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下，各种娱乐节目已经占据了文艺节目的大半江山，从现今娱乐节目的发展来看，其节目内容以及整个节目制作都出现了明显的生态不平衡现象，电视艺术的生态问题不仅关系到电视艺术本身，更加关乎到电视艺术今后的发展，关系到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和学术生命。对“电视艺术生态”的重新思考和界定，是电视艺术谋求发展和扩容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娱乐节目 电视艺术 生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2.041
　　电视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各种艺术形态中还属于比较年轻的一类。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探索，我国的电视艺术实践日益丰富，人们对电视艺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媒介角度看，电视艺术经历了由最初把电视当作说教工具到后来把电视当作大众媒体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是我国电视的初创期。这段时期的电视媒体从业人员大多都是刚刚从其他媒体进入电视行业的，其对电视艺术的理解及运用或多或少都带有其他媒体的思维理念。“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这期间只不过是通过图像的形式把广播、报纸、杂志等其他媒体的信息播报一下，等于再传播。由于依附与广播、报纸、杂志和通讯社，所以其独立的传播特征和样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电视的独立性还没有明显地凸显出来。”[1]这段时期的电视节目因为特定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仅仅作为了一个“社会精神的传声筒”，但是这段时期的电视艺术的生态环境较为简单，当时的电视价值观念就是政治中心论，再加上对其他媒介的过分依赖，电视艺术其实在那个时期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电视传播区域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扩展，电视价值观念也从最初的政治中心论、经济中心论到文化中心论的演变，电视文艺因此也进行了一个剧烈的生态变迁。“电视节目丰富的背后是人们电视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电视媒介不仅仅具有‘喉舌’功能，更重要的是大众娱乐的载体。”[2]大众的需求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根本原因。赢得大众的注意等于赢得了市场的主动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大众需要的不是板着脸的说教，而是用轻松的娱乐来缓解现实的压力。大众的娱乐需求决定了电视媒体的娱乐倾向，预示电视由说教工具向大众娱乐媒体的转变。
　　当代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以电视为主体的传媒文化日趋升位为一种主流文化。电视作为一种新的和重要的生存环境，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态。引入“生态”观念重审电视，我们会获得一种对于电视全新的认知。在现在的各大电视台，娱乐节目可以说是占了相当多的时档。特别是近几年为大家所关注的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自2005年红透半边天的“超女”效应开启了“荧屏选秀”之先河，到2006年接踵而至的又有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和央视的《梦想中国》，到今年的《中国达人秀》等各种大型电视选秀节目，“选秀热”已经成为一个媒体事件，一种文化现象。然而，认真看一看“超女”的背后，不难发现，它成了文化贫困者的赢家。因为，其实当我们真正在全球搜索各类综艺节目就发现，“超女”这一类节目并不具有多少文化的原创底蕴，它基本脱胎于前几年间在美国市场走俏的《美国偶像》，而《美国偶像》又是克隆于英国的《流行偶像》。包括今年一度掀起热潮的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也是完全克隆于英国的《英国达人秀》，更别提各大卫视娱乐节目中的各种游戏环节又有多少是照着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娱乐节目而进行的。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刺激着整个娱乐节目的走向，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湖南卫视单凭“超女”在全国的收视份额就上升了20%，并连续20个月在全国省级卫视台雄踞收视排名之冠，其总决赛的广告竟达到每15秒11.25万的天价。另据报道，决赛当夜，三名决赛选手共收到的短信投票，更达到800多万条。[3]可想而知，为什么选秀类节目率办不止，一波接着一波，而且是各大卫视都在争相竞争各式选秀类节目。2002年4月，《南方周末》发表了《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一文，在电视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文中称，崔永元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把虚假、浮华、浪费、重复列为电视庸俗化的几宗罪：“没有哪个国家的哪家电视台有我们这么多的综艺晚会，灯光、道具、布景极其考究极其浮华。如果我们的编导和演员们极其地有创造力，一台晚会超过一台晚会，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我们看到的都是重复，总是那几个人那几首歌。还有那些同样花费巨大但是劣质的电视剧。”何树青在《2002中国电视节目秀》一文中，更是将“清宫古装剧+克隆版综艺+口水版脱口秀+拼盘版晚会”称为2002年电视节目“四大傻”。[4]综上所述，不难看到，当代电视文艺处于严重的生态失衡当中，具体表现为电视台频道资源严重浪费，节目类型与内容盲目跟风，同质化现象严重，为片面追求收视率，庸俗化现象日益泛化等等。高鑫将电视生态的失衡总结以下三点：清一色的综合频道、唯收视率论成败、知识型观众离席。[5]其实认真反省下我国电视艺术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不难发现，在我国，媒体定位非常的模糊，因此在电视艺术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很多模棱两可的现象。首先，我国电视模式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电视类似西方的公共服务性电视，主要经济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1979年1月，上海电视台播放了“参桂补酒”广告，这是我国内地第一个电视广告，标志着电视的商业化进程开始，之后各电视台纷纷效仿，于是广告逐渐成为了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直到现在，各大电视台都是靠争抢广告商来自负盈亏。而广告商并不会在乎节目质量是否庸俗，并不会在乎电视台节目制作成什么样，什么类型的节目，广告商只在乎他所投播的广告时间段收视率是不是很高，只要收视率高，广告商就会在此时段投下大量的广告费。所以电视台只能一味地追求收视率的高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广告商。虽然我国电视台实现了商业化转变，但是我国电视商业化是不彻底的，因为电视台的所有权还是归国家所有，经营权却属于各电视台。这就造成了中国电视生态环境既不是像英国的公共服务型电视，也不像美国的商业化电视，走的是“第三条道路”：电视台承担公共服务型电视的责任，采用的却是商业电视的运营模式。一方面电视艺术要承担弘扬“主旋律”的重任，另一方面电视艺术又要贴近市场，为大众喜闻乐见。这就让电视媒体非常困惑，到底电视台是应该继续宣传我们的主旋律，还是应该迎合收视率的需求？“艺术价值观念的模糊不清造成了电视艺术的折中选择：娱乐的节目严肃化，严肃的节目娱乐化，于是大量的平庸的电视节目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6]电视艺术尽管有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却并不能使我们能够从容地对应明天的电视艺术命运。这样的一个电视艺术生态环境也着实让每一个电视人担忧，对于“电视艺术当今生态环境到底应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仍然难以准确地回答。我国电视艺术应当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世界，更多地反映一些有关精神层面的东西，从对观众的精神生态的关注层面上促进电视艺术发展，打造出具有中华传统文明文化标识的电视艺术精品。
　　电视艺术的生态问题不仅关系到电视艺术本身，更加关乎到电视艺术今后的发展，关系到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和学术生命。对“电视艺术生态”的重新思考和界定，是电视艺术谋求发展和扩容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胡志锋：《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②王桂亭：《电视艺术学论纲》，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③黄式宪：《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④文见《新周刊》第151期
　　⑤高鑫著：《电视艺术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⑥张文娟：《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参考文献
　　1.张文娟：《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王桂亭：《电视艺术学论纲》，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3.欧阳宏生 陈笑春 王安中：《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史可扬：《影视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高鑫著：《电视艺术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6.胡志锋：《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刘建明著：《媒介批评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版
　　
　　作者简介
　　贾璟轶，出生于1987年2月，女，汉族，硕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广播电视编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