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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艺的创作生拉硬扯肯定不行，如何让最广泛的观众接理解、接受、喜爱乃至服膺你的创作理念，在智商和情感上与愿意与编剧交流，产生交集与共鸣，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 ——谭晓明
说起眼下前仆后继的各种抗战“雷剧”，谭晓明有点心疼，“影视是门昂贵的艺术，几千万的投入就博人一笑，太浪费了。”对于军事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文学系副教授、影视教研室主任的谭晓明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其实，影视创作比的是‘气场’而不是投入与制作，非‘大气’不能成就中国的军事影视。”
曾经的气场哪儿去了？
生于1970年代的谭晓明，从小就对军事影视偏爱有佳。“那时候电视台经常放《渡江侦查记》《小兵张嘎》《地道战》等，现在想起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电影在那个年代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看。不像现在，观众的口味差别很大。同样是战争片，收视率千差万别，电影票房过亿的和不到百万的同时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回顾历史，谭晓明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作品辈出，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广泛被社会认同的价值观。而现在观众共享的价值观是什么？为了找到答案，谭晓明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选专业时，选择了有些生僻的“电影学”，一头扎进电影史的研究中。
在研究中，谭晓明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军事题材影视创作方兴未艾，但主要的创作动机有两个。一是溯源，打开那些尘封的档案，再现宏大场景与历史关键节点；二是从人性的、个体生命的尊重角度审视历史。前者从《三大战役》到《建国伟业》《建党伟业》《横空出世》等，意在“以史为鉴”，从宏观视角构筑主流意识形态。后者自文革后的《今夜星光灿烂》《雁南飞》等作品一直延续今天的《集结号》《南京·南京》， 其中还包括很多小作品，像《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着笔于伟人平凡的一面，从情感上去滋润人心。
而近10年来，军事题材的电视作品异军突起，而且又多了一个动机，更多地站在收视率的角度说话，主动迎合大众的观赏心理。这就不由得谭晓明多了一重担心，先前的两个创作主题既有商业的正当性，也有价值取向的正当性，之后的影视作品难保不把军事题材的核心忘了。“这个核心一定是英雄主义，一定是献身精神，是一个民族敢于担当的勇气和无畏地牺牲精神。虽然它的外延需要不断地调整。”
不久，谭晓明的担心成了现实。虽然有《历史的天空》《亮剑》《士兵突击》这样优秀的电视剧做样本，但创作上还是出现了庸俗化趋势。别说思想界、评论界不关注这些作品，就是网友自发评分也低得一塌糊涂。
横向对比美国影视历史，谭晓明发现这个大洋彼岸的影视强国，自始至终都特别热衷于军事题材的创作，坚持不懈地养大自己的“气场”。不只是自己短短200多年建国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有大作，而且主流军事影视作品的主题，已经从二战和冷战时的对抗专制主义，慢慢过渡到反对极端恐怖主义，这种转变为美国文化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新的市场。
横向比、纵向看，谭晓明发现我们不能再照搬来自西方国家的东西，五千年来我们已经以一种高超的智慧实现了多民族的杂居共荣，现在我们最大的目标是作为完整的中华民族，在已经落后于诸多成熟的工业化、信息化民族国家的环境中，后发地实现自身的崛起和文化的重生。
“养气”需脚踏实地
2000年，为输入新鲜血液，我国部队的科研院所开始面向社会招聘高学历的研究人才。谭晓明作为科班出身的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对当时以对内培养文艺骨干为目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来说，无论在理论与教学方面都有极强的互补性。这样的大环境让谭晓明一毕业就拥有了大学老师的身份，甚至享受了专家的待遇。但对谭晓明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上自由的、充满个性与创作气息的“北影范儿”增加了他与军艺之间磨合的难度。
在长达10年的磨合期中，谭晓明渐渐找到了三条足以发挥个人特长和院系优势的发展之路。
首先是理论研究。谭晓明读研究生时，中国社会比较盛行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待大众文化现象，这也给了谭晓明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可以站在国家软实力建构、意识形态建构的高度看待军事文艺、军事影视。
