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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2004年第2期登载了陆立之《我所了解的盛世才》一文。该文作者在1942年33岁时，以军事委员会国际运输委员会委员和军委会顾问处视察专员的双重身份，先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联系苏联代表洽谈假道转运军援物资事”和“查访盛世才叛乱真相”。据此，在时隔六十余年后，发表了这篇文章。可能是岁月沧桑，对许多往事的记忆已经泛化，故而陆先生文章中的盛世才和当年新疆的情况与实际都相去甚远，因此很有澄清的必要，以免以讹传讹。
我以为根据陆文，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作出说明：
一、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
二、盛世才与王明和中共的关系
三、盛世才与沙比提大毛拉、麦斯武德、艾沙等人的关系
四、盛世才与所谓“阴谋暴动案”
本文对上述问题并非作全面论述，只限于对陆文涉及到的方面提出意见，望能得到多方指正。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
众所周知，盛世才在1933年4月任新疆边防督办后不久，就提出了他施政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正因为他主张亲苏，所以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他的统治得以稳固；而中共与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以六大政策作为政治基础的。
盛世才之所以亲苏，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盛世才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他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五年后，即1922年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为中国学生队四期学员。在日本期间，盛世才接触了马列主义，与留日同乡中的不少思想左倾者和共产党人过从甚密。以后，盛世才至少在1929年、1934年、1936年、1937年多次向共产党人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他的入党要求虽然经中共领导人同意，但最终为共产国际否定。1938年9月盛世才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斯大林批准他为联共党员。盛世才后来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他另有企图。
盛世才为了取得苏联方面的支持，曾在1934年初向苏联政府建议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而并不是为陆文所说的“表达愿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意愿”。
盛世才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当时迪化正处在马仲英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1934年1月12日晚，马部七千余进攻迪化，双方对峙。16日，马部攻占城东飞机场、无线电台，缴获两架飞机，省城危急之极。与此同时，马仲英又分兵攻打孚远（今吉木萨尔），以断省城粮源。盛世才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日三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请苏联红军快速开进解围（实际上苏联红军正在进军迪化途中）。据盛世才后来说，此时苏联阿布列索夫（不是如陆文所说的施拉茨根）总领事乘危向盛世才“不公开的提出，如果求得苏联援助，需要对苏联有极诚恳极明显的表示”。盛世才“在此险恶局面之下，为了保持国家领土，不能不出此通权达变之措施，以维持当时之局面”。
此外，盛世才在1941年曾建议苏联政府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按照盛世才后来向国民政府的解释，其原因是借以试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
所以，无论是1934年还是1941年，盛世才为了自身的利益，曾先后向苏联提出过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和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却从未向苏联提出过如陆文所说的要求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要求。既然如此，则陆文中与此相关的什么盛世才派陈德立、姚雄到莫斯科正式申请为“加盟共和国”，盛世才“请求斯大林派红军保护，即公开宣布‘东突厥斯坦’为加盟共和国”等等全都是道听途说之谈了。
盛世才与王明和中共的关系
