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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城市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对西安市雁塔区某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以及笔者此前发表的《關于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的实证研究——以雁塔区崇德坊社区为例》一文中了解到的这一社区内的成员互动方面的问题，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并由此推广到西安市乃至西部各大城市的其他混合式社区，从而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社区 混合式社区 学习型社区
中图分类号： F503 文献标识码：A
一、背景介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大规模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农村进城常住人口不断增加，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加之城市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混合式社区 (意即辖区内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构成等状况较为复杂的功能较为单一的大型居住型社区。 )。
同时，全球化背景带来了我国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国内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阶层变迁使我国社会意识呈现多样化、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带来新的问题。 这些都为我国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主要是指“社区内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意见沟通” 以及居民之间的自发沟通、交流等）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制度逐步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变。第一种是平房街道社区中的传统邻里关系。第二种是单位社区的邻里关系，这是在1958年后政府为高效推进工业化进程而实行的职宿一体的社区中形成的。单位社区的邻里关系实际上是业缘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叠加。即除了工作关系外同时也是邻里关系。然而，由于这种邻里关系完全是被动的，且存在工作关系在里面，邻里关系也很微妙，自由度相对较少。第三种是商品楼社区的邻里关系。这种形式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住房类型的多样化，提升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也带来了陌生的邻居。早期的商品房居民择邻而居的余地很小，邻居之间彼此互不相识，相识的愿望也很淡薄。
我国还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因此，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和由此形成的邻里关系呈现着纷繁复杂的局面。其中，相当一部分社区趋向于混合式社区的方向发展。故而对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二、 研究结果与原因分析
（一）研究结果。
1、调查对象的人口学资料。
本次调查主要立足于西安市雁塔区某社区，项目组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该社区内一方面运用自制式问卷调查了120位被试，其中男性61位，女性59位；年龄为18-35岁的41位，36-59岁的45位，60岁以上的34位；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的8位，初中的 30位，高中或中专的 47位，大学专科及以上的35位。从这些属性中可以看出，本调查的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在年龄的分布中，以青壮年为主，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趋势；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上为主，可见该社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居民的住户类型以单位分房（45.0%）占绝大多数，但租房住户的比例（25.8%）同样很大。总体的涉及范围比较全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定量的个案访谈，使得我们对该社区成员互动状况掌握得更为全面。
2、社区成员互动状况。
本研究从“居民间的互动”和“居民与社区间的互动”两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居民间的互动。
通过单变量描述统计，我们发现，该社区被调居民中，与其存在经常性交往的居民主要集中在“4——6个”（占被调总数的30%）和“12个及以上”（占被调总数的40.8%）两个区段。在通过双变量交互分析，可以得出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其经常交往人数有影响。如表1所示，专业技术人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经常交往邻里数普遍较少，学生的经常交往邻里数更少，而相比之下，个体业主以及下岗、失业、无业人员的交往邻里则较多，另外三种职业类型的居民的状况则比较复杂。由此可见，居民交往邻里数的多少与其职业的关系，多半是由每个人的职业特点决定的。前两者的日常闲暇时间较少，而个体业主自身的职业特点要求他（她）们主动与人接触，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则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社区活动场所与邻里进行互动。
在居民及其家人与邻里的交往频率问题上，超过70%的居民至少能在三四天与邻里交往一次，但同样有20%以上的居民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居民发生一次交往。这一点在增进邻里互动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从P值等于0.004（小于0.01）可知,被调在该社区居住年限对其家人与邻里交往的频率有显著影响。即，居民在该社区内居住时间与其家人同邻里交往的数量大致呈现正相关关系。
