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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和词话，作为汉语诗学的传统文体，一直以来，颇受中国诗人和普泛读者青睐。特别是宋代以来的经典诗话与词话，曾影响了不少诗词研究者与爱好者。尤其那些灵光一闪的精短语句，或侧重理论推演，或横生思想锋芒，虽只言片语，也呈现出对诗歌、对文学和对人生的深度思考。这种文体，从根本上来说，确实更符合汉语语境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美学追求。
新诗发生以来，诗人们对诗话的情感变得复杂起来。受西方现代文论及现代学科影响，体系性逐渐成了衡量当代理论与批评文本写作的标准，传统诗话体式则受到争议乃至误解。有人认为它是诗歌写作的下脚料，有人认为它是诗人江郎才尽后妥协挣扎的表现。不过，自新时期先锋诗歌登场以来，当代汉语诗人们对诗话这一文体，好像又有了新的认知和热情，各类新诗话文本层出不穷，屡屡可见，或可作为从西方向本土回归的一个见证：诗话仍然是汉语诗人和现代汉语诗学可以再造的传统。
显然，诗话的地位随着当代诗人们认知的开放，已逐渐有所改观，然而，新世纪以来，各种诗集、诗选、诗评集和诗学专著，大量印行，层出不穷，唯独新诗诗话依然如抽屉文学，要么处于“地下”状态，难见天日，要么是作为附录，点缀于诗集与论著之后，从未获得它名正言顺的集中展示之机。故此，在新诗百年之际，由诗人诗评家沈奇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当代新诗话丛书”五卷，便成为这些年来，现代汉语诗人和批评家们，重新探寻诗话这一文体的集约型亮相，同时，也填补了当代新诗话出版空白，以期促进对诗话的研究，实现其学术价值的拓展。五卷作者赵毅衡、于坚、陈超、耿占春和主编沈奇本人，都既是原创诗人，又擅长理论批评，且“艺术感觉明锐，审美趣味独到，问题意识深切，个人风格显豁，而多有独辟蹊径、卓然高致之风范”。正是这双重身份和共同的精神背景，让他们在诗歌实践与批评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在诗歌写作之外，他们通过诗话这种形式，分析诗歌，阐述文学，探讨人生，为我们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再造汉语诗学传统的别样体验。
一
对于多数人来说，或许读诗话比看那些艰深的学术论文要轻松得多，至少相对于长篇大论高头讲章来说，它不会制造过多的阅读障碍，将普通读者挡在门外。这是我们亲近诗话的自然原因。然而，这并不代表诗话就是无深度的——短短几句，也会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大问题，它既关涉诗学之思，也可能关联生命之思、生活之思，那些闪耀着智慧的思想火花，无论是感慨系之，还是思辨话语，皆是立心之言而微言大义。虽可能因文体所限，缺乏周详而或有偏颇，但那种个人经验的隐秘流转，总让人有着精神上的信任感和修辞上的认同感。
就像耿占春先生所言：“一个句子最初或许只有极单薄的动机。”作者写下它，可能仅只是为了某种思与诗的释放，我们阅读这样的句子时，就可能在解析乃至误读中延伸它的意义，进行一种再创造。句子在最初的意义上走得更远了，这种意义的延续，正是我们在阅读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而对于作者来说，他其实只是提供了句子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诗话很大程度上即是如此，短短一句或几句话，并不向我们承诺什么，也不是立足于下结论，但它的某个词语，某种格调，某种气息，都会在不经意间打开我们内心的那扇窗，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以发现的乐趣。
仅就文体意义而言，诗话为我们带来的启迪与乐趣，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不正经”。
