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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我们可以
让世界再看他一眼
一束巨大的光束，照亮了绵延2500米的
阿富汗巴米扬山谷。
曾被坦克、炸药与塔利班的仇恨轰炸而成的
50多米巨大空洞中，重又浮现出一座
由光影构成的金色巨佛。
2015年6月6日，一对中国情侣——张昕宇与梁红，驾车行驶1万公里后，由北京来到阿富汗，使用建筑投影技术，重现了14年前被塔利班炸成碎片的巴米扬大佛。
此次光影重现的巴米扬大佛建造于公元五世纪，高55米，身披红色袈裟，名叫塞尔萨尔，被大佛脚下繁衍生息的哈扎拉人亲切地称为“爸爸”。在他东侧400米外还有一尊高38米，身披蓝色袈裟的大佛，名叫沙玛玛，被称为“妈妈”。始建之初，两尊大佛脸部和双手都涂有金色，远远望去十分醒目。大佛两侧凿有暗洞，可拾阶而上直达大佛顶部，顶部平台处可以站立百余人。
这座世界最高的立佛，一度巍然伫立了1500年。唐朝的玄奘，曾在西行路上途经这里，惊叹大佛的“金色晃曜”。千年来，尽管风沙与入侵者让大佛斑驳残缺，它们仍是巴米扬荣耀的遗产——直到2001年，宣布“销毁一切异教偶像”的塔利班，用持续一个月的轰炸，将两尊大佛化作碎片。
2001年，张昕宇和梁红还是做外贸的生意人，常年跑中东。新闻里炸药扬起的漫天沙尘，一直刻在两人的脑子里。2008年，他们决定放下生意，用5年筹备行程，再用5年环游世界，制作一档叫做《侣行》的纪实节目。
2015年，两人的计划是重走丝路并穿越中东，巴米扬成为最重要的一站。这对中国情侣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张昕宇是科技控，热衷机械、光影等一切新鲜事物。他决定用现代光影技术，还原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至少，我们可以让世界再看他一眼。”
2015年4月19日，张昕宇、梁红开车自北京出发，一路西行，40余天后抵达巴米扬。此时的大佛已岌岌可危——塔利班引爆的炸药，在洞窟造成大量裂缝，当地文物保护者在洞窟搭起脚手架，将粘合剂灌入裂缝，维持脆弱的岩壁不会坍塌。
“曾有日本人计划使用激光技术，重现巴米扬大佛，但最终搁浅了。”张昕宇说，“激光的高温，会让洞中的裂缝收缩或扩大，加速岩洞的老化坍塌。” 建筑投影则对岩壁的影响很小，张昕宇做过多次测量，投影下类似岩壁的温度变化不会超过0.5度，光线的色温也基本接近日光——这项计划最终也获得了阿富汗国家文化与信息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推特上推荐了这次活动。
抵达巴米扬后，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张昕宇搭建了一个6米高的脚架，并安装上最重要的设备：一个230公斤的大功率工程影像投影机。机器经过张昕宇的特殊改造，亮度最高能达到约60万流明——相当于15个IMAX电影投影灯的亮度。
经过一系列测量，从A4纸张大小的胶片投射而出的，是高50米、宽25米，约2个半篮球场大小的金色佛像。胶片四周被小心用锡纸覆盖着，光线更为集中，也让照射在95米外的岩壁上的影像更为闪耀。
风沙凿刻出海浪一般纹理的岩壁上，最终浮现的大佛由两张胶片构成：一张胶片是2001年被塔利班轰炸前的真实大佛。那是一座被多年的战乱风沙，磨损了面孔与手臂的残缺大佛。另一张胶片，则是参照阿富汗出土的犍陀罗佛像，还原千年前初建时的大佛。
阿富汗曾是文明交汇的所在。数千年前，满载着中国丝绸的商队、驮着玻璃制品的古罗马骆驼在这里插身而过，追寻信仰的人则在此凿洞而居、留下媲美敦煌的壁画与雕塑。在当地流传的故事里，最初的巴米扬大佛，面部由木头镶金制成，每到傍晚，佛脸上的巨幅幕布缓缓升起，宝石镶成的眼睛发出耀眼的光——那光芒吸引着丝路上无数的朝圣者跋涉而来。
14年了，大佛的骨骼被人类的仇恨化作灰烬，昔日僧侣凿出的千余佛窟，也成为哈扎拉人的容身洞穴，战乱依然包围着巴米扬——对于这里的人来说，重建大佛是一种奢望，连记忆都在穷困与死亡中逐渐淡忘。
