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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长大，二十一岁离开去当兵。他在黄县、保定和延庆八年，在北京三十一年。北京是他生活最长的一座城市。莫言的“北京朋友圈”显然是一篇文章题目，但我这里只写不为人知的他高密“故乡朋友圈”。这个圈子中有熟悉的朋友，有文学崇拜者，也有探亲时候的新交，可谓是三教九流和鱼龙混杂，容我对庞杂材料稍作裁剪。本文仅限于与莫言文学活动有关的人士，极少知心友人，资料来源是《莫言研究》这本当地人办的非公开发行的杂志上的文章。
一、友人张世家
张世家，男，1954年生于高密县河崖公社公婆庙村，长莫言一岁。高中毕业。公婆庙村与莫言家的平安村相隔六华里。两人原先不认识，1973年他到县第五棉油加工厂当抬大篓子的临时工，与莫言结为终生挚友。1976年到河崖公社党委写材料兼通讯报道员。20世纪80年代中期辞职，到高密县城关的民企南关采暖设备厂做政工科长。后来独闯商海，经多年打拼，成为高密县著名企业、纳税大户天达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10年因病去世。莫言大哥管谟贤评价说：“世家和莫言是好朋友，是知己。”他高密另一个好友是王玉清。莫言写过《故乡的药》《天达怪人》和《高密奇人》三篇文章记述这位好友。论性格，莫言内向，张世家外向。张世家认为他们都是乡村的“叛逆者”和能把“自己的全部缺点暴露出来”的这两个重要相似点，是他们成为无话不说知心朋友的主要原因。
他们两人关系之真率坦白，从互相评价对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莫言笔下的张世家是惟妙惟肖的：
1983年春节期间，我回高密东北乡探亲时，曾经跟张世家喝过一次酒。那时我已经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了大大小小的十几篇作品，虽然口头上不说，心里边还是沾沾自喜的。那时张世家还在乡政府当他的报道员，在高密东北乡的地盘上也算个名人。我去找他喝酒，有探望当年的棉花加工厂老工友的意思，也有到他面前卖弄一番、讨回些面子的意思。……
张世家在高密东北乡当报道员时有个外号叫张tao，我不知道这个字该怎样写，只好用拼音代替。这个字的意思在我们那儿就是胡吹瞎说的意思，但又不是指撒谎造谣。这个字所指的行为还多少有一点可爱，老人说小孩子信口开河就是tao。叫张世家张tao，主要是指他干的工作就是tao的工作。……
我们在一起喝着高粱酒。我自吹自擂把发表过的作品一篇篇地说给他听。他嘴里对我连声称赞，但脸上分明是不屑一顾的神情。我知道他的心里根本不服我的气。果然，酒至半酣，醉意遮着脸，他大声说：“算了，伙计，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呀，根本就不行，咱们高密东北乡有那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岛、什么湖泊，你到过吗？”
我不服气地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好写的？我不是不想写，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
他说：“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
张世家就是公婆庙村人。1943年3月，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埋上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打死士兵四十多人，其中包括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来报复，被指错方向，没包围孙家口，错误包围了公婆庙，屠杀群众一百零三人，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这就是小说《红高粱》素材的来源。莫言当时感觉这个故事并不精彩，但印象很深。“几年后，我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好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张世家村子里发生过、张世家亲口给我讲述过的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就猛然撞响了我的灵感之钟。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红高粱》的发表，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
莫言对张世家的评价又至为诚恳：“这种处处替别人着想、永远以善意待人、信任别人、忠于朋友的处事态度，在张世家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这也是高密东北乡人的天性。我跟张世家几十年的友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接着他为读者勾勒了张世家世故兼天真的形象：
张艺谋的《红高粱》剧组到高密拍摄时，我找到当时已在南关采暖设备厂担任政工科长的张世家，让他找了一辆车，陪着我回了一趟高密东北乡。我们找到了孙家口村的党支部书记，让他动员农民，把为剧组种的高粱好好管理一下，施施肥、浇浇水什么的。当时天气大旱，那些高粱长得很差，与我小说里所描写的相差甚远。张世家对那个书记说：你小子别一头钻到钱眼儿里，把眼光放长远点，这部电影，肯定会在国际上得大奖。电影得了大奖，我们高密东北乡得到的声誉无论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从支部书记家出来，天就下起了雨，张世家仰脸看着天，比我还要高兴。他说：下吧，下吧，下大雨，长高粱，拍电影。
张世家也是直言评价莫言的，他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综合因素成就了这位杰出的作家。那时莫言在厂里虽然干着比自己抬大篓子轻松点的司磅员，不过相当地沉默寡言，可能是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出路的缘故：
我深信，苦难的童年是莫言成为作家的第一所大学。冲出去，玩一把，出人头地，谁不想？1976年，莫言如愿以偿，报名4年，体检4年，终于当了兵。时年，莫言21岁，把1955年生人改成了1956年生人。要不，他这辈子就穿不上军装了。凭直感，我认为莫言如果当初当不了兵，离不开家乡，一直待在这里，他的童年再苦也成不了作家。……
他承认自己胸无城府的，而莫言也直率地告诉他不想当官，真实——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心理特征：
我这嘴没遮没拦，喜欢胡说八道，语言尖酸，在故乡是有名的。莫言在他的报告文学《高密之光》里，曾几笔勾画出他这位故乡朋友的形象：“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嘴里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能说能写能喝酒能吸烟邋遢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还有伏笔画龙点睛：“语言尖酸刻薄，靠老天爷给洗衣服。”
够了！莫言老弟把我赤裸裸地插到《人民日报》上，放在阳光下。文章发表后，不少朋友为此事找我：“你叫莫言丑化到家了。”我说：“知我者莫言，几笔见精神，我感谢莫言。” 管谟贤回忆说，他1987年3月调回高密，莫言与张世家去车站接站。之后又是张世家和高方明在招待所和南关设宴接风。他把自己也当成大哥，把朋友莫言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真正是有古道侠肠之风的那种好人。因为莫言经常回乡看望父母、大哥二哥和姐姐，估计张世家宴请兄弟两人的次数较多。莫言自然也会回请。这样，其中交往故事应该很多，一些逸闻趣事，自然颇有文学史料价值，容当有心者细心搜集整理，可在适当学术杂志上逐渐披露，以供大家欣赏、研究者引用和继续研究。张世家去世三年后，他著文《预言成真慰英灵》来纪念他，历历往事也不禁流于笔端：
到了九十年代初，世家白手起家，创建了天达药业，莫言为了支持世家，先后在《青年思想家》发表了《故乡的药》、《天达怪人》、《高密奇人》等三篇文章……
世家是喜爱文学的，热衷于文学事业。我曾说他是“身在商海，心系文坛”。他爱莫言，爱莫言的小说。1987年，当山东大学贺立华和山东师范大学的杨守森（高密老乡）来高密筹办召开全国第一次莫言作品研讨会时，是世家介绍他俩与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孙惠斌同志认识，才得以举办成功。也就在那时，世家就预言，总有一天莫言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世家是全县、全国、全世界第一个预言莫言能得诺贝尔奖的预言家。爱之深则思之切，思之切则结想成梦，梦即预言。
世家先前曾有几个梦，除了办好天达公司外，他要打造“高密东北乡红高粱文化旅游系列景点”，要翻建我们老家的旧屋，要建一个“红高粱影视基地”，专门拍摄由莫言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第一个就要把《红高粱》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世家说，什么大栏乡，河崖镇，咱那个地方，就改名叫“高密东北乡”！也不管它是乡级镇级，还是县级，我就叫“高密东北乡”，保管世界扬名，招商引资方便！