盛世才为了表示自己信仰马列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曾在1936年3月15日给王明写过一封信。当时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起草过著名的“八一宣言”，在中共有很高的声望，为盛世才所崇拜。这时，在新疆工作的联共党员王立祥（即曾秀夫）要回莫斯科，盛世才托他带一封信给王明。信中称王明为“敬爱的革命导师”，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信徒”，并提出了他的“有关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的策略”：（1）必须尽可能使红军充实自己的装备，主要是武器和弹药；（2）在中苏友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夺取政权；（3）共产党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核心。他对王明“由衷地敬重”，“而且早已确认，您（指王明）是中国青年实际的领导人”。“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信中还大骂国民党“是一个独裁的党，蒋介石不是一个诚实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军阀，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样，都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中国人民，从事残暴血腥的事业……”等等。应该认为他在给王明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加入中共的向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厌恶和背叛。
以上可以说是盛世才与王明的“神交”吧！
盛世才与王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37年11月间，地点在迪化，当王明（还有同来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途中经过新疆时，受到盛世才的竭诚招待，盛世才还当面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请求。据盛世才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王明答道：你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大家都引以为自豪的事。王允诺他和康生一到延安就和毛泽东说这件事。当时盛认为自己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只要延安知道我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就会迫切地要求我入党”。不料盛加入中共的要求最终为共产国际否决。
王明离开新疆时，盛还请他送交延安1万美元，以表友忱。
王明与盛世才的关系也仅仅于此。
至于陆文所说的什么，莫斯科接到盛世才申请（即所谓要求将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后，由共产国际交付王明等策划，决定扶持盛世才为“反帝岗哨”、“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骥往莫斯科与王明交好，贿送珍宝礼物联络感情”。“王明有意扶植盛世才，压制延安。”甚而之于1942年“盛世才从莫斯科王明处获得了机密情报，王明暗示盛世骥，拟避居新疆”等等，也都是道听途说之谈。因为王明早在1937年11月底就回延安去了。
陆文还说，“左倾人士不知真相（指所谓王明有意扶植盛世才，压制延安），都奔赴新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杨之华、杜重远、高登榜等知名人物……都艰辛跋涉到了新疆”。似乎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是受到欺骗才来到新疆的。
陈潭秋在1939年5月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经中共中央批准，接替第二任党代表邓发的工作，于1939年6月至1942年9月任中共驻新疆第三任代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杀害。毛泽民在1938年2月去苏联治病途经新疆，应盛世才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1941年7月任民政厅代理厅长，1943年9月被害。林基路1938年应盛世才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员李立扬、杨梅生等一起来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库车县长，最后牺牲在盛世才刀下。杨之华于1941年1月与瞿秋白的女儿独伊，苏兆征的夫人等由苏联回国，到迪化后因回延安的道路不通，暂留在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张治中执政新疆后与一批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回到延安。高登榜是毛泽民到新疆后点名从延安要来的财会干部，先后任喀什地方税局副局长、喀什区财政局副局长、阿克苏区沙雅县税局局长等职。杜重远是盛世才的同乡，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三渡天山，任新疆学院院长，最后被盛世才毒害于狱中。上述这些人士并非什么“不知真相”糊里糊涂去新疆的，而是应盛世才的要求，听从组织的安排，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新疆工作的（杨之华、杜重远除外）。
陆文还提到盛世才“与盛世骥以及随从马英奇计议，准备在撤离迪化那一天，将囚禁在监狱的140名共产党员全部烧死”。此事在一些回忆录中曾被提起过，但计划所害者并非是共产党员，而是历次所谓阴谋暴动案中关押的人犯，马英奇应为李英奇，他并非什么“随从”，而是被列为盛世才十大刽子手的警务处处长，盛世才的亲信。
盛世才与沙提大毛拉、麦斯武德、艾沙等人的关系
陆文说：“盛世才在新疆留下的隐患就是‘东突厥斯坦’，说盛世才别有用心地抚慰‘东土’的‘国务总理’沙比提，夺取伊斯兰教旨，筹划成立‘东突厥斯坦’归附苏联，与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携手”，说沙比提向盛世才建议“如果‘东突’依赖英、美、日，则距离遥远，求援困难。盛世才重视沙比提意见，因此派陈德立、姚雄到莫斯科表达以‘东突厥斯坦’为加盟共和国的祈求”。