对于“您认为对您来说加强邻里交往是否必要”一题，93.3%的被调都选择了“有必要”。可见居民们还是乐于与邻里接触。但另一方面，从题目“您和社区居民之间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交往”（多选题）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65%的居民选择了“碰面打招呼”，这种方式显然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交往。而选择“串门聊天”的仅有30%。可见，居民们的意愿没能转化到行动中去。
同时，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帮助时，您的第一反应是向谁求助”问题上，社区却成了排位靠后的第一反应是向谁求助”问题上，社区却成了排位靠后的选择。（如图1所示）。
（2） 居民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从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评价看，近3/4的被调显示比较满意，但同时还有超过1/4的居民表示“一般”或“不满意”。根据双变量交互分析得出的结果，职业、文化程度、居民类型等因素对“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评价”有影响作用。其中，居民类型的影响作用具有极强的显著性（P值小于0.01）。整体上看，租房住户对社区工作者的评价较低，其他几类住户的评价相对较高。由此可见，该社区对租房住户的关注程度欠佳。
至于居民与社区之间的互动，首先，在活动参与方面，绝大多数的居民乐于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只是由于个人闲暇时间较少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根据双变量交互分析得出的结果，居民类型对这一问题有显著性影响。如表2所示，“很乐意参加社区活动”的单位分房住户在第二纵列中的比例要比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出近15%。同时，选择“很乐意但有时没时间”选项的被调在该纵列中的比例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
实际上，社区虽然有一支比较成功的老年舞蹈队，但是社区其他活动吸引居民的关注较少，很多人根本没有参加过社区的活动。同时，活动缺乏事前宣传。另一方面，活动经费和场地有限制约了社区活动的开展。
其次，在器材的使用方面，选择“经常”或“总是”的还不足半数。根据笔者调研和了解到的情况，该社区的人均体育器材过少，有些区域根本就见不到健身器材，一方面原因在于“运动难”，想找个器材着实不易；而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社区对体育器材的看管与维修不力。有些人蓄意破坏健身器材，却无人制止，从而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
再次，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较低。在访谈中，居民们大多为“自己对社区的归属感”给出了60——70分（百分制），平均下来仅68分。同时，从一些群众口中，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穷人们被看不起，不敢与别人接触”。
最后，在需改善和提供的服务（多选）方面，各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治安状况、医疗保健服务、环境质量、文娱活动场所都是百姓关注的话题。原因在于该社区紧邻吉祥村，紊乱的治安状况使许多居民缺乏安全感。同时，邻近城中村也使得该社区的周边环境质量受到一定影响；而该社区没有医院，居民就医还需要到旁边的社区。社区内的小诊所档次低，服务态度较差，不愿出诊，从而造成百姓们“看病难”的问题。而参加每年社区组织的体检活动的居民也较少；据社区居民反映，该社区没有公共厕所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了，“如厕难”困扰了该社区的居民十余年；同时，该社区的活动空间也比较小，在社区的唯一一条单行线上还停满了机动车。此外，在组织再就业方面，该社区并没有为居民提供多少便利条件。我们采访了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他的儿子失业，每月仅领取400元的低保，在西安市的消费水平下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日常饮食起居。而社区并未向其提供再就业的机会。无奈之下，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只能靠看摩托车得来的一点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
综上所述，居民对邻里互动重要性的认识与行动间存在冲突，居民对社区的信任程度较低，以租房住户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与社区的互动不足，居民的认同感较低，社区也没有履行好活动组织者的职能，社区的服务还有很多方面亟需改善。
（二）原因分析。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崇德坊社区的成员互动存在相当一部分亟待解决的问题此部分努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1、对邻里互动必要性的认识与行动的冲突。
虽然大多数人都承认邻里互动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职业、年龄、性格、居住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无法实现与邻里的充分互动。如，互不认识的邻居只能通过防盗门门镜观察对方。人与人在门镜中观察对方，由此逐步产生恶性循环，造成邻里间的疏远淡漠。
2、租房住户与社区互动状况不理想。
通过个案访谈了解的情况，租房住户整体上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评价较差；与此同时，社区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力度不足。甚至穷人们没有应有的“尊严”，他们无法与别人正常接触。由此可见，租房住户与社区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影响社区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言，如果社会没有赋予个体以身份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是社会而是一群社会原子在这个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飞舞。 在这个社区里，租房住户等弱势群体就好似那些“社会原子”，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这些居民丧失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他们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愈发不足，使社区走向不和谐的一面。
3、居民对社区信任度和认同感低下。