“当巴米扬大佛被毁掉时，阿富汗就像失去了一个孩子。”目睹灭佛悲剧的一名阿富汗官员曾这样说。
6月6日夜晚9点，沉寂十余年的巨大空洞，重在黑暗里被照亮，围观的人群里一阵尖叫与欢呼，继而是长久的凝视。一位叫索尔达·阿里的巴米扬人走到脚手架前，对着眼前这些中国人说：“谢谢你们，让我儿时的记忆得到了重现。”
亮起大佛，
其实是想照亮这儿的人
不止是文化的纪念，
光影重现巴米扬，也是对战争的一种对抗。
大佛亮起的一刻，听到人们的欢呼有多大，
你或许才知道战争留下的阴影有多深。
如今的巴米扬山谷，依然随处可见战争的痕迹：农田里停着苏制BMP战车及T55坦克的残骸；大佛脚下轻易能找到昔日的炮弹弹片、地雷残片及炸弹引线；不时会有一架米8直升机，在远处雪山间呼啸而过，那是飞机在运送死亡的士兵尸体。
一路由喀布尔至巴米扬，张昕宇看见最多的也是战争。过去两月来，塔利班发动了所谓的春季攻势，甚至把死亡的矛头指向了酒店、机场、政府部门——曾经人们以为一个城市最安全的地方。
喀布尔的街头，张昕宇跟随阿富汗国民军巡逻。士兵们紧张地检查每一辆车辆，确认安全，才挥手示意通过。士兵最恐惧的是小轿车后备箱轮胎——轮胎是最容易藏匿炸弹的地方。
东部公路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挂着许多阿富汗国旗。萨米姆少校说，那是阵亡士兵墓地——针对检查站的炸弹袭击最频繁，巡逻队及检查站的士兵阵亡率是最高的。
喀布尔急救医院，8个月的女孩胸部被贯穿，颈部则被流弹划伤，伤口清晰可见。她卷缩在硕大的病床上，身子比枕头还小，不时微微抽动，从氧气面罩下发出呻吟。她睁大眼睛看妈妈，妈妈却木讷坐着，甚至不知道去安慰痛苦的女儿。病床一旁，医生尼克无奈地告诉眼前的中国访客：“一个战争的伤害变成日常生活的国家，或许才是最大的悲剧。” 上班第二天的建筑工人阿里，被一枚塔利班的火箭弹炸晕。等他醒来，身体已布满弹片，左边一小半的身体几乎被炸没了。他永远需要拐杖才能行走，甚至无法立直身体。如今，奇迹一般活下来的他，在阿富汗协助残疾人就业中心尝试重建生活：每天使用缝纫机，将拉链固定在布片上，做成能够售卖的书包。
战争夺去了半边身体，却依然敲击着他的生活——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让市场萧条，书包卖不出去，他发愁却不知如何是好。
塔利班遗留的恐惧，甚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生活中。在喀布尔，张昕宇认识了女导演莎拉·卡里米，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讲述女性要在阿富汗开车，会有怎样的困难。
拍摄本身就充满危险。素材量是100小时，莎拉却花了3年——每拍摄一个月，她就要紧急换一个地方，因为害怕无处不在的追杀：“这是我每天面对的现实——唯一想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会死。”
张昕宇也遇见了真正被裹挟作恶的人——当年亲手炸掉巴米扬大佛的费罗兹。14年前，只是巴米扬西瓦卡德村一个普通村民的他，成为了塔利班的苦力。费罗兹用枪逼着，每日被缆绳吊下，在大佛的身体里埋下反坦克地雷和雷管。
如今的费罗兹的脸上布满黑斑，那是当年被挂在岩壁上时，被毒辣的阳光所晒伤。炸毁大佛，成为费罗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恐惧与贫困的记忆让这个45岁的哈扎拉人衰老很快，他看上去更像70岁的老人。
6月6日晚，费罗兹小心坐在木凳上，眼睛一直望向大佛，如同参加一场盛大的聚会。大佛重新浮现的一刹那，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一直笑着竖起大拇指。
“我不认为他是恶人，他只是普通人。” 那一天，张昕宇的妻子梁红看着费罗兹从傍晚一直坐到深夜，“亮起大佛，只是希望照亮这里的人。这些已经或者正被战争无辜牵连的人，希望能给他们一点安慰。”