陆文的意思很明显，即盛世才曾向苏联提出以东突厥斯坦为加盟共和国，而这个主意是来源于沙比提，是盛世才接受了沙比提的意见后提出来的。且不说盛世才根本未向苏联提出这种要求（正如前述），而且盛世才与沙比提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路人。
1931年2月，新疆哈密爆发了要求取消回王统治和反对金树仁反动统治的农民暴动，这场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遍及天山南北。早就伺机脱离中国搞独立的穆罕默德伊敏（即伊敏·布格拉，1949年1月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趁机成立反共、反汉、反回族的“民族革命委员会”，1933年初，沙比提大毛拉参加了这个组织。
沙比提大毛拉是新疆阿图什人，曾留学土耳其，游历苏联、埃及、印度，有英国背景，是一名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者。1931年沙比提回到喀什，成为该城宗教领袖。他与伊敏合伙后，很快就任伊敏在和阗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理”和最高宗教神职谢赫伊斯兰。在他的狂热的宗教煽动下，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手持大头棒和自制武器，在“安拉！安拉！”的祈祷声中，在“死了当殉教者，活着当英雄”的狂呼声中，为东突厥分子卖命。
后来，沙比提大毛拉把势力扩大到喀什，于1933年11月12日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英帝国主义为此付出了51万卢比活动经费。伪政权的组织纲领宣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拥戴和加尼牙孜为“大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为“国务总理”，一大批封建巴依、大商人、反动宗教上层人士、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担任要职。
沙比提大毛拉上台后，即派人去阿富汗乞求国王巴图尔·穆罕默德·纳第尔汗的军事援助；土耳其应邀派出二人充当伪政权顾问，英印给予1000支来福枪和200名士兵的支援。
这个由英帝国主义扶植，由一批狂热的分裂分子把持的反动政权必然不得民心，它注定是短命的。因而，当马仲英的部队被盛世才的省军和苏联红军合力打出迪化，又一路上从东往西打进喀什后，这个伪政权就倾刻瓦解了。它的首恶分子一个个作鸟兽散。和加尼牙孜经苏联方面斡旋，同意解散伪政权，与盛世才合作，到迪化当省副主席。沙比提大毛拉被和加尼牙孜的部下在莎车捕获，被送到阿克苏，在此被省军绞死（一说由省军押往迪化，死于狱中）。
沙比提大毛拉是依靠英国搞独立的，是个反苏、反共、亲英分子，怎么可能向盛世才提出“指望英国和日本都太遥远，接济困难，不如改投苏联”？盛世才更不会“采纳沙比提的献言”行事。
陆文中还提到麦斯武德和艾沙反对盛世才搞赤化，蒋介石在拉拢此二人后，突然调盛世才为农林部长，旋又批准麦、艾等人追诉，将盛削职为民。
说麦、艾二人反对盛世才搞“赤化”，确有其事，说蒋介石拉拢他们二人之后，才把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后又将盛削职为民则与事实不符。且不说盛从未削职为民，即使盛离新去重庆当部长，也非麦、艾二人之“功劳”。
为此，有必要将麦、艾二人略作介绍。
麦斯武德，维吾尔族，1888年生于新疆伊宁巨富兼大地主家庭，父名沙比尔，在天津和国外都有很大的家产和贸易。1904年麦斯武德16岁时留学土耳其，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医科大学。他在留学的11年里，参加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组织。1915年，27岁的麦斯武德带了几个土耳其人回到伊犁，开办以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宗旨的学校，为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及其继任金树仁所不容，曾被新疆当局关押过。1933年盛世才上台后，主张反苏、亲德的麦斯武德在新疆无法立足，于1934年从南疆去印度转赴南京。
由于麦斯武德激烈反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正好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反对新疆地方实力派的工具，以便有朝一日将中央势力打入新疆，遂对之大加扶植和利用。麦斯武德当上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维文教官、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专任讲师。1935年任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回教协会名誉副理事长、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1942年4月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麦斯武德在内地只要有机会，就以新疆人民代表自居，反对盛世才搞“赤化”，这是蒋介石最听得进去的言词，也是他长期扶植麦斯武德等人的根本原因。
麦斯武德在南京期间，与另一名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艾沙相勾结，进行分裂活动。有一篇评论谈到麦斯武德和艾沙的关系说：“他（麦）的地位始终高出艾沙，而实际上艾沙是他的灵魂。”
艾沙，维吾尔族，别号泽之，新疆英吉沙县人，1911年生，父亲是县衙门的维汉语翻译，有些田产。由于家庭的影响和从小在汉语学校读过书，所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以后，艾沙子承父业，也在县府当了翻译，后来又利用关系，到新疆驻塔什干领事馆工作。在此，艾沙接触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泛伊斯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深受他们的影响。艾沙在领事馆靠投机倒把和私卖国籍许可证发了大财，事发后，逃到南京。
