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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年11月7日
地点：广西北海市辰茂海滩酒店·南海厅
论题：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
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 《南方文坛》
主持人：张燕玲 郜元宝 宋嵩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欢迎各位青年才俊不远千里，来南国北海参加第六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尤其昨天踏着今年第一场大雪、今天就置身灿烂冬阳的京城才俊，一定颇多感受吧？大家知道“今日批评家”论坛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以《南方文坛》持续十八年推荐了九十六名青年批评家的“今日批评家”栏目为名，最早由上海青年批评家周立民倡议，并经李敬泽老师确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已经成功主办了五届，与会者皆为国内青年批评家，深受业内关注。一届一主题，本届论题是由吴义勤馆长拟定的。我们首先请吴老师开题！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这次论坛的议题是“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论题呢？在20世纪90年代讲文学边缘化，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个伪命题，似乎是对商品经济时代的恐惧，而到今天，我们确实发现，文学边缘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现实。这个边缘化主要是精神上的边缘化，就是大众对文学需要的程度降低了。90年代，政府给刊物“断奶”，不重视文学，但这都是外在的，而今天本质上的内在的边缘化每天都在发生。文学阅读对我们的重要性，或者我们在精神上对文学依赖的程度，我觉得都在降低。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是，在全媒时代信息量大，文学被遮蔽被淹没被覆盖的速度也是加快了。海量的信息里面文学的声音是最微弱的。在信息化时代，海量信息中文学的比重特别低。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似乎还在呼唤对文学的批评，加大对文学批评的力度，我就担心文学会越来越离我们远去。既然批评界都指责当下作品都是垃圾，那么老百姓为何还去读呢？因此，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对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善于发现和阐析，以这种方式争取大众对文学的需要和关注。从文学本身来说，我们面对文学有两个态度，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发现和肯定文学的价值，还是主要指出文学的缺点？在这个时代，是找出文学作品的缺点容易还是找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容易？我个人认为，肯定文学的价值更难。如果批评家不能理直气壮地肯定这个时代文学，那么，批评的价值何在？有些专业批评文章所指出的文学的缺点，比如贾平凹、莫言作品中的脏话很多，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是能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普通读者）都能发现。这种批评是没有难度的。我觉得，对文学正面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才是文学批评的最大功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专业批评的意义就失去了。比如，那些脏话，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一个作家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普通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难道作家发现不了吗？作家为何还这样写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郭运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知识分子确实对社会的影响很小，我觉得这是文化走向低端的一个必然。这是大势所趋。但我觉得文化不必悲观。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精神生活少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类存在，文学还是有作用的。一方面是文学文化的边缘化，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是必需的，在未来文学还会再捡回来。在整个社会热衷于下海的时候，青年批评家能够潜心书桌认真读书，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不重视文化的时代，文学怎样重新走回社会，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要求，也是文化人的一种使命。人之为人，他的非动物性，他的人性、社会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就是文化的精神的需求。文学是人类最初也是最终的栖息地。无论多媒体怎样去破坏，文学怎样被边缘，但文学最终还会走向人类。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同时，要让文学真正走回人们的视野，成为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觉得文学自身也应检讨。文学贵族化的倾向使得文学离大众越来越远。文学家或评论家自说自话，自我满足的情况太多，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是文学无法走向社会的最大的症结。在信息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文学要受到大众关注，它必须关注人生，人们的命运，人生的疾苦，否则，文学难以走回社会大众，难以成为几十年后仍然有人读的作品。所以，文学被社会抛弃，不仅是社会的责任，也有我们自身的责任。我们确实应有忧患意识，有种内疚感。在全媒时代，过去那种社会的规约能力没有了，文学面临全新的状态。怎样把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变成一种机遇，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当书本与世隔膜的时候，让网络能够独辟蹊径，给文学开辟一条新路。我觉得，网络不是洪水猛兽，随着90后这批年轻人文化素养的提高，那些低俗的东西会淡出网络。所以，新媒体的出现，及其与文学的结合，也未尝不是文学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一种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还承担着很重大的责任。因此，我们有责任给网络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要让那种戾气或者说那种喧嚣成为主流。我认为，文学批评要主动地发声，网络文学要因势利导，遵循规律。文学要接地气，要讲人话，没有读者的阅读和消费，文学的任何社会效益都是空的。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刚才吴馆长对这个论坛进行解题，郭书记也讲得非常好。他认为，全媒时代多媒体对文学并非都是负面的，应该研究它复杂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很有启发。刚才吴馆长说的文学边缘化，更多是咱们自己叫喊的，是社会大文化的问题，我觉得重要是在我们文学界、学术界自己怎么看文学。下面有十六位的发言，我个人希望大家讲自己的话，立足于自己的写作经验，我们不要谈文坛的公共话题，谈谈自己做文学批评的困惑与经验，或者是对同行的建议。先请谈峥教授发言。
谈瀛洲（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全媒这个词，对应的是英文里的omni-media。Omni这个来自拉丁文的前缀，是“全，总，遍”的意思。比如说上帝“无所不在”，就是omnipresent；小说里的全知全能视角，就是omniscient point-of-view。那么omnimedia，指的就是文字、图像、动画、音频、视频，和所有不同媒介形态，如纸媒、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的结合，是一种既可以看又可以听还可以互动的媒体。尤其是电脑、互联网和手机这三样东西的结合，对人们获取信息、娱乐和阅读材料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字越来越多地通过手机被读者阅读，而且跟图像、音频、视频结合了起来。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体验，来谈一谈这种结合发生以后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在写一系列关于植物的散文。这些散文发表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纸媒上面之后，它们马上就会有微信推送。编辑在做微信推送的时候就来问我：有没有文章里提到的植物的数码照片给他们，可以和文章配合了用。然后我正好又喜欢摄影，就会选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相关照片给他们。原来有读者虽然读了文章，但并不知道文章中所写的植物是什么样子。在纸媒上发照片，因为新闻纸质量的限制，视觉效果也不会很好。但现在通过微信来发，照片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效果就会好很多。读者不但读了文字，也通过图像，对我所写的植物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我以前摄影是比较随意的，但这种情形，造成了我现在会比较有意识地用数码单反相机去拍摄植物，有意识地保存资料，以便以后可用于微信或网络。许多作家都和我面临相同的情形，所以我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摄影。我的这些写植物的散文，有时也会跟视频结合起来。比如上海有家专门拍互联网视频的公司，叫“一条视频”，拍的内容多与生活品味有关。他们看到我写的一篇关于茶花的散文之后，就想到来找我拍一条关于怎样种茶花的视频，然后这条视频的解说词，基本上就来自我的那篇散文。文学在跟互联网、手机结合在一起之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它的篇幅往往变小了。我的那些两三千字的关于植物的散文，在微信推送的时候就被删到了一千字，甚至更短。有一位专门做微信推送的编辑对我说，根据经验，微信推送的文章如果超过一千字，就很少会有人读。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到长篇小说的写作？我觉得这不一定。因为对那些长篇的作品，读者常常会选取别的器材，比如说Kindle，而不是手机来读。所以，我觉得不必担心电子阅读会对文学带来负面的影响。文学的载体虽然是换了，但是现在它反而以更丰富的形式，在跟图像、视频、音频结合在一起以后呈现出来。 徐刚（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确实如人所言，“IP是个新物种”。面对IP时代的网络文学，如何评价？如何阐释？网络文学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繁荣，积累了大量具有产业价值的人气作品，它们被纷纷改编成热门的影视剧，赚得盆满钵满，这当然是资本“折现”的有效方式。然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最常见的要么是从文化批评者的角度，以资本和文化工业批判的方式予以对待；要么是从产业从业者的角度，在文化发展市场繁荣的层面予以褒扬。这两种角度其实分享了同样的逻辑，即网络文学是一种赚钱的生意，却无法从文学自身角度阐释其价值。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重新认识、阐释网络文学的文学价值，我觉得需要从两个坐标轴来看，首先从横向来看，需要明确的是中西网络文学的不同。就西方而言，网络文学更多指的是电子文本、超链接等基于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呈现的带有实验性质的文艺形式，是不折不扣的先锋文学；而中国的网络文学更多指的是通俗文学的变种，过去的“地摊文学”的全新形式，只不过以网络这种新的媒介获得了更大的受众。另从纵向来看，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再现，作为大道之外的“小道”，小说是基于话本的形式展开的市民文艺，它勾连的是引车卖浆之流口耳相传的故事。而网络文学的价值恰在于中国小说通俗的“故事传统”的复活。这便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故事的问题。这让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这是对本雅明同一题目的借用。本雅明那篇讨论尼古拉·列斯克夫文学传统的著名文章，其实有助于我们厘清故事和小说的关系。作为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小说是孤独的个体面对这个世界时的艺术呈现，它基于人性的困惑和疑难而展开，而故事作为小说的原始形式，它侧重于经验的交流和分享这种明晰的关系图示。在今天的世界里，故事的元素已经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是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在此，“故事的快感”，所谓“爽度”，以及由此折射的最原始的文学吸引力，被人们广泛追逐。但我们也该注意，本雅明其实同时指出过，“讲故事的人”应对读者“有所指教”，即故事本身理应包含“原始的教益”，这里的“教益”，于网络文学而言，恰是达成某种文化塑造的重要契机。
