的分歧也就开始显现。再等到其小说完全成为了一种“文学形式”，其现实的政治功用便已几乎全部丧失，但作为一种“高度紧张的文学政治”，其困境———“知识分子”与“农民”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以及“革命”与“日常”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冲突———揭示的问题却也同样值得关注，并且同样内在于社会主义政治的生成及其顿挫之中。
李国华的研究以其相当细密的论证提升了学界对于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政治面向的认识水平，而贺桂梅的论述则把对于赵树理文学的历史意义的探究推得更远。在她看来，赵树理文学具有一种超越“现代性”这一认知与生产“装置”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他身上，“现代文学”的边界与局限呈现了出来。而这一判断也构成了《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一书的基调与主干。
贺桂梅此书计有四章，其中只有最后一章是对于赵树理小说的直接研究，其他三章都与赵树理的评价史相互纠缠，甚至具体的问题意识也多从对于其评价史的反思中来。在绪论《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中，贺桂梅开宗明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直接地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而全书的主体部分，即在于清理不同时期对于赵树理文学的不同评价，并且将这些评价作为“具体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实践”来进行看待。
贺桂梅发现，在所有现代作家中，赵树理的评价史几乎是最具戏剧性的。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为文坛所关注开始，对于其文学的“定位”与“定性”就始终是各个时期的文学与理论风尚的重要风向标，因此在过去70年间，其命运也就几经浮沉，有时还是大起大落。但另一方面，尽管不同时期的各类评价范式大都曾在赵树理的身上“试金”，并且据此对其做出了或褒或贬的不同评价，可是在赵树理的文学中却总是存在“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即“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而贺桂梅的研究，正是循此展开的追问———“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贺桂梅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在她看来，“从20世纪40年代开启的赵树理评价史始终是在特定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从表面上看，“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革命’与‘新启蒙’、‘乡村’与‘都市’、‘一体化’与‘差异性’、‘地域差异’与‘国族统合’等等的对抗与矛盾”，但实际上“这些批评话语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它们始终是在‘现代’的‘文学’与‘中国’想象这一话语体制的内部视野来评价赵树理的”。而赵树理真正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对于这类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视野的超越。 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是旨在抬高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其实“文学史”这一“现代性”“装置”同样也在贺桂梅的反思之列。她所要真正凸显的是赵树理文学具有的媒介性、主体性与资源性，进而尝试建构一种不同于“现代性”范式的新的分析框架。她的这一努力主要落实在对于《三里湾》的研究之中。贺桂梅认为“小说如何书写三里湾这个空间，并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村庄个案，而是通过将‘中国’与‘社会主义’内在地统一于其中，书写了一种普遍性的现代社会主体形态”，同時“由于这部小说同时还包含着赵树理对于‘文学’及其意义的自觉理解，在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性也是伦理性的社会实践方式特别是其中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如何可以统一于‘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关系之中”，《三里湾》也“都做了溢出甚至迥异于现代文学体制的书写尝试”。由此也可见，在“文学”之外，贺桂梅其实还拥有更为深切的历史同情与现实指向。
贺桂梅对于自己的研究同样不无反思。因为如果重读赵树理的目的仅是在于提出“另一种”评价其文学史地位的方式与方法，那么对于既有论述而言，所谓“另一种”充其量也就只有一种补充与说明作用。贺桂梅对此十分清醒，她强调自己重读《三里湾》“不仅在于它以别样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现代社会与文学的想象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整个现代社会与文学体制的契机”，“使现代社会与文学中那些已经定型化的解决方案本身重新成为‘问题’”。当然，与实现这一目标相比，仅对《三里湾》一个文本进行充分分析的做法可能不免略显单薄，但贺桂梅的这一追求却揭示了在当下重读赵树理式的经典作家以及重新研究40年代文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讨论教育问题，或者在教育史的视野中展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并非仅是因为“曾经，‘文学’就是‘教育’”，[15]而是由于两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就是彼此包孕与相互成就的关系。不只“新文学”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与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发荣滋生发展直接相关，而且文学始终也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与重要理论资源。因此，在晚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自觉引入了教育史的视野，打开了若干新的论题与论域。陈平原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陈平原是当代重要的文学史家。在教育史领域，他也有相当丰硕的著作问世。[16]而在两者的交叉地带，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学”如何“教育”。2016年，他将自己5年前出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大幅增订，并添加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自己思考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总结，郑重向学界推出。同年，该书也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最高荣誉———“王瑶学术奖（著作奖）”。
“文学教育”其实不是新鲜话题，既往研究不但“汗牛充栋”，且已形成若干范式———或是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分的知识框架中生成的“文学史学”，或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专业著述做出的相关论述，或是在教育史的背景中对于课程设计与教育方法进行的往复推敲。三者不仅各自渊源不同，而且因属不同学科，彼此之间也泾渭分明。陈平原在进入这一问题时并未因循任何现成理路，而是从反思这些故有范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学科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出现与壮大入手，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重新激活了这一命题具有的历史势能与现实潜力。
陈平原对于“学科”给予了彻底的历史化处理。在他的研究中，“学科”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前提，而是被视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文学、学术与教育三种维度在其中冲撞、拉扯与交融。而他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论述不仅与以往观点及其背后的学术观念拉开了距离，而且从根本上提升了对于这一命题的认识水平与讨论境界。[17]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凡四十四万言，计十二章，分为三部分。前四章是第一部分，为全书主干，占到了总篇幅的将近一半。陈平原在这一部分中以晚清及至20世纪60年代“文学史”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发端与建构为参照，以“细针密缝”的功夫考察了几代学人对于“文学”如何“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他既关注其中那些因与大的学术、思想与历史进程相互成就而“蔚为大观”甚至“定于一尊”的部分，追踪其从边缘到中心的“前世今生”；同时对于那些根据一时标准而被压抑与放弃的选择，也能够“一视同仁”，本着“了解之同情”探寻其成败得失及重启与再生的现实可能。与一般论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大都通过采撷前人言议以推进论述的做法不同，陈平原更为在意的是其间的实践层面。这便是他所说的在第一部分乃至全书中“自认为最有心得的，不是桐城与选学之争，也不是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张力，而是对于‘文学课堂’的发掘与表彰”。
陈平原讨论“文学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贡献，便在于提供了一种“课堂视野”。他借助对于20世纪前半叶以及1949年以后两岸三地的“文学课堂”的重构，修正、挑战与突破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与教育的经典论断。他把“文学教育”从“叠床架屋”式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项兼及历史感与人情味的“系统工程”。其中有对“大潮流”的判断，也有对“小环境”的体贴，更有对心情与心境的敏锐捕捉及通达理解。
