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家伙
　　这家伙本来是我所不喜欢的，也是我不愿意去写的。
　　我告诉过他，也警告过自己，我与他是两条道上的人。少年时我背的是唐诗宋词，而他读的是叶芝瓦雷里。他案头摊着的，以为爬满着蝌蚪与蚯蚓，却原来是原版的英文书籍;东塔公园前面三楼的书房里有一台Rancilio牌子意式咖啡机。他家有羊粪一样的，说是肯尼亚的咖啡豆，按一下键钮，辗粉，出液，浮动一层香，一丁点儿到一只小骨瓷杯，要一仰脖子，一口干掉它，这又苦又涩的东西！我分成几次，想咂出一个味道来，却被他取笑这土相的喝法。
　　我是喝白开水的，老实、迟钝、守旧腐迂;他聪明、敏捷、西化，理由很简单，我俩是两个阶层的人。他叫我旧文人。我与他势不两立。一个要穿长衫、听越剧的，跟一个听交响乐的，常去看那些戴领结穿燕尾服的，有什么好说呢。
　　如今非得要我写写，我只得在恶意与善意之间，揪出他，当一条悬摇在秋风里的老豇豆，这是诗人流沙河先生打的一个比方，当然也是损招，背地还可以轻骂一声：“这家伙！”这家伙老杭大的，他说在读书之前根本不屑看我的东西，也不屑于见到我这人，其实他也从来未看过我的东西。你信吗？
　　我说不喜欢他，这话也半真半假。说他坏话，这是断断不可的，他的文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动不得，你想想，这么一个家伙，谁还敢动他一根身上的汗毛！还是离得愈远愈好！有一次，他写了我一篇文章，大概还洋洋自得。我是一點不喜欢的，给了盆冷水。结果居然还得了一个地方的大奖，要命的是他动了人家一些隐私，你说烦不烦？你想想，一个让编辑都不能动一个标点的狂妄家伙，自信、强势、顽固，又自我为中心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个迎头痛击？
　　二、内心风景
　　事实就这样，事实又变了样。
　　我们像磁铁的两极，排斥，又交缠在一起。这家伙写过一部音乐随笔《音乐会见》，我曾为他作了个书评，叫《音乐，不会见》。就世俗意义而言，我对他存在过排斥与拒绝。从会见，到不会见，最终还是见了，可见，这家伙的才华与纯粹正在逐渐消解我们之间的距离与偏见。普鲁斯特之所以喜欢瓦格纳，是因为他的序曲能单独地演奏，可以把它独立开来。我想我应该以此来看待这家伙的人格与才华，他还是一个有魅力的作家或者诗人。
　　如果说起音乐、咖啡、酒，那不一定说的就是亚洪;说起亚洪，小城里的人都会想起：哦，音乐，咖啡。多年来，这似乎变成小城的一张标签，也成为亚洪身上的一张标签，一道镀金logo！
　　一次我坐他的车，交响乐响起，德彪西《大海》开始涌动，我便嗅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咖啡？！我说。我见过车内洒香水、洒花瓣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在车内洒咖啡粉，真是透顶的别出心裁！
　　人到中年，看他额上的头发明显地稀疏，如今头上戴上顶什么汉诗学会会长的帽子之后，竟然时光倒流要写起了现代汉诗，我们便取笑他，企图想“衰年变法”，想当一位伟大的诗人！
　　让他听见恐怕这家伙又要生气了，不过我所谓的“衰年变法”，指的是齐白石。而这家伙也别异想天开吧，说不准心里在偷着乐呢！前几年，音乐评论他似乎不那么热衷了，猜想着他大概接近功成名就了可以放置一边，而是整日游荡，挎着只单反，在乡村，在老镇的大街小巷，像一只老松树上的小松鼠，自由自在地欢快得上串下蹿，拍旧院落、旧台门，这些不久即将要被时代的推土机轰隆隆铲平的老建筑，之后，在某报的文化周末版连载了三年多之后结集出版随笔集《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风景》。他除了在向卡尔维诺、福斯特这两位文学大师致敬外，他说最终要向他生活的小县城乐清致敬：“它教会我向低处看去，从现场看，自内心出发去写作。”我终于发现他那一丝丝悲悯的人文关怀。不久以后，我似乎才看懂了他一首叫《墙》的诗。这是一堵墙对另一堵墙在述说的开头两句：
　　一堵墙在低语，
　　一堵墙在哭泣。
　　如果有人问起他所在小城的命运，他曾在《跋：看见与看不见》中说：“我看见两座城市：一座是你看不见的，它每天都在消失;一座是你看得见的，它是你内心永恒的风景。”
　　三、天鹅斯万
　　多年前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郑亚洪的音乐随笔集：《天鹅斯万的午后》。这以后，亚洪似乎跟天鹅联系一起，跟斯万联系在一起，我们叫他天鹅，也叫他斯万，大有绰号的味道。他说自己没有笔名，惟一的网名来自于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里一个叫斯万的人物。天鹅（swan）是活在自然界与艺术里永恒的精灵，它的诗情与画意，一直游荡在西方音乐上空，他把这种白鸟推到演绎的极致，最终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艺术的精灵。
