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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合作金融但又不同于合作金融，差异体现在封闭运行、有限“自愿”、营利性及由内部人控制。当前，农村正在快速变迁，农村金融领域缺乏风险的分担机制，农村合作金融缺少配套的扶持政策，而农户又是经济人，这些都促使农村资金互助社作出适应现实的次优选择。
关键词：合作金融；农村；资金互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银监会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发放金融许可证进行试点，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共有46家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些持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被认为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模式。农村合作金融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否体现这些特征？
国外学者对于合作金融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把合作金融作为合作经济的一部分，更多地从一般性合作社的角度来研究合作金融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二是从组织业务特征和运行机理的角度来界定合作金融；三是把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的组成部分；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金融制度呈现二元结构，因此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学者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合作金融组织称为“准金融组织”或理解为“非正式的金融组织”。二战以来，国外学者关于合作金融的研究主要侧重以下几个领域：合作金融组织资产的保全、经营风险的防范；合作金融业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合作金融业的集中、联合与合并；合作金融组织业务的创新与合作金融组织业务的国际化发展；合作金融组织与其他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合作金融企业发展的最适规模研究；合作金融业发展的经济深化度研究等。国内学者对于合作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合作金融经营宗旨（如徐永健，刘志弘等）；二是合作金融机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如徐永健，张忠山，马有德等）；三是我国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和方向（如王利平，王保江等）。
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金互助组织的分类（如何广文，汪昌桥、李学邦、马祥喜，张德元、张亚军等）；二是资金互助的作用（如何广文，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马顺龙、姜泽明、李晓霞，刘宛晨、段泽宇等）；三是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现状及运行机制（如张德元，王玮、何广文，何广文，邵传林，傅德汉、朱波、操基平等）。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三个方面，学者为资金互助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讨论一个农村组织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存在局限。资金互助社首先是农村合作金融的一种形式，其次才是一个组织。笔者试图用农村合作金融的视角，结合案例来研究资金互助社。
二、合作金融的经济特征
在组建的目的上，合作金融是区别于商业金融、政策金融的一个概念。商业金融是在市场中获取利润，政策金融是实现政府特定的产业政策，而合作金融是实现特定群体内的相互服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内生性”的合作金融，其具体模式在各国及地区必定存在差异，而且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合作金融组织及其业务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将合作金融明确为某种特定模式未必妥当，还需从经济特征上界定。
根据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及我国1997年、1998年在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文件中对合作制原则的解释，合作制的基本特征是自愿性、互助性、民主管理性及非赢利性。根据合作制的基本特征，合作金融机构在理论上似乎更接近准政府型的公共机构：由成员自行决定参与与否；无论股份多寡实行一人一票制，而非通常竞争性机构的一股一票制；没有自己独立的效用函数，而是各成员效用函数的累加。学者对合作金融组织的描述包括了人合、平等民主、互助互惠，即认为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是平等地位的小生产者或工人组织的结合团体，它是人的结合而非财产的结合，所有社员地位平等，资产为社员共有，以民主为基础经营其业务，吸收社员的储蓄，以最优惠的条件放款给社员，使社员相互得益，将资金贷给社员作有益的用途。一部分学者也提到社员人数的无限制，即采取开放非封闭的方式运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合作金融组织首先是一个金融组织，坚持人合是其风险规避的首要原则；其次是一个合作组织，需要坚持合作制的基本特征，即自愿性、互助性、民主管理性及非赢利性；最后要考虑开放运行的原则。
实践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信用合作机构是内生于特定区域与特定群体的，它可能受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发生着脱离“合作金融”特征的某些变化。
三、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
笔者引用的案例为瑞安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该社由浙江省银监局批准，成立于2011年3月23日，是由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荆谷白银豆合作社和篁社索面合作社发起组建的，社员698人，社员出资的金额从100元到44万元不等，注册资本金为500万元。相对于农村合作金融的经济特征，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形式之一——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发生了一些变化。
截至2011年年底，浙江省有7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数量少且分布在不同的市，空间距离比较远，所在地方的政府给与的政策也存在差异。这7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更多的是进行比较性的交流，很难形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省级乃至中央级组织，中国银监会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实践中，农村合作金融还是零星的、完全内生于地方土壤的基层信用机构。