在当代，多数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都身在学院，他们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陈超先生在其诗话集《诗野游牧》的“后记”中说：“某日，终于完成一项‘科研任务’，写得倒不艰难，但是整个漫长的过程十分无趣，令人头大。发走书稿，如释重负。”通过这短短几句话，我们也能够想象到他们面临怎样的学术压力。那样一些“科研任务”并非他们热爱，迫于体制化学术的要求，只得无奈承受。就学术本身来说，那些大块文章可能在学术评价体系中是正经的，有用的，但真正对于诗人写诗来说，则收效甚微。陈超直言：“至于谈到是否能对诗歌创造的细节显幽烛隐，对习诗者、品诗者是否有切实的启发，我以为，高头讲章式的诗学理论其实基本没用。对他们最实用、最有意趣的，还是那些斫轮老手笔下真正‘有话要说’，且说到了点子上的精短诗话。”我相信，这是批评家的肺腑之言，它并非为了强调精短诗话的重要性，而刻意贬低论文式的“大块文章”，因为诗话的确是理论阐释之外的另一条诗学通道。这条通道对于诗人和批评家来说，虽都属于“不务正业”，但它恰恰是联结我们人生与诗学思考最直观、也最能体现个人风格的一条路径。
——何以如此？那些看似凭直觉而写出的诗话，其实也是经过了长久的思考与琢磨，只是它在瞬间被写出来，既是作者肉身经验的转化，也是其精神与思想的延续。那些富有洞见的文字，极少展开而论，但它不失为最精粹的自我对话，在自由的笔端拉近了与思考之间的距离。“我再也无需承受写一本书的负担。每一本书的写作都让我体验到自我的背叛。一本拖得稍稍长一些的书都让人倍感厌倦。札记的写作无需任何构想，它仅仅是让生活自动归入一本原初之书。”耿占春的这段话，道出了多少有志于放飞理论想象之人的心思！这心思里有他们的困惑和疑难，也有他们的信念与追求。札记式的诗话写作，源于个体最本真的思索，它不追求多么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不存在多么狂妄的理论野心，更多时候诉诸经验与直觉，是诗人与批评家带着一颗初心在寻找生命最开始的律动。然而，这些看似感性的片语只言，又是一种内在智慧的精妙结晶，它出自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内心，自由，迷人，在原创性的追求中通向更精妙的启蒙之境。
对于诗是什么？很多人越来越不知道它到底何为，说不清，道不明，只是顺着某种感觉在写，在继续，在深入。然而它最后究竟要通向哪里？耿占春说：“诗，是传播时代的非交流性语言，这是显著思潮中的隐言，各种高论时代里的微言。诗，是语言公有制社会里的话语私有制。诗，是在语言的社会纵欲主义的挥霍中，保持语言极其节俭用法的禁欲主义。”赵毅衡说：“诗是对合理与秩序的反动，诗是叛乱者骄傲的旗帜。”“诗是精神的演出，它是某个人格的台词。”耿占春与赵毅衡对诗的定义，虽然也有理论提升的意思，但比起那些纯粹“文艺学”范畴的定义，此一言说更多些诗的真情怀在里面。 而诗的情怀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一个人骨子里所带有的气质，不管是诗人写诗，还是批评家发言，如果没有一颗正直真诚的诗心，文字再漂亮唯美，也不过是空洞的翻版。它必须是个人记忆的回放，自我较量的赋形，灵魂在场的重塑，而无心之作，则担当不起“诗性存在”这一至高的荣誉。
二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言及他写《史记》之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真正入心的诗话，必是体验与领悟此理而发出的人生感慨。那些大开大阖、气势恢宏之构架，一方面要凭借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是经历世道人心后的性情之悟。但凡有大气象的言论，绝非靠小聪明可抵达，那是需要境界的。瞬间的人生感悟，并不依赖于目击成文、脱口而出，而在于酝酿、沉淀之后自然地流露。诗话的短章，我觉得更多时候还是作者从内心缓缓倒出来的，它关乎我们的情感倾诉、精神冒险，也涉及我们的人生疑难、精神困惑。虽然也有作价值判断时，但诗话写作的神采，可能还在于表达旨趣本身，见性情，有快感，以及作者能在思维方式上真正诉诸这种文体的自觉。
可能我们在读诗歌时，很少从句子内部去探究一个诗人的学识，这种学识不是某种硬知识的堆积和炫耀，而是对自我的理解，对人生的看法，对时代的认知。从这方面来看，学识可决定一个人写作的水准和高度，而诗话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赵毅衡、于坚、陈超、耿占春和沈奇，皆乃当代诗学界潜沉修远而颇具影响者，在诗学实践与研究上都造诣匪浅，因此，他们的专业性毋庸置疑，而其诗话写作的亮点和重点，还是在于他们有着更高的诗性精神。这种诗性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一首诗或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当代诗歌精神的理解，这里面有他们各自的方向、态度与境界，还有对先锋性和现代意识的对接。这样的诗性精神体现为一种综合素养，集感性想象、理性审美与智性创造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他们在专业意识和诗性精神上的卓然品质。虽然力求专业，然而，他们并没有为了专业而放弃对文学情怀的追求，尤其是对于语言创造的意趣和质感，他们是倾注了相当心力的。从五卷新诗话的阅读中，可感受到基于修辞之美的精彩发声，真挚，饱满，细细品来，更多时候给人以无限的回味之悟。