人们把这个时刻
变成了节日
“巴米扬大佛复活了，大佛复活了，
大佛从来没有消失——人们对着光影大佛高呼，
仿佛回到数百年前一样。”
阿富汗最大的报纸《八点晨报》，
这样描述当日的情景。
这一晚，当星空笼罩巴米扬的时候，人们走在路上，或从家里窗户望出去，发现那个十余年来一直暗着的岩壁亮起来——巴米扬小城沸腾了。
许多人自发赶来，重新与往日的记忆相逢。人们拿出手机拍照合影，或是着急打电话呼唤亲友。更多的人从远处的村落、山脚赶来。
人群越聚越多，甚至两位巴米扬的音乐人也赶了过来，一个弹着冬不拉、一个敲着鼓，唱起节日里才会吟唱的哈扎拉歌曲。周围的哈扎拉人，都随着音乐跳起了舞——人们不知不觉中把这个时刻变成了节日。
阿巴斯-阿拉-达，一名巴米扬的雕塑家，他在家里看到大佛亮起，激动地跑过来，并向我们展示他手里的照片。
那是阿巴斯花了二十年时间，所雕刻的8座巴米扬大佛的复原模型——这些代表着故乡荣耀的小佛像，遍布阿富汗的每个省份，陈列在博物馆、机场、酒店里，也有一些被塔利班再次毁掉了。
大佛毁掉的第二年，他决定要重建大佛，却一直未获回应。8座小佛是他长久坚持的结果。他说，今年他要建一座更高的、5.5米高的佛像——“我被你们所激励了。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相信有一天巴米扬大佛会被真正重建。”
夜幕里，还开来了几辆小巴车，走下来30多个带着帽子的小男孩和裹着头巾的小女孩。他们来自巴米扬的孤儿院，老师们夜里开着车，送孩子来看大佛。第一次看到属于祖辈的传承，孩子的眼睛里都藏着羞涩和好奇。
几个年轻人爬上脚手架，感谢远来的中国人。感觉有些摇晃，年轻人又爬下去，从家里拿回了4根铁管，支撑在脚架四周，好让投影不在风里摇晃。一些附近村民甚至送来了汽油，偷偷放在发电机的旁边。
一位年长的当地村民，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束光影让我想起了很多，有泪水、有欢笑，我看到了烙印在自己血液里的痕迹。”
德国籍阿富汗科学家穆什塔巴-米尔扎伊，在欢乐的人群中显得有些特别——他整晚站在一旁默默看着。人群散去一些，他才有些害羞地走过来与张昕宇握手。
米尔扎伊说，过去十年一直致力保护巴米扬大佛遗址，看到的都是坏消息：洞里的岩石经常会脱落，那是烈性炸药所引发的后遗症。再过两年，洞窟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谢谢你们，这是过去几年我看到最美丽的画面。”米尔扎伊说，“希望亮起的大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这里不该被忘记。”
6月7日晚，大佛又一次亮起。这一次，张昕宇决定将投影机及发电机等整套设备，捐赠给巴米扬省政府，“这是中国人送给巴米扬的礼物。”
6月10日，自巴米扬返回首都喀布尔后，张昕宇与梁红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喀布尔大学。他们要去见一个老人。
这位89岁的老人——南希·杜普利。她是一个美国人，但生活在阿富汗将近半个世纪。曾被美国入侵的阿富汗人没有仇视她，却亲切叫她“阿富汗的祖母。”
早在阿富汗还没有被炸成废墟的60年代，南希·杜普利就来到了这里，和丈夫走遍了群山和沙漠，在黄土下发现了阿富汗最悠久的城市遗址与人类遗骸。夫妻二人写了十几本书，让整个世界认识到阿富汗不是战争之城。
今年刚奔走建成喀布尔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的南希奶奶，至今仍是阿富汗文化的保护者，也是这次光影重现巴米扬最重要的人——89岁的她，翻遍了阿富汗的图书馆，为陌生的中国人找到了关于大佛最细致也最珍贵的图片与资料。
看着一张张光影构成的巴米扬大佛，这个老人兴致很高，深陷的眼眶里依然有明亮的光。她甚至叫来了大学里孔子学院的二十个孩子，一起来听关于巴米扬的故事。
“谢谢你们，让世界看到了阿富汗美好的一面。”南希说，“关于阿富汗的报道充斥恐怖与爆炸的时候，阿富汗终于有好消息了。阿富汗需要美好的消息。”
