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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花娘子的伯乐
谈到黄土高原的民间剪纸,不得不提一个人——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教授冯真。冯真出身名门,其父乃著名左翼作家冯乃超。1946年,15岁的冯真只身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入华北联大美术系学习。华北联大的教学方针源自延安鲁艺,坚持民间采风实践。在校期间,冯真开始了解到民间的生活、农民的情感方式和生存智慧。一年后她创作了新年画《娃娃戏》,成为新中国年画史中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后来冯真又去苏联学习油画,归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创作油画的过程中,冯真总感觉自己的作品少了点东西,那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我们自己那种活生生的东西”。作品的“民族”灵魂去哪儿能捞起来呢?
80年代初,冯真转入中央美院新成立的年画系任教。为了充实教学内容,她经常下乡采风,自己一个人背个包,沿着黄河走,深入陕西、山西的农村。在采风过程中,冯真见识到民间艺术之美,虚心向民间艺人们学习,抱着抢救民间艺术的想法,她搜集了很多丰富的材料,如剪纸、拓片、刺绣、纹样等。冯真尤其喜欢剪纸,在她的策划下,1986年中央美院邀请祁秀梅、库淑兰等几位陕北、甘肃的农村“剪花娘子”给学生们讲课。二十多年前,学界崇尚“西方文化中心论”,因此很多人质疑:“小脚老太婆,能剪出什么好东西来?”冯真为这些黄土高原的剪纸艺术家奔走呼号,给她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还组织展览,出作品集。
在冯真等人的扶持和推荐下,白凤兰、王兰畔、库淑兰、祁秀梅等不被重视的“剪花娘子”获得了“国家级民间剪纸传承大师”的称号。台湾《汉声》出版社的黄永松也到黄土高原考察剪纸,他不仅在报刊宣传介绍,还推荐到台湾举办展览,出版专集。大学期间,吴耿祯通过《汉声》,了解到这些黄土高原的民间剪纸大师。2006年,他专门到黄土高原拜访,却发现当年书上介绍的的二十多个“剪花娘子”大多已经过世。
阴阳相合万物生
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活动着许多先民,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如仰韶文化。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化,加上秦汉、明初、清代三次大规模的屯田垦荒,黄土高原生态恶化,沟壑加深,腹地逐渐成为闭塞之地。黄土高原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得民情风俗长期保持稳定,民间流传的某些剪纸纹样因而还较为可信地保持着初始的基本形态。80年代冯真到黄土高原采风时,搜集了一些用烟熏成的“祖传”的“古时花”样,其中大多数还是保留着传统的原生态剪纸。剪纸艺人具体剪时可以灵活多变,但题材和母体是不变的。在祖传的“古时花”中,原始文化和原始图腾的因子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有人说,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通过这些以 “古时花”为摹本的剪纸纹样,我们可以看到世代相传的集体意识,了解当地文化的传承。
黄土高原的原生态剪纸表现最多的主题是“阴阳相合万物生”,这是一种起源于原始时代的生殖崇拜思想,只有阴阳结合才能产生生命。阴阳观是民间艺术最基本的哲学,具体表现就是对生物界繁殖能力的一种赞美和向往。结婚时所剪的喜花最能体现这种哲学了。
全国最常见的喜花恐怕是“老鼠娶亲”,因为老鼠具有强大的繁殖力。黄土高原的老人们剪纸时,常常边剪边唱,所唱的歌谣就是剪纸的说头。安塞有民歌唱道:“鱼戏莲花蛇盘兔,我和哥哥没个够。” 鱼戏莲花、娃娃坐莲、娃娃钻莲、娃娃采莲等寄托了莲里生子的寓意,相似的民谣还有“娃娃坐莲花,两口子好缘法”。至于蛇盘兔则是喻指男女结合,民谣中就有:“要想富,蛇盘兔;蛇盘兔,必定富。”当地民俗认为,如果男属蛇,女属兔,结为夫妇,日子一定过得富裕。常见的还有抱鸡娃娃、抱鱼娃娃、抱石榴娃娃等,鸡、鱼象征男性,暗喻生子。
陕北剪纸的代表人物曹佃祥所剪的“鹰踏兔”也反映了阴阳哲学。鸟在民间是象征阳性的。原始神话中称太阳为“三足乌”,当地民间也称太阳为“鸦”,所以鸟是太阳的象征。作为鸟中的英雄,鹰自然是阳性的了。古代传说月宫中住着一只捣药的玉兔,因此常常用兔代表月亮,月是阴性,兔自然也是阴性的。“鹰踏兔”也是喜花,其寓意是男女情爱,同样反映了生殖崇拜的主题。