而陈平原之所以能够在“小”与“大”、“实”与“虚”、“细节”与“整体”以及“个案”与“通例”之间穿梭自如、拿捏精当，其关键在于从历史现场中发现了“人”，并以“人”为支点重新结构了历史叙述。该书的中间四章正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考察，是为全书的第二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对于论述对象的选择饶有意味。他格外关注那些“生不逢时”却又在历史夹缝中“百折不回”的前辈学人。这些被“一路高歌”式的既往叙述所遮蔽的坚持与努力，只有回到“人”的本位，从个人境遇、个体生命以及个性化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的角度着眼，才能被提取成为一种有效的历史经验，此即谓“返本开新”。 当然，陈平原以“人”为视角，依托“文学课堂”进入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并不等于完全抛开学界的既有成果而“另起炉灶”。已有范式虽是他的反思与对话对象，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同时被他汲取。《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的最后四章构成的第三部分，便是十分标准的学术史论述。
统观全书，可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虽系历史研究，却也有一代学人的“心情”。[18]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追问“文学”如何“教育”，既是一种学术眼光，也是一種现实路径，更为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意味着必须秉持一种“内外兼修”的态度，即一方面可以进入与理解教育史的核心议题、基本情境、普遍规律与对话对象，另一方面又能准确把握与科学评价“文学”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也就是既不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发端或者落脚于文学研究而夸大“文学”的功能，也不因被教育史的论述框架以及当下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模式所收编而丧失“文学”本应具有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在这一基础上，大学教育与现代文学、现代学术的关系可以被重新勘定，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国文教育的传统与经验也值得认真清理与总结。
近年来，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小学国文教材与读本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宠儿”。这当然是基于当前社会各界对于基础教育的现状普遍感到不满做出的一种反应。但与强烈的现实需求相比，学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状况进行的研究，却长期并不尽如人意。李斌的《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部系统考察了1912至1949年间各类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使用与接受情况的著作，堪称是一幅揭开了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真面目”的“指掌图”。温儒敏在为该书作序时称：“作者查阅了清末直至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学国文教材，还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刊、名家的书信日记和后人的回忆中，钩稽出了大量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逐一清理出民国各时期国文教材的编写情况和教学实践的不同反应”，“第一次全面而清晰地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一评价可谓相当中肯。
需要说明的是，李斌的研究虽然在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与考辨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但他追求的并非仅是完成一部资料长编式的著作。他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首先回顾与反思了在从民国时期至今的教科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部分借鉴了“课程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了“将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去考察”的主张。在李斌看来，这是一种“尝试着更新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研究方法”的努力。正是从这一明确的学术目标出发，李斌在将研究对象历史化的过程中也着力将其问题化。
李斌发现，“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主要受四种力量制约：课程标准、编者、审查者、舆论”。因此，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也就成为这四种力量角逐的场域。他以这一问题意识为线索，对于民国不同阶段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涉及与衍生的议题进行了提炼：在民初的中学国文教育中，他关注的是“古文作法、保存国粹与‘厉行明史’”；在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学国文教育的考察中，他讨论的是“新文学”对于“新教育”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育中，他追踪的是“思想道德教育、文学教学与文章作法”；在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进行梳理时，他凸显的是“国故、国学与‘国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中，他廓清的是“文章体制、文学源流与学术思想”；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育的历史现场时，他强调的是“‘党化教育’、民主思想与语文技能”。换句话说，尽管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但李斌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历史叙述清楚，他更期待的显然是能够提出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并且加以论证，继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当然，其中部分章节的结构方式现在还不是非常理想，论述的内在推动力也稍显不足。但这也昭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实还大有可为。
余论：对于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及其他
在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除去呈现出了上述“《三十年》与‘三十年’”“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与“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三个焦点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便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三位资深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在该年都出版了关于1949至1976年间文学与历史的研究著作。三者既是“不约而同”，但也在隐然间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与交响效果。而他们对于这一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也形成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延伸。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是木山英雄继《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文学思想论集》与《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之后在中国推出的第三部著作。[19]该书通过讨论毛泽东、柳亚子、胡风、聂绀弩、扬帆、潘汉年、李锐、郑超麟、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与沈祖等十余位诗人的旧体诗作，考察了“中国革命”在展开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困惑，以及蕴藉的韧性与生机。作为继竹内好之后的日本第二代鲁迅研究学者中的重要代表，木山英雄在该书中贯彻了其对于革命中国的热忱关注与深入思考。而该书也被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中岛长文认为是“矗立在超越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境地上的一座丰碑”。
钱理群的《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是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也是这一系列的收官之作。在该书中，他深入研究了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与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与精神际遇。除去已经收入该书的这些章节，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他还完成了陶行知、卢作孚、胡风、杜高、束星北、冯亦代与“大批判小组”等个案研究。长期以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既往研究大都受制于某种现实立场，或者有意回避了相关政治及思想运动的历史语境，单纯强调体制性力量对于个体的压迫，或者刻意忽略了相关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一味凸显其中相对正面的时代遗产。钱理群的研究对于这两种倾向都做出了有力反拨。他以“正视一切历史事实”的勇气，一方面揭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复杂构成与具体流变，另一方面也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将知识分子与新兴政权之间的互动与合力关系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从而“深描”了“改造”运动的动态过程以及知识分子的迎拒反应。 木山英雄与钱理群这两部著作的用心可以说并不在文学研究本身，但却又与文学研究具有深刻关联。这不仅是指木山英雄的研究对象是“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这一文类以及钱理群的研究对象多为现代作家，更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文学”而进入“历史”的。当然，这一话题也值得专文进行讨论，在此点到为止。