让世界再看他一眼
一束巨大的光束，照亮了绵延2500米的
阿富汗巴米扬山谷。
曾被坦克、炸药与塔利班的仇恨轰炸而成的
50多米巨大空洞中，重又浮现出一座
由光影构成的金色巨佛。
2015年6月6日，一对中国情侣——张昕宇与梁红，驾车行驶1万公里后，由北京来到阿富汗，使用建筑投影技术，重现了14年前被塔利班炸成碎片的巴米扬大佛。
此次光影重现的巴米扬大佛建造于公元五世纪，高55米，身披红色袈裟，名叫塞尔萨尔，被大佛脚下繁衍生息的哈扎拉人亲切地称为“爸爸”。在他东侧400米外还有一尊高38米，身披蓝色袈裟的大佛，名叫沙玛玛，被称为“妈妈”。始建之初，两尊大佛脸部和双手都涂有金色，远远望去十分醒目。大佛两侧凿有暗洞，可拾阶而上直达大佛顶部，顶部平台处可以站立百余人。
这座世界最高的立佛，一度巍然伫立了1500年。唐朝的玄奘，曾在西行路上途经这里，惊叹大佛的“金色晃曜”。千年来，尽管风沙与入侵者让大佛斑驳残缺，它们仍是巴米扬荣耀的遗产——直到2001年，宣布“销毁一切异教偶像”的塔利班，用持续一个月的轰炸，将两尊大佛化作碎片。
2001年，张昕宇和梁红还是做外贸的生意人，常年跑中东。新闻里炸药扬起的漫天沙尘，一直刻在两人的脑子里。2008年，他们决定放下生意，用5年筹备行程，再用5年环游世界，制作一档叫做《侣行》的纪实节目。
2015年，两人的计划是重走丝路并穿越中东，巴米扬成为最重要的一站。这对中国情侣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张昕宇是科技控，热衷机械、光影等一切新鲜事物。他决定用现代光影技术，还原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至少，我们可以让世界再看他一眼。”
2015年4月19日，张昕宇、梁红开车自北京出发，一路西行，40余天后抵达巴米扬。此时的大佛已岌岌可危——塔利班引爆的炸药，在洞窟造成大量裂缝，当地文物保护者在洞窟搭起脚手架，将粘合剂灌入裂缝，维持脆弱的岩壁不会坍塌。
“曾有日本人计划使用激光技术，重现巴米扬大佛，但最终搁浅了。”张昕宇说，“激光的高温，会让洞中的裂缝收缩或扩大，加速岩洞的老化坍塌。” 建筑投影则对岩壁的影响很小，张昕宇做过多次测量，投影下类似岩壁的温度变化不会超过0.5度，光线的色温也基本接近日光——这项计划最终也获得了阿富汗国家文化与信息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推特上推荐了这次活动。
抵达巴米扬后，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张昕宇搭建了一个6米高的脚架，并安装上最重要的设备：一个230公斤的大功率工程影像投影机。机器经过张昕宇的特殊改造，亮度最高能达到约60万流明——相当于15个IMAX电影投影灯的亮度。
经过一系列测量，从A4纸张大小的胶片投射而出的，是高50米、宽25米，约2个半篮球场大小的金色佛像。胶片四周被小心用锡纸覆盖着，光线更为集中，也让照射在95米外的岩壁上的影像更为闪耀。
风沙凿刻出海浪一般纹理的岩壁上，最终浮现的大佛由两张胶片构成：一张胶片是2001年被塔利班轰炸前的真实大佛。那是一座被多年的战乱风沙，磨损了面孔与手臂的残缺大佛。另一张胶片，则是参照阿富汗出土的犍陀罗佛像，还原千年前初建时的大佛。
阿富汗曾是文明交汇的所在。数千年前，满载着中国丝绸的商队、驮着玻璃制品的古罗马骆驼在这里插身而过，追寻信仰的人则在此凿洞而居、留下媲美敦煌的壁画与雕塑。在当地流传的故事里，最初的巴米扬大佛，面部由木头镶金制成，每到傍晚，佛脸上的巨幅幕布缓缓升起，宝石镶成的眼睛发出耀眼的光——那光芒吸引着丝路上无数的朝圣者跋涉而来。
14年了，大佛的骨骼被人类的仇恨化作灰烬，昔日僧侣凿出的千余佛窟，也成为哈扎拉人的容身洞穴，战乱依然包围着巴米扬——对于这里的人来说，重建大佛是一种奢望，连记忆都在穷困与死亡中逐渐淡忘。
“当巴米扬大佛被毁掉时，阿富汗就像失去了一个孩子。”目睹灭佛悲剧的一名阿富汗官员曾这样说。