在诗之内外，语言会重塑新的创造意义与价值。作为美学和思想的载体，它既是基础，也是核心。“没有诗性的语言，就没有诗性的生命；没有诗性的语言的未来，就没有诗性的生命的未来。因此，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的生命体验，原创性的语言体验，是诗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忘记的原则。”沈奇先生的这段话，真正道出了诗人与批评家在诗话写作上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不是被动的，是作者主动针对语言的诗性创造，来出示自己的热情。其实，一个诗人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视野、创造力和进入的角度，这些汇集在诗行里，会以一种整体气质呈现出来。所有的文字都要立足于发现和洞察，从自身出发，由灵魂入肌理，最后也会回到自身，这才是诗学创造的归宿。就像陈超先生所感悟到的，“对诗话写作而言，‘语体’的界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自如地越界穿逐，用自由多样的个人化语言方式，来充分表达自己对诗歌语言秘密，对人性秘密，对生存、生命、自然、历史、文化……电光石火般的真切的感受与思考”。诗话写作打破了很多束缚，它是敞开的，既向观点与思想敞开，更向表达上的创造性敞开，有了这种自由的氛围，诗人批评家们最能在宽松的空间里描绘出自我的底色。
在此意义上，我确实从这五卷新诗话中读到了太多精当漂亮的句子，比如于坚说：“真正的诗人就像黑暗寺庙中的五百罗汉，更黑暗了，也更接受诸神。”比如耿占春说：“谎言的制度化最终带来了全社会负面语言的流行。”比如沈奇说：“身处唯时尚是问的时代，看似个性张扬，实是无性仿生。”比如陈超说：“伟大的诗歌不宽恕一切，包括诗人自身。”比如赵毅衡说：“一个诗人必须忍受的不仅是充满敌意的社会，而且还有他自己的生活。”这些句子不仅漂亮在字词，且有个体的严肃思考在里面，尤其是带着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属于“文字的良心”。这些闪耀着个性的句子，或许不求多么严谨缜密，也可能在逻辑上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思想文字所具有的真知灼见。赵毅衡的清晰与原创精神，于坚的雄辩和民间立场，陈超的生动与宽阔视野，耿占春的哲思和历史意识，沈奇的睿智与古典情怀，都在那些充满张力和气场的文字中获得了印证。
这些从心出发的短制，其实在个人命题上是可以成立的，他们的初衷可能不是为了下一个“正确的结论”，而是给语言的创造提供更多元与丰富的面向。这或许是“当代新诗话”最大的看点，它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文字的享受，还有更多关于诗歌、人生与文学可能性的思考与感悟。
三
诗话不是所谓的“段子”，它是让人沉于深层思考而又拒绝心灵鸡汤的文字。我们不排除有些诗话倾向于某种金玉良言的效果，或为人生病症开药方，或为诗人写作指方向，这些“一家之言”乃日常所思之后的有感而发，不是说要承担多么高尚的使命感，它至少能在某些方面唤醒我们身上日渐被功利性所淡化和消解的诗意，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文字的自然之美中来，这其实就是新诗话作者们能够达至的高境界了。真正有难度、有分量的诗话，它一定是将作者的立场内化在从容的表述里了，不过于夸张外露，但处处有其精神容量，也不乏节制的思想力度。
相对于那些主流的大合唱与时代的最强音，诗歌的边缘化，仍然是其当下态势，没有谁可以在这个时代将诗歌推向中心，唯有让它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彻底进入它的小众化与民间化，或许才是最真实也最恒定的状态。汉语之美，美在自然，美在雅兴，也美在创造，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现代汉语的日渐丰富，已给诗人们的创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与考验。