相对而言，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更多站在文学研究的内部发言。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及“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八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洪子诚以答问的形式完成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前者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洪子诚以注释取代论述的表达方式尤为引人注目。“注释”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分析与判断这一文学史家的主要职责；相反，他在“注”中准确地交代了相关史实，在“释”中也极其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形式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他对于“文学史”这一“装置”的某种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这三部著作处理的却都是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的历史对象。在如何协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研究主体的介入感的关系方面，三者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這对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不无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年度为单位对于学术著作进行述评时，必须首先明确两点。一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在相应的资料准备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在该年出版的重要文献史料，自然也都应当纳入评价范围。2016年有三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成果可圈可点。它们分别是：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的四卷本《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李宗刚、谢慧聪辑校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李宗刚、谢慧聪选编的《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还有十一卷本的《李健吾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二是著作出版有时带有偶然性，会受到相关学术事件的影响。例如，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所以该年问世的鲁迅研究著作便有不少。藤井省三主编的《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与孙郁的《鲁迅遗风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部。王锡荣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虽与鲁迅纪念并不直接相关，但在左翼文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推进，尤其是对于史料的细读颇有可观之处。上述两类著作虽然通常无法在年度综述时纳入某项专题进行讨论，但它们同样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的自觉实践。
注释
[1]参见樊俊：《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2]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的说法，出自2016年7月28至29日钱理群教授在接受笔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专访文章将另刊。
[3]吴福辉：《“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4]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在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演讲》，《多棱镜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
[5]参见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参见吴福辉：《石斋语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0卷第1期（2011年1月）。
[8]参见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位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10]钱理群：《总序》，载同[8]，第5页。
[11]夏和顺：《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思考与试验———访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深圳商报》2014年9月10日。
[12]同[10]。
[13]钱理群：《“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未刊稿。感谢钱理群教授提供。
[14]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15]参见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6]参见“陈平原大学五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大学何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有精神（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夏中义、张福贵、朱寿桐、吴晓东、贺桂梅与沈卫威等人均发表专题文章予以回应，参见《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学科建构专辑》，《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18]陈平原对于当下“文学教育”问题的看法，在他的《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有更为直接的表达。
[19]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20]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分别是《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与《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李国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贺桂梅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李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
《岁月沧桑》，钱理群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
《材料与注释》，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随着学术潮流的更替与研究范式的转移，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经历命运的升降浮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大概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学科从学界中心退居边缘。尽管部分出身于这一学科的学者仍在学界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不再屹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一个学科得以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使然。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其直接参与了对于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一度如日中天也是由于其学科性质与是时的历史氛围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高度契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关注时代需求转向加强自身建设。樊骏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便是昭示这一学科开始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1]既要做得像一门“学问”，同时又不至于因为太像一门“学问”而丧失原有的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是差不多从樊俊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通过自身转型加入到专业化的时代潮流中去开始，这一学科在晚近20年间始终需要面对但又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是一门有立场的“学问”。其立场便是由其研究对象所赋予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
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当兼及学术品格、思想锋芒、精神境界、文化立场、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就是说，这应当是一门既有朝气与锐意，又有厚度与定力的学科。其中，学术品格是基础，历史使命是旨归。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正可谓“在持重中创新”。一方面，它不随时风与流俗而动；但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对于时代前沿命题的自觉思考与独立判断中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追求与意义关切。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门门槛较低，所以这一学科从业人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十分可观。而每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大概也是在中国文学各个时段的研究中比较多的。但数量多不代表质量高，更不能说明这一学科已经走向“繁荣”。因此，在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观察与分析时，与其追求面面俱到，倒不如带着关注与追踪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进入，仅就那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建与再造做出了贡献———或者至少表现出了此种努力———的著作展开述评，进而由点及面，探求这一学科在当下的多重挑战中实现“新生”的可能方向与潜在方案。