6月6日夜晚9点，沉寂十余年的巨大空洞，重在黑暗里被照亮，围观的人群里一阵尖叫与欢呼，继而是长久的凝视。一位叫索尔达·阿里的巴米扬人走到脚手架前，对着眼前这些中国人说：“谢谢你们，让我儿时的记忆得到了重现。”
亮起大佛，
其实是想照亮这儿的人
不止是文化的纪念，
光影重现巴米扬，也是对战争的一种对抗。
大佛亮起的一刻，听到人们的欢呼有多大，
你或许才知道战争留下的阴影有多深。
如今的巴米扬山谷，依然随处可见战争的痕迹：农田里停着苏制BMP战车及T55坦克的残骸；大佛脚下轻易能找到昔日的炮弹弹片、地雷残片及炸弹引线；不时会有一架米8直升机，在远处雪山间呼啸而过，那是飞机在运送死亡的士兵尸体。
一路由喀布尔至巴米扬，张昕宇看见最多的也是战争。过去两月来，塔利班发动了所谓的春季攻势，甚至把死亡的矛头指向了酒店、机场、政府部门——曾经人们以为一个城市最安全的地方。
喀布尔的街头，张昕宇跟随阿富汗国民军巡逻。士兵们紧张地检查每一辆车辆，确认安全，才挥手示意通过。士兵最恐惧的是小轿车后备箱轮胎——轮胎是最容易藏匿炸弹的地方。
东部公路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挂着许多阿富汗国旗。萨米姆少校说，那是阵亡士兵墓地——针对检查站的炸弹袭击最频繁，巡逻队及检查站的士兵阵亡率是最高的。
喀布尔急救医院，8个月的女孩胸部被贯穿，颈部则被流弹划伤，伤口清晰可见。她卷缩在硕大的病床上，身子比枕头还小，不时微微抽动，从氧气面罩下发出呻吟。她睁大眼睛看妈妈，妈妈却木讷坐着，甚至不知道去安慰痛苦的女儿。病床一旁，医生尼克无奈地告诉眼前的中国访客：“一个战争的伤害变成日常生活的国家，或许才是最大的悲剧。” 上班第二天的建筑工人阿里，被一枚塔利班的火箭弹炸晕。等他醒来，身体已布满弹片，左边一小半的身体几乎被炸没了。他永远需要拐杖才能行走，甚至无法立直身体。如今，奇迹一般活下来的他，在阿富汗协助残疾人就业中心尝试重建生活：每天使用缝纫机，将拉链固定在布片上，做成能够售卖的书包。
战争夺去了半边身体，却依然敲击着他的生活——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让市场萧条，书包卖不出去，他发愁却不知如何是好。
塔利班遗留的恐惧，甚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生活中。在喀布尔，张昕宇认识了女导演莎拉·卡里米，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讲述女性要在阿富汗开车，会有怎样的困难。
拍摄本身就充满危险。素材量是100小时，莎拉却花了3年——每拍摄一个月，她就要紧急换一个地方，因为害怕无处不在的追杀：“这是我每天面对的现实——唯一想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会死。”
张昕宇也遇见了真正被裹挟作恶的人——当年亲手炸掉巴米扬大佛的费罗兹。14年前，只是巴米扬西瓦卡德村一个普通村民的他，成为了塔利班的苦力。费罗兹用枪逼着，每日被缆绳吊下，在大佛的身体里埋下反坦克地雷和雷管。
如今的费罗兹的脸上布满黑斑，那是当年被挂在岩壁上时，被毒辣的阳光所晒伤。炸毁大佛，成为费罗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恐惧与贫困的记忆让这个45岁的哈扎拉人衰老很快，他看上去更像70岁的老人。
6月6日晚，费罗兹小心坐在木凳上，眼睛一直望向大佛，如同参加一场盛大的聚会。大佛重新浮现的一刹那，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一直笑着竖起大拇指。
“我不认为他是恶人，他只是普通人。” 那一天，张昕宇的妻子梁红看着费罗兹从傍晚一直坐到深夜，“亮起大佛，只是希望照亮这里的人。这些已经或者正被战争无辜牵连的人，希望能给他们一点安慰。”
人们把这个时刻
变成了节日
“巴米扬大佛复活了，大佛复活了，
大佛从来没有消失——人们对着光影大佛高呼，