第一，从“遇到紧急问题时求助对象的选择”这一问题背后可以看出，该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缺失，社区的异质性较强。他们宁肯选择自己较为熟悉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从中体现出的问题是居民与社区的互动不足。而公民社会理论则认为，社区应“与公民社会在价值原则、制度规范、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同质性”。 由此，社区应当积极增进与居民间的互动，使得双方的同质性得到增强。
第二，通过个案访谈得到的数据，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比数仅为68%。这一数字足以见得居民对社区认同感的低下。依据“社区消失论”者的看法，“城市人口大量集中、高密度和高异质性”是“城市社会不可能存在丰富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人们不可能有社区共同体感和社区团结感”的原因。结合该社区实际，一方面在于社区组织活动不利，使这一高密度社区中的居民间及居民与社区间无法开展有效的互动，无法较好地整合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社区的工作人员工作好大喜功，浮夸风气严重，从一位接受采访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讲话中就足以见得这一点。而从群众的口中我们得知，社区领导“只为连任而做一些表面文章，经常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置之不理”。可见，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低下的问题还与社区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和服务意识缺失有关。
4、社区组织活动职能发挥欠佳。
社区作为活动的组织者，理应充分发挥组织活动、增进成员互动的职能。然而该社区组织活动的能力确实不敢恭维。鉴于该社区是西安市成立较早的混合式社区，因此社区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社区发展面临的困难重重。首先，社区的半公共空间较少，从而导致举办社区活动的场地受到限制；其次，社区的发展资金瓶颈作用明显，开展社区活动的资金相对不足，这也是西安市大多数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再次，社区活动宣传的力度不够，使得社区活动得不到广大社区居民的关注和支持。因此，社区组织活动的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导致社区“不良互动”现象的蔓延，如赌博等。这些互动方式不仅不利于居民的健康，也不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5、社区发展问题重重。
从定量分析得出的问题发现，该社区的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如果说“治安条件差”和“文娱活动场所少”分别源于地理和历史因素的话，那么，医疗服务和卫生条件的问题则更应该落实到社区管理部门。从这一小小的“如厕难”问题就可看出该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既然这样，为什么又有92.5%的居民對自己的生活状态表示比较满意呢？从该社区旧式的楼宇外形和复杂的人口构成看，一则是许多老年人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二则是那些租房住户和暂住亲友家的住户则由于经济原因等因素不得不顺应这里的生活环境，而那些商品房住户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较好，因而对社区发展状况的关心程度则较低。
三、增进互动的措施
（一）社区主动增进与居民间的互动。
基于本社区的成员互动状况，该社区应努力借鉴全国知名社区如，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先进经验，主动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尽量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百步亭社区每周必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活动，群众参与率也极高。在活动中，人们增进了了解， 加强了互动，增强了对社区的归属感。笔者前往往武汉调研期间，适逢“六一”，社区组织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晚会。晚会上，居民们亲自上台表演，节目精彩，其乐融融。
我国的共同体理论者认为，20世纪是一个社区社会化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以物的法则为主导，但现代理性的过度发展背叛了它最初的效率目的，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社会社区化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将以人的法则为主导。 因此，社区更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扶力度，使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从而化解弱势群体与社区间的矛盾，增进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
（二）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意识。
社区服务和管理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和理论问题。尤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区工作并不是随便哪些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要做好社区工作，它要求社区工作者不但要有热情和精力，还要求社区工作者具备相应的社会工作经验，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技巧和方法。 只有对社区干部的整体队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工作，才能增强他（她）们的服务意识，使之胜任现有的工作岗位，进而做好社区内的组织、动员、沟通和协调工作，在政府和社区居民群众之间充当起桥梁的纽带作用，调动起社区居民群众社区互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三）由政府引导，多方面筹措社区互动资金。