如今，我可以对世家说：世家，我的好兄弟，咱兄弟莫言的小说《蛙》已在2011年获得了国内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真的颁给了莫言！你在二十多年以前的预言已经实现了。百年诺奖，中国本土第一人！莫言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文学梦！
管谟贤接着在文章中写道：“三年来，我常梦见他，每次都是他擎着酒杯对我说：‘大哥，等莫言得了诺贝尔，我们唱他三天大戏，大摆宴席，喝他个一醉方休！……’每当此时，我总要想起世家临终前的样子：已经步履艰难，气喘连连，连楼梯都走不动了，还坚持到公司上班，还坚持为各方人士开会。已经住院了，还坚持用颤抖的双手在捐献南关天坛路26号‘莫言旧居’的文书上签字。在医院里，身上插着管子，还坚持读完了莫言刚刚发表的小说《蛙》……。”
二、小友毛维杰
我2014年10月在高密开会时，见到把整套《莫言研究》（9本）快递给我的毛维杰先生。他四十来岁。说他是莫言“小朋友”，是因为两人的年龄差异，作为高密“莫言文学馆”的创办人和这份杂志责任编辑，我私下猜想这种称呼应该是适宜的。毛维杰师范毕业分到莫言村庄的学校教书，因此与管家兄弟结缘。2006年后，受筹委会委托他陪管谟贤先生四上北京，征询莫言创办“高密莫言研究会”和“莫言文学馆”的意见，并撰文《大音希声——北京之行访莫言》记述了与这位作家的交往。他回忆道：
2006年5月14日，我和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受筹委会之托决定奔赴北京征求莫言的意见，下午3点多钟，我们出了北京站。谟贤先生个子高，步子迈得不太快，但挺出路。我在他身后背着一个特别准备的硕大旅行包紧追不舍。北京的太阳挺烈的，气温比老家高密高多了，我们都汗润润的。跨过车站北边的一条塞满车流的大街，我们打的就直奔莫言早已预定好的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上的齐鲁饭店。
文中还忆及自己1984年7月师范毕业分配到莫言村子里学校教书的往事。学校正对着北边的胡同，而那个胡同北头东侧就是莫言家。笔者推算他应该是60年代中期出生。他说当时莫言只是个在外当兵的不引人注意的青年人。直到第二年，他在《作品与争鸣》上读到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军艺学员与徐怀中老师《有追求才有特色》的对话，“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作者是我们家乡人”，“字里行间散发着家乡乡土的气息”，他小说中“抑郁的忧伤，凄美的氛围，越轨的笔致”和空灵的感觉“深深打动了我”。但他没料到二十多年后，会与莫言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毛维杰在文章中说：
我们在齐鲁饭店安顿好，莫言问询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像是心有灵犀。随后我们步行沿地安门西大街向西而行，走出去大约四里地，就到了一条向北的“护仓胡同”，胡同很窄，仅仅能并行两辆轿车，沿胡同向北走不多远，便看到一个向东而开的大门，大门在周围都是四合院的古建筑中很显眼，门口处有一个站岗的军人，显然这里是个军人的住处。过大门向里是一个写着毛体字“为人民服务”的照壁墙，墙后就是一幢红砖建成的朴素的五层楼，莫言就住在此楼。正欲敲门，里面的门早已打开了，全家人正等着我俩的到来。
听说是高密要成立“莫言研究会”，莫言婉言谢绝。在大哥和毛维杰一再坚持下，还说是家乡父老的想法，莫言这才在一张打印纸上写下给研究会的寄语。上面写道：“得知故乡成立莫言研究会，心中惶恐。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作者，所写小说，多是依据故乡素材，所用语言也以高密人日常语言为基础。”又写：“我成为作家，纯属偶然，故乡人中，才华横溢者比比皆是，他们如果执笔，成就都应在我之上。”这当然是谦虚的表现。毛维杰记得，闲谈中莫言从书房抱出一摞书法作品放在躺椅上，一张张让大哥提意见。在他印象中，莫言在护仓胡同的家很简陋，客厅西面墙上挂着莫言的字幅，靠东窗是一张方桌，北侧是条椅，莫言夫妇坐在上面陪客。晚饭是在胡同口一家“京味饭馆”。管谟贤、毛维杰、莫言和妻子、女儿五人在大厅就餐，当时人很多，很嘈杂。吃完饭，莫言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结账。莫言的赠书那个大旅行包放不下：
莫言妻子又找了一个浅蓝色的包子。书很沉，我说打的回去吧，莫言不同意，下了楼，他和妻子从车棚里每人推出一辆旧自行车，将装了书的包放在车的后座上，推着出了大门。先沿着小巷迂回地向东走了一段，后又向南上了大街。我接过莫言的自行车跟在莫言妻子的后面，莫言跟大哥边走边谈，在数不清的汽车灯光的交织穿梭中我们步行在地安门西大街上。望着莫言的背影，我反复思忖，这就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跃马驰骋的莫言吗？朴素的衣着，简单的话语，纯真的乡情。 见外姓人为管家事如此辛苦，感觉过意不去的管谟贤补叙到：装有莫言近百册赠书的“这两大包书可把毛维杰同志累苦了，下火车只好扛在肩上，提在手里，书又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他的这篇题为《莫言文学馆创建回想》的文章，也看作是对毛维杰与莫言因事交往轶事的补充。他说，第二次赴北京是2007年秋，位于高密一中校园的莫言文学馆已经动工：“研究会派我和维杰同志进京征求莫言和李希贵同志的意见，同时向莫言征集展品和商量找人题写馆名的问题，我们又一次来到莫言家里，莫言已经将几百册书籍、手稿及获奖证书若干件准备好。恰好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人也来征集此类物品，莫言只好说：‘对不起，我大哥和家乡人来了。这次不能给你们了。’”“当希贵同志听说莫言把许多珍贵的物品献了出来时，一再叮嘱毛维杰同志，回去要买保险箱，把这些珍贵物品保管好。”又说：“第三次去是2008年11月，这次去主要是到莫言家拉书，莫言在家里整理了好几天，上千册书刊堆在家里。车到后，莫言夫妇帮我们装车，装得满满的。”“但回来却不顺利，因为走济南方向，一上京沪高速就堵车，早上很早离开北京，12点才到天津静海，到达济南，天已经黑透了，人也极疲劳，只好住下。”第四次去北京，莫言把香港公开大学发给他的博士服和大量光碟、音像资料及各种证书都捐了出来，装了满满一车。“回来时，我和维杰只好坐火车。”
与张世家相比，毛维杰与莫言是工作上的关系，并非是相熟相知。但是他和管谟贤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莫言与家乡及亲友的感情。这份难得的材料，是人们了解莫言与高密千百个故事中的一个缩影。
三、莫言与当地文学爱好者
直到1997年，莫言才与妻女团圆，将她们落户北京。也就是说，从1979年7月10日他与杜芹兰结婚到1995年，夫妻俩一直分居北京和高密两地。在保定、延庆和军艺时期，他都是暑假、寒假往返家乡高密探亲，看望父母；到总参及至后来很多年，也会在春节回乡。这就使他与当地的众多文学爱好者结缘，有的还成为朋友。许多人都著文回忆拜访和与莫言老师交往的情形。
张毅说他最早听说莫言是1982年，虽然作家当时还是籍籍无名的军人，春节回乡探亲常住在高密军人接待站，与在军人接待站工作的诗人柳建明相识并友好。他见到莫言本人，已是1986年秋天：
当时的高密县政府举办了一个《红高粱》小说讲座，地点在一家由旧澡堂改成的招待所，那座只有二层楼的招待所破旧不堪。那时的莫言还很青涩，脸庞圆圆的、皮肤白白的，很像某个农村生产队的会计。莫言当年讲座时的话大都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永生难忘。他说：如果你想写一块石头，你就要把这块石头写尽、写死，让别人再也不敢写石头了。
第二年秋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热播后，他印象很深的是：
高密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县城突然热闹了起来，大街上经常驶过一些外地牌照的汽车，车屁股后面歪歪扭扭写一行字：九九青杀口。当时这个名字挺吓人的，因为这时距离1983年治理社会秩序的那场“严打”运动刚过没几年，我的同学和朋友都面带疑色地向我说起这个饱含杀气的名字。那天高密下了一场大雨，我在位于人民大街的高密县招待所门口，终于发现了一辆写有“九九青杀口”的面包车，汽车“吱啦”一声在离我不远处停下了，车上下来一群“土匪”样子的人：他们一律剃着光头，提着当年流行的“半头砖”录音机，喇叭里飘出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路过这里的人不由得停下脚步，远远看着这群“土匪”模样的人。
1986年在沈阳当兵、后转业到高密环保局的小说作者李大伟，对本地文学界朋友与莫言来往的故事了如指掌。他同时回忆说，1991年春节刚过的正月十五，听说亲戚要请莫言家宴，便主动要求去接他：
那天下午我穿着制服，记得十分庄重地给莫言先生敬了个礼，他笑笑，看了看我的服装标识说，不用敬礼，咱俩一样的军衔嘛。一句话，解除了我的拘束心理。……