张立群（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与媒体有关，同样也与传播有关。结合自己近期的研究，我想谈谈文学阐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述，当然应当依靠文本、依靠第一手资料，同样也需要一些辅助资料。以作家传记为例，由他者完成的传记同样属于史料，尽管是相对于作家创作的第二层次的资料。全媒时代可以使人们迅速读到这样的文字，但如果文字本身并不能提供给读者有价值的信息，那么，阅读及至研究本身都会失效。以“海子传”为例，从2001年至2015年5月，共计出版有十三部之多。海子毫无疑问是被传记书写次数最多的中国当代诗人，但在数量繁多的传记版本背后，传记的“质”究竟如何同样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至少有五种“海子传”就装帧设计上看，均有明显的畅销书意识。其中，在对比阅读后有三部传记虽著者不同、书名不同、章节目录不同，但其具体文字内容是完全一致。从三本传记封底印刷的“推荐媒体”“选题策划”以及“投稿信箱”等信息的相近程度，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读出其利用海子名声、进行商业盈利的写作目的。这些徒具形式、满是臆想的“海子传”，不仅毫无历史意义和价值，还会在误导读者的同时损伤了海子的形象。“海子传”的现象说明：“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在某些情况下，仍需要辨伪存真、去粗取精；消费时代的文学传播是一柄双刃剑，一般读者和专业读者都概莫能外。“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需要眼光，也需要某种秩序或曰良性环境的建构。
陈思（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今天，我谈全媒体时代文学的机会。我借三个案例来说明三个观点，三个案例是《三体》、豆瓣和公众号，分别说明新媒体为文学提供的三个机会，即文类边界的敞开、公共知识平台和新的作者与读者。在此之前我想澄清两个论述的起点。第一，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并不仅仅是指网络文学，而是大量新媒体空间中的文字、文化形态。第二，麦克卢汉有一句话叫媒介是人的延伸，这句话太肤浅了。反过来理解，即人是媒介的延伸，这就对了。媒介的进步作为历史实践的一部分，反过来会改造人，随着媒介的进步，人本身、人性也发生变化，从而人的文学也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就不该恪守原来文学的定义方式，而是更激进和开放地看待文学的变化。《三体》大卖是从第三部开始的，它的大热与粉丝在微信圈的推广和美国好莱坞最近两年的科幻电影热有关。正是因为新的媒体技术让大众看见了《三体》，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对文学的分类是有问题的，发现竟然有这样从康德意义上的时空框架和崇高感上来撕扯、延展“人”的可能性的文本。我们发现“科幻”既不是娱乐也不是科普，而是与“纯文学”一样激进地探讨人性的边界与世界的可能。第二点是豆瓣。上一代的学者有《天涯》、《读书》《参考消息》甚至更早时候的“黄皮书”“灰皮书”作为其共同的精神资源和话语平台，今后豆瓣网很有希望成为新一代的学院派的话语平台。豆瓣网如今活跃的“大号”，许多是理论界和翻译界的新锐，比如我所知道的作家文珍、批评家张定浩、诗人王鳌、影评人黄小邪等人，另外无须点名的是一批“海外党”和“外语党”——居住地或求学地并不在国内的华人青年学者与学生。在那样的系统设计里，很容易形成知识人志趣相投的集团。再者，豆瓣拥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书评系统，这会潜在地形成一套对文学进行评价的体系。这样，一种具有影响力、公信力和学术性的新批评力量很有希望借机形成，回过头来影响文学。第三点，微信公众号已经在发展，不再是我们原先印象中的那样。我在公众号上发现了一些新鲜的文学现象，那些作家和作品基本上并未登陆主流的文学期刊。比如我看过的一位作者，写的《青藏地铁1990》《末日狂猪》等短篇，既有对方言实验的探索，又有对宗教信仰和习俗的调侃，难得的是因为载体的自由而保持了很高的冒犯性。微信公众号作为一种相对自由的载体，它很可能帮助我们吸引和培养一批新的作者与读者。 房伟（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目前网络文学研究重要问题是，技术研究大于问题和文本研究，即总是将网络技术性放在研究首位，忽视网络文学的文学特质，及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产物的问题意识。全媒体时代的一个最大“时尚新点”在于媒介方式。不可否认，媒介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审美感受和书写方式的改变，如超级长度，阅读分散化等。问题是，是不是这些东西变了，文学本质和评价标准就发生了彻底变化？文学书写人性没变，文学反映人生和社会，反映爱恨情仇没变。它可能去除掉的，是纯文学故弄玄虚的东西，如大段所谓哲学思辨。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对新变化的敏感捕捉。应看到全媒体给文学带来的机遇。任何时代，让人记住的，永远是好的文学，而不是单纯凭借媒介的应景之作。纸媒衰落并不代表文学衰落，它会找到新形式的出口。网络文学的冲击力在哪里？网络文学使通俗文学类型找到新生长点，摆脱禁忌和控制。一是大陆网络通俗文学的发育，为精英文学奠定了基础，且为文学获得更多普通读者。二是文学对故事性的回归。这是对文学体制过度热捧史诗、先锋等概念的反思。故事性曾是小说迷人特质之一。本雅明之后认为，故事的道德劝诫作用，将随着现代个人主义发育而走向消亡，但中国网络文学让我们看到，在后发现代中国，群体经验、家庭伦理意识、个人自我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性共鸣。三是文学自由精神。网络文学的检验标准，更具民间性，虽然它也受到意识形态，特别是市场的影响。但在“俗”的外表下，出现了不俗的东西，如蜘蛛的惊悚小说的社会谴责，贼盗三痴的文化想象，鲁班尺的奇诡而自由的力量，纳兰天青的聊斋孤愤的寄喻笔法，梦入神机、蓝晶的奇幻想象力，天使奥斯卡的热血民族国家情怀等。
其次，对旧问题的延续性和延展性的警惕和反思。旧问题并没有消失，但随着网络媒体的变化，又有了新延展。如文学与消费资本的关系，文学的民间性和文学体制的话语权，文学的意识形态的禁忌。还有诸如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个人主义等（全媒体时代中国的环境改变了，但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异了）。
最后，在于对文学相对恒定的经典价值观的坚守。这不是被动坚守，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这种经典阅读标准，首先不是网络排行榜，而是我作为文学批评工作者的眼光和选择，标准也是文学的，如小说语言、人物塑造、主题深度、故事结构。前段时间去世的网络作家贼盗三痴的《上品寒士》，就是很经典的通俗文学作品。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文学目前还无法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提供经典，大量小白文令人警惕。
李德南（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今天的会议主题，首先让我想起麦克卢汉那个著名的说法，也就是“媒介即信息”。但我在这里想借用他的句式，主张“媒介即现实”，而且这种现实是无边的。在我看来，所谓的全媒体时代，看似是媒体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宽泛了，看似是不同形式的媒体在纷纷介入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各种日新月异的新科技在不断地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如今，不管是讨论肉身还是精神的问题，是讨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问题，其实都需要以科技作为背景或视野。可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际上是缺乏现实感的。除了刘慈欣、韩松、飞氘等科幻作家，很少有作家会关注科技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写作都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起码就城市文学或先锋文学来说，完全不关注科技，不关注这么一种新的现实，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在西方，像韦伯、波德里亚等现代思想家在讨论现代之为现代时，都会特别注意科学、技术、新媒介这些因素，认为正是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文明，在它的影响下，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城市，早已成为现代文明最为集中的空间。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面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新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从最深的层次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文学要回应的，正是新文明所带来的问题。城市文学需要表现这种生活，也需要对这种生活背后的逻辑进行揭示和反思。而这样的关注，在当下的城市文学当中，依然是稀缺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把关注新科技与新文明的重任交给科幻作家，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主要的真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批评家所要做的工作也非常多。我们应该对这种缺失本身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努力去为弥补这种缺失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也不要只把责任推给作家，而是与作家一起努力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
宋嵩（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下面请金赫南发言。
金赫南（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河北省作协创研部）：多媒体、全媒体、新媒体，我们在文学内部高频率地谈论这些话题，其实反证和内含着一种急切与焦虑：面对新兴的文化生产传播方式，面对《琅琊榜》与《花千骨》，面对网络大神与粉丝文化，我们这些所谓纯文学的写作和研究者，渐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无力感，所以更加急切地想要厘清和再次重申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学原本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模糊和摇摆了吗？网络文学似乎是对纯文学冲击最大的新媒体庞然大物。但其实它并非横空出世，其本质上就是五四新文学所奋力革新和反对的旧体小说和通俗文学，经由网络这个新兴媒介的满血复活。所谓通俗，它的文本质地就注定了这种文艺门类接地气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携带，其讲述的背后通常是大多数人普泛的情感惯性和认知判断；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学形式，其携带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不似纯文学所着力追求的高出公众平均水平的思想性。如果说，纯文学写作致力于挑战陈腔滥调和人云亦云，通俗文学恰在为普遍存在的既有意识和观念生动赋形。比如，我们从《花千骨》《何以笙箫默》以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流行言情模式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下社会普遍的女性自我想象和内在欲望，更可以从中观察到大众心理普泛的婚恋价值观和性别秩序意识；充斥屏幕的玛丽苏模式，她呈现出来的不是现代社会女性自尊、自强、独立自主的明确主体意识，而恰恰是对现代价值中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以及两性关系中自由平等观念的丢弃和丧失。这与《致橡树》中“我如果爱你，绝不做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恰在这时得以凸显。强大的、内在性的独立叙述人，是基于现代小说和新文学的兴起而普遍确立起来的，那种对“他人的真理”的理解和阐释，那种对理所当然和想当然的质疑和挑战，正是文学独特的价值感和有效性。 宋嵩：金赫南认为“全媒体”与“多媒体”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多媒体”（multimedia）的重点在“多”，强调的是形式，而“全媒体”（omnimedia）的重点在“全”，强调的则是意义。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曾经有过如下表述：“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全媒体”，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恰恰就是一种新的“结合状态”和“感知模式”；它启发我们要用一种整体的、发展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具体到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上，就是要求我们用整体的、发展的观念去看待“文学”。文学的发展历经“口传—文字”两个阶段，今天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在前两个阶段，“文学”的范畴呈现了一个由大到小的过程，而在当下，它又有扩大的趋势；并且随着“全媒体”的概念深入人心，“文学”的概念和范畴还将继续扩大。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仍然用一种老眼光去看待当下和今后的文学，就无法对新的文学形态及其价值、意义作出及时的发现与阐释。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全媒体”的概念是对“多媒体”概念的一种修正和补充。
