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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哥德巴赫猜想》的“前史”
陈景润第一次被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型，早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的发表。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其中提到了陈景润：“就是在数学这个最古老的学科中，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陈景润，也把两百年前德国数学家古德巴赫提出的‘任一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这样一个猜想的论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取得了在世界上领先的成绩。”同年秋天，陈景润被增补为第四届人大代表。而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前，作为科教文卫领域的代表，陈景润出席过1974年的“五一”劳动节游园欢庆、“十一”国庆节招待宴请等重大活动。
陈景润之所以享有这样的政治待遇，与1973年毛泽东的批示有关。1973年春，陈景润将简化后的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投到刚刚复刊的《中国科学》杂志。该文源自1965年冬陈景润的一篇论文，在1965年的这篇论文中，“陈景润天才地引进了一个转换原理，从而证明了（1，2）。”论文的摘要曾在1966年《科学通报》上发布，但未发表详细的证明。1973年《中国科学》发表了论文的全文。“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上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工作，中央的领导同志看了这份简报后，要求科学院写一较为详细的摘要。”摘要于4月20日报送中央。在此期间，新华社负责科学文教报道的记者顾迈南将陈景润的事迹写成两篇内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丁东在发表于《文史博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当时被内参上陈景润的处境所打动：“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江青据说含泪在这份内参上做了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做了相关批示，高层正式介入。1973年4月25日凌晨三点，时任中科院负责人武衡等人赶到陈景润住处，将陈送到解放军309医院治疗。陈景润由此被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型，获得一系列政治待遇。
江青的介入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江青对陈景润格外青眼有加，在陈景润的各种传记中，都提到过中科院数学所全所大会曾经传达过江青关于陈景润的批示：“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如何看待江青对于陈景润的“爱护”？目前的评论或者从具体的人事斗争出发指出江青是以陈景润来扳倒别的数学家；或者道德化地感叹江青虽做恶甚多，但也做过好事。笔者以为这都不是要害所在，江青及其背后的“文革政治”是从“独立自主”这个角度来阐释陈景润的数学成就，在70年代中国“反帝”（反美）、“反修”（反苏）的国际格局中，“独立自主”意味着对于“文革道路”合法性的辩护，也牵扯进围绕1975年初四届人大的人事斗争。比如江青一派炮制的著名的“风庆轮事件”，就是打着“独立自主”的旗帜向周恩来等人发难。就在《人民日报》这篇《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发表当晚，“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要邓小平立即表态，对邓小平突然袭击。”“风庆轮事件”最后以毛主席批评江青一方而告终。
笔者梳理以上的史料，不是为江青以及“四人帮”荒唐的知识分子政策辩护，而是想指出如果不了解“文革政治”征用陈景润的这段“前史”，那么很难理解几年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历史内涵。从“文革政治”到“改革政治”，不仅仅在于是否重视“知识”，也在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在“文革政治”的框架中，对于“知识”并非全然不重视，但始终强调“政治挂帅”，以“政治方向”统领具体的专业探索。但是在新时期开始之后，这套逻辑被予以颠覆，“知识”与“政治”开始分离，变得纯粹化与专业化，对应于去政治的、专业化的“新人”。一言以概之，二者的核心差异，落实在“红”与“专”的辩证。
从“文革”到“改革”这段历史时期，除了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两年多的过渡期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常常被忽视的过渡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的1975年。1975年7月18日，中央派胡耀邦等三人到中科院主持工作，胡耀邦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郭沫若）。当年9月在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下胡耀邦主持完成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在当年十分有名，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起，是邓小平复出后全面整顿的三个著名纲领，后来在“批邓”时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大毒草”。这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有，在科学技术的定位上强调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强调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在科学队伍上强调依靠群众队伍与专业队伍，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不能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研究；在自力更生的问题上强调不能闭关自守，有必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在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上，强调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理论研究”不是“三脱离”；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强调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9月26日听取该提纲汇报时，邓小平专门举了陈景润的例子：“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邓小平富于历史眼光与策略，抓住了对于陈景润所谓“白专典型”的说法予以批判，这也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主体思路。这份提纲尽管在表述上努力做到周全，但在政治（“红”）与业务（“白”）的关系上倾向于业务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尽管由于1975年11月初开始的、愈演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止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但是随着“四人帮”的覆灭，《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规划延续到新时期。