对于“《三十年》模式”的反思
学科视野之所以在讨论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成为一条重要线索，与一部在这一领域中久负盛名的著作在这一年再版直接相关。那便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问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雏形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与王超冰四人在1982至1983年间应《陕西教育》杂志之约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稿。这一讲稿在1983至1984年间在《陕西教育》杂志上连载。此后，经过四位作者的大幅扩充，于198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0年以后，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又对全书进行了大幅修订（王超冰由于身在海外而没有参加），于1998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这一修订本很快风行于世，先后累计印刷45次，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最为成功的文学史教材。
2016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对这一修订本再次进行了大幅修订，部分章节几乎重写。因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次印刷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就成为一个新的版本，亦即一部新的著作。
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部文学史教材能够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历时30年而不衰。究其原因，这与钱理群等人从一开始就将其性质定位在“教材”与“著作”之间的做法有关。因为是“著作”型的“教材”，所以作者在写作时也就可以融入对于学科以及具体学术问题的最新思考，而由于钱理群等人在過去30年间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所以他们的思考自然高于这一学科普遍的研究水平与教学需要。换句话说，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可以引导读者进行探索的，这当然是那些仅能提供“常识”的一般教材所无法比拟的优长。同时，由于这又是一部“教材”型的“著作”，所以作者在下笔时也就格外“持重”。钱理群等人当然追求“创新”，但他们所呈现的不是时尚之说或者极端之论，而是在学科推进中已经相对达成“共识”的最新思考。这就决定了此书既写得“新”，又写得“正”；既讲得“深”，又讲得“稳”。也就是说，能够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兼备“著作”与“教材”的双重面向，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成功的重要原因。[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写作与修订的3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日新月异的30年。而在这30年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正是这一学科最为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高度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且还以其个人的学术实践，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成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即影响巨大的“《三十年》模式”。 所谓“《三十年》模式”，指的是一套以“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为基础的主线清晰与层次分明的文学史叙述的等级秩序。它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成区分为“文学思潮与运动”以及“作家作品”两大部分。在“文学思潮与运动”中，主要关注文学论争与文学活动。而对于“作家”，则具体划分为大家、名家以及某一思潮、流派的专家三等；对于“作品”，秉持的是小说、新诗、散文与戏剧的四分。在“新文学”的谱系之外，还补充性地叙述了“通俗小说”（2016年修订时改为“市民通俗小说”）的演进过程。而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三十年》模式”关注的核心都是文学文本本身以及作家在其中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
可以说，在过去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无论是综合论述，还是个案分析，基本都受到了“《三十年》模式”或显或隐的影响。称其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并不为过。“《三十年》模式”的主要贡献是建构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并且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参照，同时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也具有“发凡起例”的示范作用。但其不足也很明显，那便是过于清晰的逻辑与过于分明的等级对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压抑与遮蔽。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写作与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并且试图超越“《三十年》模式”。其中，吴福辉的选择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过去30年间的普遍追求，即致力突破“长期形成的‘主流型’文学史”的写作模式，主张进行“合力型”文学史的写作实验。在他看来，“多元，是现代文学史的本来形状”。[3]因此，“多元合力共生”的文学史样式自然也就更为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与实质。所谓“多元”，指的是以多种现代性的理论模型取代某种单一现代性的叙述线索。尽管从长远来看，文学史并不应当“写厚”，“最后写薄肯定是对的”。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要来重新分解，别急着归纳”，“因为一归纳就容易出问题”。[4]他不仅大力倡导“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而且在《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还具体落实了这一思路。[5]此后，他又将这一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革新引入了对于文学史叙述文体的改造，转向了“书话”体（吴福辉又称其为“学术散文”体）文学史的写作。[6]
吴福辉的尝试既是在探索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突破。而就在“扩容”以及“去中心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温儒敏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11年，他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一个节骨眼上，我们面临‘价值危机’，到底应该在什么基点上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他看来，近年在研究中不断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边界与“内容”边界的做法固然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他认为，所谓“多元共生”，“‘多元’是‘多元’了，‘共生却未必’”，因为“在各种‘现代性’理论的冲击下，现代文学学科的确存在自我解构的危险”。[7]
温儒敏对于“多元共生”的质疑貌似十分保守，其实非常现实。对于经历过“主流型”文学史时代的前辈学人而言，呼吁“合力型”文学史的出现自有其内在逻辑。但不应忽略的是，“多元共生”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是前辈学人对于自家学术道路的修正与调适。而在年青一代的学者那里，他们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已经习惯了从细节与局部进入历史现场并且搁置价值判断的他们，所缺乏的恰恰正是一种整体视野以及辨识“主流”的能力。所以，在不断“扩容”的同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价值观，也同样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左右开弓”，同时做“加法”与“减法”的是钱理群。2013年，他主编的20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一套三卷问世。[8]在2016年出版的学术回忆录《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中，他坦言尽管已经完成了上千万字的个人著作，但直到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计划之前，“我仍然心存遗憾：因为我没有写出我自己的现代文学史”。[9]由此可见，该书正是钱理群个人的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这部皇皇巨著集合了晚近30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扩容”的所有重要成果，它“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且还持有一种“‘生命史学’的观照”，认为“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這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10]他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表示，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内的既定的文学史知识与论述框架”。[11]