他以《影视剧作》《电影结构研究》《现代电影的结构探索》《影视文化研究》等主课的教学工作为基础，以中国军事文艺理论研究为导向，陆续发表了《情境确立与符号创造》《军事题材电视剧中的民族主义》等在理论界独树一帜的文章。直到2009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影视教研室已经有能力把全国影视批评界有影响力的“大腕”们都请到军艺，开展了总结式的研讨会。大家对包括《南京·南京》在内的影视剧开展了自由而深入的讨论。谭晓明就当时启蒙主义框架中如何保持民族的主体性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他一直有一个观点，军事文学、影视的主流不能是风花雪月的东西，主体是民族的精神脊梁。
这一方向也是教研室人员齐备后的主攻方向，谭晓明现在做的“解放军电影史”是国家级的课题，希望通过对中国军事电影大脉络的梳理， 找到新的叙事框架。
谭晓明的另一个主要工作是教学。文学系在2000年以前不招本科生，基本上是发现部队中有写作才能的人才再做系统训练。2000年后招来的本科生虽然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但他们不了解部队，一进校门就穿上了军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适应军事文学创作的过程。虽然学生不多，每年只有6到10人，但十几位老师还是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作家和培养创作型的写作人才的教育方案。谭晓明让学生与部队生活充分接触，他觉得部队的生活容易出作家，封闭的环境中又有一种理性的东西规范人，可以在精神上形成一种提升感，把内心的冲突升华为艺术创作。
最后就是着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地缘政治大视野。国家现在非常认真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怎样落实在一个军事文学创作者的身上？其实价值观和国际地缘政治观合起来，就是一个军事文学创作者的“道”，在“道”的前提下，才是具体的创作技术。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很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假以时日，军艺文学系的本科教育，必然迎来新的辉煌。
在授课之余，出于教学中实战经验的需求，谭晓明也从事了不少各种题材的剧本创作。他的电影剧本《情暖人生》获广电总局“夏衍电影文学奖”创意剧本奖，他导演《今夜村里唱大戏》，获广电部优秀农村电影资助金，还执导了青春电影《焰舞天空》；参与潇湘电影集团筹拍的全国重点主旋律影片《通道转兵》；创作电影剧本《情暖人生》、《追梦人》（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蔡和森》等。
欲成“大气”需躬行
历史上真正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能建立起一套被别人接受的世界观体系的大作家，是很少的。大多数作家依托于社会上已有的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研究与科学研究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技巧和想象力进行创作。
随着大量党史、军史的档案被打开，“民族主义”加“草根情结”有了更加丰富的叙事背景，再加上作家本人的独特气质，像《历史的天空》《亮剑》这样的优秀作品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二战过去快70年了，英美等国家看待这次战争，用的是反对法西斯专制、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胜利。日本人则是站在民族独立，反对白种人殖民主义的角度去看。我们却只同时用两种视角，民族主义的和人性关怀的，处理得不好就造成了《南京·南京》那样的无国界的纯粹的人性宽容。
从这部电影谭晓明得出了结论：我们的战争文学、战争影视要往前走，作者一定要熟悉历史，要站在地缘政治的高度，为明天着想。我们必须面对宏大叙事 和重大主题，一定要坚持自身的主体性。这是我们的命定，但不是靠部军队内部作家单独来完成，也不是靠设施和特技技术，而是靠中国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的标志不是2020年GDP超过美国，而是提值观念，这套价值观念的叙事能够和基督教文明对等。谭晓明认为这种对等不是冲突，而是互相补充，能够给中国的文艺创作者提供一个新的大的观察社会、观察历史的基本框架，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
长期的创作与教学甚至是导演经历，让谭晓明深切地知道，军事文艺的创作生拉硬扯肯定不行，如何让最广泛的观众接理解、接受、喜爱乃至服膺你的創作理念，在智商和情感上与愿意与编剧交流，产生交集与共鸣，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身上流淌着中华文化绵延的包容与自省，徜徉于文化复兴的“中国梦”中，谭晓明积极准备着，为了中国电影、电视剧能做到让世界范围的观众追着看的那一天。