是夜，在亲戚家吃饭。那些年，不兴在外边。喝酒用的是小盅，酒是高度酒，菜是家常菜，亲戚当时是高密有名的“四小名劝“，先生就喝了六七两的样子。落座的有崇尚文学的官员，先生开始言语甚少，渐渐喝多，说，国内外形势大好，海湾战争美帝国主义打赢了，还说等有机会乘一下高速歼击机。
胃口奇好，眯着眼嚼咕，不怎么看人。说是比八六年在军艺时胖了30斤，那时是拼命写，写死拉倒的劲头。
夜阑酒散，送先生回家，嘱我多写短篇，挥手告别。
李大伟有记日记习惯，这篇文章提到的日记详细记述了他1991到1994年频繁拜访莫言的情形。他向人讲莫言为他小说“三荐稿”的轶事：“此后，我期待小说变成铅字，荣登军刊。然而一晃一年过去了，没有音讯。九二年春，就在我以为此事黄了的时候，莫言老师来信，大意是说：‘够发表水平不假，得排队等着，编辑已经答应给上。’这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直到九三年第六期，《老马轶事》终于上了《解放军文艺》。”“第三篇先生给推荐的是《天路》，也就是先生给《老人与枪》作序言，使用的文章标题《天路行者》中的‘天路’。说的是一个农家子弟曲曲折折由新兵入伍到飞上蓝天，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的故事。这一篇，先生较肯定，1992年夏天推荐给了《昆仑》杂志。”
由于较频繁接触莫言，使李大伟得以近距离地观察。1994年春节前夕，莫言为奔母丧逗留高密。年后他去南关拜访作家，只见“家中静悄悄的有些清冷，先生正在东屋看书。互相问了，说些过年的话，见我木讷着，就问我，高密有没有基督教会？活动场所在哪里？”李大伟告知，教会就在自己小时候住的福音巷附近，每周活动两三次，星期天四里八乡的信徒都来。于是他和莫言约好下个星期天去教堂。他记得：
那是雪后的一个星期天，太阳朗朗地照，天气嘎嘎地冷。当时我也还没有转业，两人都穿了便装。我说要个车，先生不同意，他骑的是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在雪地上行走都很泼实、稳当，那车，确实如先生所嘉褒：“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响。”一路呵气如霜，人冻得很精神地来到教堂。我预先打了招呼，听说国家级的大作家要来看看，我母亲和执事们早在门口候着，飘着白胡子的牧师也热情洋溢地迎接。 见教堂太小很多信徒都在院子中，莫言就跟大家一起在外面听道：“那天气温较低，莫言先生穿了件半大皮衣，扎一粗花呢格子围巾。稀疏头发盖不住顶的头上——他的硕大额头是众所周知的——没戴帽子，硬是坐在马扎上，直到布道完毕。”神态肃穆，态度很认真。“终于布道结束。见莫言先生观察着其他信徒的举止，人家起，他也起，共同做结束前的祷告，他也相跟着作颔首闭目状，最后是这么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生在地上，免了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们的债，不教我们遇到试探——阿门！’”一年后，得知莫言带有宗教意味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李大伟猜想与这次教堂之行颇有关系。
一夫记得1990年夏日一个午后去见莫言的情形：“先生很和蔼，丝毫没有我想象中大家的架子，淡淡的话语，像五月的清风拂面，让人感到亲切。先生没有聊高深的话题，只是边翻我的文稿，边问我的一些生活和工作情况。”“又过了几天，到先生处。先生拿出我的文稿，鼓励了一番。临走前嘱咐，回去改一改，誊出来，再给我，我找个刊物给推荐推荐。”尚可说他是1986年秋在全县小说作者讲座上见到莫言的。日子久了，他感觉“莫言回到高密，似乎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活动家。党政负责人、工厂企业家、同事同学、亲朋好友，都企望与之同席共饮”。但他发现回乡写作的作家生活是另一番情景。一次尚可去大栏供销社莫言借来写作的房子看他，从神态可以意识到他还没从作品的情景中走出来：“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桌子上铺着一大叠稿纸，端庄秀丽的字迹还没写满最后那张纸。莫言的写作没有底稿，一稿落成就发。”“在一张木床上有一卷简单的铺盖和一些杂乱的书籍，床底下放有钙奶饼干、罐头、水果之类的吃食之物。”“‘你在这里写，也在这里睡，在这里吃？’我问。‘有时候写到深夜，有时是通宵，就糊弄着吃点，睡点。’”这让尚可颇为感动。
莫言与家乡文学圈交往数十年的故事轶事，估计远不止发表在《莫言研究》上的这些文章，他与社会各界各类人物的交往应该更丰富更复杂，可惜这座文献的富矿需要开发许多年后才能露出地平线。经典作家历史文献的整理、分类和学术研究就是这样。这篇文章的价值也许不在论断，而在材料事实的搜集充实和补正；它的重要性在于，莫言与著名作家批评家“北京文学圈”的交往史很容易通过公开杂志加以整理，但这是地上文献库——而家乡这个地下文献库在我看来，则是对地上文献库最好最有价值的补充扩容。因为身份再显赫，回乡探亲时，也得在故乡村子外三十里下马，谨小慎微，遵守家乡长幼有序的习俗礼制。“故乡朋友圈”正是照见作家莫言真实性情的一面镜子。与他这个人，与他的小说，这面镜子不啻是一个“人文互证”的理想的角度。
2015.3.9草于亚运村
【注释】
管谟贤：《预言成真慰英灵——亡友张世家三年祭》。据说莫言在高密最要好的朋友除张世家，还有曾在县第五棉油加工厂的同事王玉清。笔者查过有关史料，发现关于王玉清的几乎没有，在此暂时搁置。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莫言在本村中似乎没有什么好友，不知是何缘故。
张世家：《我与莫言》，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关于张世家的史料要比王玉清多，一方面与张也曾热爱文学，又当过通讯报道员和秘书，有书写能力有些关系，另外也缘于他的性格比较外向。
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莫言此文，可能写于张世家经商之后，为帮助这位朋友的企业做些宣传的动机有关。在中国社会，经商如果不与政府部门发生联系，不在本地产生影响，有时候可能会举步维艰。在这个人情社会，是众人皆知的道理。已成著名作家的莫言频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谈张氏企业，自然会事半功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文章写得巧妙，既有帮忙作用，也流露了内心对张世家的真实看法，妙趣横生，可以当作文学回忆录来看。他还写道：“写了《红高粱》之后，在张世家的引领下，我跟县里的头头脑脑开始接触，然后才有了《高密之光》、《高密之星》、《高密之梦》等文。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文章也是tao文，但在当时，对宣传高密、提高高密的知名度，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的一些朋友说我：好像《人民日报》是你们《高密县报》似的！的确，《人民日报》在一年多点的时间内，用三个整版，连续发表关于高密县的报告文学，这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的，我就不好说了。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那三篇文章里提到的人物，有的已经被时代洪流淘汰，有的还在继续弄潮，按说这也是正常的，我似乎也没有必要过多自责。”
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莫言毕竟是作家，对自己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张世家就没有《红高粱》呢？我想还是不能这样说。但我必须承认，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tao办里喝那次酒，埋下了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张世家：《我与莫言》，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在谈到与莫言的缘分时，张世家说：“莫言小我一岁，属羊，1955年生于河崖镇平安村；我属马，1954年生于河崖镇公婆庙村。平安村——公婆庙，两村相隔6华里。我俩是喝同一条河的水长大的。那条河曲曲弯弯，从上游一直流到莫言家屋后，我家的屋前，每年夏秋时节，洪水滔滔，浪涛澎湃。这里，童年留给我俩深刻的印象是洪水和饥饿。莫言的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故乡的河流就是这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叫‘胶河’。他家屋前还有一条河叫‘墨水河’，我家屋后也还有一条河叫‘郭杨河’。儿时的高密东北乡应该说是水族们的乐园，为了活命，我们的祖先只好在这里种红高粱。我们的童年苦不堪言。”