不过与此同时，钱理群也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追求的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12]也就是说，这还远非理想的文学史叙述范式。在进行“扩容”并且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大文学史”的同时，钱理群又提出了“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的写作构想。但这部拟想的文学史并非是要回到“《三十年》模式”中去。它所期待实现的是通过对于数量十分有限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讨论，“最后归结到‘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这一点”上去。在钱理群看来，“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而从提炼文学经验的高度上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进行重新经典化，正是“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所在”。[13]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当然不可能很快就写出一部既能够兼及足够的学术性与充沛的时代感，又可以在知识与价值的双重层面上都令人感到满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钱理群等人在面对学科困境时提出的诸种“突围”方案以及循此做出的“实绩”，却非常值得重视。这些方案在指向上尽管可能存在差异，但无疑都是对于学科的发展状况做出的认真回应。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讨论，都应当首先注意到这些声音的存在并且辨析其间各自的关怀所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出版带来的思考与启示，也是关系到这一学科能否真正重塑与再造的“大问题”与“真问题”。
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
在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趋向便是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的学术生长点。仅就北大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言，在过去10年间，就有半数左右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的选题直接处理的是关于40年代文学的问题。如此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在北大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转向了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
所谓“40年代”，指的并非仅是作为历史时段的20世纪40年代，而应当是指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这一与战争相伴始终的历史阶段。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时段的重要意义无须多言。然而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40年代文学”的讨论却长期不够自觉。以往关注“40年代文学”的学者也有一些，但要么是从“现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将之作为“现代文学”的“完成阶段”加以论述；要么是基于“当代文学”的立场，将其视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予以观照；还有学者兼及两端，认为“4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而“40年代文学”的典型特征当然也就是在承先启后中完成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折”。这些讨论方式对于揭示“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颇具启发，但其存在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过多地依靠了某些现成的阐述框架展开研究，对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关注不够。
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堪称一个新的学术成长点，原因就在于其间出现的若干成果对于既往的讨论方式多有突破。其实，“40年代”的历史结构与晚清时期颇为相像。一方面，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在此“将生未生”之际，各家各派的言论与立场得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表达，并且有机会实际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学术与出版的活跃程度，并为上述活动赋予了一种难得的广度与深度。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正是基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这一特性展开。具体而言，便是打开了三重新的问题视野：一是以“抗战建国”作为40年代文学的主要背景与核心线索，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事件重新加以考察与評价；二是尤其注重40年代作家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做出的精神探索与个体选择，以及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与此相关的修辞实验与形式创新；三是着眼于文学经验的总结与文学资源的开掘，对于40年代文学的独特性与开放性具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与较为广泛的研究。
在2016年的40年代文学研究中，有三部著作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关于40年代文学的既往研究中，一项基本的论述框架便是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的三分。近年来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热点，但主要的突破其实大都出现在对于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中，国统区文学研究以及对于40年代文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程度则相对比较有限。像李松睿这样，致力通过某一视角在整体上提出对于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加以重审的研究并不多见。
40年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完成对于“五四文学”的超越，在继续坚持“新文学”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具主体性与在地性的“中国文学”。李松睿发现，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沦陷区，文艺理论家在构想所谓‘理想’的文学表达方式时，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他们“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当然，除去作为“新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对于地方性的彰显，也与40年代的战争语境直接相关。
基于上述判断，李松睿首先梳理了地方性问题在“新文学”的历史脉络中的三重背景，即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对于“民族主义文艺”的建设以及京派文学的探索。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集中迸发出来的文艺思潮构成了地方性问题成为40年代文学的一条主线的重要基础。而4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继续展开。在这一时期，“地方”“民族”与“世界”三种因素被勾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诸多文艺理论家看来，地方性既是实现民族化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成为走向世界化的必由之路。而除此之外，这一议题的浮现也得力于其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开展。
接下来，李松睿便以老舍、赵树理、梁山丁与师陀四个分属国统区、解放区、东北沦陷区与上海沦陷区的作家为个案，讨论了地方性这一思路在他们的各自创作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接受情况，从而展示了一幅相对完整与立体的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图景。值得称道的是，尽管李松睿具有明确的理论追求，但他在具体研究时，却十分注重将考察的触角落实到作家的文学实践与书写姿态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更多依靠文本细读以及对于作家心态与笔法的精妙把握而立论。对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他也能做到不仅关注其间的论点与论据，更能有意地捕捉其背后的话语资源与权力关系。这些优长在他对于老舍与赵树理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作家论”意义上的突破，也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当然，李松睿此书也存在某些有待完善之处。例如，对于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但李松睿在此书中却并未征引任何文学研究以外的论著，尤其未能有效吸收史学界对于40年代的地方性问题已经做出的若干论断，从而使得书中涉及历史层面的讨论稍显单薄与陈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换句话说，此书的好处是坚守了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本位，但美中不足便是未能将对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问题的讨论充分历史化。这也昭示了40年代文学研究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学术视野。 整体性的研究固然令人期待，但其达成必须以相当数量的个案研究取得实质性的推进为基础。2016年的另外两部值得关注的40年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便都是关于赵树理这一具体作家的。它们分别是李国华的《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与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赵树理在近年来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甚至聚讼纷纭的学术话题。而与此前的赵树理研究相比，这一轮的“赵树理热”具有两点鲜明特征：一是不但文学研究界对其多有关注，历史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与“三农”问题研究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同时介入；二是对于赵树理的重新讨论，多从赵树理的评价史切入，以致赵树理的阐释史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学术对象。这也就决定了将赵树理研究单纯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的做法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而李国华与贺桂梅的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便正在于他们超越了既有的研究范式与单一的学科背景，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当然，他们对于赵树理的讨论也正是从将赵树理的评价史问题化入手的。