黄德海（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上海文化》编辑）：从题目来看，全媒时代的文学阅读者以及研究者，面对目前的文学传播局面，有非常强的发现焦虑。焦虑感来自哪里？全媒时代跟纸媒时代的什么差别，带来了发现的焦虑？全媒时代，文学的传播范围大大增加，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甚而言之，文学和文学性存身的地方更多了，网络、手机、电子书……文学载体的样式越来越多；广告、流行音乐、MV、Flash、漫画……文学性潜藏的地方越来越多样。在这样的情势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性的选择和辨识变得更为困难，过去只关注文学杂志和出版新书目就可以大体了解文学状况的局面一去不返。
这样的局面，要求新的文学阅读和辨认方式，而新的阅读和辨认方式，早在五四时期推翻经学而西方学问大面积涌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每个人大概都需要在新情境下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和辨认方式，我个人觉得金克木先生当年提供的“看相”“望气”法，可以借用。在他看来，面对浩如烟海的书，可以学着对其“看相”“望气”，即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从而判断作品本身的格局和气魄，发现什么可能是值得注意的，什么可能是弃之不足惜的。这文章收在老先生的《谈读书和“格式塔”》里，很好玩。在全媒时代，这说不定是一种高效的阅读和辨识手段，可以缓解发现的焦虑。接着我想谈谈文学价值的阐析。即便已经身在全媒时代，这个问题好像仍有再谈论的必要。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中，始终会遇到一个误解，即文学评论似乎只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负责解释文学作品的优点，检讨其中的问题，甚至有把好作品推广的义务。这不过是依附性评论的特点，因为一个有志气的文学评论写作者，当他/她拿起笔的时候，就明确地表达了在精神领域竞争的愿望。所谓对文学作品的阐析，不是简单的跟随性解释，而是文学评论写作者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在阅读中有了“发现的惊喜”，随之用属己的方式把这个惊喜有效传达出来。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这么说吧，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一次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作者似意识而未完全意识到的隐秘世界，与作品一起，把人类的精神探索引向新的陌生之地，从而完成自身的竞争性创造。
马兵（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4年9月，千夫长以四千二百字的小说《城外》获得十八万元的版权收入，这几乎是手机短信文学仅有的高光时刻，虽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热议，但它并未带动一个短信文学时代的到来。博客和微博文学曾陆续接过短信文学的风头，但是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变化和应用的更新，由短信和微博承担过的“微文学”传播的使命又落到了微信头上。虽然，目前批评界对于“微信文学”这一概念尚无清晰的界定，但微信对于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影响与改变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分两点讨论：第一，微信传播的碎片化和零散化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近两年来，致力于超短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超短篇当然不是被微信等新媒体创造的文体形式，但确实可以被新媒体所助推。比如蒋一谈等小说家在近来的文学实践，既有受莉迪亚·戴维斯等启发的成分，也与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的媒介特性相关。在我个人看来，这些作家使用“超短篇”而不是沿用过去微型小说、小小说等常态的概念，不只是求新那么简单，微型小说或小小说，包括前述千夫长等的短信小说其实还隐含着一个相对闭合的叙事逻辑，噱头、包袱这些故事化的情节依然构成骨架。但是超短篇不一样，我阅读这些作品时常会想起阿帕杜莱的一句话，他认为当今世界有一个“精神分裂”式的核心问题，即“一方面召唤出理论去解说无根、异化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一方面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或噩梦）”，微信的自我展示往往基于一种自况性的分享，它其实构成了阿帕杜莱判断的一个表征。而超短篇小说以符合其传播特性的方式对这个表征做出了自己的观照。第二，微信定向和交互的传播特性对文学推广产生的渠道效应。微信自媒体的定向性和交互性使得网络文学的传播出现新的形态，网络文学的顶尖写手可以借由微信公众号的个人平台做到过去必须依赖网络文学的大型平台才能做到的传播效果。渠道建设还有依托微信的在线支付以及打赏功能形成的付费机制，都不逊于盛大等网络文学网站。
项静（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全媒体时代，为谁写作，或者说我们期望中的读者是谁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黄永玉写过一篇《这些忧郁的琐屑》纪念沈从文，里面提到他对《长河》的喜欢，“我特别喜欢从文表叔的《长河》，他写小说不光再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它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黄永玉其实说出了一个文学的重要标准，文学到底是给谁看的。一是文学的公共性，那种来自传统研习的技艺、文人共同体；一是文学的在地性、切身性。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可以置换成取悦谁的问题，一个是给予我们形式和语言，价值的文学，这是取悦逝者的文学，另一个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文学，有时候需要取悦同时代人。任何一个命名都会有一种期待，比如全媒体时代，因为我们尚且置身其中，必然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而背后的潜台词，可能就是一种新文学，它吁求、期待的与它合拍而共鸣的文学形式。新技术、新生事物会倒逼文学表达，尤其是形式，比如日本流行的手机小说，我们现在许多微信公众号，青年人的写作，与报纸杂志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情节描写方式，句子的排列方式、情感语调上的不同。19世纪私人信函与我们今天私人短信和邮件对比，我们习惯于非正式的直白表达，这会导致表达技巧修辞技巧的萎缩。而对于讲述故事来说则可能要面临线性写作到模块写作的转变。但是它们的好处就是生活性，它们是还没有被提炼为形式的文学，是混杂着切身感受，生活氛围的文学，就像诗词之于唐宋，曲之于元朝，诗词曲在它们自己的时代从来就不仅仅是审美的、文艺的，它们是互致问候、牵肠挂肚、试探问路、应酬答谢，甚至还可能是咒骂发泄，当把诗词从这些人情世故的生活牵连中抽取出来，典之以文学的最高荣誉，经典化之时，文学形式的生活意味已经在被遮蔽和消磨。全媒体时代，由于还在延伸和生产之中，我们才能发现那些缘由生活而产生的尚未精致化地带着生气的文学，可能是最需要我们的创作和批评予以重视的地方，它们是文学的契机。 王鹏程（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今天这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信息覆盖的全媒时代，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个人很难抽身而出，但其本身却是支离破碎，个人也是原子化的。我们接受大量过剩的信息，却对实际发生了什么缺乏兴趣。中国的人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各种不同文化和价值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如何通过审美对象来把握自身命运和现实的关系，如何超越现实生活的碎片化和强制性，如何将日常生活重压下潜藏的东西呈现出来，构建生活及存在的意义，成为全媒时代文学的中心问题。我觉得首先应该重建起对精神生活的整体性理解。博尔赫斯说，“故事一页接一页进展下去，直到它展示了宇宙的各种尺度”。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碎片化、娱乐化、物质化，但人类生活几千年来形成的基本价值尺度和精神理念并没有失去意义。无论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都需要呈现出生活中被遮蔽、被钝化、被忽略的敏感、疼痛及伤害。文学家的职责，即是在日常生活逻辑和文学伦理逻辑之间寻找这些差异，并能通过恰切的形式，传达出对世界万物和人类本身安身立命的东西。倘若不能呈现人类和万物的“各种尺度”和基本价值，不能发掘出生活岩层下的神秘节点，不能阐发对生活的深沉洞见，那么这样的文学肯定是无力的。在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书写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卡夫卡所说的“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或者是社会表象的浮泛再现，或者是刚下潜到人性的深处，却很快露出水面。文学当然基于个体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如果不能同他人、人类、世界建立积极的沟通和联系，也就很难唤起不同读者对生活世界的多层面的理解和想象。一切好的文学，实际上都是“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在自己身上发现他人”。文学家的使命，就是用精神、价值、理解、沟通等作为材料，建造“自己”与“他者”互相通达的桥梁，区别只在于桥的大小、宽窄、承重，更多的弄文学的人一辈子也搭建不起来。柯勒律治的诗中云：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媒时代的精妙隐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我们被信息绑架，游不到头，也找不到有用的信息。全媒时代文学的使命，就是为人们找寻可以饮用的清甜淡水。
周明全（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轻佻的时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据我观察，我们当下，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有两股暗流，一是对“虚构现实”进行强攻，如阎连科的不少作品，典型的如他的《炸裂志》，虽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在表现现实时却显得苍白无力。这一路大多表现出对脏的、丑陋的过度描写，我认为这其实是不对的，这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正视，以及民族高贵精神的养成。直面真实需要高贵的精神，文学就是引导一个民族更加高贵和雅致，而不是别的什么邪恶的情绪。另一路是打着书写现实的旗号，干的是为当下的意识形态做传声筒的活计。政治投机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侧面，忘记了文学的目的是什么，导致当今文学成就不高，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无高峰”。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只是历史长河中很短暂的人文现象，在整个文学史中只是几片浪花而已。这一路写作典型的是现在每年由政府出资打造的大量的注水的报告文学，或者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大多都是按政治正确的要求在塑造人物，文学的审美性尽失。还有如青春写作、类型化如底层写作等，都有一个模式倾向，乱编，全靠想象，避重就轻，放弃面对真实和鲜活，而只是一味靠想象。作家们面对现实的这两种倾向，我以为在全媒体时代应该得到纠正，或者说，全媒体时代下，优秀的作家应该主动和当下的时代特征结合。全媒体的特征是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直接和现实对话，直接回答现实问题。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看到文学的状态在拓宽，和全媒体的融合越来越快，过去那种依靠想象去构建、编织一个故事式的写作受到了挑战，写作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应该引起我们作家的重视。好的写作和全媒体的特征在指向上一致的。我想，我们优秀的作家，应该直面现实，和全媒体有很好的互动。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说，过去因为都是面对传统刊物，我们只要关注那些主流的刊物，就知道我们的作家的创作情况，相对来说，这为批评带来了一定的识别度，网络的兴起，很多年前的写作者不在依托传统的纸质刊物发文章，如陈思刚才说那位在澳洲的年轻作家，这就需要我们的批评家不仅仅只关注传统刊物和出版，更应该关注网路，现在或未来批评家的职责，就该去到更广阔的全媒体里去打捞好作品，并大胆地宣扬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观，尽管这会更加考验批评家的眼光和智商。