1.封闭运行
农村合作金融首先应该是人合的组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也是采取人员资格的审核制。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社员均来自三个专业合作社，作为合作组织的专业合作社社员在进入各自的团队之前都是经过筛选的，因此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在人员资格的审核上更有效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采取“社员人数的无限制”模式，而是采取了针对698名社员的封闭运行模式，浙江省银监局为农村资金互助社提供了统一的管理软件，社员名字被逐一录入软件后，互助社的业务对象被银监局锁定，互助社只针对本社社员办理业务。 2.有限“自愿”
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自愿”是有限而非完全的。笔者对“自愿”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个人的角度，自愿而非被迫认股出资，没有使用资金的义务，退股自由；二是从组织的角度，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来自外部的准入门槛，自由组建与解散。目前，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仅做到了第一个方面。农村资金互助的对象一般是被商业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然而政府却对这些群体的互助组织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注册资本，在乡（镇）设立的，注册资本不低于30万元人民币，在行政村设立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为实缴资本”，“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为了达到银监部门的设立要求，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支出了近100万元，包括电脑及其软件十几万元、监控十几万元、安保设备十几万元等，而2011年它的利息收入仅略大于100万元。这些筹备支出对于农村资金互助机构而言过于庞大，而且银监部门不仅对互助社名额进行控制，甚至在2011年下半年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自由组建更是无从谈起。
3.明显的营利性
笔者在与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人员的交谈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互助社的营利性。笔者注意到一份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层发放的宣传单——“给全体社员的一封信”，里面写到“没有社员的存款，就没有社员贷款。没有社员的贷款就没有利差的收入。没有利差收入就没有二次返利和互助社的生存”，“社员从开业以来未与互助社发生业务往来的，请你赶快前来办理正常业务往来”，否则“要进行股权调整”（即退股）。这封信的目的与其说是宣传汇民资金互助社，不如说是提醒甚至威胁社员来办理存贷款业务。同时，为了消除社员存款的顾虑，宣传单用加黑的字体强调了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合法金融机构”。这封信还写到“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其他银行的经营方式不同，其他银行是吸收公众所有的存款，但我们资金互助社只能限于698名法定社员”，反映了现阶段管理层将资金互助社定位为“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区别仅仅是人数的多寡。
虽然银监会不鼓励互助社逐利，但只要互助社的行为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风险还是可控的，银监会会默许并视为合理。而另一“逐利”的例子却需要警惕。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内部已经出现身份造假，三家专业合作社之外的人员为了能够使用互助社的资金，采取与社员私下沟通的方式以该社员的名义入股出资及使用资金，这种行为是不被政策许可的。目前尚属个别，如果此类情况增加，最后的结果就是“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互助社变成了不具备相应抗风险能力的小银行。
4.“内部人控制”替代“民主管理”、“共同经营”
汇民资金互助社的组织构架比较完备，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是社的执行机构，监事会是社的监督机构；社员代表大会由全体社员代表组成，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社员代表要定期开会就互助社的经营情况及重要事宜交流并提出意见。而实际上，社员只开过一次会议，还是按照专业合作社的归属来分别举行，社员代表大会的召开频率也很低。虽然社员有平等的被选举权，但在社员代表的选举中，往往是出资大额的股东才有资格作为社员代表的候选人。根据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章程，“本社社员选举社员代表，享有一票基本表决权和附加表决权”，出资多的社员在选举中的表决权多。结果是社员代表必定是出资大额的股东，即少数大股东决定汇民互助社重要事务。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里，理事、监事和社员代表人数占社员总数的6.7%，拥有88.5%的股份，这一数据反映了互助社内部权利设置的资本化倾向。理论上，社员有监督互助社事务的权利。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698户社员中出资100～200元（1～2股）的社员比例为70%，这些小股金社员往返互助社一次的交通成本较高，互助社到目前还没有形成分红与返利机制，即使有分红与返利，这些社员得到的金额也较小，而社员多往返几次的路费却要远远高于从互助社拿到的收益（这部分的分析，详见笔者提交的2012年全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文章《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基于瑞安市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研究》），社员的监督成本太高。因此，经济利益驱使大股金社员控制互助社事务，小股金社员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会放弃对互助社事务的监督。
四、农村合作金融的次优选择
农村合作金融在实践中的异化是农村合作金融基于现实的次优选择。