李国华认为赵树理研究的最为恰当的方式是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展开讨论。在系统梳理了赵树理的评价史后，他提出：“直面赵树理小说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可能是讨论赵树理的文学政治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便是一部以此为核心问题意识的著作。
李国华对于“文化政治”的理解是“文学政治作为一个强调文学性的力量的概念，其出发点是文学的形式，中间的过程是政治，终点则重新回到文学的形式”。也就是说，“这意味着研究特定作家作品的文学政治，必须以形式为中介”，因为形式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在赵树理那里，“形式”正是一种“多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对于赵树理的小说，也就格外适宜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进行形式分析。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展示的思路给予了李国华很大启发。[14]在他看来，“农民”“说”“理”与“世界”既是架构起赵树理全部小说的，也是理解赵树理小说及其文化政治意蕴的四个“关键词”。其中，与小说形式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说”，这也是既往的赵树理研究讨论较多的部分。但李国华的贡献在于将“说”这一形式要素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世界”这一叙述情境与阐释空间、“农民”这一主体形象与“理”这一基本的价值与意义形态勾连在一起进行讨论，从而揭示了“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具体关联”，即“赵树理小说与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直接经验，尤其是琐碎的细部经验，有着深度的血脉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在其文学创作中转化成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形式追求，也就是根據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展开时的不同需要，赵树理小说中的“形式”探索依次指向了“实践形式”“认知形式”“想象形式”与“文学形式”等不同的文学政治功能。其中，“实践形式”与“认知形式”内在于社会主义的演进脉络之中。而待到赵树理的小说“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而是想象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时，其与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代表的主流的社会主义实践方案之间在逻辑与诉求层面上的分歧也就开始显现。再等到其小说完全成为了一种“文学形式”，其现实的政治功用便已几乎全部丧失，但作为一种“高度紧张的文学政治”，其困境———“知识分子”与“农民”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以及“革命”与“日常”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冲突———揭示的问题却也同样值得关注，并且同样内在于社会主义政治的生成及其顿挫之中。
李国华的研究以其相当细密的论证提升了学界对于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政治面向的认识水平，而贺桂梅的论述则把对于赵树理文学的历史意义的探究推得更远。在她看来，赵树理文学具有一种超越“现代性”这一认知与生产“装置”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他身上，“现代文学”的边界与局限呈现了出来。而这一判断也构成了《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一书的基调与主干。
贺桂梅此书计有四章，其中只有最后一章是对于赵树理小说的直接研究，其他三章都与赵树理的评价史相互纠缠，甚至具体的问题意识也多从对于其评价史的反思中来。在绪论《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中，贺桂梅开宗明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直接地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而全书的主体部分，即在于清理不同时期对于赵树理文学的不同评价，并且将这些评价作为“具体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实践”来进行看待。
贺桂梅发现，在所有现代作家中，赵树理的评价史几乎是最具戏剧性的。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为文坛所关注开始，对于其文学的“定位”与“定性”就始终是各个时期的文学与理论风尚的重要风向标，因此在过去70年间，其命运也就几经浮沉，有时还是大起大落。但另一方面，尽管不同时期的各类评价范式大都曾在赵树理的身上“试金”，并且据此对其做出了或褒或贬的不同评价，可是在赵树理的文学中却总是存在“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即“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而贺桂梅的研究，正是循此展开的追问———“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贺桂梅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在她看来，“从20世纪40年代开启的赵树理评价史始终是在特定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从表面上看，“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革命’与‘新启蒙’、‘乡村’与‘都市’、‘一体化’与‘差异性’、‘地域差异’与‘国族统合’等等的对抗与矛盾”，但实际上“这些批评话语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它们始终是在‘现代’的‘文学’与‘中国’想象这一话语体制的内部视野来评价赵树理的”。而赵树理真正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对于这类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视野的超越。 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是旨在抬高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其实“文学史”这一“现代性”“装置”同样也在贺桂梅的反思之列。她所要真正凸显的是赵树理文学具有的媒介性、主体性与资源性，进而尝试建构一种不同于“现代性”范式的新的分析框架。她的这一努力主要落实在对于《三里湾》的研究之中。贺桂梅认为“小说如何书写三里湾这个空间，并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村庄个案，而是通过将‘中国’与‘社会主义’内在地统一于其中，书写了一种普遍性的现代社会主体形态”，同時“由于这部小说同时还包含着赵树理对于‘文学’及其意义的自觉理解，在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性也是伦理性的社会实践方式特别是其中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如何可以统一于‘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关系之中”，《三里湾》也“都做了溢出甚至迥异于现代文学体制的书写尝试”。由此也可见，在“文学”之外，贺桂梅其实还拥有更为深切的历史同情与现实指向。
贺桂梅对于自己的研究同样不无反思。因为如果重读赵树理的目的仅是在于提出“另一种”评价其文学史地位的方式与方法，那么对于既有论述而言，所谓“另一种”充其量也就只有一种补充与说明作用。贺桂梅对此十分清醒，她强调自己重读《三里湾》“不仅在于它以别样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现代社会与文学的想象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整个现代社会与文学体制的契机”，“使现代社会与文学中那些已经定型化的解决方案本身重新成为‘问题’”。当然，与实现这一目标相比，仅对《三里湾》一个文本进行充分分析的做法可能不免略显单薄，但贺桂梅的这一追求却揭示了在当下重读赵树理式的经典作家以及重新研究40年代文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讨论教育问题，或者在教育史的视野中展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并非仅是因为“曾经，‘文学’就是‘教育’”，[15]而是由于两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就是彼此包孕与相互成就的关系。不只“新文学”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与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发荣滋生发展直接相关，而且文学始终也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与重要理论资源。因此，在晚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自觉引入了教育史的视野，打开了若干新的论题与论域。陈平原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陈平原是当代重要的文学史家。在教育史领域，他也有相当丰硕的著作问世。[16]而在两者的交叉地带，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学”如何“教育”。2016年，他将自己5年前出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大幅增订，并添加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自己思考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总结，郑重向学界推出。同年，该书也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最高荣誉———“王瑶学术奖（著作奖）”。