说起眼下前仆后继的各种抗战“雷剧”，谭晓明有点心疼，“影视是门昂贵的艺术，几千万的投入就博人一笑，太浪费了。”对于军事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文学系副教授、影视教研室主任的谭晓明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其实，影视创作比的是‘气场’而不是投入与制作，非‘大气’不能成就中国的军事影视。”
曾经的气场哪儿去了？
生于1970年代的谭晓明，从小就对军事影视偏爱有佳。“那时候电视台经常放《渡江侦查记》《小兵张嘎》《地道战》等，现在想起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电影在那个年代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看。不像现在，观众的口味差别很大。同样是战争片，收视率千差万别，电影票房过亿的和不到百万的同时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回顾历史，谭晓明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作品辈出，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广泛被社会认同的价值观。而现在观众共享的价值观是什么？为了找到答案，谭晓明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选专业时，选择了有些生僻的“电影学”，一头扎进电影史的研究中。
在研究中，谭晓明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军事题材影视创作方兴未艾，但主要的创作动机有两个。一是溯源，打开那些尘封的档案，再现宏大场景与历史关键节点；二是从人性的、个体生命的尊重角度审视历史。前者从《三大战役》到《建国伟业》《建党伟业》《横空出世》等，意在“以史为鉴”，从宏观视角构筑主流意识形态。后者自文革后的《今夜星光灿烂》《雁南飞》等作品一直延续今天的《集结号》《南京·南京》， 其中还包括很多小作品，像《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着笔于伟人平凡的一面，从情感上去滋润人心。
而近10年来，军事题材的电视作品异军突起，而且又多了一个动机，更多地站在收视率的角度说话，主动迎合大众的观赏心理。这就不由得谭晓明多了一重担心，先前的两个创作主题既有商业的正当性，也有价值取向的正当性，之后的影视作品难保不把军事题材的核心忘了。“这个核心一定是英雄主义，一定是献身精神，是一个民族敢于担当的勇气和无畏地牺牲精神。虽然它的外延需要不断地调整。”
不久，谭晓明的担心成了现实。虽然有《历史的天空》《亮剑》《士兵突击》这样优秀的电视剧做样本，但创作上还是出现了庸俗化趋势。别说思想界、评论界不关注这些作品，就是网友自发评分也低得一塌糊涂。
横向对比美国影视历史，谭晓明发现这个大洋彼岸的影视强国，自始至终都特别热衷于军事题材的创作，坚持不懈地养大自己的“气场”。不只是自己短短200多年建国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有大作，而且主流军事影视作品的主题，已经从二战和冷战时的对抗专制主义，慢慢过渡到反对极端恐怖主义，这种转变为美国文化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新的市场。
横向比、纵向看，谭晓明发现我们不能再照搬来自西方国家的东西，五千年来我们已经以一种高超的智慧实现了多民族的杂居共荣，现在我们最大的目标是作为完整的中华民族，在已经落后于诸多成熟的工业化、信息化民族国家的环境中，后发地实现自身的崛起和文化的重生。
“养气”需脚踏实地
2000年，为输入新鲜血液，我国部队的科研院所开始面向社会招聘高学历的研究人才。谭晓明作为科班出身的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对当时以对内培养文艺骨干为目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来说，无论在理论与教学方面都有极强的互补性。这样的大环境让谭晓明一毕业就拥有了大学老师的身份，甚至享受了专家的待遇。但对谭晓明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上自由的、充满个性与创作气息的“北影范儿”增加了他与军艺之间磨合的难度。
在长达10年的磨合期中，谭晓明渐渐找到了三条足以发挥个人特长和院系优势的发展之路。
首先是理论研究。谭晓明读研究生时，中国社会比较盛行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待大众文化现象，这也给了谭晓明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可以站在国家软实力建构、意识形态建构的高度看待军事文艺、军事影视。