季亚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十月》编辑）：我提醒大家注意会议议题中的两个概念：什么是“全媒体时代”？我想起了德里克在讨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时所提出的“关系的现代性”，它既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也是政治无意识的，是媒体的、中介物的、技术的、器物的和日常生活的网。在它的笼罩下，相比单一的资本或政治权力，更为精细的微观权力正在重塑每个人，人的价值、伦理、情感方式、思考方式都面临变化，新的人格正在形成，某些人格正被极端鼓励，比如自恋主义。“文学”又是什么？如果承认文学也是一种文化权力，审美是权力关系下的产物，你会发现，这其中充满了等级制和“心智的殖民”。比如在当下，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当你通过手机或网络获得自由发表权的时候，主流话语仍然被掌控，你一张嘴发出的是别人的声音。看起来人人都有表达的自由，但各有各的“萌点”，大众沦为小众。在此意味上，原来的纯文学精英文学趣味作为小众之一种得以保留，这就是所谓的“纯文学网络移民”，是否能保有原来的文化领导权值得观察。不同于原来的“纯文学”/大众文学的二元概念，我想是否可以有一种新的“少数人”文学。“少数人”借用了茨维塔耶娃的表达，她称之为“无限多的少数人”，是指她心中的理想读者。那么第一，这个少数人，通向“多”，通向共识。在“关系现代性”下谈文学，是想探讨，文学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重建和表述这种关系？如何促成新的共同体和价值观？尤其在历史终结、启蒙价值观失效之后，探讨伦理底线和重建的任务更加迫切。网络文学做出了有效的探索，比如《三体》《琅琊榜》。第二，这个少数人也不是权力等级意义上天然命定的，而是变化和分化的，被写作、被思想、被批评所不间断、持续深凿地发明出来。这种发明不仅是一种文学“趣味”的确认，也是保持心智独立，保持异质性、差异性的一种文明层面上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努力。是以建立在本土知识系统之上的写作、阅读上的原创性，对文学成规说“不”，以对抗资本和消费主义文学的“心智殖民”。 艾翔（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我以为全媒体对传统的文学是个机遇，而不是灾难。诚然，文学的品质需要精英文学的驻守，也需要精英文学的探索保证不断前进的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学稳固的霸权统治。百年新文学一直通过不同形式进行着不同程度的雅俗文学高墙的拆除，文学早已是一项公共事业，而不是个人私产，是全民所有所享，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我个人的感觉是，无论是微信、微博或网络文学网站，都会因阅读时间过长导致注意力无法持续集中，这对传统文学或许也是一个机会。长久以来我们对长篇小说过于在意了，以至于许多新生的作家在没有基本并充分的短篇训练之后，就匆匆上马大项目。片段式的阅读，或许会督促我们修复已有的文学观乃至文学等级观。全媒体是碎片化时代的表征，但碎片化不是全媒体的错。确实，微博尤其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篇幅都相对短小，网络虽无篇幅限制，但阅读的时间一样被安排在了边角闲暇的片段，不过这些仅仅是加固了既有碎片化。但全媒体让文学见缝插针又回归了日常生活，我知道有人下载了唐诗三百首的App在地铁上阅读，同样一些比较正统的机构或刊物很多也建立起了微信公号，打造自己的虚拟阵地。在无法回收的碎片时间里，平时无暇倾顾文学的人反而有了接触文学的可能，而这也可能是他们工作日中唯一有可能的阅读行为。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也有一个动态生长的过程。最近接触到了两部网络文学作品，一个是《琅琊榜》电视剧，不再是彻底的架空，而是将背景放置在南北朝时期——虽然我更感兴趣的北朝被淡化处理，越过了更多有价值的话题，但终于愿意面对历史。另一个是《鬼吹灯》系列的第一本《精绝古城》，主人公胡八一曾被其父取名“胡建军”，后因“建军”太多而改名“八一”。如果说“建军”指向的是关于历史的修辞建构，那么“八一”则隐含着更为原生态的历史。《精绝古城》摒弃了过去的彻底回避历史或者肆意狂欢消解的两种虚无主义姿态，坚定地认为“革命”同“当下”具有绵延不断的隐秘关联，应当受到肯定。当然如何将历史和个人更好地关联起来，是作者需要用力的地方，也是批评家和编辑需要深入介入网络小说创作的地方，而不仅仅是面对传统精英文学所做的遴选发现的工作。现在的虚拟空间形成了日趋乐观的发展路径，雅文学和俗文学，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都在积极争夺读者，提供虚拟空间的读物，并且逐渐相互借鉴融合。我们深处这一变革的发展变化之中，相比盲目拒绝，我想积极探索新的角色定位或许更有利于全媒时代文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王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南方文坛》编辑）：全媒时代的阅读与传统阅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快感阅读、实用阅读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导形式，而与此相对应的审美阅读、心灵阅读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发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了极其紧迫和严峻的课题。以小说为例，传统的小说要求读者从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中建构想象空间，而更为直接的视觉媒介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建构活动，这是对时间的消解，是对深度的消解，或者说，文字本身的非物质性在认识论上的优越性被媒介的直接性所消解。比如，网络小说《火星之恋》，小说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在讲述中不断插入音乐、图片和音像媒介，营造出梦幻般的感觉。那么，面对这种视听文学，批评何为？既有的文学理论早已难以覆盖当下丰富多样的文学生态。比如说，我们如何看待网络小说的繁荣，如何看待残雪、麦家、张欣的小说等等，对这些作品，传统二元对立的雅俗阐释、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显然难以涵盖。以余华《第七天》为例，从这部作品开始，余华开始对现实展开近距离观察，而对当下现实的把握一向是这批先锋作家的弱项，当然，这部作品同样显示了余华把握现实的无力感。为何这部作品刚出版，批评之声就连连不断？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身处全媒时代，信息资讯的空前发达，已经对写作构成极大挑战。从余华的《第七天》以及读者的接受来看，在全媒时代，作家与现实之间构成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局面下，文学的价值认同面临着深层的危机。我认为，对网络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以内容为王，向文学经典靠拢，从经典中发掘出适于网络写作的元素，实现传统文学与新型传媒的最佳结合。对精英创作而言，作家应把着力点放在如何穿透现实，如何调整创作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和视角。而对批评家而言，面对雅俗态势异常复杂的新世纪文学，最要紧的是，如何突破既有概念和框架，不断细化拓展全媒时代文学阐释的途径，而这也是新文本所在在呼唤的。
杨晓帆（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各位老师同仁好，这次会议主题的提出，我觉得是基于一种“批评的焦虑”，尽管我们80后也较早进入互联网时代，但跟老师辈们一样，我们都是从传统的文学经典阅读进入全媒时代，不光是文学传播与接受媒介发生了变化，随着“超IP”等概念出现，“文学”本身的内涵与审美自律原则同样被动摇，因此，我们往往自动站到了一种“冲击—回应”的二元模式中，即使积极介入网络文学等新“文学事件”的阐释与价值评判，常常也是旧瓶装新酒。事实上，90后、00后的经验可能与我们正好相反，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媒介融合的时代，通过学校人文教育才回归文学传统与经典。例如我的学生就会有“民国时期现代文人的微信朋友圈”这类奇思妙想，看似“非历史”，但从研究思路上恰恰又契合了姜涛《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等“经典化”研究个案，提醒我们注意新旧媒体时代之间除了存在裂变与革新，同样存在贯通的共性。所以，我认为当文学批评面对“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释”任务时，不仅要注意新媒体对文学和我们经验世界方式的影响，也要注意传统的延续性作用。例如，由于《阿凡达》等数字电影技术的出现，电影理论界关于“虚拟性”的界定越来越倾向于用数码式（digital）取代模仿式（analog），但曼诺维奇在关于《侏罗纪公园》的研究中，就指出过去存在的“理想影像”观念仍然在阻碍或遮蔽我们对新技术的适应性与对未来的理解。尽管电脑合成技术可以制作超级逼真的恐龙，但导演还是选择弱化这种逼真的影像质量，这是因为“我们愿意继续相信，人们目前的感知方式仍然是摄影式的”。由此可见，无论在任何时代，所谓“价值的发现与阐释”，其实都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都需要综合考虑传统在创作与接受中长期积淀而成的一些标准、惯习与认识结构，以及经典化过程中各种制度实践的参与。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全媒时代文学的边缘化问题，除了针对当下现象创造一套新的阐释话语来更有效地回应现实，同样可以通过对过去文学传统或经典化研究中媒介因素的分析，为当下批评提供借鉴。例如从新近热门的徐则臣、张楚等70后创作，再回看90年代末最初出现的“70后美女作家”等概念，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个“从媒体制造到代际认同”的价值发现与阐释过程。 方岩（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扬子江评论》编辑）：“全媒时代”的形成有赖于当下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信息传播的技术、载体、渠道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即信息传播的霸权与信息传播的多元共生。这便涉及全媒时代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全媒时代的形成是全球化进程的很重要的表征之一。因此，“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便可具体为区域性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何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如何凸显自身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批评家来说，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辨识、阐释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使我重新想起“中国故事”这个概念。“中国故事”简单说来，就是区域性文化对周遭世界的反应进入虚构的过程、结果以及发生影响的轨迹。从根本上讲“中国故事”及其相关表述涉及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全媒时代中中国文学的文化政治问题。如何阐释、如何不断拓展这个概念在批评实践和文学史描述中的可能性，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首先，这个概念的起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这也是为什么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和话题总是与“中国故事”的批评话语相关联。因为，这些文学现象从内部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外部又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分工有直接联系。其次，“中国故事”并非只是中国日益深陷全球化市场之后才有的文化问题。“何谓中国”“中国去往何处”等深层焦虑一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中国故事”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历史进程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民族性焦虑在文学上投射的结果。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故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表现为不同的主题和形式。再者，“何谓中国”（“中国故事”中的“中国”）是“中国故事”的意义核心，即如何描述、判断、想象中国决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和价值形态。“中国故事”是在历史维度中向“虚构”和“叙述”敞开了多种面相。这便意味着“中国故事”不仅是让多种事件和价值观形成复杂张力关系的批评概念，而且可能成为动态地描述历史形态的历史或者文学史观念。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中国故事”在重述当代文学史和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边界，以及如何将其具体化和历史化。因为时间关系，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大家进一步讨论这个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故事”的关键问题。
吴义勤：我觉得写肯定的文章，如果能让读者眼睛一亮，那比尖锐批判的文章会更好。为什么我说肯定的文章比否定的文章难写，就是因为，如果大家都肯定一部作品，彼此肯定得与众不同，这个才是我们的本领。这是我更期待的一种批评。我担心的是，我们有时候把批评对象的危害性夸大了，似乎这个作家就祸国殃民了，某个作品出来之后，似乎我们整个社会世道人心都因此变坏了。文学如今还有那么大的功效吗？如果把某个作家作品的危害性放大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这和“文革”思维也没有什么差别。我反对过度的批评，全媒时代有些批评总要把某些缺点放大到一种极限，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但我特别要声明的是，我反对负面性批评，并不是要大家唱赞歌，肯定文坛的作品一片好，而是说，文学批评不要陷入那种极端思维，过分贬低文学。谢谢大家！