1931年，艾沙到南京后，先肄业于中央大学，后入参谋本部边务组任参议，又任边务研究所维文教官，在此与麦斯武德共事。他仿效国外泛突厥分子的伎俩，插手新疆同胞旅京同乡会，把它作为搞分裂的基本组织，又创办《边铎》杂志（后改名《天山》），在依靠中央的幌子下，猛烈抨击新疆地方实力派，反苏、反共，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强自治。
1933年金树仁下台后，逃到南京。艾沙借控告金树仁之机，逐步登上政治舞台。1934年2月，艾沙作为“熟悉新疆情形的人”进入行政院的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1936年9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37年，新疆发生麻木提叛乱。事先，麻木提派人去南京通过麦斯武德、艾沙等人寻求国民政府对他反对盛世才行动的支持，艾沙一口应允，并以个人人格向国民政府担保麻木提的一切行动，结果，麻木提叛乱失败，跑到日本东京。1937年11月，盛世才向国民政府揭露艾沙与麻木提勾结，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在中国西北组织大回教国”，要求政府予以逮捕，依法惩办，以除隐患。
1938年抗战之际，艾沙奉中国国联同志会之命，筹组“近东访问团”，出访印度、埃及、阿拉伯等10国，历时21个月。1939年12月，他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见到伊敏，劝伊敏即刻回国共同合作。伊敏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以后再说。艾沙回国后，写了一份《近东多国访问记》呈蒋介石，蒋看后指示下属称：“艾沙思想不正，以后不得再派其赴国外做任何工作，而且新疆同乡会凡与艾沙、麦斯武德有关的经费，应设法停止，由党部直接接济新疆青年学生为宜。”应该说，蒋介石对艾沙、麦斯武德等人依靠中央，先合作，后高度自治的政治意图还是有所警惕的，但另一方面则想利用他们对付新疆地方实力派即盛世才。
1942年，麦斯武德和艾沙以新疆人民代表自居，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所谓“治新方案”，要求：1.不向新疆移民；2.不派军队入新；3.以新疆人治新疆人；4.改新疆省为东突厥斯坦。这个分裂的治新方案理所当然地不被接受。
1944年9月，盛世才下台离新，但这并非是如陆文所说的“蒋介石拉拢麦斯武德、艾沙等人之后，突然调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长”，而是盛世才先是与苏联和中共闹翻，驱逐苏联势力和红八团，关押中共党员，把国民党势力引进新疆，后来又搞了一次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把国民党入新政要楚如今、林继庸等人投入监狱，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而斯大林又通过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蒋介石传递信息：盛世才必须下台，新疆才有安宁，这才使蒋介石下决心以吴忠信取代盛世才。
麦斯武德在盛世才下台后，以国府委员、监察委员、新疆监察使身份，多次弹劾盛世才，但蒋介石认为盛世才能把新疆保存下来，未使之“赤化”，是功在党国，始终保护盛世才过关。
盛世才虽然失去实权，但始终未被削职为民，在辞去农林部长后，又先后任陕西省政府顾问、军委会武汉行辕上将参议、国防部上将参议、“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死后入殓时，还盖上了青天白日旗。
盛世才与所谓新疆“阴谋暴动案”
盛世才上台后，冤案不断，抓杀一批又一批无辜者。计其大者有：1933年6月的所谓“诱乱信件案”，枪杀了新疆四一二政变发起者陶明樾、陈中、李笑天。同年底，借口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视察新疆时结成反盛三角同盟，将归在军指挥巴平古特、东北抗日义勇军师、旅、团一批军人抓捕入狱，后又将其杀害；省主席刘文龙被软禁十余年。
1937至1938年，盛世才炮制第一次阴谋暴动案，将其同学、同乡、所谓“十大博士”，以及左倾人士投入监狱，大多是厅局级人士和行政区首脑、宗教上层人物、巨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连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也被安上了“托匪”罪名送回苏联。
1940年，盛世才又炮制了新的“阴谋暴动案”，即所谓“以杜重远为首的、受奸党及汉奸所策动与组织的、带国际性的九一八阴谋暴动案”。“这个阴谋组织，预备在省城九一八民众纪念大会上发起暴动”，与此同时，在南北疆同时发动。“其组织之严格与庞大，手段之毒辣，收买刺客之多，实令人为之惊心动魄”。于是又一大批军政重要人物被捕被杀。
1942年3月，盛之四弟盛世骐死于枪杀，盛世才认定这是苏联和中共搞的“国际大阴谋”，于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边防督办公署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拉托夫、财政厅长、教育厅长、民政厅长、喀什、塔城、哈密等区行政长、《新疆日报》社社长、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财政监督委员会委员长、土产公司总经理、副经理、机械化旅参谋长、团长等都被认作主要分子，抓了656人，杀了88人。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等人被害于狱中。这就是陆文中所说的“阴谋暴动案”、“反革命暴动案”、“帝国主义、托匪间谍案”、“国际性桃色政治事件”等等，只是当时并没有这么多名称，其实仍可一言以蔽之，即1942年阴谋暴动案，不过在这个大案中，套了许多小案。
自这次阴谋暴动案后，盛世才政治转向，从亲苏联共转到反苏反共，投向重庆蒋介石。