第一，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封闭运行代替开放运行，是在坚持人合的前提下作出的利于风险控制的调整。农村合作金融是强调农村的人合组织，农村往往是乡土社会、“礼治”社会，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往往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人口流动小，“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乡土社会的变迁很慢，人的思想也变化得很慢，这样的乡土社会中建立的人合组织可以采取社员人数无限制的制度，增加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方水土养育的，都有着一样的传统，都受着同样的“礼”的约束。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诚实”依然存在，所以风险可控。然而，汇民资金互助社位于瑞安市马屿镇，瑞安市是温州的经济强县，马屿镇又是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2011年年末，辖区户籍人口14.89万人，有近7万人在外经商、创办企业，外来人口1.7万人；2011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为9751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40%，年均增幅速度为7.3%。马屿镇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交系统，覆盖下辖的8个社区。汇民互助社面对的群体虽然身处“农村”，但此“农村”却是一个经济发达、人口高流动及交通便利的社区，一个快速变迁的社区。“礼治”往往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传统的效力已经无法保证，这时如果合作金融组织采取社员开放的制度，社员“熟识”就未必存在，合作金融失去了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身份造假的情况就是对社员间信息对称的破坏。在现代农村，人合与社员人数的无限制在合作组织中是冲突的，而合作组织合作的基础还是人合，因此合作金融组织应采取社员封闭的制度。 第二，政府管制是在缺乏风险分担机制下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必然选择。金融机构风险外部化并引发社会及财政风险的典型案例就是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曾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过挤兑的现象。在对温州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过程中，温州市各级政府注入资金2.66亿元，存入承诺担保金约1.6亿元，共计4.26亿元。风险分担机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有效的抵押物，二是农作合作金融的组织体系，三是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
有效的抵押物是融资的重要手段，目前温州市抵押贷款比例将近50%，然而农村土地不得抵押，农村住房的抵押存在争议，林权的抵押还在试点推进。有效抵押物的缺乏增加了金融机构对农民发放贷款的风险。虽然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贷款申请、调查、审批书”中有“抵（质）押物名称”栏，贷款人提供的资料中也有“财产证明”，但管理层很清楚农房作为抵押物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贷款实际上只有两类，即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前者为2万元以下的贷款，后者为2万元以上的贷款，不存在第三类——抵押贷款。到目前，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仅有一笔6万元的贷款存在农房的抵押，但这笔贷款存在保证人，抵押的农房不能发挥实质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在农村抵押物创新方面做着或多或少的尝试，温州市农房抵押贷款余额就曾高达90多亿元。但是，制度障碍是这类改革止步于试点而无法在更大范围推广的主要原因，任何地方性的创新都存在风险，而最终这种创新或改革的风险必须由地方政府承担。
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仅有698名社员的单薄的机构，缺乏组织体系，上无可依靠的组织，下无可团结的分支机构，由于仅一家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因此汇民甚至没有可交流的兄弟机构。从定义来理解，合作金融是一个包括初级信用合作机构、次级信用合作机构及国际联合机构的组织体系。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尚属初级信用合作机构，在国内还没有建立次级信用合作机构，因此面临经营风险时，没有一个经济关联主体可以对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救助，不仅使农民利益受损，也容易使风险外部化。
在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上，很多国家利用市场手段来处理，其中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市场补偿手段，是对参与保险的金融机构在市场退出时进行规定限额内的存款给付。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主要采取行政主导的小规模退出，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金，金融机构的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
目前温州农村资金互助的需求不大，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规模也比较小。浙江省银监局要求在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因此可以根据专业合作社内部进行资金互助的实际情况来大致了解农户的需求。瑞安市大约有1000来家专业合作社，其中到农业部门备案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的有10来家，再加上未备案的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的专业合作社比例大约不到2%。基于这组数据的判断，宏观性的风险水平还不高。但是，农村合作金融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对农村合作金融认识的提高而扩大，从而带动规模的扩大。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失败已经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同样被认为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再次失败会让人们对农村合作金融失去信心，不利于农村合作金融今后的发展。因此，在缺乏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
第三，监管之外的扶持政策的缺乏使农户贷款成本过高，只有盈利才能使成本相对降低。农户的贷款成本包括贷款的利息、交易成本及机会成本。虽然在贷款的利息上，农村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想法与城镇居民是一致的，总是试图获取更低的利息，但是在金融城镇化的背景下，摆在农民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却是贷款的可得性。贷款难使农户贷款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远远高于农户所支付的贷款利息。实现受商业金融排斥的、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间的资金互助融通，增加贷款的可得性，是农村合作金融的首要任务。