管谟贤：《预言成真慰英灵——亡友张世家三年祭》，载《中国农业防灾减灾技术信息网》2013年3月31日。在该文中，作者还补充道：“众所周知，世家和莫言是好朋友，是知己。世家的老家公婆庙（现名东风村）离我们家仅八里路。一条胶河从我们村后流到他家村前。二人都是喝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农村孩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二人同在河崖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后来是莫言当了兵，世家成了人民公社的通讯报导员，还专门写过文章《万笔清的会计》，表扬我的老父亲。莫言写《红高粱》就是受了世家讲述的‘公婆庙惨案’的启发。再后来，世家到了南关，开始在南关采暖设备厂当政工科长，是世家引领莫言认识了当时著名的农民企业家王建章和高方明，莫言才写了《高密之光》、《高密之星》、《高密之梦》三篇报告文学，让高密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大扬其名。也就是在此时，我认识了张世家。那是1987年3月，我从湖南调回高密，是世家和莫言到火车站接的我们，是世家和高方明先生在招待所和南关为我们设宴接风。到了九十年代初，世家白手起家，创建了天达药业，莫言为了支持世家，先后在《青年思想家》发表了《故乡的药》、《天达怪人》、《高密奇人》等三篇文章。” 毛维杰：《大音希声——北京之行访莫言》，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据管谟贤说，自己是“四上北京“，作为“高密莫言研究会秘书长”的毛维杰，因有更多事宜，如征求莫言手稿、书籍和书信等展览材料，则是“六上北京”，饱受舟船之苦。又据他回忆，他与毛维杰的四上北京分别是：2006年5月中旬、2007年秋天、2008年11月和2009年的8月28日。在我接触的当代作家的材料中，上述叙述可能是最为有趣的。这与两位叙述者与作家亲近的关系有关，但也不否认他们文字表达的顺畅、细密，记述的翔实周全，为读者留下了弥可珍贵的文献史料。而我阅读同类史料，最为喜欢的就是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记述鲁迅家世、为人性情的那些文字，史料价值很大，但不妨碍文字好看好读，可做好文章欣赏。为便于读者查阅，我另外把毛维杰文中对自己的介绍也抄录如下：“我和莫言的交往，还是在二十多年前。1984年7月，我师范毕业分配到莫言的村子里教学。到了第二年，我在《作品与争鸣》中读到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及解放军艺术学院学员们和徐怀中老师的对话——《有追求才有特色》，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作者是我们家乡人，他熟悉家乡的田野，家乡的河流，家乡的风情，字里行间散发着家乡乡土的气息。他小说中抑郁的忧伤，凄美的氛围，越轨的笔致，超然的想象，空灵神奇的感觉，深深地打动了我。其实，莫言就住在我们中学门口正对着北边的胡同里——那个胡同北头东侧的靠胶河最近的低矮古旧的老房子里。当时他只是个在外当兵的不引人注意的青年人。”
管谟贤：《莫言研究馆创建回想》，载《莫言研究——莫言文学馆专辑》，2009年第五期（总第五期）。作者在本文中披露，当初家人对建馆并不热心。80多岁的老父亲知道筹划的事情后曾不同意，说人家大江健三郎世界上什么大奖都拿了，还到咱这穷地方过年，这么谦虚。并让谟贤告诉谟业（莫言名）：“千万要谦虚谨慎。”文中还说，陕西和浙江为贾平凹、余秋雨建文学馆，网上都有人反对，“我们何必招惹是非？”谈到修旧居时，父亲也说过不要修。从中可知，这个家庭一向有做人谨慎的习惯。
张毅：《小时的放牛娃成就了属于中国人的诺奖》，载《青岛早报》2012年10月26日。他是高密人，青岛诗人，1982年与朋友发起成立“圈圈”诗社。通过张毅的记述，可知当时全国成立文学社团和诗社的风气，也蔓延到了高密这个小城。因这个缘故，家乡朋友把当时写小说的莫言也当作文友看待，于是，才有柳建明对回乡探亲的莫言热情接待的轶事。在文学史上，作家成名前与人交往的故事，也许比成名后价值更高，因为从中可知作家本人真实的性情，可知以平实坦然态度与同乡友人交际的心理活动。这对进一步研究作家完整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都是有意义的参照。
李大伟：《莫言先生为我三荐稿》一文对莫言与高密文学圈关系的记述十分详细：“据我所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趁莫言先生回乡省亲和创作之际，前往他大栏老家和南关新家拜访或求得指导看稿的文学同仁若干，比老师年龄大年龄小的都有。政府官员及礼节性拜访求见的不说，莫言先生入伍前的文朋好友张世家、王玉清等也不必赘言，单说文学老中青年就比比皆是。计有：八十年代初就刊发《山东文学》头题的王一恒老师；上过《小说月报》稿的明连君老师；过世的南关村的王先生；时在宣传部任职的尚希魁（尚可），他同先生相处较多，发表的评说《红高粱》的文章，可谓研究莫言先生的富矿；有魏修良先生，后莫言老师曾为其新著题书名《杂花生树》；诗人李丹平多次上门求教，莫言先生曾为其题下‘桐花万里丹山路’语句鼓励之；诗人柳建明当时在军人接待站工作，一九八二年莫言先生回乡探家，就是建明接待的，寂寂冬夜，二人谈家乡谈文学，十分投机，建明感觉出此人极其了得，比当时他们小诗社圈子中人高出一大截，便告知了后来小有名气的诗圈中人邵春生、张毅、高健等人。不过，那时候只知道有个姓管的军人，文学功底十分厉害。后来，他们都拜访过先生。官天强更是踏破了南关管家门槛，他自持自己的姓只少了一个‘竹’字头，便想攀上本家，连习作的题材、情节、语气、句式，一律模仿莫言先生《红高粱》的文风气势，虽东施效颦，也几可乱真。最可以的是天强跟踪莫言老师的文章书讯行踪，一旦新发小说便千方百计求得，先睹为快，胜于餐寝。有些章句，竟至背诵。年轻些的，牧文、孙英杰、丁元忠，都是胶河农场干部子弟，算是东北乡人，更是频频拜访先生，寻求文学成功良方。”像所有拜访过莫言的作者一样，他对莫家那条凶猛的大狗尤感恐惧。不过，认为“所有去过的人，都感受过先生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作风，孜孜以求的创作态度和为人为文朴素的风气。如果换上老棉袄，先生和东北乡的农家汉子并无二致”。参见《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李大伟：《与莫言先生二三事》，《莫言研究》2007年第二期（总第三期）。这本地方性的杂志，原是每年出一期。但2007年却出版了两期，分别为“2007年第一期，总第二期”和“2007年第二期，总第三期”。也许是由于稿源丰富，安排不下，才增加一期的。或许是由于其他原因，都不得而知。文中记述的拜访莫言的家，是莫言在县城南关买的一个四合院。作者记述这个小院内部的情形颇为详细：“当时莫言先生的家住南关天坛路北首，四间正房，东西两厢，配一小院，门开东南面，厕设西南角，院前有甬道，房后有后园，庭中小树三四株，春韭一两畦，压水井一眼……。居家过日子的基本设施一应俱全，庭院拾掇得靠拢靠棱，不过，上述物件我当时无法看清细数，倒不是见‘大腕’级的作家激动得心跳，而是被蹿出的一条大狗吓慌了神。关于这条狗，多年以后，我在若干篇文章中看到过，恐怕在高密访过莫言的人，大都领教过它的厉害，也正因为它是莫言家的一条狗，才使它在死了若干年后，还有人不断地提起它，狗也有幸，在南关的数年中，它度过了辉煌的岁月，忠实的狗眼，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如我一样惊慌失措的文学青年、新闻工作者、政府官员以及碧眼金发的外国人。之所以许多人在文章中毫无例外地提到它，是因这匹有性格的狗，给我们留下共同的印象，可供我们对它集体回忆。这似乎陷入了一个较为滑稽的怪圈：在高密南关拜访莫言先生，你就绕不过这条狗。我混到能和莫言女儿笑笑一样逗它只摇尾巴不咬人，是一年以后的事了。”这个“人与狗”的故事，也出现在莫言的文章中，不妨抄下来以供欣赏：“五年前（笔者按：大约1987年前后），我妻子和女儿进县城居住，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添点动静热闹，我从朋友家要了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狗，它的妈妈是条种狼犬，仅存一点狼的形象而已，绝不是与狼交配而生。我把这小东西抱回来时，它可爱极了，一身茸茸毛，走路还跌跌撞撞的。它脑门子很高，看起来很有智慧。我女儿喜欢得不得了，竟然省出奶粉来喂它。我回了北京后，女儿来信说小狗渐渐长大，越来越不可爱了。它性情凶猛且口味高贵，把我妻子饲养的小油鸡吃掉不少，为了小鸡们的安全，只好在它脖子上拴上了铁链，从此它就失去了自由。”又说，“所有来过我家的人，都惊叹这条瘦狗的凶恶，都说从来没见过这般歇斯底里的狗”，“所有来我家的人都贴着墙根、胆战心惊地溜走，我每次都大声咤呼着迎送客人，生怕它挣脱了锁链。”但“据女儿说，有好几次狗挣开了，她和爷爷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一直等到她妈妈回来。说也怪，这条狗几乎对谁都呲牙，唯有对我妻子，确实异常地顺驯，一见她就摇尾俯身”。有一次，这狗咬伤了县委宣传部一个给莫言送稿子的小伙子，从此“恶名”远扬。以至与女儿一起在家做作业和看书的同学的家长，也不敢再让孩子们来家。后来这狗之所以被莫言妻子厂里同事带走打死，是因为连莫言也被它咬伤，为此还到县防疫站打过疫苗。
李大伟：《莫言先生为我三荐稿》，载《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李大伟还补充道：初次见到的莫言没有架子，态度“温文敦厚平易近人”，“如果换上老棉袄，先生和东北乡的农家汉子并无二致。”