解决社区互动资金紧张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当向社区划拨更多的活动经费，以支持其开展增进成员间互动的活动；另一方面，应当号召广大社会力量，由企业、非政府部门等组织和个人共同为社区筹集资金，为社区活动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社区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也可以吸纳市场因素，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从而实现社区与居民互动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四）利用中国传统思想精髓教化社区居民。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许多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我们更不能忘掉这些民族传统思想的精髓，而应运用这些精神食粮继续哺育华夏子孙，弘扬中华文明，为和睦邻里关系、增强邻里互动、构建和谐社区提供强大的思想基础。
（五） 建设学习型社区，使社区互动良性发展。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提出，终身教育必须建立在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四个支柱上，这四个支柱也可以视为一个人四个方面的素质或能力。其中，学会学习的能力更是一项核心能力，学会学习也就是学会生存、学会创业、学会创造、学会发展、学会适应并跟上时代前进和变化的步伐。
由此可见，建设学习型社区，有利于每个成员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利于整个社区的良性发展。在建设学习型社区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相互学习，丰富互动的形式，并由此建设学习型社会。
四、结语
总而言之，西安市雁塔区在推进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作为西安市成立较早的社区之一，该社区代表着西安市，乃至西部许多大城市的相当一部分社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在社区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该社区在西安市的混合式社区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更有必要加强该社区成员间的互动，更“需要最大限度调动政府、企业、群众的积极性” ，从而引领西安市混合式社区的良性发展。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行政管理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基金。
（作者：孙填龙，现就读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孙录见，副教授，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行政系副系主任，研究方向：行政管理（行政法方向））
注释：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改革开放与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刍议.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2月（第1期），P43.
段汉明.城市详细规划设计.科学出版社，2006年.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改革开放与我国社会结构变化芻议.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2月（第1期），P44.
吴瑜.论社区治理中的社区互动和社区参与.宜春学院学报，2009年12月，P48.
仇晶，城市社区居民互动的实证研究——以三个社区类型为例.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P1—2.
[美]彼得•德鲁克，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P17.
周业勤，互动论视角下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P9.
周业勤，互动论视角下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P8.
汪小丹，西安电子城社区服务发展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P28.
杨江丁，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解读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现代教学，2009年第4期，P76—78.
胡祥，城市社区治理的热点问题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58.
关键词:城市社区 混合式社区 学习型社区
中图分类号： F503 文献标识码：A
一、背景介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大规模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农村进城常住人口不断增加，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加之城市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混合式社区 (意即辖区内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构成等状况较为复杂的功能较为单一的大型居住型社区。 )。
同时，全球化背景带来了我国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国内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阶层变迁使我国社会意识呈现多样化、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带来新的问题。 这些都为我国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主要是指“社区内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意见沟通” 以及居民之间的自发沟通、交流等）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制度逐步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变。第一种是平房街道社区中的传统邻里关系。第二种是单位社区的邻里关系，这是在1958年后政府为高效推进工业化进程而实行的职宿一体的社区中形成的。单位社区的邻里关系实际上是业缘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叠加。即除了工作关系外同时也是邻里关系。然而，由于这种邻里关系完全是被动的，且存在工作关系在里面，邻里关系也很微妙，自由度相对较少。第三种是商品楼社区的邻里关系。这种形式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住房类型的多样化，提升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也带来了陌生的邻居。早期的商品房居民择邻而居的余地很小，邻居之间彼此互不相识，相识的愿望也很淡薄。