（整理：王迅）
地点：广西北海市辰茂海滩酒店·南海厅
论题：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
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 《南方文坛》
主持人：张燕玲 郜元宝 宋嵩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欢迎各位青年才俊不远千里，来南国北海参加第六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尤其昨天踏着今年第一场大雪、今天就置身灿烂冬阳的京城才俊，一定颇多感受吧？大家知道“今日批评家”论坛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以《南方文坛》持续十八年推荐了九十六名青年批评家的“今日批评家”栏目为名，最早由上海青年批评家周立民倡议，并经李敬泽老师确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已经成功主办了五届，与会者皆为国内青年批评家，深受业内关注。一届一主题，本届论题是由吴义勤馆长拟定的。我们首先请吴老师开题！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这次论坛的议题是“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论题呢？在20世纪90年代讲文学边缘化，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个伪命题，似乎是对商品经济时代的恐惧，而到今天，我们确实发现，文学边缘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现实。这个边缘化主要是精神上的边缘化，就是大众对文学需要的程度降低了。90年代，政府给刊物“断奶”，不重视文学，但这都是外在的，而今天本质上的内在的边缘化每天都在发生。文学阅读对我们的重要性，或者我们在精神上对文学依赖的程度，我觉得都在降低。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是，在全媒时代信息量大，文学被遮蔽被淹没被覆盖的速度也是加快了。海量的信息里面文学的声音是最微弱的。在信息化时代，海量信息中文学的比重特别低。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似乎还在呼唤对文学的批评，加大对文学批评的力度，我就担心文学会越来越离我们远去。既然批评界都指责当下作品都是垃圾，那么老百姓为何还去读呢？因此，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对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善于发现和阐析，以这种方式争取大众对文学的需要和关注。从文学本身来说，我们面对文学有两个态度，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发现和肯定文学的价值，还是主要指出文学的缺点？在这个时代，是找出文学作品的缺点容易还是找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容易？我个人认为，肯定文学的价值更难。如果批评家不能理直气壮地肯定这个时代文学，那么，批评的价值何在？有些专业批评文章所指出的文学的缺点，比如贾平凹、莫言作品中的脏话很多，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是能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普通读者）都能发现。这种批评是没有难度的。我觉得，对文学正面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才是文学批评的最大功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专业批评的意义就失去了。比如，那些脏话，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一个作家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普通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难道作家发现不了吗？作家为何还这样写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郭运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知识分子确实对社会的影响很小，我觉得这是文化走向低端的一个必然。这是大势所趋。但我觉得文化不必悲观。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精神生活少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类存在，文学还是有作用的。一方面是文学文化的边缘化，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是必需的，在未来文学还会再捡回来。在整个社会热衷于下海的时候，青年批评家能够潜心书桌认真读书，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不重视文化的时代，文学怎样重新走回社会，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要求，也是文化人的一种使命。人之为人，他的非动物性，他的人性、社会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就是文化的精神的需求。文学是人类最初也是最终的栖息地。无论多媒体怎样去破坏，文学怎样被边缘，但文学最终还会走向人类。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同时，要让文学真正走回人们的视野，成为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觉得文学自身也应检讨。文学贵族化的倾向使得文学离大众越来越远。文学家或评论家自说自话，自我满足的情况太多，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是文学无法走向社会的最大的症结。在信息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文学要受到大众关注，它必须关注人生，人们的命运，人生的疾苦，否则，文学难以走回社会大众，难以成为几十年后仍然有人读的作品。所以，文学被社会抛弃，不仅是社会的责任，也有我们自身的责任。我们确实应有忧患意识，有种内疚感。在全媒时代，过去那种社会的规约能力没有了，文学面临全新的状态。怎样把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变成一种机遇，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当书本与世隔膜的时候，让网络能够独辟蹊径，给文学开辟一条新路。我觉得，网络不是洪水猛兽，随着90后这批年轻人文化素养的提高，那些低俗的东西会淡出网络。所以，新媒体的出现，及其与文学的结合，也未尝不是文学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一种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还承担着很重大的责任。因此，我们有责任给网络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要让那种戾气或者说那种喧嚣成为主流。我认为，文学批评要主动地发声，网络文学要因势利导，遵循规律。文学要接地气，要讲人话，没有读者的阅读和消费，文学的任何社会效益都是空的。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刚才吴馆长对这个论坛进行解题，郭书记也讲得非常好。他认为，全媒时代多媒体对文学并非都是负面的，应该研究它复杂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很有启发。刚才吴馆长说的文学边缘化，更多是咱们自己叫喊的，是社会大文化的问题，我觉得重要是在我们文学界、学术界自己怎么看文学。下面有十六位的发言，我个人希望大家讲自己的话，立足于自己的写作经验，我们不要谈文坛的公共话题，谈谈自己做文学批评的困惑与经验，或者是对同行的建议。先请谈峥教授发言。
谈瀛洲（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全媒这个词，对应的是英文里的omni-media。Omni这个来自拉丁文的前缀，是“全，总，遍”的意思。比如说上帝“无所不在”，就是omnipresent；小说里的全知全能视角，就是omniscient point-of-view。那么omnimedia，指的就是文字、图像、动画、音频、视频，和所有不同媒介形态，如纸媒、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的结合，是一种既可以看又可以听还可以互动的媒体。尤其是电脑、互联网和手机这三样东西的结合，对人们获取信息、娱乐和阅读材料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字越来越多地通过手机被读者阅读，而且跟图像、音频、视频结合了起来。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体验，来谈一谈这种结合发生以后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在写一系列关于植物的散文。这些散文发表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纸媒上面之后，它们马上就会有微信推送。编辑在做微信推送的时候就来问我：有没有文章里提到的植物的数码照片给他们，可以和文章配合了用。然后我正好又喜欢摄影，就会选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相关照片给他们。原来有读者虽然读了文章，但并不知道文章中所写的植物是什么样子。在纸媒上发照片，因为新闻纸质量的限制，视觉效果也不会很好。但现在通过微信来发，照片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效果就会好很多。读者不但读了文字，也通过图像，对我所写的植物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我以前摄影是比较随意的，但这种情形，造成了我现在会比较有意识地用数码单反相机去拍摄植物，有意识地保存资料，以便以后可用于微信或网络。许多作家都和我面临相同的情形，所以我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摄影。我的这些写植物的散文，有时也会跟视频结合起来。比如上海有家专门拍互联网视频的公司，叫“一条视频”，拍的内容多与生活品味有关。他们看到我写的一篇关于茶花的散文之后，就想到来找我拍一条关于怎样种茶花的视频，然后这条视频的解说词，基本上就来自我的那篇散文。文学在跟互联网、手机结合在一起之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它的篇幅往往变小了。我的那些两三千字的关于植物的散文，在微信推送的时候就被删到了一千字，甚至更短。有一位专门做微信推送的编辑对我说，根据经验，微信推送的文章如果超过一千字，就很少会有人读。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到长篇小说的写作？我觉得这不一定。因为对那些长篇的作品，读者常常会选取别的器材，比如说Kindle，而不是手机来读。所以，我觉得不必担心电子阅读会对文学带来负面的影响。文学的载体虽然是换了，但是现在它反而以更丰富的形式，在跟图像、视频、音频结合在一起以后呈现出来。 徐刚（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确实如人所言，“IP是个新物种”。面对IP时代的网络文学，如何评价？如何阐释？网络文学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繁荣，积累了大量具有产业价值的人气作品，它们被纷纷改编成热门的影视剧，赚得盆满钵满，这当然是资本“折现”的有效方式。然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最常见的要么是从文化批评者的角度，以资本和文化工业批判的方式予以对待；要么是从产业从业者的角度，在文化发展市场繁荣的层面予以褒扬。这两种角度其实分享了同样的逻辑，即网络文学是一种赚钱的生意，却无法从文学自身角度阐释其价值。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重新认识、阐释网络文学的文学价值，我觉得需要从两个坐标轴来看，首先从横向来看，需要明确的是中西网络文学的不同。就西方而言，网络文学更多指的是电子文本、超链接等基于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呈现的带有实验性质的文艺形式，是不折不扣的先锋文学；而中国的网络文学更多指的是通俗文学的变种，过去的“地摊文学”的全新形式，只不过以网络这种新的媒介获得了更大的受众。另从纵向来看，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再现，作为大道之外的“小道”，小说是基于话本的形式展开的市民文艺，它勾连的是引车卖浆之流口耳相传的故事。而网络文学的价值恰在于中国小说通俗的“故事传统”的复活。这便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故事的问题。这让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这是对本雅明同一题目的借用。本雅明那篇讨论尼古拉·列斯克夫文学传统的著名文章，其实有助于我们厘清故事和小说的关系。作为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小说是孤独的个体面对这个世界时的艺术呈现，它基于人性的困惑和疑难而展开，而故事作为小说的原始形式，它侧重于经验的交流和分享这种明晰的关系图示。在今天的世界里，故事的元素已经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是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在此，“故事的快感”，所谓“爽度”，以及由此折射的最原始的文学吸引力，被人们广泛追逐。但我们也该注意，本雅明其实同时指出过，“讲故事的人”应对读者“有所指教”，即故事本身理应包含“原始的教益”，这里的“教益”，于网络文学而言，恰是达成某种文化塑造的重要契机。