除了在翻译文字中继续获得滋养，我们向源头寻找答案和出路，似乎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沈奇先生说：“汉语‘诗话’，向来为汉语诗学、汉语美学之津梁，也是唯汉语世界独有的一种文学艺术批评话语方式。”它所具有的古雅原创性，既体现在实际创作中，也体现在理论姿态上，这双重的创造，也相应地是想象和顿悟双重作用的结果，它赋予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以原始的活力。新诗话虽然源于古典传统，但活力确实是它保持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前提，它让这一文体充满新的魅力，不仅仅是意义和所指，它同样指向的是纯粹文字的诗性本身。 我相信，诗人批评家们在写作诗话时，应该是有一种相对放松的心态的。只有放下功利杂念，将视野打开，那种畅游文字王国的思绪才会更自由，更贴近人性、现实和生活本身。陈超先生说诗话是他“私心偏爱的游牧性的文体”，这种自由之感有着内在的超越精神，它不会在思想的层面太约束自己，唯有这种真正的释放，才会让诗话文字远离沉闷，在葆有一颗诗心的前提下，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寻求诗与思的注解。这种文字，“它篇幅短小，却既有纤敏的个人感受，又需要尖新的见识；既有对阐释对象性质的敏锐指认，又有个人想象力翱翔的天地；既使用简隽、精到的判断，又容留了诗歌神秘的不确定性”。它是介于诗歌和理论之间的随笔文体，诗人从诗歌的分行中出走，批评家从长篇的理论演绎中脱身，都是为了在文字的驾驭上，给自己一个身心放松的理由。从这五卷“当代新诗话”文字来看，他们绝少刻意为之，不是要故意拆散系统化的理论，也不是要把诗转化成“灰色的理论”，自由洒脱，无拘无束，锐利直率，个人性情之真的表现。于坚、陈超、沈奇不例外，赵毅衡和耿占春当也如此。他们是把新诗话当美文写的，而这正是我们的传统——行将消失的传统。他们在挽救，在转化，在发扬，也在持守一种义理与辞章肝胆相照的美德。
这些精短文字，每一个人在写下它们时，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情绪与心境，但正是缘于有差别的出发点，我们才会在阅读中获得更丰富的想象空间。沈奇说，“诗，就其生命含义而言，确实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诗性生命与神性生命存在下去的方式”；于坚说：“作家写作就是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对世界的领悟的高低取决于你心灵的厚度和深度。”陈超说：“我并不排除思考的深刻，但对诗而言，生命的深刻才是诗歌意义上的深刻。”诗人与诗人，诗人与批评家，他们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尤其在对待诗歌与写作的问题上，这些入心之论，必定如他们所言，要与心灵、生命相关。不管诗人们将写作之舟划出去多远，最后还是要回到个人的内心。否则，那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仅仅是浮在词语的表层作自我欣赏罢了。当有一天他们超越了自我欣赏的层次时，某种更透明、更具飞翔之感的精神降临自身，无论它是轻逸的，还是沉重的，都可能是其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写下它，记录它，并以此见证，自我在诗与思的较量融合里，所留下的心灵轨迹。
为此，我尤其共鸣于耿占春对待写作的态度，“每天清晨或夜晚写出一个满意的句子，意味着一种个人的仪式，一个人的思想仪式。不是为着直接表达思想，而是为着思想的可能性创造一个修辞……重新确认一种诗学话语的有效性。”他也可能说出了另外四位诗人批评家的想法，为了一个美好的句子，或者化用一个熟悉的词语，这正是他们安放自己心灵的过程。
在看似简短的文字里，也可笔底起波澜，这时，那些快意之语会诞生于一个人沉思默想的途中，而这种新诗话的创造，应当是对古典诗话精神最好的传承与拓展。
【注释】