但是，扶持政策的缺乏导致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交易成本较高。政府按照公众性金融机构的标准限定了存款利率及贷款基准利率下浮的最高水平，资金互助社无法实现利率上的突破，无法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吸引存款。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场所、设施等作了过多硬性规定，使得汇民互助社的前期筹备费用就近100万元；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过多严格的监管，在2012年对汇民提出了业务的整改要求，按其要求汇民会增加至少40万元的损失；政府对农村互助社的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很少，不及那些曾被定位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伪合作金融机构；缺少人民银行的支持，使互助社无法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系，不能享受支农再贷款（详见笔者提交的2012年全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文章《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基于瑞安市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研究》）。在高的交易成本下，互助社只能选择营利从而盈利并形成分红及二次返利机制，使互助社、农户的成本相对降低。
第四，农户的“经济人”本性使互助社必然走向营利及内部人控制。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共性。我们讨论的农村合作金融是现代的合作金融，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必然有来自市场的风险。如何提高抗风险能力？只有增强自身积累才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而积累的增加最终有赖于尽可能地增加利润。我国正规的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合作金融发展的路径缺失。相反，商业金融的发展却给资金互助社形成了路径依赖。商业化成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导向。
内部人控制的动因无非是减少损失从而获取预期收益。从民主管理到内部人控制的变化，只有在各方的福利得到改进或起码不会变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利率的非市场化、资金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时，互助社寻找及利用资金资源的能力有限，不得不考虑大股金社员的利益，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给予资金资源丰富的社员额外的权力及利益，从而吸引资金及防止资金的流失，追求更多的利润。少数大股金社员掌握了较丰富的资金资源，入社的目的是融资与盈利，互助社给予了其更多的权力，在贷款的可得性上占据更大优势，在互助社经济事务的决策上利于作出利己的决定，增加更多的经济利益。多数的小股金社员如果选择退出互助社就等于切断了融资渠道，贷款的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将很高。为了降低贷款成本，这些小股金社员会选择继续留在互助社。小股金社员要不要监督互助社的各项事务？如果选择监督，监督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得不偿失，因此小股金社员会选择留社而不监督。 总之，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人文环境差异较大，农村合作金融在实践中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体现着地区性的特征。在我国，只有建立农村金融领域的风险分担机制、完善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扶持政策，农村资金互助社今后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健。如何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完善扶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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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金瓯.从产权缔约看农房抵押贷款的发展——以温州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2（03）.
（作者单位：温州市委党校）
关键词：合作金融；农村；资金互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银监会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发放金融许可证进行试点，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共有46家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些持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被认为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模式。农村合作金融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否体现这些特征？
国外学者对于合作金融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把合作金融作为合作经济的一部分，更多地从一般性合作社的角度来研究合作金融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二是从组织业务特征和运行机理的角度来界定合作金融；三是把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的组成部分；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金融制度呈现二元结构，因此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学者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合作金融组织称为“准金融组织”或理解为“非正式的金融组织”。二战以来，国外学者关于合作金融的研究主要侧重以下几个领域：合作金融组织资产的保全、经营风险的防范；合作金融业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合作金融业的集中、联合与合并；合作金融组织业务的创新与合作金融组织业务的国际化发展；合作金融组织与其他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合作金融企业发展的最适规模研究；合作金融业发展的经济深化度研究等。国内学者对于合作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合作金融经营宗旨（如徐永健，刘志弘等）；二是合作金融机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如徐永健，张忠山，马有德等）；三是我国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和方向（如王利平，王保江等）。
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金互助组织的分类（如何广文，汪昌桥、李学邦、马祥喜，张德元、张亚军等）；二是资金互助的作用（如何广文，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马顺龙、姜泽明、李晓霞，刘宛晨、段泽宇等）；三是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现状及运行机制（如张德元，王玮、何广文，何广文，邵传林，傅德汉、朱波、操基平等）。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三个方面，学者为资金互助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讨论一个农村组织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存在局限。资金互助社首先是农村合作金融的一种形式，其次才是一个组织。笔者试图用农村合作金融的视角，结合案例来研究资金互助社。