此外,还有一些表现古老传说和当地民俗的剪纸。如白凤兰剪的“二郎担山追太阳”,传说天上突然出来九个太阳,晒得万物枯萎,民不聊生,二郎担山追日,压住了八个太阳,救了万物。王兰畔的“闹灶火”、“打谷场”则反映当地农村民俗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内容。
消逝的“古时花”
陕北有民谣:“生个女的要巧的,凤凰牡丹默着剪”。“默着剪”,意为不打草稿就剪出形象来。那时候看女子是否聪明灵巧,总是要与剪花连在一起。过去给男子定亲时有“不问人瞎好,只要手儿巧”的说法。所以女子不敢不剪,因为不剪没人娶。剪纸、绣花因此成为妇女们的必修课,在剪纸的过程中,她们渐渐理解了一张张花样里的情感象征和生命内涵,也就造就了众多优秀的剪花娘子。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她们所剪的“古时花”剪纸和陕北信天游一样悠长古老,具有一种古朴的艺术气韵。
任何文化都由其生态环境决定,剪纸也不例外。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承载剪纸的生态环境已然发生变化。一方面会剪纸、愿意剪的人越来越少。曹佃祥在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外孙女:“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你,这把剪刀送给你做个想念。你要下决心学剪花,我死后,你每年记得给我送些剪花的纸来,我还要剪花。” 另一方面,即使有人传承,“古时花”的特质也消失了。祁秀梅的外孙女惠富君是她的剪纸艺术传承人,被授予“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大师”的称号。她这一代人受过文化馆的训练,在写实能力方面会强一点,也剪传统题材,但是缺少了老一代剪花娘子作品中的那种古朴味。
和其他民间美术一样,剪纸具有口传心授的特点,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非常容易消失。作家冯骥才曾感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脆弱的,因人而在也因人而去。一旦失去,顷刻间烟消云散,连口述史调查都没有对象了。”随着“剪花娘子”的去世和环境的改变,黄土高原的原生态剪纸正在失去它最具活力的源泉。幸好冯真教授搜集了这些 “古时花”,挖掘了这些“剪花娘子”。她们是传统民间文化最后的传承人,代表着传统乡土中国把积淀千百年的文化遗产留给了现代中国。
谈到黄土高原的民间剪纸,不得不提一个人——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教授冯真。冯真出身名门,其父乃著名左翼作家冯乃超。1946年,15岁的冯真只身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入华北联大美术系学习。华北联大的教学方针源自延安鲁艺,坚持民间采风实践。在校期间,冯真开始了解到民间的生活、农民的情感方式和生存智慧。一年后她创作了新年画《娃娃戏》,成为新中国年画史中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后来冯真又去苏联学习油画,归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创作油画的过程中,冯真总感觉自己的作品少了点东西,那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我们自己那种活生生的东西”。作品的“民族”灵魂去哪儿能捞起来呢?
80年代初,冯真转入中央美院新成立的年画系任教。为了充实教学内容,她经常下乡采风,自己一个人背个包,沿着黄河走,深入陕西、山西的农村。在采风过程中,冯真见识到民间艺术之美,虚心向民间艺人们学习,抱着抢救民间艺术的想法,她搜集了很多丰富的材料,如剪纸、拓片、刺绣、纹样等。冯真尤其喜欢剪纸,在她的策划下,1986年中央美院邀请祁秀梅、库淑兰等几位陕北、甘肃的农村“剪花娘子”给学生们讲课。二十多年前,学界崇尚“西方文化中心论”,因此很多人质疑:“小脚老太婆,能剪出什么好东西来?”冯真为这些黄土高原的剪纸艺术家奔走呼号,给她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还组织展览,出作品集。
在冯真等人的扶持和推荐下,白凤兰、王兰畔、库淑兰、祁秀梅等不被重视的“剪花娘子”获得了“国家级民间剪纸传承大师”的称号。台湾《汉声》出版社的黄永松也到黄土高原考察剪纸,他不仅在报刊宣传介绍,还推荐到台湾举办展览,出版专集。大学期间,吴耿祯通过《汉声》,了解到这些黄土高原的民间剪纸大师。2006年,他专门到黄土高原拜访,却发现当年书上介绍的的二十多个“剪花娘子”大多已经过世。
阴阳相合万物生