总之，盛世才是以阴谋手段维系统治，把政敌以所谓搞阴谋暴动的罪名一批批打下去，搞的都是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弄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并没有如陆文所说的什么“以前多次案件是红色风暴，这一次（指1942年那一次）是白色恐怖”。“红”“白”之分，从何说起？
我以为根据陆文，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作出说明：
一、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
二、盛世才与王明和中共的关系
三、盛世才与沙比提大毛拉、麦斯武德、艾沙等人的关系
四、盛世才与所谓“阴谋暴动案”
本文对上述问题并非作全面论述，只限于对陆文涉及到的方面提出意见，望能得到多方指正。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
众所周知，盛世才在1933年4月任新疆边防督办后不久，就提出了他施政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正因为他主张亲苏，所以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他的统治得以稳固；而中共与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以六大政策作为政治基础的。
盛世才之所以亲苏，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盛世才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他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五年后，即1922年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为中国学生队四期学员。在日本期间，盛世才接触了马列主义，与留日同乡中的不少思想左倾者和共产党人过从甚密。以后，盛世才至少在1929年、1934年、1936年、1937年多次向共产党人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他的入党要求虽然经中共领导人同意，但最终为共产国际否定。1938年9月盛世才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斯大林批准他为联共党员。盛世才后来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他另有企图。
盛世才为了取得苏联方面的支持，曾在1934年初向苏联政府建议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而并不是为陆文所说的“表达愿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意愿”。
盛世才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当时迪化正处在马仲英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1934年1月12日晚，马部七千余进攻迪化，双方对峙。16日，马部攻占城东飞机场、无线电台，缴获两架飞机，省城危急之极。与此同时，马仲英又分兵攻打孚远（今吉木萨尔），以断省城粮源。盛世才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日三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请苏联红军快速开进解围（实际上苏联红军正在进军迪化途中）。据盛世才后来说，此时苏联阿布列索夫（不是如陆文所说的施拉茨根）总领事乘危向盛世才“不公开的提出，如果求得苏联援助，需要对苏联有极诚恳极明显的表示”。盛世才“在此险恶局面之下，为了保持国家领土，不能不出此通权达变之措施，以维持当时之局面”。
此外，盛世才在1941年曾建议苏联政府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按照盛世才后来向国民政府的解释，其原因是借以试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
所以，无论是1934年还是1941年，盛世才为了自身的利益，曾先后向苏联提出过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和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却从未向苏联提出过如陆文所说的要求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要求。既然如此，则陆文中与此相关的什么盛世才派陈德立、姚雄到莫斯科正式申请为“加盟共和国”，盛世才“请求斯大林派红军保护，即公开宣布‘东突厥斯坦’为加盟共和国”等等全都是道听途说之谈了。
盛世才与王明和中共的关系
盛世才为了表示自己信仰马列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曾在1936年3月15日给王明写过一封信。当时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起草过著名的“八一宣言”，在中共有很高的声望，为盛世才所崇拜。这时，在新疆工作的联共党员王立祥（即曾秀夫）要回莫斯科，盛世才托他带一封信给王明。信中称王明为“敬爱的革命导师”，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信徒”，并提出了他的“有关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的策略”：（1）必须尽可能使红军充实自己的装备，主要是武器和弹药；（2）在中苏友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夺取政权；（3）共产党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核心。他对王明“由衷地敬重”，“而且早已确认，您（指王明）是中国青年实际的领导人”。“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信中还大骂国民党“是一个独裁的党，蒋介石不是一个诚实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军阀，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样，都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中国人民，从事残暴血腥的事业……”等等。应该认为他在给王明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加入中共的向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厌恶和背叛。