李大伟：《无神论者做弥撒》，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一夫：《温暖》，载《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尚可：《他要冲出高粱地——与莫言交往侧记》，载《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一、友人张世家
张世家，男，1954年生于高密县河崖公社公婆庙村，长莫言一岁。高中毕业。公婆庙村与莫言家的平安村相隔六华里。两人原先不认识，1973年他到县第五棉油加工厂当抬大篓子的临时工，与莫言结为终生挚友。1976年到河崖公社党委写材料兼通讯报道员。20世纪80年代中期辞职，到高密县城关的民企南关采暖设备厂做政工科长。后来独闯商海，经多年打拼，成为高密县著名企业、纳税大户天达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10年因病去世。莫言大哥管谟贤评价说：“世家和莫言是好朋友，是知己。”他高密另一个好友是王玉清。莫言写过《故乡的药》《天达怪人》和《高密奇人》三篇文章记述这位好友。论性格，莫言内向，张世家外向。张世家认为他们都是乡村的“叛逆者”和能把“自己的全部缺点暴露出来”的这两个重要相似点，是他们成为无话不说知心朋友的主要原因。
他们两人关系之真率坦白，从互相评价对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莫言笔下的张世家是惟妙惟肖的：
1983年春节期间，我回高密东北乡探亲时，曾经跟张世家喝过一次酒。那时我已经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了大大小小的十几篇作品，虽然口头上不说，心里边还是沾沾自喜的。那时张世家还在乡政府当他的报道员，在高密东北乡的地盘上也算个名人。我去找他喝酒，有探望当年的棉花加工厂老工友的意思，也有到他面前卖弄一番、讨回些面子的意思。……
张世家在高密东北乡当报道员时有个外号叫张tao，我不知道这个字该怎样写，只好用拼音代替。这个字的意思在我们那儿就是胡吹瞎说的意思，但又不是指撒谎造谣。这个字所指的行为还多少有一点可爱，老人说小孩子信口开河就是tao。叫张世家张tao，主要是指他干的工作就是tao的工作。……
我们在一起喝着高粱酒。我自吹自擂把发表过的作品一篇篇地说给他听。他嘴里对我连声称赞，但脸上分明是不屑一顾的神情。我知道他的心里根本不服我的气。果然，酒至半酣，醉意遮着脸，他大声说：“算了，伙计，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呀，根本就不行，咱们高密东北乡有那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岛、什么湖泊，你到过吗？”
我不服气地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好写的？我不是不想写，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
他说：“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
张世家就是公婆庙村人。1943年3月，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埋上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打死士兵四十多人，其中包括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来报复，被指错方向，没包围孙家口，错误包围了公婆庙，屠杀群众一百零三人，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这就是小说《红高粱》素材的来源。莫言当时感觉这个故事并不精彩，但印象很深。“几年后，我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好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张世家村子里发生过、张世家亲口给我讲述过的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就猛然撞响了我的灵感之钟。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红高粱》的发表，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
莫言对张世家的评价又至为诚恳：“这种处处替别人着想、永远以善意待人、信任别人、忠于朋友的处事态度，在张世家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这也是高密东北乡人的天性。我跟张世家几十年的友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接着他为读者勾勒了张世家世故兼天真的形象：
张艺谋的《红高粱》剧组到高密拍摄时，我找到当时已在南关采暖设备厂担任政工科长的张世家，让他找了一辆车，陪着我回了一趟高密东北乡。我们找到了孙家口村的党支部书记，让他动员农民，把为剧组种的高粱好好管理一下，施施肥、浇浇水什么的。当时天气大旱，那些高粱长得很差，与我小说里所描写的相差甚远。张世家对那个书记说：你小子别一头钻到钱眼儿里，把眼光放长远点，这部电影，肯定会在国际上得大奖。电影得了大奖，我们高密东北乡得到的声誉无论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从支部书记家出来，天就下起了雨，张世家仰脸看着天，比我还要高兴。他说：下吧，下吧，下大雨，长高粱，拍电影。
张世家也是直言评价莫言的，他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综合因素成就了这位杰出的作家。那时莫言在厂里虽然干着比自己抬大篓子轻松点的司磅员，不过相当地沉默寡言，可能是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出路的缘故：
我深信，苦难的童年是莫言成为作家的第一所大学。冲出去，玩一把，出人头地，谁不想？1976年，莫言如愿以偿，报名4年，体检4年，终于当了兵。时年，莫言21岁，把1955年生人改成了1956年生人。要不，他这辈子就穿不上军装了。凭直感，我认为莫言如果当初当不了兵，离不开家乡，一直待在这里，他的童年再苦也成不了作家。……
他承认自己胸无城府的，而莫言也直率地告诉他不想当官，真实——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心理特征：
我这嘴没遮没拦，喜欢胡说八道，语言尖酸，在故乡是有名的。莫言在他的报告文学《高密之光》里，曾几笔勾画出他这位故乡朋友的形象：“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嘴里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能说能写能喝酒能吸烟邋遢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还有伏笔画龙点睛：“语言尖酸刻薄，靠老天爷给洗衣服。”
够了！莫言老弟把我赤裸裸地插到《人民日报》上，放在阳光下。文章发表后，不少朋友为此事找我：“你叫莫言丑化到家了。”我说：“知我者莫言，几笔见精神，我感谢莫言。” 管谟贤回忆说，他1987年3月调回高密，莫言与张世家去车站接站。之后又是张世家和高方明在招待所和南关设宴接风。他把自己也当成大哥，把朋友莫言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真正是有古道侠肠之风的那种好人。因为莫言经常回乡看望父母、大哥二哥和姐姐，估计张世家宴请兄弟两人的次数较多。莫言自然也会回请。这样，其中交往故事应该很多，一些逸闻趣事，自然颇有文学史料价值，容当有心者细心搜集整理，可在适当学术杂志上逐渐披露，以供大家欣赏、研究者引用和继续研究。张世家去世三年后，他著文《预言成真慰英灵》来纪念他，历历往事也不禁流于笔端：
到了九十年代初，世家白手起家，创建了天达药业，莫言为了支持世家，先后在《青年思想家》发表了《故乡的药》、《天达怪人》、《高密奇人》等三篇文章……
世家是喜爱文学的，热衷于文学事业。我曾说他是“身在商海，心系文坛”。他爱莫言，爱莫言的小说。1987年，当山东大学贺立华和山东师范大学的杨守森（高密老乡）来高密筹办召开全国第一次莫言作品研讨会时，是世家介绍他俩与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孙惠斌同志认识，才得以举办成功。也就在那时，世家就预言，总有一天莫言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世家是全县、全国、全世界第一个预言莫言能得诺贝尔奖的预言家。爱之深则思之切，思之切则结想成梦，梦即预言。
世家先前曾有几个梦，除了办好天达公司外，他要打造“高密东北乡红高粱文化旅游系列景点”，要翻建我们老家的旧屋，要建一个“红高粱影视基地”，专门拍摄由莫言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第一个就要把《红高粱》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世家说，什么大栏乡，河崖镇，咱那个地方，就改名叫“高密东北乡”！也不管它是乡级镇级，还是县级，我就叫“高密东北乡”，保管世界扬名，招商引资方便！