二、合作金融的经济特征
在组建的目的上，合作金融是区别于商业金融、政策金融的一个概念。商业金融是在市场中获取利润，政策金融是实现政府特定的产业政策，而合作金融是实现特定群体内的相互服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内生性”的合作金融，其具体模式在各国及地区必定存在差异，而且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合作金融组织及其业务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将合作金融明确为某种特定模式未必妥当，还需从经济特征上界定。
根据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及我国1997年、1998年在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文件中对合作制原则的解释，合作制的基本特征是自愿性、互助性、民主管理性及非赢利性。根据合作制的基本特征，合作金融机构在理论上似乎更接近准政府型的公共机构：由成员自行决定参与与否；无论股份多寡实行一人一票制，而非通常竞争性机构的一股一票制；没有自己独立的效用函数，而是各成员效用函数的累加。学者对合作金融组织的描述包括了人合、平等民主、互助互惠，即认为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是平等地位的小生产者或工人组织的结合团体，它是人的结合而非财产的结合，所有社员地位平等，资产为社员共有，以民主为基础经营其业务，吸收社员的储蓄，以最优惠的条件放款给社员，使社员相互得益，将资金贷给社员作有益的用途。一部分学者也提到社员人数的无限制，即采取开放非封闭的方式运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合作金融组织首先是一个金融组织，坚持人合是其风险规避的首要原则；其次是一个合作组织，需要坚持合作制的基本特征，即自愿性、互助性、民主管理性及非赢利性；最后要考虑开放运行的原则。
实践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信用合作机构是内生于特定区域与特定群体的，它可能受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发生着脱离“合作金融”特征的某些变化。
三、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
笔者引用的案例为瑞安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该社由浙江省银监局批准，成立于2011年3月23日，是由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荆谷白银豆合作社和篁社索面合作社发起组建的，社员698人，社员出资的金额从100元到44万元不等，注册资本金为500万元。相对于农村合作金融的经济特征，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形式之一——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发生了一些变化。
截至2011年年底，浙江省有7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数量少且分布在不同的市，空间距离比较远，所在地方的政府给与的政策也存在差异。这7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更多的是进行比较性的交流，很难形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省级乃至中央级组织，中国银监会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实践中，农村合作金融还是零星的、完全内生于地方土壤的基层信用机构。
1.封闭运行
农村合作金融首先应该是人合的组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也是采取人员资格的审核制。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社员均来自三个专业合作社，作为合作组织的专业合作社社员在进入各自的团队之前都是经过筛选的，因此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在人员资格的审核上更有效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采取“社员人数的无限制”模式，而是采取了针对698名社员的封闭运行模式，浙江省银监局为农村资金互助社提供了统一的管理软件，社员名字被逐一录入软件后，互助社的业务对象被银监局锁定，互助社只针对本社社员办理业务。 2.有限“自愿”
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自愿”是有限而非完全的。笔者对“自愿”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个人的角度，自愿而非被迫认股出资，没有使用资金的义务，退股自由；二是从组织的角度，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来自外部的准入门槛，自由组建与解散。目前，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仅做到了第一个方面。农村资金互助的对象一般是被商业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然而政府却对这些群体的互助组织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注册资本，在乡（镇）设立的，注册资本不低于30万元人民币，在行政村设立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为实缴资本”，“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为了达到银监部门的设立要求，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支出了近100万元，包括电脑及其软件十几万元、监控十几万元、安保设备十几万元等，而2011年它的利息收入仅略大于100万元。这些筹备支出对于农村资金互助机构而言过于庞大，而且银监部门不仅对互助社名额进行控制，甚至在2011年下半年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自由组建更是无从谈起。
3.明显的营利性
笔者在与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人员的交谈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互助社的营利性。笔者注意到一份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层发放的宣传单——“给全体社员的一封信”，里面写到“没有社员的存款，就没有社员贷款。没有社员的贷款就没有利差的收入。没有利差收入就没有二次返利和互助社的生存”，“社员从开业以来未与互助社发生业务往来的，请你赶快前来办理正常业务往来”，否则“要进行股权调整”（即退股）。这封信的目的与其说是宣传汇民资金互助社，不如说是提醒甚至威胁社员来办理存贷款业务。同时，为了消除社员存款的顾虑，宣传单用加黑的字体强调了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合法金融机构”。这封信还写到“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其他银行的经营方式不同，其他银行是吸收公众所有的存款，但我们资金互助社只能限于698名法定社员”，反映了现阶段管理层将资金互助社定位为“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区别仅仅是人数的多寡。