我国还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因此，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和由此形成的邻里关系呈现着纷繁复杂的局面。其中，相当一部分社区趋向于混合式社区的方向发展。故而对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二、 研究结果与原因分析
（一）研究结果。
1、调查对象的人口学资料。
本次调查主要立足于西安市雁塔区某社区，项目组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该社区内一方面运用自制式问卷调查了120位被试，其中男性61位，女性59位；年龄为18-35岁的41位，36-59岁的45位，60岁以上的34位；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的8位，初中的 30位，高中或中专的 47位，大学专科及以上的35位。从这些属性中可以看出，本调查的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在年龄的分布中，以青壮年为主，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趋势；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上为主，可见该社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居民的住户类型以单位分房（45.0%）占绝大多数，但租房住户的比例（25.8%）同样很大。总体的涉及范围比较全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定量的个案访谈，使得我们对该社区成员互动状况掌握得更为全面。
2、社区成员互动状况。
本研究从“居民间的互动”和“居民与社区间的互动”两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居民间的互动。
通过单变量描述统计，我们发现，该社区被调居民中，与其存在经常性交往的居民主要集中在“4——6个”（占被调总数的30%）和“12个及以上”（占被调总数的40.8%）两个区段。在通过双变量交互分析，可以得出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其经常交往人数有影响。如表1所示，专业技术人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经常交往邻里数普遍较少，学生的经常交往邻里数更少，而相比之下，个体业主以及下岗、失业、无业人员的交往邻里则较多，另外三种职业类型的居民的状况则比较复杂。由此可见，居民交往邻里数的多少与其职业的关系，多半是由每个人的职业特点决定的。前两者的日常闲暇时间较少，而个体业主自身的职业特点要求他（她）们主动与人接触，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则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社区活动场所与邻里进行互动。
在居民及其家人与邻里的交往频率问题上，超过70%的居民至少能在三四天与邻里交往一次，但同样有20%以上的居民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居民发生一次交往。这一点在增进邻里互动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从P值等于0.004（小于0.01）可知,被调在该社区居住年限对其家人与邻里交往的频率有显著影响。即，居民在该社区内居住时间与其家人同邻里交往的数量大致呈现正相关关系。
对于“您认为对您来说加强邻里交往是否必要”一题，93.3%的被调都选择了“有必要”。可见居民们还是乐于与邻里接触。但另一方面，从题目“您和社区居民之间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交往”（多选题）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65%的居民选择了“碰面打招呼”，这种方式显然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交往。而选择“串门聊天”的仅有30%。可见，居民们的意愿没能转化到行动中去。
同时，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帮助时，您的第一反应是向谁求助”问题上，社区却成了排位靠后的第一反应是向谁求助”问题上，社区却成了排位靠后的选择。（如图1所示）。
（2） 居民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从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评价看，近3/4的被调显示比较满意，但同时还有超过1/4的居民表示“一般”或“不满意”。根据双变量交互分析得出的结果，职业、文化程度、居民类型等因素对“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评价”有影响作用。其中，居民类型的影响作用具有极强的显著性（P值小于0.01）。整体上看，租房住户对社区工作者的评价较低，其他几类住户的评价相对较高。由此可见，该社区对租房住户的关注程度欠佳。
至于居民与社区之间的互动，首先，在活动参与方面，绝大多数的居民乐于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只是由于个人闲暇时间较少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根据双变量交互分析得出的结果，居民类型对这一问题有显著性影响。如表2所示，“很乐意参加社区活动”的单位分房住户在第二纵列中的比例要比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出近15%。同时，选择“很乐意但有时没时间”选项的被调在该纵列中的比例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
实际上，社区虽然有一支比较成功的老年舞蹈队，但是社区其他活动吸引居民的关注较少，很多人根本没有参加过社区的活动。同时，活动缺乏事前宣传。另一方面，活动经费和场地有限制约了社区活动的开展。
其次，在器材的使用方面，选择“经常”或“总是”的还不足半数。根据笔者调研和了解到的情况，该社区的人均体育器材过少，有些区域根本就见不到健身器材，一方面原因在于“运动难”，想找个器材着实不易；而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社区对体育器材的看管与维修不力。有些人蓄意破坏健身器材，却无人制止，从而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
再次，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较低。在访谈中，居民们大多为“自己对社区的归属感”给出了60——70分（百分制），平均下来仅68分。同时，从一些群众口中，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穷人们被看不起，不敢与别人接触”。