“文学教育”其实不是新鲜话题，既往研究不但“汗牛充栋”，且已形成若干范式———或是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分的知识框架中生成的“文学史学”，或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专业著述做出的相关论述，或是在教育史的背景中对于课程设计与教育方法进行的往复推敲。三者不仅各自渊源不同，而且因属不同学科，彼此之间也泾渭分明。陈平原在进入这一问题时并未因循任何现成理路，而是从反思这些故有范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学科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出现与壮大入手，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重新激活了这一命题具有的历史势能与现实潜力。
陈平原对于“学科”给予了彻底的历史化处理。在他的研究中，“学科”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前提，而是被视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文学、学术与教育三种维度在其中冲撞、拉扯与交融。而他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论述不仅与以往观点及其背后的学术观念拉开了距离，而且从根本上提升了对于这一命题的认识水平与讨论境界。[17]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凡四十四万言，计十二章，分为三部分。前四章是第一部分，为全书主干，占到了总篇幅的将近一半。陈平原在这一部分中以晚清及至20世纪60年代“文学史”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发端与建构为参照，以“细针密缝”的功夫考察了几代学人对于“文学”如何“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他既关注其中那些因与大的学术、思想与历史进程相互成就而“蔚为大观”甚至“定于一尊”的部分，追踪其从边缘到中心的“前世今生”；同时对于那些根据一时标准而被压抑与放弃的选择，也能够“一视同仁”，本着“了解之同情”探寻其成败得失及重启与再生的现实可能。与一般论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大都通过采撷前人言议以推进论述的做法不同，陈平原更为在意的是其间的实践层面。这便是他所说的在第一部分乃至全书中“自认为最有心得的，不是桐城与选学之争，也不是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张力，而是对于‘文学课堂’的发掘与表彰”。
陈平原讨论“文学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贡献，便在于提供了一种“课堂视野”。他借助对于20世纪前半叶以及1949年以后两岸三地的“文学课堂”的重构，修正、挑战与突破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与教育的经典论断。他把“文学教育”从“叠床架屋”式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项兼及历史感与人情味的“系统工程”。其中有对“大潮流”的判断，也有对“小环境”的体贴，更有对心情与心境的敏锐捕捉及通达理解。
而陈平原之所以能够在“小”与“大”、“实”与“虚”、“细节”与“整体”以及“个案”与“通例”之间穿梭自如、拿捏精当，其关键在于从历史现场中发现了“人”，并以“人”为支点重新结构了历史叙述。该书的中间四章正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考察，是为全书的第二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对于论述对象的选择饶有意味。他格外关注那些“生不逢时”却又在历史夹缝中“百折不回”的前辈学人。这些被“一路高歌”式的既往叙述所遮蔽的坚持与努力，只有回到“人”的本位，从个人境遇、个体生命以及个性化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的角度着眼，才能被提取成为一种有效的历史经验，此即谓“返本开新”。 当然，陈平原以“人”为视角，依托“文学课堂”进入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并不等于完全抛开学界的既有成果而“另起炉灶”。已有范式虽是他的反思与对话对象，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同时被他汲取。《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的最后四章构成的第三部分，便是十分标准的学术史论述。
统观全书，可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虽系历史研究，却也有一代学人的“心情”。[18]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追问“文学”如何“教育”，既是一种学术眼光，也是一種现实路径，更为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意味着必须秉持一种“内外兼修”的态度，即一方面可以进入与理解教育史的核心议题、基本情境、普遍规律与对话对象，另一方面又能准确把握与科学评价“文学”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也就是既不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发端或者落脚于文学研究而夸大“文学”的功能，也不因被教育史的论述框架以及当下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模式所收编而丧失“文学”本应具有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在这一基础上，大学教育与现代文学、现代学术的关系可以被重新勘定，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国文教育的传统与经验也值得认真清理与总结。
近年来，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小学国文教材与读本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宠儿”。这当然是基于当前社会各界对于基础教育的现状普遍感到不满做出的一种反应。但与强烈的现实需求相比，学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状况进行的研究，却长期并不尽如人意。李斌的《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部系统考察了1912至1949年间各类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使用与接受情况的著作，堪称是一幅揭开了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真面目”的“指掌图”。温儒敏在为该书作序时称：“作者查阅了清末直至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学国文教材，还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刊、名家的书信日记和后人的回忆中，钩稽出了大量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逐一清理出民国各时期国文教材的编写情况和教学实践的不同反应”，“第一次全面而清晰地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一评价可谓相当中肯。
需要说明的是，李斌的研究虽然在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与考辨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但他追求的并非仅是完成一部资料长编式的著作。他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首先回顾与反思了在从民国时期至今的教科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部分借鉴了“课程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了“将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去考察”的主张。在李斌看来，这是一种“尝试着更新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研究方法”的努力。正是从这一明确的学术目标出发，李斌在将研究对象历史化的过程中也着力将其问题化。
李斌发现，“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主要受四种力量制约：课程标准、编者、审查者、舆论”。因此，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也就成为这四种力量角逐的场域。他以这一问题意识为线索，对于民国不同阶段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涉及与衍生的议题进行了提炼：在民初的中学国文教育中，他关注的是“古文作法、保存国粹与‘厉行明史’”；在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学国文教育的考察中，他讨论的是“新文学”对于“新教育”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育中，他追踪的是“思想道德教育、文学教学与文章作法”；在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进行梳理时，他凸显的是“国故、国学与‘国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中，他廓清的是“文章体制、文学源流与学术思想”；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育的历史现场时，他强调的是“‘党化教育’、民主思想与语文技能”。换句话说，尽管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但李斌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历史叙述清楚，他更期待的显然是能够提出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并且加以论证，继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当然，其中部分章节的结构方式现在还不是非常理想，论述的内在推动力也稍显不足。但这也昭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实还大有可为。
余论：对于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及其他