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活动着许多先民,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如仰韶文化。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化,加上秦汉、明初、清代三次大规模的屯田垦荒,黄土高原生态恶化,沟壑加深,腹地逐渐成为闭塞之地。黄土高原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得民情风俗长期保持稳定,民间流传的某些剪纸纹样因而还较为可信地保持着初始的基本形态。80年代冯真到黄土高原采风时,搜集了一些用烟熏成的“祖传”的“古时花”样,其中大多数还是保留着传统的原生态剪纸。剪纸艺人具体剪时可以灵活多变,但题材和母体是不变的。在祖传的“古时花”中,原始文化和原始图腾的因子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有人说,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通过这些以 “古时花”为摹本的剪纸纹样,我们可以看到世代相传的集体意识,了解当地文化的传承。
黄土高原的原生态剪纸表现最多的主题是“阴阳相合万物生”,这是一种起源于原始时代的生殖崇拜思想,只有阴阳结合才能产生生命。阴阳观是民间艺术最基本的哲学,具体表现就是对生物界繁殖能力的一种赞美和向往。结婚时所剪的喜花最能体现这种哲学了。
全国最常见的喜花恐怕是“老鼠娶亲”,因为老鼠具有强大的繁殖力。黄土高原的老人们剪纸时,常常边剪边唱,所唱的歌谣就是剪纸的说头。安塞有民歌唱道:“鱼戏莲花蛇盘兔,我和哥哥没个够。” 鱼戏莲花、娃娃坐莲、娃娃钻莲、娃娃采莲等寄托了莲里生子的寓意,相似的民谣还有“娃娃坐莲花,两口子好缘法”。至于蛇盘兔则是喻指男女结合,民谣中就有:“要想富,蛇盘兔;蛇盘兔,必定富。”当地民俗认为,如果男属蛇,女属兔,结为夫妇,日子一定过得富裕。常见的还有抱鸡娃娃、抱鱼娃娃、抱石榴娃娃等,鸡、鱼象征男性,暗喻生子。
陕北剪纸的代表人物曹佃祥所剪的“鹰踏兔”也反映了阴阳哲学。鸟在民间是象征阳性的。原始神话中称太阳为“三足乌”,当地民间也称太阳为“鸦”,所以鸟是太阳的象征。作为鸟中的英雄,鹰自然是阳性的了。古代传说月宫中住着一只捣药的玉兔,因此常常用兔代表月亮,月是阴性,兔自然也是阴性的。“鹰踏兔”也是喜花,其寓意是男女情爱,同样反映了生殖崇拜的主题。
此外,还有一些表现古老传说和当地民俗的剪纸。如白凤兰剪的“二郎担山追太阳”,传说天上突然出来九个太阳,晒得万物枯萎,民不聊生,二郎担山追日,压住了八个太阳,救了万物。王兰畔的“闹灶火”、“打谷场”则反映当地农村民俗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内容。
消逝的“古时花”
陕北有民谣:“生个女的要巧的,凤凰牡丹默着剪”。“默着剪”,意为不打草稿就剪出形象来。那时候看女子是否聪明灵巧,总是要与剪花连在一起。过去给男子定亲时有“不问人瞎好,只要手儿巧”的说法。所以女子不敢不剪,因为不剪没人娶。剪纸、绣花因此成为妇女们的必修课,在剪纸的过程中,她们渐渐理解了一张张花样里的情感象征和生命内涵,也就造就了众多优秀的剪花娘子。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她们所剪的“古时花”剪纸和陕北信天游一样悠长古老,具有一种古朴的艺术气韵。
任何文化都由其生态环境决定,剪纸也不例外。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承载剪纸的生态环境已然发生变化。一方面会剪纸、愿意剪的人越来越少。曹佃祥在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外孙女:“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你,这把剪刀送给你做个想念。你要下决心学剪花,我死后,你每年记得给我送些剪花的纸来,我还要剪花。” 另一方面,即使有人传承,“古时花”的特质也消失了。祁秀梅的外孙女惠富君是她的剪纸艺术传承人,被授予“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大师”的称号。她这一代人受过文化馆的训练,在写实能力方面会强一点,也剪传统题材,但是缺少了老一代剪花娘子作品中的那种古朴味。
和其他民间美术一样,剪纸具有口传心授的特点,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非常容易消失。作家冯骥才曾感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脆弱的,因人而在也因人而去。一旦失去,顷刻间烟消云散,连口述史调查都没有对象了。”随着“剪花娘子”的去世和环境的改变,黄土高原的原生态剪纸正在失去它最具活力的源泉。幸好冯真教授搜集了这些 “古时花”,挖掘了这些“剪花娘子”。她们是传统民间文化最后的传承人,代表着传统乡土中国把积淀千百年的文化遗产留给了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