他以《影视剧作》《电影结构研究》《现代电影的结构探索》《影视文化研究》等主课的教学工作为基础，以中国军事文艺理论研究为导向，陆续发表了《情境确立与符号创造》《军事题材电视剧中的民族主义》等在理论界独树一帜的文章。直到2009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影视教研室已经有能力把全国影视批评界有影响力的“大腕”们都请到军艺，开展了总结式的研讨会。大家对包括《南京·南京》在内的影视剧开展了自由而深入的讨论。谭晓明就当时启蒙主义框架中如何保持民族的主体性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他一直有一个观点，军事文学、影视的主流不能是风花雪月的东西，主体是民族的精神脊梁。
这一方向也是教研室人员齐备后的主攻方向，谭晓明现在做的“解放军电影史”是国家级的课题，希望通过对中国军事电影大脉络的梳理， 找到新的叙事框架。
谭晓明的另一个主要工作是教学。文学系在2000年以前不招本科生，基本上是发现部队中有写作才能的人才再做系统训练。2000年后招来的本科生虽然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但他们不了解部队，一进校门就穿上了军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适应军事文学创作的过程。虽然学生不多，每年只有6到10人，但十几位老师还是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作家和培养创作型的写作人才的教育方案。谭晓明让学生与部队生活充分接触，他觉得部队的生活容易出作家，封闭的环境中又有一种理性的东西规范人，可以在精神上形成一种提升感，把内心的冲突升华为艺术创作。
最后就是着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地缘政治大视野。国家现在非常认真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怎样落实在一个军事文学创作者的身上？其实价值观和国际地缘政治观合起来，就是一个军事文学创作者的“道”，在“道”的前提下，才是具体的创作技术。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很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假以时日，军艺文学系的本科教育，必然迎来新的辉煌。
在授课之余，出于教学中实战经验的需求，谭晓明也从事了不少各种题材的剧本创作。他的电影剧本《情暖人生》获广电总局“夏衍电影文学奖”创意剧本奖，他导演《今夜村里唱大戏》，获广电部优秀农村电影资助金，还执导了青春电影《焰舞天空》；参与潇湘电影集团筹拍的全国重点主旋律影片《通道转兵》；创作电影剧本《情暖人生》、《追梦人》（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蔡和森》等。
欲成“大气”需躬行
历史上真正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能建立起一套被别人接受的世界观体系的大作家，是很少的。大多数作家依托于社会上已有的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研究与科学研究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技巧和想象力进行创作。
随着大量党史、军史的档案被打开，“民族主义”加“草根情结”有了更加丰富的叙事背景，再加上作家本人的独特气质，像《历史的天空》《亮剑》这样的优秀作品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二战过去快70年了，英美等国家看待这次战争，用的是反对法西斯专制、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胜利。日本人则是站在民族独立，反对白种人殖民主义的角度去看。我们却只同时用两种视角，民族主义的和人性关怀的，处理得不好就造成了《南京·南京》那样的无国界的纯粹的人性宽容。
从这部电影谭晓明得出了结论：我们的战争文学、战争影视要往前走，作者一定要熟悉历史，要站在地缘政治的高度，为明天着想。我们必须面对宏大叙事 和重大主题，一定要坚持自身的主体性。这是我们的命定，但不是靠部军队内部作家单独来完成，也不是靠设施和特技技术，而是靠中国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的标志不是2020年GDP超过美国，而是提值观念，这套价值观念的叙事能够和基督教文明对等。谭晓明认为这种对等不是冲突，而是互相补充，能够给中国的文艺创作者提供一个新的大的观察社会、观察历史的基本框架，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
长期的创作与教学甚至是导演经历，让谭晓明深切地知道，军事文艺的创作生拉硬扯肯定不行，如何让最广泛的观众接理解、接受、喜爱乃至服膺你的創作理念，在智商和情感上与愿意与编剧交流，产生交集与共鸣，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身上流淌着中华文化绵延的包容与自省，徜徉于文化复兴的“中国梦”中，谭晓明积极准备着，为了中国电影、电视剧能做到让世界范围的观众追着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