在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除去呈现出了上述“《三十年》与‘三十年’”“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与“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三个焦点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便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三位资深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在该年都出版了关于1949至1976年间文学与历史的研究著作。三者既是“不约而同”，但也在隐然间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与交响效果。而他们对于这一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也形成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延伸。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是木山英雄继《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文学思想论集》与《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之后在中国推出的第三部著作。[19]该书通过讨论毛泽东、柳亚子、胡风、聂绀弩、扬帆、潘汉年、李锐、郑超麟、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与沈祖等十余位诗人的旧体诗作，考察了“中国革命”在展开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困惑，以及蕴藉的韧性与生机。作为继竹内好之后的日本第二代鲁迅研究学者中的重要代表，木山英雄在该书中贯彻了其对于革命中国的热忱关注与深入思考。而该书也被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中岛长文认为是“矗立在超越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境地上的一座丰碑”。
钱理群的《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是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也是这一系列的收官之作。在该书中，他深入研究了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与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与精神际遇。除去已经收入该书的这些章节，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他还完成了陶行知、卢作孚、胡风、杜高、束星北、冯亦代与“大批判小组”等个案研究。长期以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既往研究大都受制于某种现实立场，或者有意回避了相关政治及思想运动的历史语境，单纯强调体制性力量对于个体的压迫，或者刻意忽略了相关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一味凸显其中相对正面的时代遗产。钱理群的研究对于这两种倾向都做出了有力反拨。他以“正视一切历史事实”的勇气，一方面揭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复杂构成与具体流变，另一方面也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将知识分子与新兴政权之间的互动与合力关系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从而“深描”了“改造”运动的动态过程以及知识分子的迎拒反应。 木山英雄与钱理群这两部著作的用心可以说并不在文学研究本身，但却又与文学研究具有深刻关联。这不仅是指木山英雄的研究对象是“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这一文类以及钱理群的研究对象多为现代作家，更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文学”而进入“历史”的。当然，这一话题也值得专文进行讨论，在此点到为止。
相对而言，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更多站在文学研究的内部发言。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及“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八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洪子诚以答问的形式完成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前者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洪子诚以注释取代论述的表达方式尤为引人注目。“注释”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分析与判断这一文学史家的主要职责；相反，他在“注”中准确地交代了相关史实，在“释”中也极其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形式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他对于“文学史”这一“装置”的某种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这三部著作处理的却都是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的历史对象。在如何协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研究主体的介入感的关系方面，三者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這对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不无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年度为单位对于学术著作进行述评时，必须首先明确两点。一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在相应的资料准备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在该年出版的重要文献史料，自然也都应当纳入评价范围。2016年有三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成果可圈可点。它们分别是：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的四卷本《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李宗刚、谢慧聪辑校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李宗刚、谢慧聪选编的《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还有十一卷本的《李健吾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二是著作出版有时带有偶然性，会受到相关学术事件的影响。例如，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所以该年问世的鲁迅研究著作便有不少。藤井省三主编的《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与孙郁的《鲁迅遗风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部。王锡荣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虽与鲁迅纪念并不直接相关，但在左翼文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推进，尤其是对于史料的细读颇有可观之处。上述两类著作虽然通常无法在年度综述时纳入某项专题进行讨论，但它们同样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的自觉实践。
注释
[1]参见樊俊：《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2]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的说法，出自2016年7月28至29日钱理群教授在接受笔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专访文章将另刊。
[3]吴福辉：《“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4]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在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演讲》，《多棱镜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
[5]参见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参见吴福辉：《石斋语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0卷第1期（2011年1月）。
[8]参见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位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10]钱理群：《总序》，载同[8]，第5页。
[11]夏和顺：《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思考与试验———访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深圳商报》2014年9月10日。
[12]同[10]。
[13]钱理群：《“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未刊稿。感谢钱理群教授提供。
[14]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15]参见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6]参见“陈平原大学五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大学何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有精神（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夏中义、张福贵、朱寿桐、吴晓东、贺桂梅与沈卫威等人均发表专题文章予以回应，参见《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学科建构专辑》，《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18]陈平原对于当下“文学教育”问题的看法，在他的《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有更为直接的表达。
[19]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20]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分别是《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与《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