虽然银监会不鼓励互助社逐利，但只要互助社的行为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风险还是可控的，银监会会默许并视为合理。而另一“逐利”的例子却需要警惕。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内部已经出现身份造假，三家专业合作社之外的人员为了能够使用互助社的资金，采取与社员私下沟通的方式以该社员的名义入股出资及使用资金，这种行为是不被政策许可的。目前尚属个别，如果此类情况增加，最后的结果就是“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互助社变成了不具备相应抗风险能力的小银行。
4.“内部人控制”替代“民主管理”、“共同经营”
汇民资金互助社的组织构架比较完备，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是社的执行机构，监事会是社的监督机构；社员代表大会由全体社员代表组成，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社员代表要定期开会就互助社的经营情况及重要事宜交流并提出意见。而实际上，社员只开过一次会议，还是按照专业合作社的归属来分别举行，社员代表大会的召开频率也很低。虽然社员有平等的被选举权，但在社员代表的选举中，往往是出资大额的股东才有资格作为社员代表的候选人。根据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章程，“本社社员选举社员代表，享有一票基本表决权和附加表决权”，出资多的社员在选举中的表决权多。结果是社员代表必定是出资大额的股东，即少数大股东决定汇民互助社重要事务。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里，理事、监事和社员代表人数占社员总数的6.7%，拥有88.5%的股份，这一数据反映了互助社内部权利设置的资本化倾向。理论上，社员有监督互助社事务的权利。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698户社员中出资100～200元（1～2股）的社员比例为70%，这些小股金社员往返互助社一次的交通成本较高，互助社到目前还没有形成分红与返利机制，即使有分红与返利，这些社员得到的金额也较小，而社员多往返几次的路费却要远远高于从互助社拿到的收益（这部分的分析，详见笔者提交的2012年全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文章《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基于瑞安市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研究》），社员的监督成本太高。因此，经济利益驱使大股金社员控制互助社事务，小股金社员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会放弃对互助社事务的监督。
四、农村合作金融的次优选择
农村合作金融在实践中的异化是农村合作金融基于现实的次优选择。
第一，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封闭运行代替开放运行，是在坚持人合的前提下作出的利于风险控制的调整。农村合作金融是强调农村的人合组织，农村往往是乡土社会、“礼治”社会，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往往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人口流动小，“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乡土社会的变迁很慢，人的思想也变化得很慢，这样的乡土社会中建立的人合组织可以采取社员人数无限制的制度，增加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方水土养育的，都有着一样的传统，都受着同样的“礼”的约束。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诚实”依然存在，所以风险可控。然而，汇民资金互助社位于瑞安市马屿镇，瑞安市是温州的经济强县，马屿镇又是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2011年年末，辖区户籍人口14.89万人，有近7万人在外经商、创办企业，外来人口1.7万人；2011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为9751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40%，年均增幅速度为7.3%。马屿镇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交系统，覆盖下辖的8个社区。汇民互助社面对的群体虽然身处“农村”，但此“农村”却是一个经济发达、人口高流动及交通便利的社区，一个快速变迁的社区。“礼治”往往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传统的效力已经无法保证，这时如果合作金融组织采取社员开放的制度，社员“熟识”就未必存在，合作金融失去了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身份造假的情况就是对社员间信息对称的破坏。在现代农村，人合与社员人数的无限制在合作组织中是冲突的，而合作组织合作的基础还是人合，因此合作金融组织应采取社员封闭的制度。 第二，政府管制是在缺乏风险分担机制下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必然选择。金融机构风险外部化并引发社会及财政风险的典型案例就是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曾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过挤兑的现象。在对温州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过程中，温州市各级政府注入资金2.66亿元，存入承诺担保金约1.6亿元，共计4.26亿元。风险分担机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有效的抵押物，二是农作合作金融的组织体系，三是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
有效的抵押物是融资的重要手段，目前温州市抵押贷款比例将近50%，然而农村土地不得抵押，农村住房的抵押存在争议，林权的抵押还在试点推进。有效抵押物的缺乏增加了金融机构对农民发放贷款的风险。虽然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贷款申请、调查、审批书”中有“抵（质）押物名称”栏，贷款人提供的资料中也有“财产证明”，但管理层很清楚农房作为抵押物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贷款实际上只有两类，即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前者为2万元以下的贷款，后者为2万元以上的贷款，不存在第三类——抵押贷款。到目前，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仅有一笔6万元的贷款存在农房的抵押，但这笔贷款存在保证人，抵押的农房不能发挥实质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在农村抵押物创新方面做着或多或少的尝试，温州市农房抵押贷款余额就曾高达90多亿元。但是，制度障碍是这类改革止步于试点而无法在更大范围推广的主要原因，任何地方性的创新都存在风险，而最终这种创新或改革的风险必须由地方政府承担。
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仅有698名社员的单薄的机构，缺乏组织体系，上无可依靠的组织，下无可团结的分支机构，由于仅一家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因此汇民甚至没有可交流的兄弟机构。从定义来理解，合作金融是一个包括初级信用合作机构、次级信用合作机构及国际联合机构的组织体系。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尚属初级信用合作机构，在国内还没有建立次级信用合作机构，因此面临经营风险时，没有一个经济关联主体可以对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救助，不仅使农民利益受损，也容易使风险外部化。