沈奇：“当代新诗话”编选后记，见各卷“后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耿占春：《退藏于密》，183、131、142、141、18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陈超：《诗野游牧》，215—216、220、198、217、10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60—61、6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沈奇：《无核之云》，15、24、215、9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于坚：《为世界文身》，23、7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新诗发生以来，诗人们对诗话的情感变得复杂起来。受西方现代文论及现代学科影响，体系性逐渐成了衡量当代理论与批评文本写作的标准，传统诗话体式则受到争议乃至误解。有人认为它是诗歌写作的下脚料，有人认为它是诗人江郎才尽后妥协挣扎的表现。不过，自新时期先锋诗歌登场以来，当代汉语诗人们对诗话这一文体，好像又有了新的认知和热情，各类新诗话文本层出不穷，屡屡可见，或可作为从西方向本土回归的一个见证：诗话仍然是汉语诗人和现代汉语诗学可以再造的传统。
显然，诗话的地位随着当代诗人们认知的开放，已逐渐有所改观，然而，新世纪以来，各种诗集、诗选、诗评集和诗学专著，大量印行，层出不穷，唯独新诗诗话依然如抽屉文学，要么处于“地下”状态，难见天日，要么是作为附录，点缀于诗集与论著之后，从未获得它名正言顺的集中展示之机。故此，在新诗百年之际，由诗人诗评家沈奇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当代新诗话丛书”五卷，便成为这些年来，现代汉语诗人和批评家们，重新探寻诗话这一文体的集约型亮相，同时，也填补了当代新诗话出版空白，以期促进对诗话的研究，实现其学术价值的拓展。五卷作者赵毅衡、于坚、陈超、耿占春和主编沈奇本人，都既是原创诗人，又擅长理论批评，且“艺术感觉明锐，审美趣味独到，问题意识深切，个人风格显豁，而多有独辟蹊径、卓然高致之风范”。正是这双重身份和共同的精神背景，让他们在诗歌实践与批评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在诗歌写作之外，他们通过诗话这种形式，分析诗歌，阐述文学，探讨人生，为我们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再造汉语诗学传统的别样体验。
一
对于多数人来说，或许读诗话比看那些艰深的学术论文要轻松得多，至少相对于长篇大论高头讲章来说，它不会制造过多的阅读障碍，将普通读者挡在门外。这是我们亲近诗话的自然原因。然而，这并不代表诗话就是无深度的——短短几句，也会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大问题，它既关涉诗学之思，也可能关联生命之思、生活之思，那些闪耀着智慧的思想火花，无论是感慨系之，还是思辨话语，皆是立心之言而微言大义。虽可能因文体所限，缺乏周详而或有偏颇，但那种个人经验的隐秘流转，总让人有着精神上的信任感和修辞上的认同感。
就像耿占春先生所言：“一个句子最初或许只有极单薄的动机。”作者写下它，可能仅只是为了某种思与诗的释放，我们阅读这样的句子时，就可能在解析乃至误读中延伸它的意义，进行一种再创造。句子在最初的意义上走得更远了，这种意义的延续，正是我们在阅读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而对于作者来说，他其实只是提供了句子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诗话很大程度上即是如此，短短一句或几句话，并不向我们承诺什么，也不是立足于下结论，但它的某个词语，某种格调，某种气息，都会在不经意间打开我们内心的那扇窗，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以发现的乐趣。
仅就文体意义而言，诗话为我们带来的启迪与乐趣，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不正经”。
在当代，多数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都身在学院，他们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陈超先生在其诗话集《诗野游牧》的“后记”中说：“某日，终于完成一项‘科研任务’，写得倒不艰难，但是整个漫长的过程十分无趣，令人头大。发走书稿，如释重负。”通过这短短几句话，我们也能够想象到他们面临怎样的学术压力。那样一些“科研任务”并非他们热爱，迫于体制化学术的要求，只得无奈承受。就学术本身来说，那些大块文章可能在学术评价体系中是正经的，有用的，但真正对于诗人写诗来说，则收效甚微。陈超直言：“至于谈到是否能对诗歌创造的细节显幽烛隐，对习诗者、品诗者是否有切实的启发，我以为，高头讲章式的诗学理论其实基本没用。对他们最实用、最有意趣的，还是那些斫轮老手笔下真正‘有话要说’，且说到了点子上的精短诗话。”我相信，这是批评家的肺腑之言，它并非为了强调精短诗话的重要性，而刻意贬低论文式的“大块文章”，因为诗话的确是理论阐释之外的另一条诗学通道。这条通道对于诗人和批评家来说，虽都属于“不务正业”，但它恰恰是联结我们人生与诗学思考最直观、也最能体现个人风格的一条路径。