最后，在需改善和提供的服务（多选）方面，各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治安状况、医疗保健服务、环境质量、文娱活动场所都是百姓关注的话题。原因在于该社区紧邻吉祥村，紊乱的治安状况使许多居民缺乏安全感。同时，邻近城中村也使得该社区的周边环境质量受到一定影响；而该社区没有医院，居民就医还需要到旁边的社区。社区内的小诊所档次低，服务态度较差，不愿出诊，从而造成百姓们“看病难”的问题。而参加每年社区组织的体检活动的居民也较少；据社区居民反映，该社区没有公共厕所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了，“如厕难”困扰了该社区的居民十余年；同时，该社区的活动空间也比较小，在社区的唯一一条单行线上还停满了机动车。此外，在组织再就业方面，该社区并没有为居民提供多少便利条件。我们采访了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他的儿子失业，每月仅领取400元的低保，在西安市的消费水平下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日常饮食起居。而社区并未向其提供再就业的机会。无奈之下，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只能靠看摩托车得来的一点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
综上所述，居民对邻里互动重要性的认识与行动间存在冲突，居民对社区的信任程度较低，以租房住户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与社区的互动不足，居民的认同感较低，社区也没有履行好活动组织者的职能，社区的服务还有很多方面亟需改善。
（二）原因分析。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崇德坊社区的成员互动存在相当一部分亟待解决的问题此部分努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1、对邻里互动必要性的认识与行动的冲突。
虽然大多数人都承认邻里互动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职业、年龄、性格、居住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无法实现与邻里的充分互动。如，互不认识的邻居只能通过防盗门门镜观察对方。人与人在门镜中观察对方，由此逐步产生恶性循环，造成邻里间的疏远淡漠。
2、租房住户与社区互动状况不理想。
通过个案访谈了解的情况，租房住户整体上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评价较差；与此同时，社区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力度不足。甚至穷人们没有应有的“尊严”，他们无法与别人正常接触。由此可见，租房住户与社区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影响社区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言，如果社会没有赋予个体以身份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是社会而是一群社会原子在这个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飞舞。 在这个社区里，租房住户等弱势群体就好似那些“社会原子”，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这些居民丧失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他们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愈发不足，使社区走向不和谐的一面。
3、居民对社区信任度和认同感低下。
第一，从“遇到紧急问题时求助对象的选择”这一问题背后可以看出，该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缺失，社区的异质性较强。他们宁肯选择自己较为熟悉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从中体现出的问题是居民与社区的互动不足。而公民社会理论则认为，社区应“与公民社会在价值原则、制度规范、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同质性”。 由此，社区应当积极增进与居民间的互动，使得双方的同质性得到增强。
第二，通过个案访谈得到的数据，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比数仅为68%。这一数字足以见得居民对社区认同感的低下。依据“社区消失论”者的看法，“城市人口大量集中、高密度和高异质性”是“城市社会不可能存在丰富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人们不可能有社区共同体感和社区团结感”的原因。结合该社区实际，一方面在于社区组织活动不利，使这一高密度社区中的居民间及居民与社区间无法开展有效的互动，无法较好地整合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社区的工作人员工作好大喜功，浮夸风气严重，从一位接受采访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讲话中就足以见得这一点。而从群众的口中我们得知，社区领导“只为连任而做一些表面文章，经常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置之不理”。可见，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低下的问题还与社区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和服务意识缺失有关。
4、社区组织活动职能发挥欠佳。
社区作为活动的组织者，理应充分发挥组织活动、增进成员互动的职能。然而该社区组织活动的能力确实不敢恭维。鉴于该社区是西安市成立较早的混合式社区，因此社区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社区发展面临的困难重重。首先，社区的半公共空间较少，从而导致举办社区活动的场地受到限制；其次，社区的发展资金瓶颈作用明显，开展社区活动的资金相对不足，这也是西安市大多数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再次，社区活动宣传的力度不够，使得社区活动得不到广大社区居民的关注和支持。因此，社区组织活动的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导致社区“不良互动”现象的蔓延，如赌博等。这些互动方式不仅不利于居民的健康，也不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5、社区发展问题重重。