张立群（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与媒体有关，同样也与传播有关。结合自己近期的研究，我想谈谈文学阐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述，当然应当依靠文本、依靠第一手资料，同样也需要一些辅助资料。以作家传记为例，由他者完成的传记同样属于史料，尽管是相对于作家创作的第二层次的资料。全媒时代可以使人们迅速读到这样的文字，但如果文字本身并不能提供给读者有价值的信息，那么，阅读及至研究本身都会失效。以“海子传”为例，从2001年至2015年5月，共计出版有十三部之多。海子毫无疑问是被传记书写次数最多的中国当代诗人，但在数量繁多的传记版本背后，传记的“质”究竟如何同样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至少有五种“海子传”就装帧设计上看，均有明显的畅销书意识。其中，在对比阅读后有三部传记虽著者不同、书名不同、章节目录不同，但其具体文字内容是完全一致。从三本传记封底印刷的“推荐媒体”“选题策划”以及“投稿信箱”等信息的相近程度，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读出其利用海子名声、进行商业盈利的写作目的。这些徒具形式、满是臆想的“海子传”，不仅毫无历史意义和价值，还会在误导读者的同时损伤了海子的形象。“海子传”的现象说明：“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在某些情况下，仍需要辨伪存真、去粗取精；消费时代的文学传播是一柄双刃剑，一般读者和专业读者都概莫能外。“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需要眼光，也需要某种秩序或曰良性环境的建构。
陈思（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今天，我谈全媒体时代文学的机会。我借三个案例来说明三个观点，三个案例是《三体》、豆瓣和公众号，分别说明新媒体为文学提供的三个机会，即文类边界的敞开、公共知识平台和新的作者与读者。在此之前我想澄清两个论述的起点。第一，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并不仅仅是指网络文学，而是大量新媒体空间中的文字、文化形态。第二，麦克卢汉有一句话叫媒介是人的延伸，这句话太肤浅了。反过来理解，即人是媒介的延伸，这就对了。媒介的进步作为历史实践的一部分，反过来会改造人，随着媒介的进步，人本身、人性也发生变化，从而人的文学也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就不该恪守原来文学的定义方式，而是更激进和开放地看待文学的变化。《三体》大卖是从第三部开始的，它的大热与粉丝在微信圈的推广和美国好莱坞最近两年的科幻电影热有关。正是因为新的媒体技术让大众看见了《三体》，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对文学的分类是有问题的，发现竟然有这样从康德意义上的时空框架和崇高感上来撕扯、延展“人”的可能性的文本。我们发现“科幻”既不是娱乐也不是科普，而是与“纯文学”一样激进地探讨人性的边界与世界的可能。第二点是豆瓣。上一代的学者有《天涯》、《读书》《参考消息》甚至更早时候的“黄皮书”“灰皮书”作为其共同的精神资源和话语平台，今后豆瓣网很有希望成为新一代的学院派的话语平台。豆瓣网如今活跃的“大号”，许多是理论界和翻译界的新锐，比如我所知道的作家文珍、批评家张定浩、诗人王鳌、影评人黄小邪等人，另外无须点名的是一批“海外党”和“外语党”——居住地或求学地并不在国内的华人青年学者与学生。在那样的系统设计里，很容易形成知识人志趣相投的集团。再者，豆瓣拥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书评系统，这会潜在地形成一套对文学进行评价的体系。这样，一种具有影响力、公信力和学术性的新批评力量很有希望借机形成，回过头来影响文学。第三点，微信公众号已经在发展，不再是我们原先印象中的那样。我在公众号上发现了一些新鲜的文学现象，那些作家和作品基本上并未登陆主流的文学期刊。比如我看过的一位作者，写的《青藏地铁1990》《末日狂猪》等短篇，既有对方言实验的探索，又有对宗教信仰和习俗的调侃，难得的是因为载体的自由而保持了很高的冒犯性。微信公众号作为一种相对自由的载体，它很可能帮助我们吸引和培养一批新的作者与读者。 房伟（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目前网络文学研究重要问题是，技术研究大于问题和文本研究，即总是将网络技术性放在研究首位，忽视网络文学的文学特质，及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产物的问题意识。全媒体时代的一个最大“时尚新点”在于媒介方式。不可否认，媒介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审美感受和书写方式的改变，如超级长度，阅读分散化等。问题是，是不是这些东西变了，文学本质和评价标准就发生了彻底变化？文学书写人性没变，文学反映人生和社会，反映爱恨情仇没变。它可能去除掉的，是纯文学故弄玄虚的东西，如大段所谓哲学思辨。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对新变化的敏感捕捉。应看到全媒体给文学带来的机遇。任何时代，让人记住的，永远是好的文学，而不是单纯凭借媒介的应景之作。纸媒衰落并不代表文学衰落，它会找到新形式的出口。网络文学的冲击力在哪里？网络文学使通俗文学类型找到新生长点，摆脱禁忌和控制。一是大陆网络通俗文学的发育，为精英文学奠定了基础，且为文学获得更多普通读者。二是文学对故事性的回归。这是对文学体制过度热捧史诗、先锋等概念的反思。故事性曾是小说迷人特质之一。本雅明之后认为，故事的道德劝诫作用，将随着现代个人主义发育而走向消亡，但中国网络文学让我们看到，在后发现代中国，群体经验、家庭伦理意识、个人自我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性共鸣。三是文学自由精神。网络文学的检验标准，更具民间性，虽然它也受到意识形态，特别是市场的影响。但在“俗”的外表下，出现了不俗的东西，如蜘蛛的惊悚小说的社会谴责，贼盗三痴的文化想象，鲁班尺的奇诡而自由的力量，纳兰天青的聊斋孤愤的寄喻笔法，梦入神机、蓝晶的奇幻想象力，天使奥斯卡的热血民族国家情怀等。
其次，对旧问题的延续性和延展性的警惕和反思。旧问题并没有消失，但随着网络媒体的变化，又有了新延展。如文学与消费资本的关系，文学的民间性和文学体制的话语权，文学的意识形态的禁忌。还有诸如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个人主义等（全媒体时代中国的环境改变了，但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异了）。
最后，在于对文学相对恒定的经典价值观的坚守。这不是被动坚守，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这种经典阅读标准，首先不是网络排行榜，而是我作为文学批评工作者的眼光和选择，标准也是文学的，如小说语言、人物塑造、主题深度、故事结构。前段时间去世的网络作家贼盗三痴的《上品寒士》，就是很经典的通俗文学作品。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文学目前还无法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提供经典，大量小白文令人警惕。
李德南（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今天的会议主题，首先让我想起麦克卢汉那个著名的说法，也就是“媒介即信息”。但我在这里想借用他的句式，主张“媒介即现实”，而且这种现实是无边的。在我看来，所谓的全媒体时代，看似是媒体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宽泛了，看似是不同形式的媒体在纷纷介入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各种日新月异的新科技在不断地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如今，不管是讨论肉身还是精神的问题，是讨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问题，其实都需要以科技作为背景或视野。可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际上是缺乏现实感的。除了刘慈欣、韩松、飞氘等科幻作家，很少有作家会关注科技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写作都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起码就城市文学或先锋文学来说，完全不关注科技，不关注这么一种新的现实，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在西方，像韦伯、波德里亚等现代思想家在讨论现代之为现代时，都会特别注意科学、技术、新媒介这些因素，认为正是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文明，在它的影响下，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城市，早已成为现代文明最为集中的空间。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面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新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从最深的层次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文学要回应的，正是新文明所带来的问题。城市文学需要表现这种生活，也需要对这种生活背后的逻辑进行揭示和反思。而这样的关注，在当下的城市文学当中，依然是稀缺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把关注新科技与新文明的重任交给科幻作家，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主要的真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批评家所要做的工作也非常多。我们应该对这种缺失本身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努力去为弥补这种缺失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也不要只把责任推给作家，而是与作家一起努力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
宋嵩（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下面请金赫南发言。
金赫南（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河北省作协创研部）：多媒体、全媒体、新媒体，我们在文学内部高频率地谈论这些话题，其实反证和内含着一种急切与焦虑：面对新兴的文化生产传播方式，面对《琅琊榜》与《花千骨》，面对网络大神与粉丝文化，我们这些所谓纯文学的写作和研究者，渐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无力感，所以更加急切地想要厘清和再次重申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学原本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模糊和摇摆了吗？网络文学似乎是对纯文学冲击最大的新媒体庞然大物。但其实它并非横空出世，其本质上就是五四新文学所奋力革新和反对的旧体小说和通俗文学，经由网络这个新兴媒介的满血复活。所谓通俗，它的文本质地就注定了这种文艺门类接地气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携带，其讲述的背后通常是大多数人普泛的情感惯性和认知判断；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学形式，其携带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不似纯文学所着力追求的高出公众平均水平的思想性。如果说，纯文学写作致力于挑战陈腔滥调和人云亦云，通俗文学恰在为普遍存在的既有意识和观念生动赋形。比如，我们从《花千骨》《何以笙箫默》以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流行言情模式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下社会普遍的女性自我想象和内在欲望，更可以从中观察到大众心理普泛的婚恋价值观和性别秩序意识；充斥屏幕的玛丽苏模式，她呈现出来的不是现代社会女性自尊、自强、独立自主的明确主体意识，而恰恰是对现代价值中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以及两性关系中自由平等观念的丢弃和丧失。这与《致橡树》中“我如果爱你，绝不做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恰在这时得以凸显。强大的、内在性的独立叙述人，是基于现代小说和新文学的兴起而普遍确立起来的，那种对“他人的真理”的理解和阐释，那种对理所当然和想当然的质疑和挑战，正是文学独特的价值感和有效性。 宋嵩：金赫南认为“全媒体”与“多媒体”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多媒体”（multimedia）的重点在“多”，强调的是形式，而“全媒体”（omnimedia）的重点在“全”，强调的则是意义。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曾经有过如下表述：“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全媒体”，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恰恰就是一种新的“结合状态”和“感知模式”；它启发我们要用一种整体的、发展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具体到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上，就是要求我们用整体的、发展的观念去看待“文学”。文学的发展历经“口传—文字”两个阶段，今天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在前两个阶段，“文学”的范畴呈现了一个由大到小的过程，而在当下，它又有扩大的趋势；并且随着“全媒体”的概念深入人心，“文学”的概念和范畴还将继续扩大。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仍然用一种老眼光去看待当下和今后的文学，就无法对新的文学形态及其价值、意义作出及时的发现与阐释。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全媒体”的概念是对“多媒体”概念的一种修正和补充。
