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季进：本期刊发了两篇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的文章。第一篇作者是阮氏明商博士，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博士，现在任教于越南河内国家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学系，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热情的研究者和翻译者。她所翻译的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获得越南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河内作协奖”。这篇《论莫言小说对越南读者的感召》从接受的角度分析了莫言的小说在越南得到认可的原因。全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传播媒体的兴盛，文化背景的近似，阅读体验的新鲜以及自我革新的需求。通过其中引述的越南作家、批评家的议论，我们能够勾勒出莫言小说在越南具体的接受情况，这方面恰恰是我们以往所忽略的。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既然涉及跨文化的影响研究，就应该有来自不同文化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如果仅仅从影响放送者的语境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中国学者的一面之词。当我们一再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似乎是将“世界”想象成了一块文化势力均衡的平面图，“走向世界”最终成为了走向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经典”序列，将西方社会的理解和期待当作世界的召唤，并以之作为批评和研究的标尺。而阮氏明商博士的论文从越南本土视角出发，关注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环境对越南读者接受莫言小说的影响，颇具启示意义。在有关中越文化亲缘性的讨论中，她特别提到越南学者与西方学者在研究兴趣上的差异，西方学者对莫言作品的分析“侧重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研究”，而越南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情感层面，将莫言视作“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相比于西方读者，越南读者对于莫言小说中的文学传统和历史指涉可能更具共鸣。
　　同样的，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具体的传播和接受环节。如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作者指出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所使用的现代主义手法正好填补了越南小说的空白，因而这种“陌生性”也成为莫言被越南读者喜爱和追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莫言小说中的西方文学技法吸引了越南读者，这是因为越南的文学发展水平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不可能存在于其在西方的传播之中。在有关文化政策的讨论中，作者又提到莫言带有揭露性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出版并被翻译到越南，激发了越南作家对于中国比较宽松的文学体制的向往的追求，这与西方的普遍观念又是背道而驰的，是基于中越两国相似的历史进程才能产生的认识。如果我们仅仅以西方作为标准，就会贬低甚至忽略这些面向，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影响和传播的效果都是莫言的小说对于“世界”不容抹杀的重要价值。当然，文章还有有待深入讨论的空间，对于莫言艺术特色的分析也略显简单，但是，我们相信，只有更多这样来自不同文化的声音加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研究中来，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与贡献。
　　另一篇的作者是李素，她是目前捷克以至欧洲比较活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年轻翻译家。她毕业于捷克帕拉茨基大学中文系，先后两次留学中国学习汉语和现当代文学，后来任教于布拉格的查理大学，2014年以后，干脆辞去工作，专事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她先后翻译了苏童、阎连科、张爱玲、余华、姜戎等人的作品，在布拉格的维索纳（Verzone）出版社创立了华文现当代文学作家译著系列并担任丛书主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捷克的主要译者。众所周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捷克相较于西方国家拥有更多接触中国文学的机会，读者和研究者的巨大热情，促成了以普实克（JaroslavPrusek）教授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的形成。然而，由于政治变故，从天鹅绒革命到苏东剧变，从中苏交恶到文化大革命，两个国家在文学文化上的互动趋于停滞，“布拉格学派”的悠久传统也很快被淹没在逐渐崛起的欧美汉学的众声喧哗之中。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性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一种似曾相识却又相当陌生的方式重返捷克的文学翻译市场，我们难免好奇，其被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是怎样的？李素作为这一翻译实践的亲历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来自接受者文化的观察视角。
　　李素首先回溯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捷克的翻译情况，指出影响其翻译规模的主要是市场因素，包括出版者的经济困难和读者的政治偏见。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小说，也远远无法与普实克时代中国左翼文学译本的印数相比，这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政治隔离，出版社和读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情况已经毫无了解，更缺乏信心，因而一般不会有人愿意花钱来出版和阅读。他们的认识要么还是停留在五六十年代，要么就是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带有显著的东方化和“后学”的印记，在阅读趣味上更加关注流亡作家、不同政见者以及华裔作家，却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大陆作家、作品。在这样的语境下，李素等人所译介的从张爱玲、沈从文到阎连科、余华、苏童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正越来越多地得到捷克读书界的了解和阅读。李素还以阎连科《四书》的捷克文译本为例，从接受者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捷克乃至世界文学的意义。在她看来，阎连科能够进入Magnesia Litera文学奖的终选名单，能够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得益于其“以微妙的方式把东方和西方的文风和古今的文明思想结合起来，讲述了人类共同记忆中的故事，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版本”，一方面，它能够回应普遍性的人的境遇，因而能够引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共鸣，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特有的经验，是一份能够超越西方视野局限和思维定式的答案，是一个“东方的西西佛斯”。这最终回到了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译什么？怎么译？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李素也只不过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反对那种学术化的文学翻译，而是希望将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独特的“故事”及其书写经验带进捷克读者的视野，以让他们保持对于“为什么要天天推石头”的追问。我们期待在“李素”们的努力下，中国当代文学能在捷克甚至欧洲产生更大的反响。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