——何以如此？那些看似凭直觉而写出的诗话，其实也是经过了长久的思考与琢磨，只是它在瞬间被写出来，既是作者肉身经验的转化，也是其精神与思想的延续。那些富有洞见的文字，极少展开而论，但它不失为最精粹的自我对话，在自由的笔端拉近了与思考之间的距离。“我再也无需承受写一本书的负担。每一本书的写作都让我体验到自我的背叛。一本拖得稍稍长一些的书都让人倍感厌倦。札记的写作无需任何构想，它仅仅是让生活自动归入一本原初之书。”耿占春的这段话，道出了多少有志于放飞理论想象之人的心思！这心思里有他们的困惑和疑难，也有他们的信念与追求。札记式的诗话写作，源于个体最本真的思索，它不追求多么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不存在多么狂妄的理论野心，更多时候诉诸经验与直觉，是诗人与批评家带着一颗初心在寻找生命最开始的律动。然而，这些看似感性的片语只言，又是一种内在智慧的精妙结晶，它出自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内心，自由，迷人，在原创性的追求中通向更精妙的启蒙之境。
对于诗是什么？很多人越来越不知道它到底何为，说不清，道不明，只是顺着某种感觉在写，在继续，在深入。然而它最后究竟要通向哪里？耿占春说：“诗，是传播时代的非交流性语言，这是显著思潮中的隐言，各种高论时代里的微言。诗，是语言公有制社会里的话语私有制。诗，是在语言的社会纵欲主义的挥霍中，保持语言极其节俭用法的禁欲主义。”赵毅衡说：“诗是对合理与秩序的反动，诗是叛乱者骄傲的旗帜。”“诗是精神的演出，它是某个人格的台词。”耿占春与赵毅衡对诗的定义，虽然也有理论提升的意思，但比起那些纯粹“文艺学”范畴的定义，此一言说更多些诗的真情怀在里面。 而诗的情怀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一个人骨子里所带有的气质，不管是诗人写诗，还是批评家发言，如果没有一颗正直真诚的诗心，文字再漂亮唯美，也不过是空洞的翻版。它必须是个人记忆的回放，自我较量的赋形，灵魂在场的重塑，而无心之作，则担当不起“诗性存在”这一至高的荣誉。
二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言及他写《史记》之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真正入心的诗话，必是体验与领悟此理而发出的人生感慨。那些大开大阖、气势恢宏之构架，一方面要凭借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是经历世道人心后的性情之悟。但凡有大气象的言论，绝非靠小聪明可抵达，那是需要境界的。瞬间的人生感悟，并不依赖于目击成文、脱口而出，而在于酝酿、沉淀之后自然地流露。诗话的短章，我觉得更多时候还是作者从内心缓缓倒出来的，它关乎我们的情感倾诉、精神冒险，也涉及我们的人生疑难、精神困惑。虽然也有作价值判断时，但诗话写作的神采，可能还在于表达旨趣本身，见性情，有快感，以及作者能在思维方式上真正诉诸这种文体的自觉。
可能我们在读诗歌时，很少从句子内部去探究一个诗人的学识，这种学识不是某种硬知识的堆积和炫耀，而是对自我的理解，对人生的看法，对时代的认知。从这方面来看，学识可决定一个人写作的水准和高度，而诗话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赵毅衡、于坚、陈超、耿占春和沈奇，皆乃当代诗学界潜沉修远而颇具影响者，在诗学实践与研究上都造诣匪浅，因此，他们的专业性毋庸置疑，而其诗话写作的亮点和重点，还是在于他们有着更高的诗性精神。这种诗性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一首诗或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当代诗歌精神的理解，这里面有他们各自的方向、态度与境界，还有对先锋性和现代意识的对接。这样的诗性精神体现为一种综合素养，集感性想象、理性审美与智性创造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他们在专业意识和诗性精神上的卓然品质。虽然力求专业，然而，他们并没有为了专业而放弃对文学情怀的追求，尤其是对于语言创造的意趣和质感，他们是倾注了相当心力的。从五卷新诗话的阅读中，可感受到基于修辞之美的精彩发声，真挚，饱满，细细品来，更多时候给人以无限的回味之悟。