从定量分析得出的问题发现，该社区的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如果说“治安条件差”和“文娱活动场所少”分别源于地理和历史因素的话，那么，医疗服务和卫生条件的问题则更应该落实到社区管理部门。从这一小小的“如厕难”问题就可看出该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既然这样，为什么又有92.5%的居民對自己的生活状态表示比较满意呢？从该社区旧式的楼宇外形和复杂的人口构成看，一则是许多老年人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二则是那些租房住户和暂住亲友家的住户则由于经济原因等因素不得不顺应这里的生活环境，而那些商品房住户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较好，因而对社区发展状况的关心程度则较低。
三、增进互动的措施
（一）社区主动增进与居民间的互动。
基于本社区的成员互动状况，该社区应努力借鉴全国知名社区如，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先进经验，主动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尽量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百步亭社区每周必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活动，群众参与率也极高。在活动中，人们增进了了解， 加强了互动，增强了对社区的归属感。笔者前往往武汉调研期间，适逢“六一”，社区组织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晚会。晚会上，居民们亲自上台表演，节目精彩，其乐融融。
我国的共同体理论者认为，20世纪是一个社区社会化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以物的法则为主导，但现代理性的过度发展背叛了它最初的效率目的，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社会社区化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将以人的法则为主导。 因此，社区更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扶力度，使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从而化解弱势群体与社区间的矛盾，增进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
（二）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意识。
社区服务和管理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和理论问题。尤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区工作并不是随便哪些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要做好社区工作，它要求社区工作者不但要有热情和精力，还要求社区工作者具备相应的社会工作经验，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技巧和方法。 只有对社区干部的整体队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工作，才能增强他（她）们的服务意识，使之胜任现有的工作岗位，进而做好社区内的组织、动员、沟通和协调工作，在政府和社区居民群众之间充当起桥梁的纽带作用，调动起社区居民群众社区互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三）由政府引导，多方面筹措社区互动资金。
解决社区互动资金紧张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当向社区划拨更多的活动经费，以支持其开展增进成员间互动的活动；另一方面，应当号召广大社会力量，由企业、非政府部门等组织和个人共同为社区筹集资金，为社区活动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社区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也可以吸纳市场因素，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从而实现社区与居民互动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四）利用中国传统思想精髓教化社区居民。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许多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我们更不能忘掉这些民族传统思想的精髓，而应运用这些精神食粮继续哺育华夏子孙，弘扬中华文明，为和睦邻里关系、增强邻里互动、构建和谐社区提供强大的思想基础。
（五） 建设学习型社区，使社区互动良性发展。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提出，终身教育必须建立在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四个支柱上，这四个支柱也可以视为一个人四个方面的素质或能力。其中，学会学习的能力更是一项核心能力，学会学习也就是学会生存、学会创业、学会创造、学会发展、学会适应并跟上时代前进和变化的步伐。
由此可见，建设学习型社区，有利于每个成员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利于整个社区的良性发展。在建设学习型社区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相互学习，丰富互动的形式，并由此建设学习型社会。
四、结语
总而言之，西安市雁塔区在推进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作为西安市成立较早的社区之一，该社区代表着西安市，乃至西部许多大城市的相当一部分社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在社区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该社区在西安市的混合式社区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更有必要加强该社区成员间的互动，更“需要最大限度调动政府、企业、群众的积极性” ，从而引领西安市混合式社区的良性发展。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行政管理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基金。
（作者：孙填龙，现就读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孙录见，副教授，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行政系副系主任，研究方向：行政管理（行政法方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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