如今，我可以对世家说：世家，我的好兄弟，咱兄弟莫言的小说《蛙》已在2011年获得了国内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真的颁给了莫言！你在二十多年以前的预言已经实现了。百年诺奖，中国本土第一人！莫言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文学梦！
管谟贤接着在文章中写道：“三年来，我常梦见他，每次都是他擎着酒杯对我说：‘大哥，等莫言得了诺贝尔，我们唱他三天大戏，大摆宴席，喝他个一醉方休！……’每当此时，我总要想起世家临终前的样子：已经步履艰难，气喘连连，连楼梯都走不动了，还坚持到公司上班，还坚持为各方人士开会。已经住院了，还坚持用颤抖的双手在捐献南关天坛路26号‘莫言旧居’的文书上签字。在医院里，身上插着管子，还坚持读完了莫言刚刚发表的小说《蛙》……。”
二、小友毛维杰
我2014年10月在高密开会时，见到把整套《莫言研究》（9本）快递给我的毛维杰先生。他四十来岁。说他是莫言“小朋友”，是因为两人的年龄差异，作为高密“莫言文学馆”的创办人和这份杂志责任编辑，我私下猜想这种称呼应该是适宜的。毛维杰师范毕业分到莫言村庄的学校教书，因此与管家兄弟结缘。2006年后，受筹委会委托他陪管谟贤先生四上北京，征询莫言创办“高密莫言研究会”和“莫言文学馆”的意见，并撰文《大音希声——北京之行访莫言》记述了与这位作家的交往。他回忆道：
2006年5月14日，我和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受筹委会之托决定奔赴北京征求莫言的意见，下午3点多钟，我们出了北京站。谟贤先生个子高，步子迈得不太快，但挺出路。我在他身后背着一个特别准备的硕大旅行包紧追不舍。北京的太阳挺烈的，气温比老家高密高多了，我们都汗润润的。跨过车站北边的一条塞满车流的大街，我们打的就直奔莫言早已预定好的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上的齐鲁饭店。
文中还忆及自己1984年7月师范毕业分配到莫言村子里学校教书的往事。学校正对着北边的胡同，而那个胡同北头东侧就是莫言家。笔者推算他应该是60年代中期出生。他说当时莫言只是个在外当兵的不引人注意的青年人。直到第二年，他在《作品与争鸣》上读到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军艺学员与徐怀中老师《有追求才有特色》的对话，“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作者是我们家乡人”，“字里行间散发着家乡乡土的气息”，他小说中“抑郁的忧伤，凄美的氛围，越轨的笔致”和空灵的感觉“深深打动了我”。但他没料到二十多年后，会与莫言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毛维杰在文章中说：
我们在齐鲁饭店安顿好，莫言问询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像是心有灵犀。随后我们步行沿地安门西大街向西而行，走出去大约四里地，就到了一条向北的“护仓胡同”，胡同很窄，仅仅能并行两辆轿车，沿胡同向北走不多远，便看到一个向东而开的大门，大门在周围都是四合院的古建筑中很显眼，门口处有一个站岗的军人，显然这里是个军人的住处。过大门向里是一个写着毛体字“为人民服务”的照壁墙，墙后就是一幢红砖建成的朴素的五层楼，莫言就住在此楼。正欲敲门，里面的门早已打开了，全家人正等着我俩的到来。
听说是高密要成立“莫言研究会”，莫言婉言谢绝。在大哥和毛维杰一再坚持下，还说是家乡父老的想法，莫言这才在一张打印纸上写下给研究会的寄语。上面写道：“得知故乡成立莫言研究会，心中惶恐。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作者，所写小说，多是依据故乡素材，所用语言也以高密人日常语言为基础。”又写：“我成为作家，纯属偶然，故乡人中，才华横溢者比比皆是，他们如果执笔，成就都应在我之上。”这当然是谦虚的表现。毛维杰记得，闲谈中莫言从书房抱出一摞书法作品放在躺椅上，一张张让大哥提意见。在他印象中，莫言在护仓胡同的家很简陋，客厅西面墙上挂着莫言的字幅，靠东窗是一张方桌，北侧是条椅，莫言夫妇坐在上面陪客。晚饭是在胡同口一家“京味饭馆”。管谟贤、毛维杰、莫言和妻子、女儿五人在大厅就餐，当时人很多，很嘈杂。吃完饭，莫言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结账。莫言的赠书那个大旅行包放不下：
莫言妻子又找了一个浅蓝色的包子。书很沉，我说打的回去吧，莫言不同意，下了楼，他和妻子从车棚里每人推出一辆旧自行车，将装了书的包放在车的后座上，推着出了大门。先沿着小巷迂回地向东走了一段，后又向南上了大街。我接过莫言的自行车跟在莫言妻子的后面，莫言跟大哥边走边谈，在数不清的汽车灯光的交织穿梭中我们步行在地安门西大街上。望着莫言的背影，我反复思忖，这就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跃马驰骋的莫言吗？朴素的衣着，简单的话语，纯真的乡情。 见外姓人为管家事如此辛苦，感觉过意不去的管谟贤补叙到：装有莫言近百册赠书的“这两大包书可把毛维杰同志累苦了，下火车只好扛在肩上，提在手里，书又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他的这篇题为《莫言文学馆创建回想》的文章，也看作是对毛维杰与莫言因事交往轶事的补充。他说，第二次赴北京是2007年秋，位于高密一中校园的莫言文学馆已经动工：“研究会派我和维杰同志进京征求莫言和李希贵同志的意见，同时向莫言征集展品和商量找人题写馆名的问题，我们又一次来到莫言家里，莫言已经将几百册书籍、手稿及获奖证书若干件准备好。恰好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人也来征集此类物品，莫言只好说：‘对不起，我大哥和家乡人来了。这次不能给你们了。’”“当希贵同志听说莫言把许多珍贵的物品献了出来时，一再叮嘱毛维杰同志，回去要买保险箱，把这些珍贵物品保管好。”又说：“第三次去是2008年11月，这次去主要是到莫言家拉书，莫言在家里整理了好几天，上千册书刊堆在家里。车到后，莫言夫妇帮我们装车，装得满满的。”“但回来却不顺利，因为走济南方向，一上京沪高速就堵车，早上很早离开北京，12点才到天津静海，到达济南，天已经黑透了，人也极疲劳，只好住下。”第四次去北京，莫言把香港公开大学发给他的博士服和大量光碟、音像资料及各种证书都捐了出来，装了满满一车。“回来时，我和维杰只好坐火车。”
与张世家相比，毛维杰与莫言是工作上的关系，并非是相熟相知。但是他和管谟贤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莫言与家乡及亲友的感情。这份难得的材料，是人们了解莫言与高密千百个故事中的一个缩影。
三、莫言与当地文学爱好者
直到1997年，莫言才与妻女团圆，将她们落户北京。也就是说，从1979年7月10日他与杜芹兰结婚到1995年，夫妻俩一直分居北京和高密两地。在保定、延庆和军艺时期，他都是暑假、寒假往返家乡高密探亲，看望父母；到总参及至后来很多年，也会在春节回乡。这就使他与当地的众多文学爱好者结缘，有的还成为朋友。许多人都著文回忆拜访和与莫言老师交往的情形。
张毅说他最早听说莫言是1982年，虽然作家当时还是籍籍无名的军人，春节回乡探亲常住在高密军人接待站，与在军人接待站工作的诗人柳建明相识并友好。他见到莫言本人，已是1986年秋天：
当时的高密县政府举办了一个《红高粱》小说讲座，地点在一家由旧澡堂改成的招待所，那座只有二层楼的招待所破旧不堪。那时的莫言还很青涩，脸庞圆圆的、皮肤白白的，很像某个农村生产队的会计。莫言当年讲座时的话大都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永生难忘。他说：如果你想写一块石头，你就要把这块石头写尽、写死，让别人再也不敢写石头了。
第二年秋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热播后，他印象很深的是：
高密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县城突然热闹了起来，大街上经常驶过一些外地牌照的汽车，车屁股后面歪歪扭扭写一行字：九九青杀口。当时这个名字挺吓人的，因为这时距离1983年治理社会秩序的那场“严打”运动刚过没几年，我的同学和朋友都面带疑色地向我说起这个饱含杀气的名字。那天高密下了一场大雨，我在位于人民大街的高密县招待所门口，终于发现了一辆写有“九九青杀口”的面包车，汽车“吱啦”一声在离我不远处停下了，车上下来一群“土匪”样子的人：他们一律剃着光头，提着当年流行的“半头砖”录音机，喇叭里飘出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路过这里的人不由得停下脚步，远远看着这群“土匪”模样的人。
1986年在沈阳当兵、后转业到高密环保局的小说作者李大伟，对本地文学界朋友与莫言来往的故事了如指掌。他同时回忆说，1991年春节刚过的正月十五，听说亲戚要请莫言家宴，便主动要求去接他：
那天下午我穿着制服，记得十分庄重地给莫言先生敬了个礼，他笑笑，看了看我的服装标识说，不用敬礼，咱俩一样的军衔嘛。一句话，解除了我的拘束心理。……
是夜，在亲戚家吃饭。那些年，不兴在外边。喝酒用的是小盅，酒是高度酒，菜是家常菜，亲戚当时是高密有名的“四小名劝“，先生就喝了六七两的样子。落座的有崇尚文学的官员，先生开始言语甚少，渐渐喝多，说，国内外形势大好，海湾战争美帝国主义打赢了，还说等有机会乘一下高速歼击机。
胃口奇好，眯着眼嚼咕，不怎么看人。说是比八六年在军艺时胖了30斤，那时是拼命写，写死拉倒的劲头。