在诗之内外，语言会重塑新的创造意义与价值。作为美学和思想的载体，它既是基础，也是核心。“没有诗性的语言，就没有诗性的生命；没有诗性的语言的未来，就没有诗性的生命的未来。因此，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的生命体验，原创性的语言体验，是诗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忘记的原则。”沈奇先生的这段话，真正道出了诗人与批评家在诗话写作上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不是被动的，是作者主动针对语言的诗性创造，来出示自己的热情。其实，一个诗人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视野、创造力和进入的角度，这些汇集在诗行里，会以一种整体气质呈现出来。所有的文字都要立足于发现和洞察，从自身出发，由灵魂入肌理，最后也会回到自身，这才是诗学创造的归宿。就像陈超先生所感悟到的，“对诗话写作而言，‘语体’的界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自如地越界穿逐，用自由多样的个人化语言方式，来充分表达自己对诗歌语言秘密，对人性秘密，对生存、生命、自然、历史、文化……电光石火般的真切的感受与思考”。诗话写作打破了很多束缚，它是敞开的，既向观点与思想敞开，更向表达上的创造性敞开，有了这种自由的氛围，诗人批评家们最能在宽松的空间里描绘出自我的底色。
在此意义上，我确实从这五卷新诗话中读到了太多精当漂亮的句子，比如于坚说：“真正的诗人就像黑暗寺庙中的五百罗汉，更黑暗了，也更接受诸神。”比如耿占春说：“谎言的制度化最终带来了全社会负面语言的流行。”比如沈奇说：“身处唯时尚是问的时代，看似个性张扬，实是无性仿生。”比如陈超说：“伟大的诗歌不宽恕一切，包括诗人自身。”比如赵毅衡说：“一个诗人必须忍受的不仅是充满敌意的社会，而且还有他自己的生活。”这些句子不仅漂亮在字词，且有个体的严肃思考在里面，尤其是带着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属于“文字的良心”。这些闪耀着个性的句子，或许不求多么严谨缜密，也可能在逻辑上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思想文字所具有的真知灼见。赵毅衡的清晰与原创精神，于坚的雄辩和民间立场，陈超的生动与宽阔视野，耿占春的哲思和历史意识，沈奇的睿智与古典情怀，都在那些充满张力和气场的文字中获得了印证。
这些从心出发的短制，其实在个人命题上是可以成立的，他们的初衷可能不是为了下一个“正确的结论”，而是给语言的创造提供更多元与丰富的面向。这或许是“当代新诗话”最大的看点，它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文字的享受，还有更多关于诗歌、人生与文学可能性的思考与感悟。
三
诗话不是所谓的“段子”，它是让人沉于深层思考而又拒绝心灵鸡汤的文字。我们不排除有些诗话倾向于某种金玉良言的效果，或为人生病症开药方，或为诗人写作指方向，这些“一家之言”乃日常所思之后的有感而发，不是说要承担多么高尚的使命感，它至少能在某些方面唤醒我们身上日渐被功利性所淡化和消解的诗意，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文字的自然之美中来，这其实就是新诗话作者们能够达至的高境界了。真正有难度、有分量的诗话，它一定是将作者的立场内化在从容的表述里了，不过于夸张外露，但处处有其精神容量，也不乏节制的思想力度。
相对于那些主流的大合唱与时代的最强音，诗歌的边缘化，仍然是其当下态势，没有谁可以在这个时代将诗歌推向中心，唯有让它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彻底进入它的小众化与民间化，或许才是最真实也最恒定的状态。汉语之美，美在自然，美在雅兴，也美在创造，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现代汉语的日渐丰富，已给诗人们的创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与考验。除了在翻译文字中继续获得滋养，我们向源头寻找答案和出路，似乎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沈奇先生说：“汉语‘诗话’，向来为汉语诗学、汉语美学之津梁，也是唯汉语世界独有的一种文学艺术批评话语方式。”