在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上，很多国家利用市场手段来处理，其中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市场补偿手段，是对参与保险的金融机构在市场退出时进行规定限额内的存款给付。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主要采取行政主导的小规模退出，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金，金融机构的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
目前温州农村资金互助的需求不大，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规模也比较小。浙江省银监局要求在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因此可以根据专业合作社内部进行资金互助的实际情况来大致了解农户的需求。瑞安市大约有1000来家专业合作社，其中到农业部门备案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的有10来家，再加上未备案的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的专业合作社比例大约不到2%。基于这组数据的判断，宏观性的风险水平还不高。但是，农村合作金融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对农村合作金融认识的提高而扩大，从而带动规模的扩大。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失败已经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同样被认为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再次失败会让人们对农村合作金融失去信心，不利于农村合作金融今后的发展。因此，在缺乏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
第三，监管之外的扶持政策的缺乏使农户贷款成本过高，只有盈利才能使成本相对降低。农户的贷款成本包括贷款的利息、交易成本及机会成本。虽然在贷款的利息上，农村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想法与城镇居民是一致的，总是试图获取更低的利息，但是在金融城镇化的背景下，摆在农民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却是贷款的可得性。贷款难使农户贷款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远远高于农户所支付的贷款利息。实现受商业金融排斥的、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间的资金互助融通，增加贷款的可得性，是农村合作金融的首要任务。
但是，扶持政策的缺乏导致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交易成本较高。政府按照公众性金融机构的标准限定了存款利率及贷款基准利率下浮的最高水平，资金互助社无法实现利率上的突破，无法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吸引存款。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场所、设施等作了过多硬性规定，使得汇民互助社的前期筹备费用就近100万元；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过多严格的监管，在2012年对汇民提出了业务的整改要求，按其要求汇民会增加至少40万元的损失；政府对农村互助社的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很少，不及那些曾被定位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伪合作金融机构；缺少人民银行的支持，使互助社无法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系，不能享受支农再贷款（详见笔者提交的2012年全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文章《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基于瑞安市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研究》）。在高的交易成本下，互助社只能选择营利从而盈利并形成分红及二次返利机制，使互助社、农户的成本相对降低。
第四，农户的“经济人”本性使互助社必然走向营利及内部人控制。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共性。我们讨论的农村合作金融是现代的合作金融，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必然有来自市场的风险。如何提高抗风险能力？只有增强自身积累才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而积累的增加最终有赖于尽可能地增加利润。我国正规的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合作金融发展的路径缺失。相反，商业金融的发展却给资金互助社形成了路径依赖。商业化成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导向。
内部人控制的动因无非是减少损失从而获取预期收益。从民主管理到内部人控制的变化，只有在各方的福利得到改进或起码不会变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利率的非市场化、资金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时，互助社寻找及利用资金资源的能力有限，不得不考虑大股金社员的利益，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给予资金资源丰富的社员额外的权力及利益，从而吸引资金及防止资金的流失，追求更多的利润。少数大股金社员掌握了较丰富的资金资源，入社的目的是融资与盈利，互助社给予了其更多的权力，在贷款的可得性上占据更大优势，在互助社经济事务的决策上利于作出利己的决定，增加更多的经济利益。多数的小股金社员如果选择退出互助社就等于切断了融资渠道，贷款的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将很高。为了降低贷款成本，这些小股金社员会选择继续留在互助社。小股金社员要不要监督互助社的各项事务？如果选择监督，监督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得不偿失，因此小股金社员会选择留社而不监督。 总之，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人文环境差异较大，农村合作金融在实践中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体现着地区性的特征。在我国，只有建立农村金融领域的风险分担机制、完善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扶持政策，农村资金互助社今后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健。如何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完善扶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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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温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