黄德海（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上海文化》编辑）：从题目来看，全媒时代的文学阅读者以及研究者，面对目前的文学传播局面，有非常强的发现焦虑。焦虑感来自哪里？全媒时代跟纸媒时代的什么差别，带来了发现的焦虑？全媒时代，文学的传播范围大大增加，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甚而言之，文学和文学性存身的地方更多了，网络、手机、电子书……文学载体的样式越来越多；广告、流行音乐、MV、Flash、漫画……文学性潜藏的地方越来越多样。在这样的情势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性的选择和辨识变得更为困难，过去只关注文学杂志和出版新书目就可以大体了解文学状况的局面一去不返。
这样的局面，要求新的文学阅读和辨认方式，而新的阅读和辨认方式，早在五四时期推翻经学而西方学问大面积涌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每个人大概都需要在新情境下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和辨认方式，我个人觉得金克木先生当年提供的“看相”“望气”法，可以借用。在他看来，面对浩如烟海的书，可以学着对其“看相”“望气”，即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从而判断作品本身的格局和气魄，发现什么可能是值得注意的，什么可能是弃之不足惜的。这文章收在老先生的《谈读书和“格式塔”》里，很好玩。在全媒时代，这说不定是一种高效的阅读和辨识手段，可以缓解发现的焦虑。接着我想谈谈文学价值的阐析。即便已经身在全媒时代，这个问题好像仍有再谈论的必要。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中，始终会遇到一个误解，即文学评论似乎只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负责解释文学作品的优点，检讨其中的问题，甚至有把好作品推广的义务。这不过是依附性评论的特点，因为一个有志气的文学评论写作者，当他/她拿起笔的时候，就明确地表达了在精神领域竞争的愿望。所谓对文学作品的阐析，不是简单的跟随性解释，而是文学评论写作者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在阅读中有了“发现的惊喜”，随之用属己的方式把这个惊喜有效传达出来。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这么说吧，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一次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作者似意识而未完全意识到的隐秘世界，与作品一起，把人类的精神探索引向新的陌生之地，从而完成自身的竞争性创造。
马兵（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4年9月，千夫长以四千二百字的小说《城外》获得十八万元的版权收入，这几乎是手机短信文学仅有的高光时刻，虽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热议，但它并未带动一个短信文学时代的到来。博客和微博文学曾陆续接过短信文学的风头，但是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变化和应用的更新，由短信和微博承担过的“微文学”传播的使命又落到了微信头上。虽然，目前批评界对于“微信文学”这一概念尚无清晰的界定，但微信对于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影响与改变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分两点讨论：第一，微信传播的碎片化和零散化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近两年来，致力于超短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超短篇当然不是被微信等新媒体创造的文体形式，但确实可以被新媒体所助推。比如蒋一谈等小说家在近来的文学实践，既有受莉迪亚·戴维斯等启发的成分，也与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的媒介特性相关。在我个人看来，这些作家使用“超短篇”而不是沿用过去微型小说、小小说等常态的概念，不只是求新那么简单，微型小说或小小说，包括前述千夫长等的短信小说其实还隐含着一个相对闭合的叙事逻辑，噱头、包袱这些故事化的情节依然构成骨架。但是超短篇不一样，我阅读这些作品时常会想起阿帕杜莱的一句话，他认为当今世界有一个“精神分裂”式的核心问题，即“一方面召唤出理论去解说无根、异化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一方面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或噩梦）”，微信的自我展示往往基于一种自况性的分享，它其实构成了阿帕杜莱判断的一个表征。而超短篇小说以符合其传播特性的方式对这个表征做出了自己的观照。第二，微信定向和交互的传播特性对文学推广产生的渠道效应。微信自媒体的定向性和交互性使得网络文学的传播出现新的形态，网络文学的顶尖写手可以借由微信公众号的个人平台做到过去必须依赖网络文学的大型平台才能做到的传播效果。渠道建设还有依托微信的在线支付以及打赏功能形成的付费机制，都不逊于盛大等网络文学网站。
项静（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全媒体时代，为谁写作，或者说我们期望中的读者是谁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黄永玉写过一篇《这些忧郁的琐屑》纪念沈从文，里面提到他对《长河》的喜欢，“我特别喜欢从文表叔的《长河》，他写小说不光再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它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黄永玉其实说出了一个文学的重要标准，文学到底是给谁看的。一是文学的公共性，那种来自传统研习的技艺、文人共同体；一是文学的在地性、切身性。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可以置换成取悦谁的问题，一个是给予我们形式和语言，价值的文学，这是取悦逝者的文学，另一个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文学，有时候需要取悦同时代人。任何一个命名都会有一种期待，比如全媒体时代，因为我们尚且置身其中，必然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而背后的潜台词，可能就是一种新文学，它吁求、期待的与它合拍而共鸣的文学形式。新技术、新生事物会倒逼文学表达，尤其是形式，比如日本流行的手机小说，我们现在许多微信公众号，青年人的写作，与报纸杂志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情节描写方式，句子的排列方式、情感语调上的不同。19世纪私人信函与我们今天私人短信和邮件对比，我们习惯于非正式的直白表达，这会导致表达技巧修辞技巧的萎缩。而对于讲述故事来说则可能要面临线性写作到模块写作的转变。但是它们的好处就是生活性，它们是还没有被提炼为形式的文学，是混杂着切身感受，生活氛围的文学，就像诗词之于唐宋，曲之于元朝，诗词曲在它们自己的时代从来就不仅仅是审美的、文艺的，它们是互致问候、牵肠挂肚、试探问路、应酬答谢，甚至还可能是咒骂发泄，当把诗词从这些人情世故的生活牵连中抽取出来，典之以文学的最高荣誉，经典化之时，文学形式的生活意味已经在被遮蔽和消磨。全媒体时代，由于还在延伸和生产之中，我们才能发现那些缘由生活而产生的尚未精致化地带着生气的文学，可能是最需要我们的创作和批评予以重视的地方，它们是文学的契机。 王鹏程（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今天这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信息覆盖的全媒时代，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个人很难抽身而出，但其本身却是支离破碎，个人也是原子化的。我们接受大量过剩的信息，却对实际发生了什么缺乏兴趣。中国的人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各种不同文化和价值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如何通过审美对象来把握自身命运和现实的关系，如何超越现实生活的碎片化和强制性，如何将日常生活重压下潜藏的东西呈现出来，构建生活及存在的意义，成为全媒时代文学的中心问题。我觉得首先应该重建起对精神生活的整体性理解。博尔赫斯说，“故事一页接一页进展下去，直到它展示了宇宙的各种尺度”。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碎片化、娱乐化、物质化，但人类生活几千年来形成的基本价值尺度和精神理念并没有失去意义。无论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都需要呈现出生活中被遮蔽、被钝化、被忽略的敏感、疼痛及伤害。文学家的职责，即是在日常生活逻辑和文学伦理逻辑之间寻找这些差异，并能通过恰切的形式，传达出对世界万物和人类本身安身立命的东西。倘若不能呈现人类和万物的“各种尺度”和基本价值，不能发掘出生活岩层下的神秘节点，不能阐发对生活的深沉洞见，那么这样的文学肯定是无力的。在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书写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卡夫卡所说的“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或者是社会表象的浮泛再现，或者是刚下潜到人性的深处，却很快露出水面。文学当然基于个体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如果不能同他人、人类、世界建立积极的沟通和联系，也就很难唤起不同读者对生活世界的多层面的理解和想象。一切好的文学，实际上都是“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在自己身上发现他人”。文学家的使命，就是用精神、价值、理解、沟通等作为材料，建造“自己”与“他者”互相通达的桥梁，区别只在于桥的大小、宽窄、承重，更多的弄文学的人一辈子也搭建不起来。柯勒律治的诗中云：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媒时代的精妙隐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我们被信息绑架，游不到头，也找不到有用的信息。全媒时代文学的使命，就是为人们找寻可以饮用的清甜淡水。
周明全（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轻佻的时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据我观察，我们当下，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有两股暗流，一是对“虚构现实”进行强攻，如阎连科的不少作品，典型的如他的《炸裂志》，虽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在表现现实时却显得苍白无力。这一路大多表现出对脏的、丑陋的过度描写，我认为这其实是不对的，这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正视，以及民族高贵精神的养成。直面真实需要高贵的精神，文学就是引导一个民族更加高贵和雅致，而不是别的什么邪恶的情绪。另一路是打着书写现实的旗号，干的是为当下的意识形态做传声筒的活计。政治投机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侧面，忘记了文学的目的是什么，导致当今文学成就不高，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无高峰”。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只是历史长河中很短暂的人文现象，在整个文学史中只是几片浪花而已。这一路写作典型的是现在每年由政府出资打造的大量的注水的报告文学，或者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大多都是按政治正确的要求在塑造人物，文学的审美性尽失。还有如青春写作、类型化如底层写作等，都有一个模式倾向，乱编，全靠想象，避重就轻，放弃面对真实和鲜活，而只是一味靠想象。作家们面对现实的这两种倾向，我以为在全媒体时代应该得到纠正，或者说，全媒体时代下，优秀的作家应该主动和当下的时代特征结合。全媒体的特征是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直接和现实对话，直接回答现实问题。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看到文学的状态在拓宽，和全媒体的融合越来越快，过去那种依靠想象去构建、编织一个故事式的写作受到了挑战，写作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应该引起我们作家的重视。好的写作和全媒体的特征在指向上一致的。我想，我们优秀的作家，应该直面现实，和全媒体有很好的互动。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说，过去因为都是面对传统刊物，我们只要关注那些主流的刊物，就知道我们的作家的创作情况，相对来说，这为批评带来了一定的识别度，网络的兴起，很多年前的写作者不在依托传统的纸质刊物发文章，如陈思刚才说那位在澳洲的年轻作家，这就需要我们的批评家不仅仅只关注传统刊物和出版，更应该关注网路，现在或未来批评家的职责，就该去到更广阔的全媒体里去打捞好作品，并大胆地宣扬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观，尽管这会更加考验批评家的眼光和智商。