它所具有的古雅原创性，既体现在实际创作中，也体现在理论姿态上，这双重的创造，也相应地是想象和顿悟双重作用的结果，它赋予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以原始的活力。新诗话虽然源于古典传统，但活力确实是它保持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前提，它让这一文体充满新的魅力，不仅仅是意义和所指，它同样指向的是纯粹文字的诗性本身。 我相信，诗人批评家们在写作诗话时，应该是有一种相对放松的心态的。只有放下功利杂念，将视野打开，那种畅游文字王国的思绪才会更自由，更贴近人性、现实和生活本身。陈超先生说诗话是他“私心偏爱的游牧性的文体”，这种自由之感有着内在的超越精神，它不会在思想的层面太约束自己，唯有这种真正的释放，才会让诗话文字远离沉闷，在葆有一颗诗心的前提下，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寻求诗与思的注解。这种文字，“它篇幅短小，却既有纤敏的个人感受，又需要尖新的见识；既有对阐释对象性质的敏锐指认，又有个人想象力翱翔的天地；既使用简隽、精到的判断，又容留了诗歌神秘的不确定性”。它是介于诗歌和理论之间的随笔文体，诗人从诗歌的分行中出走，批评家从长篇的理论演绎中脱身，都是为了在文字的驾驭上，给自己一个身心放松的理由。从这五卷“当代新诗话”文字来看，他们绝少刻意为之，不是要故意拆散系统化的理论，也不是要把诗转化成“灰色的理论”，自由洒脱，无拘无束，锐利直率，个人性情之真的表现。于坚、陈超、沈奇不例外，赵毅衡和耿占春当也如此。他们是把新诗话当美文写的，而这正是我们的传统——行将消失的传统。他们在挽救，在转化，在发扬，也在持守一种义理与辞章肝胆相照的美德。
这些精短文字，每一个人在写下它们时，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情绪与心境，但正是缘于有差别的出发点，我们才会在阅读中获得更丰富的想象空间。沈奇说，“诗，就其生命含义而言，确实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诗性生命与神性生命存在下去的方式”；于坚说：“作家写作就是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对世界的领悟的高低取决于你心灵的厚度和深度。”陈超说：“我并不排除思考的深刻，但对诗而言，生命的深刻才是诗歌意义上的深刻。”诗人与诗人，诗人与批评家，他们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尤其在对待诗歌与写作的问题上，这些入心之论，必定如他们所言，要与心灵、生命相关。不管诗人们将写作之舟划出去多远，最后还是要回到个人的内心。否则，那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仅仅是浮在词语的表层作自我欣赏罢了。当有一天他们超越了自我欣赏的层次时，某种更透明、更具飞翔之感的精神降临自身，无论它是轻逸的，还是沉重的，都可能是其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写下它，记录它，并以此见证，自我在诗与思的较量融合里，所留下的心灵轨迹。
为此，我尤其共鸣于耿占春对待写作的态度，“每天清晨或夜晚写出一个满意的句子，意味着一种个人的仪式，一个人的思想仪式。不是为着直接表达思想，而是为着思想的可能性创造一个修辞……重新确认一种诗学话语的有效性。”他也可能说出了另外四位诗人批评家的想法，为了一个美好的句子，或者化用一个熟悉的词语，这正是他们安放自己心灵的过程。
在看似简短的文字里，也可笔底起波澜，这时，那些快意之语会诞生于一个人沉思默想的途中，而这种新诗话的创造，应当是对古典诗话精神最好的传承与拓展。
【注释】
沈奇：“当代新诗话”编选后记，见各卷“后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耿占春：《退藏于密》，183、131、142、141、18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陈超：《诗野游牧》，215—216、220、198、217、10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60—61、6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沈奇：《无核之云》，15、24、215、9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于坚：《为世界文身》，23、7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