夜阑酒散，送先生回家，嘱我多写短篇，挥手告别。
李大伟有记日记习惯，这篇文章提到的日记详细记述了他1991到1994年频繁拜访莫言的情形。他向人讲莫言为他小说“三荐稿”的轶事：“此后，我期待小说变成铅字，荣登军刊。然而一晃一年过去了，没有音讯。九二年春，就在我以为此事黄了的时候，莫言老师来信，大意是说：‘够发表水平不假，得排队等着，编辑已经答应给上。’这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直到九三年第六期，《老马轶事》终于上了《解放军文艺》。”“第三篇先生给推荐的是《天路》，也就是先生给《老人与枪》作序言，使用的文章标题《天路行者》中的‘天路’。说的是一个农家子弟曲曲折折由新兵入伍到飞上蓝天，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的故事。这一篇，先生较肯定，1992年夏天推荐给了《昆仑》杂志。”
由于较频繁接触莫言，使李大伟得以近距离地观察。1994年春节前夕，莫言为奔母丧逗留高密。年后他去南关拜访作家，只见“家中静悄悄的有些清冷，先生正在东屋看书。互相问了，说些过年的话，见我木讷着，就问我，高密有没有基督教会？活动场所在哪里？”李大伟告知，教会就在自己小时候住的福音巷附近，每周活动两三次，星期天四里八乡的信徒都来。于是他和莫言约好下个星期天去教堂。他记得：
那是雪后的一个星期天，太阳朗朗地照，天气嘎嘎地冷。当时我也还没有转业，两人都穿了便装。我说要个车，先生不同意，他骑的是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在雪地上行走都很泼实、稳当，那车，确实如先生所嘉褒：“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响。”一路呵气如霜，人冻得很精神地来到教堂。我预先打了招呼，听说国家级的大作家要来看看，我母亲和执事们早在门口候着，飘着白胡子的牧师也热情洋溢地迎接。 见教堂太小很多信徒都在院子中，莫言就跟大家一起在外面听道：“那天气温较低，莫言先生穿了件半大皮衣，扎一粗花呢格子围巾。稀疏头发盖不住顶的头上——他的硕大额头是众所周知的——没戴帽子，硬是坐在马扎上，直到布道完毕。”神态肃穆，态度很认真。“终于布道结束。见莫言先生观察着其他信徒的举止，人家起，他也起，共同做结束前的祷告，他也相跟着作颔首闭目状，最后是这么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生在地上，免了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们的债，不教我们遇到试探——阿门！’”一年后，得知莫言带有宗教意味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李大伟猜想与这次教堂之行颇有关系。
一夫记得1990年夏日一个午后去见莫言的情形：“先生很和蔼，丝毫没有我想象中大家的架子，淡淡的话语，像五月的清风拂面，让人感到亲切。先生没有聊高深的话题，只是边翻我的文稿，边问我的一些生活和工作情况。”“又过了几天，到先生处。先生拿出我的文稿，鼓励了一番。临走前嘱咐，回去改一改，誊出来，再给我，我找个刊物给推荐推荐。”尚可说他是1986年秋在全县小说作者讲座上见到莫言的。日子久了，他感觉“莫言回到高密，似乎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活动家。党政负责人、工厂企业家、同事同学、亲朋好友，都企望与之同席共饮”。但他发现回乡写作的作家生活是另一番情景。一次尚可去大栏供销社莫言借来写作的房子看他，从神态可以意识到他还没从作品的情景中走出来：“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桌子上铺着一大叠稿纸，端庄秀丽的字迹还没写满最后那张纸。莫言的写作没有底稿，一稿落成就发。”“在一张木床上有一卷简单的铺盖和一些杂乱的书籍，床底下放有钙奶饼干、罐头、水果之类的吃食之物。”“‘你在这里写，也在这里睡，在这里吃？’我问。‘有时候写到深夜，有时是通宵，就糊弄着吃点，睡点。’”这让尚可颇为感动。
莫言与家乡文学圈交往数十年的故事轶事，估计远不止发表在《莫言研究》上的这些文章，他与社会各界各类人物的交往应该更丰富更复杂，可惜这座文献的富矿需要开发许多年后才能露出地平线。经典作家历史文献的整理、分类和学术研究就是这样。这篇文章的价值也许不在论断，而在材料事实的搜集充实和补正；它的重要性在于，莫言与著名作家批评家“北京文学圈”的交往史很容易通过公开杂志加以整理，但这是地上文献库——而家乡这个地下文献库在我看来，则是对地上文献库最好最有价值的补充扩容。因为身份再显赫，回乡探亲时，也得在故乡村子外三十里下马，谨小慎微，遵守家乡长幼有序的习俗礼制。“故乡朋友圈”正是照见作家莫言真实性情的一面镜子。与他这个人，与他的小说，这面镜子不啻是一个“人文互证”的理想的角度。
2015.3.9草于亚运村
【注释】
管谟贤：《预言成真慰英灵——亡友张世家三年祭》。据说莫言在高密最要好的朋友除张世家，还有曾在县第五棉油加工厂的同事王玉清。笔者查过有关史料，发现关于王玉清的几乎没有，在此暂时搁置。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莫言在本村中似乎没有什么好友，不知是何缘故。
张世家：《我与莫言》，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关于张世家的史料要比王玉清多，一方面与张也曾热爱文学，又当过通讯报道员和秘书，有书写能力有些关系，另外也缘于他的性格比较外向。
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莫言此文，可能写于张世家经商之后，为帮助这位朋友的企业做些宣传的动机有关。在中国社会，经商如果不与政府部门发生联系，不在本地产生影响，有时候可能会举步维艰。在这个人情社会，是众人皆知的道理。已成著名作家的莫言频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谈张氏企业，自然会事半功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文章写得巧妙，既有帮忙作用，也流露了内心对张世家的真实看法，妙趣横生，可以当作文学回忆录来看。他还写道：“写了《红高粱》之后，在张世家的引领下，我跟县里的头头脑脑开始接触，然后才有了《高密之光》、《高密之星》、《高密之梦》等文。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文章也是tao文，但在当时，对宣传高密、提高高密的知名度，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的一些朋友说我：好像《人民日报》是你们《高密县报》似的！的确，《人民日报》在一年多点的时间内，用三个整版，连续发表关于高密县的报告文学，这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的，我就不好说了。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那三篇文章里提到的人物，有的已经被时代洪流淘汰，有的还在继续弄潮，按说这也是正常的，我似乎也没有必要过多自责。”
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莫言毕竟是作家，对自己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张世家就没有《红高粱》呢？我想还是不能这样说。但我必须承认，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tao办里喝那次酒，埋下了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张世家：《我与莫言》，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在谈到与莫言的缘分时，张世家说：“莫言小我一岁，属羊，1955年生于河崖镇平安村；我属马，1954年生于河崖镇公婆庙村。平安村——公婆庙，两村相隔6华里。我俩是喝同一条河的水长大的。那条河曲曲弯弯，从上游一直流到莫言家屋后，我家的屋前，每年夏秋时节，洪水滔滔，浪涛澎湃。这里，童年留给我俩深刻的印象是洪水和饥饿。莫言的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故乡的河流就是这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叫‘胶河’。他家屋前还有一条河叫‘墨水河’，我家屋后也还有一条河叫‘郭杨河’。儿时的高密东北乡应该说是水族们的乐园，为了活命，我们的祖先只好在这里种红高粱。我们的童年苦不堪言。”