以上可以说是盛世才与王明的“神交”吧！
盛世才与王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37年11月间，地点在迪化，当王明（还有同来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途中经过新疆时，受到盛世才的竭诚招待，盛世才还当面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请求。据盛世才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王明答道：你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大家都引以为自豪的事。王允诺他和康生一到延安就和毛泽东说这件事。当时盛认为自己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只要延安知道我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就会迫切地要求我入党”。不料盛加入中共的要求最终为共产国际否决。
王明离开新疆时，盛还请他送交延安1万美元，以表友忱。
王明与盛世才的关系也仅仅于此。
至于陆文所说的什么，莫斯科接到盛世才申请（即所谓要求将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后，由共产国际交付王明等策划，决定扶持盛世才为“反帝岗哨”、“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骥往莫斯科与王明交好，贿送珍宝礼物联络感情”。“王明有意扶植盛世才，压制延安。”甚而之于1942年“盛世才从莫斯科王明处获得了机密情报，王明暗示盛世骥，拟避居新疆”等等，也都是道听途说之谈。因为王明早在1937年11月底就回延安去了。
陆文还说，“左倾人士不知真相（指所谓王明有意扶植盛世才，压制延安），都奔赴新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杨之华、杜重远、高登榜等知名人物……都艰辛跋涉到了新疆”。似乎这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是受到欺骗才来到新疆的。
陈潭秋在1939年5月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经中共中央批准，接替第二任党代表邓发的工作，于1939年6月至1942年9月任中共驻新疆第三任代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杀害。毛泽民在1938年2月去苏联治病途经新疆，应盛世才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1941年7月任民政厅代理厅长，1943年9月被害。林基路1938年应盛世才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员李立扬、杨梅生等一起来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库车县长，最后牺牲在盛世才刀下。杨之华于1941年1月与瞿秋白的女儿独伊，苏兆征的夫人等由苏联回国，到迪化后因回延安的道路不通，暂留在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张治中执政新疆后与一批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回到延安。高登榜是毛泽民到新疆后点名从延安要来的财会干部，先后任喀什地方税局副局长、喀什区财政局副局长、阿克苏区沙雅县税局局长等职。杜重远是盛世才的同乡，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三渡天山，任新疆学院院长，最后被盛世才毒害于狱中。上述这些人士并非什么“不知真相”糊里糊涂去新疆的，而是应盛世才的要求，听从组织的安排，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新疆工作的（杨之华、杜重远除外）。
陆文还提到盛世才“与盛世骥以及随从马英奇计议，准备在撤离迪化那一天，将囚禁在监狱的140名共产党员全部烧死”。此事在一些回忆录中曾被提起过，但计划所害者并非是共产党员，而是历次所谓阴谋暴动案中关押的人犯，马英奇应为李英奇，他并非什么“随从”，而是被列为盛世才十大刽子手的警务处处长，盛世才的亲信。
盛世才与沙提大毛拉、麦斯武德、艾沙等人的关系
陆文说：“盛世才在新疆留下的隐患就是‘东突厥斯坦’，说盛世才别有用心地抚慰‘东土’的‘国务总理’沙比提，夺取伊斯兰教旨，筹划成立‘东突厥斯坦’归附苏联，与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携手”，说沙比提向盛世才建议“如果‘东突’依赖英、美、日，则距离遥远，求援困难。盛世才重视沙比提意见，因此派陈德立、姚雄到莫斯科表达以‘东突厥斯坦’为加盟共和国的祈求”。
陆文的意思很明显，即盛世才曾向苏联提出以东突厥斯坦为加盟共和国，而这个主意是来源于沙比提，是盛世才接受了沙比提的意见后提出来的。且不说盛世才根本未向苏联提出这种要求（正如前述），而且盛世才与沙比提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路人。