仿佛回到数百年前一样。”
阿富汗最大的报纸《八点晨报》，
这样描述当日的情景。
这一晚，当星空笼罩巴米扬的时候，人们走在路上，或从家里窗户望出去，发现那个十余年来一直暗着的岩壁亮起来——巴米扬小城沸腾了。
许多人自发赶来，重新与往日的记忆相逢。人们拿出手机拍照合影，或是着急打电话呼唤亲友。更多的人从远处的村落、山脚赶来。
人群越聚越多，甚至两位巴米扬的音乐人也赶了过来，一个弹着冬不拉、一个敲着鼓，唱起节日里才会吟唱的哈扎拉歌曲。周围的哈扎拉人，都随着音乐跳起了舞——人们不知不觉中把这个时刻变成了节日。
阿巴斯-阿拉-达，一名巴米扬的雕塑家，他在家里看到大佛亮起，激动地跑过来，并向我们展示他手里的照片。
那是阿巴斯花了二十年时间，所雕刻的8座巴米扬大佛的复原模型——这些代表着故乡荣耀的小佛像，遍布阿富汗的每个省份，陈列在博物馆、机场、酒店里，也有一些被塔利班再次毁掉了。
大佛毁掉的第二年，他决定要重建大佛，却一直未获回应。8座小佛是他长久坚持的结果。他说，今年他要建一座更高的、5.5米高的佛像——“我被你们所激励了。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相信有一天巴米扬大佛会被真正重建。”
夜幕里，还开来了几辆小巴车，走下来30多个带着帽子的小男孩和裹着头巾的小女孩。他们来自巴米扬的孤儿院，老师们夜里开着车，送孩子来看大佛。第一次看到属于祖辈的传承，孩子的眼睛里都藏着羞涩和好奇。
几个年轻人爬上脚手架，感谢远来的中国人。感觉有些摇晃，年轻人又爬下去，从家里拿回了4根铁管，支撑在脚架四周，好让投影不在风里摇晃。一些附近村民甚至送来了汽油，偷偷放在发电机的旁边。
一位年长的当地村民，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束光影让我想起了很多，有泪水、有欢笑，我看到了烙印在自己血液里的痕迹。”
德国籍阿富汗科学家穆什塔巴-米尔扎伊，在欢乐的人群中显得有些特别——他整晚站在一旁默默看着。人群散去一些，他才有些害羞地走过来与张昕宇握手。
米尔扎伊说，过去十年一直致力保护巴米扬大佛遗址，看到的都是坏消息：洞里的岩石经常会脱落，那是烈性炸药所引发的后遗症。再过两年，洞窟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谢谢你们，这是过去几年我看到最美丽的画面。”米尔扎伊说，“希望亮起的大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这里不该被忘记。”
6月7日晚，大佛又一次亮起。这一次，张昕宇决定将投影机及发电机等整套设备，捐赠给巴米扬省政府，“这是中国人送给巴米扬的礼物。”
6月10日，自巴米扬返回首都喀布尔后，张昕宇与梁红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喀布尔大学。他们要去见一个老人。
这位89岁的老人——南希·杜普利。她是一个美国人，但生活在阿富汗将近半个世纪。曾被美国入侵的阿富汗人没有仇视她，却亲切叫她“阿富汗的祖母。”
早在阿富汗还没有被炸成废墟的60年代，南希·杜普利就来到了这里，和丈夫走遍了群山和沙漠，在黄土下发现了阿富汗最悠久的城市遗址与人类遗骸。夫妻二人写了十几本书，让整个世界认识到阿富汗不是战争之城。
今年刚奔走建成喀布尔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的南希奶奶，至今仍是阿富汗文化的保护者，也是这次光影重现巴米扬最重要的人——89岁的她，翻遍了阿富汗的图书馆，为陌生的中国人找到了关于大佛最细致也最珍贵的图片与资料。
看着一张张光影构成的巴米扬大佛，这个老人兴致很高，深陷的眼眶里依然有明亮的光。她甚至叫来了大学里孔子学院的二十个孩子，一起来听关于巴米扬的故事。
“谢谢你们，让世界看到了阿富汗美好的一面。”南希说，“关于阿富汗的报道充斥恐怖与爆炸的时候，阿富汗终于有好消息了。阿富汗需要美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