管谟贤：《预言成真慰英灵——亡友张世家三年祭》，载《中国农业防灾减灾技术信息网》2013年3月31日。在该文中，作者还补充道：“众所周知，世家和莫言是好朋友，是知己。世家的老家公婆庙（现名东风村）离我们家仅八里路。一条胶河从我们村后流到他家村前。二人都是喝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农村孩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二人同在河崖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后来是莫言当了兵，世家成了人民公社的通讯报导员，还专门写过文章《万笔清的会计》，表扬我的老父亲。莫言写《红高粱》就是受了世家讲述的‘公婆庙惨案’的启发。再后来，世家到了南关，开始在南关采暖设备厂当政工科长，是世家引领莫言认识了当时著名的农民企业家王建章和高方明，莫言才写了《高密之光》、《高密之星》、《高密之梦》三篇报告文学，让高密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大扬其名。也就是在此时，我认识了张世家。那是1987年3月，我从湖南调回高密，是世家和莫言到火车站接的我们，是世家和高方明先生在招待所和南关为我们设宴接风。到了九十年代初，世家白手起家，创建了天达药业，莫言为了支持世家，先后在《青年思想家》发表了《故乡的药》、《天达怪人》、《高密奇人》等三篇文章。” 毛维杰：《大音希声——北京之行访莫言》，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据管谟贤说，自己是“四上北京“，作为“高密莫言研究会秘书长”的毛维杰，因有更多事宜，如征求莫言手稿、书籍和书信等展览材料，则是“六上北京”，饱受舟船之苦。又据他回忆，他与毛维杰的四上北京分别是：2006年5月中旬、2007年秋天、2008年11月和2009年的8月28日。在我接触的当代作家的材料中，上述叙述可能是最为有趣的。这与两位叙述者与作家亲近的关系有关，但也不否认他们文字表达的顺畅、细密，记述的翔实周全，为读者留下了弥可珍贵的文献史料。而我阅读同类史料，最为喜欢的就是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记述鲁迅家世、为人性情的那些文字，史料价值很大，但不妨碍文字好看好读，可做好文章欣赏。为便于读者查阅，我另外把毛维杰文中对自己的介绍也抄录如下：“我和莫言的交往，还是在二十多年前。1984年7月，我师范毕业分配到莫言的村子里教学。到了第二年，我在《作品与争鸣》中读到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及解放军艺术学院学员们和徐怀中老师的对话——《有追求才有特色》，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作者是我们家乡人，他熟悉家乡的田野，家乡的河流，家乡的风情，字里行间散发着家乡乡土的气息。他小说中抑郁的忧伤，凄美的氛围，越轨的笔致，超然的想象，空灵神奇的感觉，深深地打动了我。其实，莫言就住在我们中学门口正对着北边的胡同里——那个胡同北头东侧的靠胶河最近的低矮古旧的老房子里。当时他只是个在外当兵的不引人注意的青年人。”
管谟贤：《莫言研究馆创建回想》，载《莫言研究——莫言文学馆专辑》，2009年第五期（总第五期）。作者在本文中披露，当初家人对建馆并不热心。80多岁的老父亲知道筹划的事情后曾不同意，说人家大江健三郎世界上什么大奖都拿了，还到咱这穷地方过年，这么谦虚。并让谟贤告诉谟业（莫言名）：“千万要谦虚谨慎。”文中还说，陕西和浙江为贾平凹、余秋雨建文学馆，网上都有人反对，“我们何必招惹是非？”谈到修旧居时，父亲也说过不要修。从中可知，这个家庭一向有做人谨慎的习惯。
张毅：《小时的放牛娃成就了属于中国人的诺奖》，载《青岛早报》2012年10月26日。他是高密人，青岛诗人，1982年与朋友发起成立“圈圈”诗社。通过张毅的记述，可知当时全国成立文学社团和诗社的风气，也蔓延到了高密这个小城。因这个缘故，家乡朋友把当时写小说的莫言也当作文友看待，于是，才有柳建明对回乡探亲的莫言热情接待的轶事。在文学史上，作家成名前与人交往的故事，也许比成名后价值更高，因为从中可知作家本人真实的性情，可知以平实坦然态度与同乡友人交际的心理活动。这对进一步研究作家完整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都是有意义的参照。
李大伟：《莫言先生为我三荐稿》一文对莫言与高密文学圈关系的记述十分详细：“据我所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趁莫言先生回乡省亲和创作之际，前往他大栏老家和南关新家拜访或求得指导看稿的文学同仁若干，比老师年龄大年龄小的都有。政府官员及礼节性拜访求见的不说，莫言先生入伍前的文朋好友张世家、王玉清等也不必赘言，单说文学老中青年就比比皆是。计有：八十年代初就刊发《山东文学》头题的王一恒老师；上过《小说月报》稿的明连君老师；过世的南关村的王先生；时在宣传部任职的尚希魁（尚可），他同先生相处较多，发表的评说《红高粱》的文章，可谓研究莫言先生的富矿；有魏修良先生，后莫言老师曾为其新著题书名《杂花生树》；诗人李丹平多次上门求教，莫言先生曾为其题下‘桐花万里丹山路’语句鼓励之；诗人柳建明当时在军人接待站工作，一九八二年莫言先生回乡探家，就是建明接待的，寂寂冬夜，二人谈家乡谈文学，十分投机，建明感觉出此人极其了得，比当时他们小诗社圈子中人高出一大截，便告知了后来小有名气的诗圈中人邵春生、张毅、高健等人。不过，那时候只知道有个姓管的军人，文学功底十分厉害。后来，他们都拜访过先生。官天强更是踏破了南关管家门槛，他自持自己的姓只少了一个‘竹’字头，便想攀上本家，连习作的题材、情节、语气、句式，一律模仿莫言先生《红高粱》的文风气势，虽东施效颦，也几可乱真。最可以的是天强跟踪莫言老师的文章书讯行踪，一旦新发小说便千方百计求得，先睹为快，胜于餐寝。有些章句，竟至背诵。年轻些的，牧文、孙英杰、丁元忠，都是胶河农场干部子弟，算是东北乡人，更是频频拜访先生，寻求文学成功良方。”像所有拜访过莫言的作者一样，他对莫家那条凶猛的大狗尤感恐惧。不过，认为“所有去过的人，都感受过先生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作风，孜孜以求的创作态度和为人为文朴素的风气。如果换上老棉袄，先生和东北乡的农家汉子并无二致”。参见《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李大伟：《与莫言先生二三事》，《莫言研究》2007年第二期（总第三期）。这本地方性的杂志，原是每年出一期。但2007年却出版了两期，分别为“2007年第一期，总第二期”和“2007年第二期，总第三期”。也许是由于稿源丰富，安排不下，才增加一期的。或许是由于其他原因，都不得而知。文中记述的拜访莫言的家，是莫言在县城南关买的一个四合院。作者记述这个小院内部的情形颇为详细：“当时莫言先生的家住南关天坛路北首，四间正房，东西两厢，配一小院，门开东南面，厕设西南角，院前有甬道，房后有后园，庭中小树三四株，春韭一两畦，压水井一眼……。居家过日子的基本设施一应俱全，庭院拾掇得靠拢靠棱，不过，上述物件我当时无法看清细数，倒不是见‘大腕’级的作家激动得心跳，而是被蹿出的一条大狗吓慌了神。关于这条狗，多年以后，我在若干篇文章中看到过，恐怕在高密访过莫言的人，大都领教过它的厉害，也正因为它是莫言家的一条狗，才使它在死了若干年后，还有人不断地提起它，狗也有幸，在南关的数年中，它度过了辉煌的岁月，忠实的狗眼，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如我一样惊慌失措的文学青年、新闻工作者、政府官员以及碧眼金发的外国人。之所以许多人在文章中毫无例外地提到它，是因这匹有性格的狗，给我们留下共同的印象，可供我们对它集体回忆。这似乎陷入了一个较为滑稽的怪圈：在高密南关拜访莫言先生，你就绕不过这条狗。我混到能和莫言女儿笑笑一样逗它只摇尾巴不咬人，是一年以后的事了。”这个“人与狗”的故事，也出现在莫言的文章中，不妨抄下来以供欣赏：“五年前（笔者按：大约1987年前后），我妻子和女儿进县城居住，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添点动静热闹，我从朋友家要了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狗，它的妈妈是条种狼犬，仅存一点狼的形象而已，绝不是与狼交配而生。我把这小东西抱回来时，它可爱极了，一身茸茸毛，走路还跌跌撞撞的。它脑门子很高，看起来很有智慧。我女儿喜欢得不得了，竟然省出奶粉来喂它。我回了北京后，女儿来信说小狗渐渐长大，越来越不可爱了。它性情凶猛且口味高贵，把我妻子饲养的小油鸡吃掉不少，为了小鸡们的安全，只好在它脖子上拴上了铁链，从此它就失去了自由。”又说，“所有来过我家的人，都惊叹这条瘦狗的凶恶，都说从来没见过这般歇斯底里的狗”，“所有来我家的人都贴着墙根、胆战心惊地溜走，我每次都大声咤呼着迎送客人，生怕它挣脱了锁链。”但“据女儿说，有好几次狗挣开了，她和爷爷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一直等到她妈妈回来。说也怪，这条狗几乎对谁都呲牙，唯有对我妻子，确实异常地顺驯，一见她就摇尾俯身”。有一次，这狗咬伤了县委宣传部一个给莫言送稿子的小伙子，从此“恶名”远扬。以至与女儿一起在家做作业和看书的同学的家长，也不敢再让孩子们来家。后来这狗之所以被莫言妻子厂里同事带走打死，是因为连莫言也被它咬伤，为此还到县防疫站打过疫苗。
李大伟：《莫言先生为我三荐稿》，载《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李大伟还补充道：初次见到的莫言没有架子，态度“温文敦厚平易近人”，“如果换上老棉袄，先生和东北乡的农家汉子并无二致。”
李大伟：《无神论者做弥撒》，载《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一夫：《温暖》，载《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尚可：《他要冲出高粱地——与莫言交往侧记》，载《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