　　天鹅是孤独的，斯万是孤独，亚洪也很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让我想起蒲宁的《乌鸦》，而是想起画家常玉那些奔跑在旷野的小马，或者黑暗中的豹。旷野很空旷，很暗，小马，豹，显得很小，很无奈，但亮光很突出。
　　我经常看到他的微信圈，一束寂寞的光线，打到水仙或一丛郁郁寡欢的百合上，桌台的背景，设置着无边的暗。他要有光、有影的斑驳生活，他有奔跑的嗜好，他是一匹不甘被栅栏禁锢的马，冲出去，他拍湖泊，也拍落日。
　　拍湖泊，明明只是一泓小水潭，摇曳着几株芦苇什么的，他却每每冠之以“小瓦”，也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他拍日出，也拍落日，往往要独自驾车跑几十公里的路程，到雁荡的百冈尖，或温州的洞头岛，也在玉环的坎门，乐清的仙溪大桥，守着落日，也守着潮涨与潮落。反反复复，乐此不疲。海平线上，落日很圆，很大，衔着一半海水，吐出一道粼粼的波光，这家伙守在塘堤上，一直守到有一艘渔船经过，正置于那道橙红的闪烁着银光的航道，咔嚓！这家伙用M档，完美地按下快门，把一声尖叫收纳进取景框，然后把车内的音响开大，马勒，布鲁克纳，还是瓦格纳？他欣喜地带着所收获的落日回家。
　　从小瓦尔登湖归来，从落日的余辉中归来，夜晚，他开始翻译他的布罗茨基博尔赫斯里尔克史蒂文斯，这似乎有点斯万的范儿，还算是一条该走的正道。 　　四、朗诵会
　　“二十座雪山之间，
　　唯一移动的
　　是黑鸟的眼。
　　我有三个心思，
　　像一棵树上
　　停着三只黑鸟。”
　　这家伙是不安分的。
　　唱片里的马勒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他要听现场音乐会，才能领悟到音乐的本真。对于诗歌与诗歌的朗诵也不例外，他要把生活做成诗歌的模样。十年前他策划过一场“动车诗歌朗诵会”，在从乐清到厦门的一列动车上，诗人们用不同的方言朗诵自己的诗歌，把诗句镶嵌到旅途上流动的风景里。
　　今年在乐清银溪河畔的“家外家”，一位空间设计师简陋的工作室里，他策划了一场元宵诗会，仍然是绘画、摄影、诗歌、音乐、电影，以多元主题，对一只黑鸟作十三种观察。仍然以前卫与叛逆的姿式，出现在小城的前沿。
　　为元宵诗会准备，他向我约画，围绕史蒂文斯的诗创作，主题为观察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这不仅在绘画技术上，而是在思想观念上迎来了挑战。黑鸟，乌鸦，乌鸦，黑鸟。在我们的东方乃至西方的观念里，这种黑鸟常常是恐惧、厄运与死亡的代名词，它代表着悲伤与不幸，并且令人讨厌。我有些担心，元宵是传统的节日，是吉日，喜庆的日子，这行吗？可是这家伙若无其事，仍然一意孤行，要我行我素。
　　日本摄影家深濑昌久说：我就是那一只乌鸦。是的，是亚洪、史蒂文斯、深濑昌久启迪着我，我怀着对这只丑陋的黑鸟无比的热情，在东莞的知秋房里创作了一批与黑鸟有关的画作来，同题画了一幅“黑鸟”，画面以灰、大红、深灰，又深灰流条四段式基调，疑是一条斑马线的甬道，通往有十字架的白色拱门，上空翱翔成群的烏鸦，近处，飞过六七只大的乌鸦，天际，隐隐是教堂的钟楼，有尖顶的十字架。一边是祈祷，一边是诅咒。
　　小城的另一个场合进行着同样的元宵诗会：高悬大红的灯笼，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舞台，流光溢彩，猜谜语，尝汤丸，它的主题是传统的团圆，喜庆，一派祥和，让参与者分享着俗世的欢愉。这跟“家外家”形成了两极的反差：蓝灰色的咏叹调pk红色风暴。在之后的元宵记忆里，小城里的诗人、艺术家们能留下的印象，也只有乌鸦了，它不同于白色的天鹅，斯万家的时间，永远摇摆着反差的指针。
　　去年冬天，棉书堂首次展出我的水墨个展《南冈妙门》，开幕式由他主持，对《南冈妙门》整个展出的评语：“他的焦虑是一束金色的火花。”
　　诗、画、音乐、戏剧，你可知道？有呐喊，有演译，都完美组合。那个下午，这家伙把史蒂文斯的诗句镶嵌在《南冈妙门》的展厅内，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在那个并不寒冷的冬天里，我心潮澎湃，他的诗会为我托起一竿海平线上的桅：心是冬天浩大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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