季亚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十月》编辑）：我提醒大家注意会议议题中的两个概念：什么是“全媒体时代”？我想起了德里克在讨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时所提出的“关系的现代性”，它既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也是政治无意识的，是媒体的、中介物的、技术的、器物的和日常生活的网。在它的笼罩下，相比单一的资本或政治权力，更为精细的微观权力正在重塑每个人，人的价值、伦理、情感方式、思考方式都面临变化，新的人格正在形成，某些人格正被极端鼓励，比如自恋主义。“文学”又是什么？如果承认文学也是一种文化权力，审美是权力关系下的产物，你会发现，这其中充满了等级制和“心智的殖民”。比如在当下，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当你通过手机或网络获得自由发表权的时候，主流话语仍然被掌控，你一张嘴发出的是别人的声音。看起来人人都有表达的自由，但各有各的“萌点”，大众沦为小众。在此意味上，原来的纯文学精英文学趣味作为小众之一种得以保留，这就是所谓的“纯文学网络移民”，是否能保有原来的文化领导权值得观察。不同于原来的“纯文学”/大众文学的二元概念，我想是否可以有一种新的“少数人”文学。“少数人”借用了茨维塔耶娃的表达，她称之为“无限多的少数人”，是指她心中的理想读者。那么第一，这个少数人，通向“多”，通向共识。在“关系现代性”下谈文学，是想探讨，文学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重建和表述这种关系？如何促成新的共同体和价值观？尤其在历史终结、启蒙价值观失效之后，探讨伦理底线和重建的任务更加迫切。网络文学做出了有效的探索，比如《三体》《琅琊榜》。第二，这个少数人也不是权力等级意义上天然命定的，而是变化和分化的，被写作、被思想、被批评所不间断、持续深凿地发明出来。这种发明不仅是一种文学“趣味”的确认，也是保持心智独立，保持异质性、差异性的一种文明层面上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努力。是以建立在本土知识系统之上的写作、阅读上的原创性，对文学成规说“不”，以对抗资本和消费主义文学的“心智殖民”。 艾翔（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我以为全媒体对传统的文学是个机遇，而不是灾难。诚然，文学的品质需要精英文学的驻守，也需要精英文学的探索保证不断前进的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学稳固的霸权统治。百年新文学一直通过不同形式进行着不同程度的雅俗文学高墙的拆除，文学早已是一项公共事业，而不是个人私产，是全民所有所享，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我个人的感觉是，无论是微信、微博或网络文学网站，都会因阅读时间过长导致注意力无法持续集中，这对传统文学或许也是一个机会。长久以来我们对长篇小说过于在意了，以至于许多新生的作家在没有基本并充分的短篇训练之后，就匆匆上马大项目。片段式的阅读，或许会督促我们修复已有的文学观乃至文学等级观。全媒体是碎片化时代的表征，但碎片化不是全媒体的错。确实，微博尤其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篇幅都相对短小，网络虽无篇幅限制，但阅读的时间一样被安排在了边角闲暇的片段，不过这些仅仅是加固了既有碎片化。但全媒体让文学见缝插针又回归了日常生活，我知道有人下载了唐诗三百首的App在地铁上阅读，同样一些比较正统的机构或刊物很多也建立起了微信公号，打造自己的虚拟阵地。在无法回收的碎片时间里，平时无暇倾顾文学的人反而有了接触文学的可能，而这也可能是他们工作日中唯一有可能的阅读行为。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也有一个动态生长的过程。最近接触到了两部网络文学作品，一个是《琅琊榜》电视剧，不再是彻底的架空，而是将背景放置在南北朝时期——虽然我更感兴趣的北朝被淡化处理，越过了更多有价值的话题，但终于愿意面对历史。另一个是《鬼吹灯》系列的第一本《精绝古城》，主人公胡八一曾被其父取名“胡建军”，后因“建军”太多而改名“八一”。如果说“建军”指向的是关于历史的修辞建构，那么“八一”则隐含着更为原生态的历史。《精绝古城》摒弃了过去的彻底回避历史或者肆意狂欢消解的两种虚无主义姿态，坚定地认为“革命”同“当下”具有绵延不断的隐秘关联，应当受到肯定。当然如何将历史和个人更好地关联起来，是作者需要用力的地方，也是批评家和编辑需要深入介入网络小说创作的地方，而不仅仅是面对传统精英文学所做的遴选发现的工作。现在的虚拟空间形成了日趋乐观的发展路径，雅文学和俗文学，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都在积极争夺读者，提供虚拟空间的读物，并且逐渐相互借鉴融合。我们深处这一变革的发展变化之中，相比盲目拒绝，我想积极探索新的角色定位或许更有利于全媒时代文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王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南方文坛》编辑）：全媒时代的阅读与传统阅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快感阅读、实用阅读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导形式，而与此相对应的审美阅读、心灵阅读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发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了极其紧迫和严峻的课题。以小说为例，传统的小说要求读者从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中建构想象空间，而更为直接的视觉媒介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建构活动，这是对时间的消解，是对深度的消解，或者说，文字本身的非物质性在认识论上的优越性被媒介的直接性所消解。比如，网络小说《火星之恋》，小说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在讲述中不断插入音乐、图片和音像媒介，营造出梦幻般的感觉。那么，面对这种视听文学，批评何为？既有的文学理论早已难以覆盖当下丰富多样的文学生态。比如说，我们如何看待网络小说的繁荣，如何看待残雪、麦家、张欣的小说等等，对这些作品，传统二元对立的雅俗阐释、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显然难以涵盖。以余华《第七天》为例，从这部作品开始，余华开始对现实展开近距离观察，而对当下现实的把握一向是这批先锋作家的弱项，当然，这部作品同样显示了余华把握现实的无力感。为何这部作品刚出版，批评之声就连连不断？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身处全媒时代，信息资讯的空前发达，已经对写作构成极大挑战。从余华的《第七天》以及读者的接受来看，在全媒时代，作家与现实之间构成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局面下，文学的价值认同面临着深层的危机。我认为，对网络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以内容为王，向文学经典靠拢，从经典中发掘出适于网络写作的元素，实现传统文学与新型传媒的最佳结合。对精英创作而言，作家应把着力点放在如何穿透现实，如何调整创作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和视角。而对批评家而言，面对雅俗态势异常复杂的新世纪文学，最要紧的是，如何突破既有概念和框架，不断细化拓展全媒时代文学阐释的途径，而这也是新文本所在在呼唤的。
杨晓帆（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各位老师同仁好，这次会议主题的提出，我觉得是基于一种“批评的焦虑”，尽管我们80后也较早进入互联网时代，但跟老师辈们一样，我们都是从传统的文学经典阅读进入全媒时代，不光是文学传播与接受媒介发生了变化，随着“超IP”等概念出现，“文学”本身的内涵与审美自律原则同样被动摇，因此，我们往往自动站到了一种“冲击—回应”的二元模式中，即使积极介入网络文学等新“文学事件”的阐释与价值评判，常常也是旧瓶装新酒。事实上，90后、00后的经验可能与我们正好相反，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媒介融合的时代，通过学校人文教育才回归文学传统与经典。例如我的学生就会有“民国时期现代文人的微信朋友圈”这类奇思妙想，看似“非历史”，但从研究思路上恰恰又契合了姜涛《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等“经典化”研究个案，提醒我们注意新旧媒体时代之间除了存在裂变与革新，同样存在贯通的共性。所以，我认为当文学批评面对“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释”任务时，不仅要注意新媒体对文学和我们经验世界方式的影响，也要注意传统的延续性作用。例如，由于《阿凡达》等数字电影技术的出现，电影理论界关于“虚拟性”的界定越来越倾向于用数码式（digital）取代模仿式（analog），但曼诺维奇在关于《侏罗纪公园》的研究中，就指出过去存在的“理想影像”观念仍然在阻碍或遮蔽我们对新技术的适应性与对未来的理解。尽管电脑合成技术可以制作超级逼真的恐龙，但导演还是选择弱化这种逼真的影像质量，这是因为“我们愿意继续相信，人们目前的感知方式仍然是摄影式的”。由此可见，无论在任何时代，所谓“价值的发现与阐释”，其实都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都需要综合考虑传统在创作与接受中长期积淀而成的一些标准、惯习与认识结构，以及经典化过程中各种制度实践的参与。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全媒时代文学的边缘化问题，除了针对当下现象创造一套新的阐释话语来更有效地回应现实，同样可以通过对过去文学传统或经典化研究中媒介因素的分析，为当下批评提供借鉴。例如从新近热门的徐则臣、张楚等70后创作，再回看90年代末最初出现的“70后美女作家”等概念，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个“从媒体制造到代际认同”的价值发现与阐释过程。 方岩（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扬子江评论》编辑）：“全媒时代”的形成有赖于当下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信息传播的技术、载体、渠道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即信息传播的霸权与信息传播的多元共生。这便涉及全媒时代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全媒时代的形成是全球化进程的很重要的表征之一。因此，“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便可具体为区域性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何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如何凸显自身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批评家来说，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辨识、阐释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使我重新想起“中国故事”这个概念。“中国故事”简单说来，就是区域性文化对周遭世界的反应进入虚构的过程、结果以及发生影响的轨迹。从根本上讲“中国故事”及其相关表述涉及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全媒时代中中国文学的文化政治问题。如何阐释、如何不断拓展这个概念在批评实践和文学史描述中的可能性，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首先，这个概念的起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这也是为什么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和话题总是与“中国故事”的批评话语相关联。因为，这些文学现象从内部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外部又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分工有直接联系。其次，“中国故事”并非只是中国日益深陷全球化市场之后才有的文化问题。“何谓中国”“中国去往何处”等深层焦虑一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中国故事”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历史进程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民族性焦虑在文学上投射的结果。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故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表现为不同的主题和形式。再者，“何谓中国”（“中国故事”中的“中国”）是“中国故事”的意义核心，即如何描述、判断、想象中国决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和价值形态。“中国故事”是在历史维度中向“虚构”和“叙述”敞开了多种面相。这便意味着“中国故事”不仅是让多种事件和价值观形成复杂张力关系的批评概念，而且可能成为动态地描述历史形态的历史或者文学史观念。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中国故事”在重述当代文学史和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边界，以及如何将其具体化和历史化。因为时间关系，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大家进一步讨论这个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故事”的关键问题。
吴义勤：我觉得写肯定的文章，如果能让读者眼睛一亮，那比尖锐批判的文章会更好。为什么我说肯定的文章比否定的文章难写，就是因为，如果大家都肯定一部作品，彼此肯定得与众不同，这个才是我们的本领。这是我更期待的一种批评。我担心的是，我们有时候把批评对象的危害性夸大了，似乎这个作家就祸国殃民了，某个作品出来之后，似乎我们整个社会世道人心都因此变坏了。文学如今还有那么大的功效吗？如果把某个作家作品的危害性放大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这和“文革”思维也没有什么差别。我反对过度的批评，全媒时代有些批评总要把某些缺点放大到一种极限，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但我特别要声明的是，我反对负面性批评，并不是要大家唱赞歌，肯定文坛的作品一片好，而是说，文学批评不要陷入那种极端思维，过分贬低文学。谢谢大家！
（整理：王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