1931年2月，新疆哈密爆发了要求取消回王统治和反对金树仁反动统治的农民暴动，这场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遍及天山南北。早就伺机脱离中国搞独立的穆罕默德伊敏（即伊敏·布格拉，1949年1月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趁机成立反共、反汉、反回族的“民族革命委员会”，1933年初，沙比提大毛拉参加了这个组织。
沙比提大毛拉是新疆阿图什人，曾留学土耳其，游历苏联、埃及、印度，有英国背景，是一名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者。1931年沙比提回到喀什，成为该城宗教领袖。他与伊敏合伙后，很快就任伊敏在和阗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理”和最高宗教神职谢赫伊斯兰。在他的狂热的宗教煽动下，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手持大头棒和自制武器，在“安拉！安拉！”的祈祷声中，在“死了当殉教者，活着当英雄”的狂呼声中，为东突厥分子卖命。
后来，沙比提大毛拉把势力扩大到喀什，于1933年11月12日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英帝国主义为此付出了51万卢比活动经费。伪政权的组织纲领宣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拥戴和加尼牙孜为“大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为“国务总理”，一大批封建巴依、大商人、反动宗教上层人士、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担任要职。
沙比提大毛拉上台后，即派人去阿富汗乞求国王巴图尔·穆罕默德·纳第尔汗的军事援助；土耳其应邀派出二人充当伪政权顾问，英印给予1000支来福枪和200名士兵的支援。
这个由英帝国主义扶植，由一批狂热的分裂分子把持的反动政权必然不得民心，它注定是短命的。因而，当马仲英的部队被盛世才的省军和苏联红军合力打出迪化，又一路上从东往西打进喀什后，这个伪政权就倾刻瓦解了。它的首恶分子一个个作鸟兽散。和加尼牙孜经苏联方面斡旋，同意解散伪政权，与盛世才合作，到迪化当省副主席。沙比提大毛拉被和加尼牙孜的部下在莎车捕获，被送到阿克苏，在此被省军绞死（一说由省军押往迪化，死于狱中）。
沙比提大毛拉是依靠英国搞独立的，是个反苏、反共、亲英分子，怎么可能向盛世才提出“指望英国和日本都太遥远，接济困难，不如改投苏联”？盛世才更不会“采纳沙比提的献言”行事。
陆文中还提到麦斯武德和艾沙反对盛世才搞赤化，蒋介石在拉拢此二人后，突然调盛世才为农林部长，旋又批准麦、艾等人追诉，将盛削职为民。
说麦、艾二人反对盛世才搞“赤化”，确有其事，说蒋介石拉拢他们二人之后，才把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后又将盛削职为民则与事实不符。且不说盛从未削职为民，即使盛离新去重庆当部长，也非麦、艾二人之“功劳”。
为此，有必要将麦、艾二人略作介绍。
麦斯武德，维吾尔族，1888年生于新疆伊宁巨富兼大地主家庭，父名沙比尔，在天津和国外都有很大的家产和贸易。1904年麦斯武德16岁时留学土耳其，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医科大学。他在留学的11年里，参加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组织。1915年，27岁的麦斯武德带了几个土耳其人回到伊犁，开办以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宗旨的学校，为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及其继任金树仁所不容，曾被新疆当局关押过。1933年盛世才上台后，主张反苏、亲德的麦斯武德在新疆无法立足，于1934年从南疆去印度转赴南京。
由于麦斯武德激烈反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正好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反对新疆地方实力派的工具，以便有朝一日将中央势力打入新疆，遂对之大加扶植和利用。麦斯武德当上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维文教官、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专任讲师。1935年任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回教协会名誉副理事长、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1942年4月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麦斯武德在内地只要有机会，就以新疆人民代表自居，反对盛世才搞“赤化”，这是蒋介石最听得进去的言词，也是他长期扶植麦斯武德等人的根本原因。
麦斯武德在南京期间，与另一名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艾沙相勾结，进行分裂活动。有一篇评论谈到麦斯武德和艾沙的关系说：“他（麦）的地位始终高出艾沙，而实际上艾沙是他的灵魂。”
艾沙，维吾尔族，别号泽之，新疆英吉沙县人，1911年生，父亲是县衙门的维汉语翻译，有些田产。由于家庭的影响和从小在汉语学校读过书，所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以后，艾沙子承父业，也在县府当了翻译，后来又利用关系，到新疆驻塔什干领事馆工作。在此，艾沙接触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泛伊斯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深受他们的影响。艾沙在领事馆靠投机倒把和私卖国籍许可证发了大财，事发后，逃到南京。
1931年，艾沙到南京后，先肄业于中央大学，后入参谋本部边务组任参议，又任边务研究所维文教官，在此与麦斯武德共事。他仿效国外泛突厥分子的伎俩，插手新疆同胞旅京同乡会，把它作为搞分裂的基本组织，又创办《边铎》杂志（后改名《天山》），在依靠中央的幌子下，猛烈抨击新疆地方实力派，反苏、反共，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强自治。
1933年金树仁下台后，逃到南京。艾沙借控告金树仁之机，逐步登上政治舞台。1934年2月，艾沙作为“熟悉新疆情形的人”进入行政院的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1936年9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37年，新疆发生麻木提叛乱。事先，麻木提派人去南京通过麦斯武德、艾沙等人寻求国民政府对他反对盛世才行动的支持，艾沙一口应允，并以个人人格向国民政府担保麻木提的一切行动，结果，麻木提叛乱失败，跑到日本东京。1937年11月，盛世才向国民政府揭露艾沙与麻木提勾结，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在中国西北组织大回教国”，要求政府予以逮捕，依法惩办，以除隐患。
1938年抗战之际，艾沙奉中国国联同志会之命，筹组“近东访问团”，出访印度、埃及、阿拉伯等10国，历时21个月。1939年12月，他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见到伊敏，劝伊敏即刻回国共同合作。伊敏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以后再说。艾沙回国后，写了一份《近东多国访问记》呈蒋介石，蒋看后指示下属称：“艾沙思想不正，以后不得再派其赴国外做任何工作，而且新疆同乡会凡与艾沙、麦斯武德有关的经费，应设法停止，由党部直接接济新疆青年学生为宜。”应该说，蒋介石对艾沙、麦斯武德等人依靠中央，先合作，后高度自治的政治意图还是有所警惕的，但另一方面则想利用他们对付新疆地方实力派即盛世才。
1942年，麦斯武德和艾沙以新疆人民代表自居，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所谓“治新方案”，要求：1.不向新疆移民；2.不派军队入新；3.以新疆人治新疆人；4.改新疆省为东突厥斯坦。这个分裂的治新方案理所当然地不被接受。
1944年9月，盛世才下台离新，但这并非是如陆文所说的“蒋介石拉拢麦斯武德、艾沙等人之后，突然调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长”，而是盛世才先是与苏联和中共闹翻，驱逐苏联势力和红八团，关押中共党员，把国民党势力引进新疆，后来又搞了一次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把国民党入新政要楚如今、林继庸等人投入监狱，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而斯大林又通过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蒋介石传递信息：盛世才必须下台，新疆才有安宁，这才使蒋介石下决心以吴忠信取代盛世才。
麦斯武德在盛世才下台后，以国府委员、监察委员、新疆监察使身份，多次弹劾盛世才，但蒋介石认为盛世才能把新疆保存下来，未使之“赤化”，是功在党国，始终保护盛世才过关。
盛世才虽然失去实权，但始终未被削职为民，在辞去农林部长后，又先后任陕西省政府顾问、军委会武汉行辕上将参议、国防部上将参议、“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死后入殓时，还盖上了青天白日旗。
盛世才与所谓新疆“阴谋暴动案”
盛世才上台后，冤案不断，抓杀一批又一批无辜者。计其大者有：1933年6月的所谓“诱乱信件案”，枪杀了新疆四一二政变发起者陶明樾、陈中、李笑天。同年底，借口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视察新疆时结成反盛三角同盟，将归在军指挥巴平古特、东北抗日义勇军师、旅、团一批军人抓捕入狱，后又将其杀害；省主席刘文龙被软禁十余年。
1937至1938年，盛世才炮制第一次阴谋暴动案，将其同学、同乡、所谓“十大博士”，以及左倾人士投入监狱，大多是厅局级人士和行政区首脑、宗教上层人物、巨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连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也被安上了“托匪”罪名送回苏联。
1940年，盛世才又炮制了新的“阴谋暴动案”，即所谓“以杜重远为首的、受奸党及汉奸所策动与组织的、带国际性的九一八阴谋暴动案”。“这个阴谋组织，预备在省城九一八民众纪念大会上发起暴动”，与此同时，在南北疆同时发动。“其组织之严格与庞大，手段之毒辣，收买刺客之多，实令人为之惊心动魄”。于是又一大批军政重要人物被捕被杀。
1942年3月，盛之四弟盛世骐死于枪杀，盛世才认定这是苏联和中共搞的“国际大阴谋”，于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边防督办公署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拉托夫、财政厅长、教育厅长、民政厅长、喀什、塔城、哈密等区行政长、《新疆日报》社社长、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财政监督委员会委员长、土产公司总经理、副经理、机械化旅参谋长、团长等都被认作主要分子，抓了656人，杀了88人。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等人被害于狱中。这就是陆文中所说的“阴谋暴动案”、“反革命暴动案”、“帝国主义、托匪间谍案”、“国际性桃色政治事件”等等，只是当时并没有这么多名称，其实仍可一言以蔽之，即1942年阴谋暴动案，不过在这个大案中，套了许多小案。
自这次阴谋暴动案后，盛世才政治转向，从亲苏联共转到反苏反共，投向重庆蒋介石。
总之，盛世才是以阴谋手段维系统治，把政敌以所谓搞阴谋暴动的罪名一批批打下去，搞的都是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弄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并没有如陆文所说的什么“以前多次案件是红色风暴，这一次（指1942年那一次）是白色恐怖”。“红”“白”之分，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