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就立即紧紧抓住科学和教育这两个环子，旗帜鲜明地继续1975年被中断的事业，使新时期科技与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应该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制定的《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是《汇报提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1975年整顿中的《汇报提纲》正是后来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拨乱反正的一个先导。” 新时期再一次征用陈景润这个知识分子典型，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陈景润、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来自这一次再阐释。“文革”结束后，据陈景润的传记作者罗声雄描述，陈景润一度感到不安：“‘四人帮’被铲除，他和国人一样欢欣鼓舞，但他多了一层忧虑，是江青头一个发现了他，他担心会不会受到牵连。”在十一大闭幕后的1977年9月，陈景润给华国锋与邓小平写了一封政治表态性质的信。这封信确实如传记作者所言是“一封不必要的信”，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陈景润同样受到重视。就在陈景润紧张不安的同时，中央正在筹划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人方毅、李昌和武衡关于如何恢复和开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这次会议提出准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而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倡议之前，全国农业和工业的会议已经先后召开，分别是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1976年12月10 —27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7年4月20日—5月14日）。1977年9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该通知提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布之后，要找到合适的典型予以宣传。该通知的一项具体内容，是恢复技术职称。随即，一直是助理研究员的陈景润被直接升为研究员，成为受益的第一人。当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布消息：《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 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 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更是连发两篇介绍陈景润的文章：《不到长城为好汉》《苦战能过关——记数学家陈景润苦战攻关的事迹》。这在当时无疑带有风向标的味道，在似乎和科学领域相距遥远的文学领域，《人民文学》编辑部注视着正在发生这一切，他们筹划着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并且将这次科学大会，视为思想解放的新方向。
二 “红”与“专”的辩证法
据《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责编周明回忆，“1977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消息，全国科学大会将要召开。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些朴素的想法。”至于为什么选择了陈景润，周明提到了邓小平1975年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表态：“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期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1000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我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
写作对象确定了，下一步就是物色作者，这个人选也不难敲定，还是据周明回忆，“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徐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就是写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那时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因此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徐迟无疑是报告文学领域的资深作家，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徐迟自1937年就开始发表报告文学，陆续写有《大场的一夜》（1937）、《孤军八百》（1938）、《火里的大赦》（1943）、《“今天，我长久地看着地图”》（1946）、《赫奇队长的被捕》（1943）、《谁先恐惧》（1946）、《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1951）、《平壤被炸目击记》（1951）、《两姐妹》（1959）、《汉水桥头》（1954）、《一桥飞架南北》（1958）、《通车记》（1957）、《祁连山下》（1956年完成，1962年发表）《石油头》（1971）、《地质之光》（1977）等十五篇作品，写作持续近四十年，题材上涵盖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桥梁、石油等工业建设及知识分子问题。而且《人民文学》在1977年已经约请徐迟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据徐迟回忆，“到七七的夏天，《人民文学》杂志社打来了长途电话，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写李四光的文章，我当时就说可以试一试。”这次合作看来双方都很满意，《地质之光》交稿一个月后，徐迟武汉家中的电话再次响起。
然而，徐迟这一次有些踌躇：“《人民文学》打来了电话给我，让我写陈景润，当时，我就有点摇摆，写不写？跟家里人一说，家里就反对：这个人不能写，你别写他。湖北有一些作家也劝我：这个人不太好写，是个是非之人，数学研究所是个是非之地。到底陈景润是不是又红又专，还是走白专道路，还搞不清。”所谓“是非”，徐迟欲言又止，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几种可能：其一，“文革”一派对于数学所的介入，以及对于陈景润的利用；其二，怎么表现文化大革命？其三，怎么面对“又红又专”这个毛主席对于知识分子的号召？
徐迟的顾虑有一定道理，写李四光，徐迟“当时就说可以试一试”，是因为《地质之光》这篇作品主要处理的是李四光1947年到1969年的人生经历，涉及60年代的只有全文最后两段，只是概括性地勾勒各地油田的建成，和政治斗争无关。徐迟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一贯的结构，是在历史的展开中交织主人公的一生命运，这种写法需要一套稳定的“大叙事”来定性“历史”，之后将主人公的生活填充其中。诚如当时研究者的概括，“《地质之光》和《生命之树常绿》是以不同社会制度下科学和科学家不同命运的新旧对比贯穿全文的。作者把李四光与蔡希陶放在与国民党黑暗统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写他们的科学活动，写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阳光下的思想成长，从而使科学英雄的无产阶级本质得到比较充分的揭示。”然而，在徐迟接到约稿电话的1977年10月，党的十一大刚刚在一个多月前结束，大会宣布“文革”结束，但又是“胜利结束”，对“文革”依然是正面肯定。陈景润的主要经历与成就，集中在“文革”时期。在对于“文革”的定性波谲云诡的时刻，陈景润这个争议中的人物确实不好写，隐含着不小的政治风险。 周明回忆，一位“老同志”的意见让徐迟下决心来写，“他很兴奋，但是对写陈景润，他只是说‘试试看’。我说我安排你住招待所，他说不用，我住亲戚家。两天后，他就到了北京。这时，一位老同志的意见让徐迟下定了决心。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伍修权是党政军界的高层领导，后在1980年担任军事法庭审判长负责审判林彪余党与“四人帮”，地位十分重要。他对于政治动向的把握，无疑可以让徐迟信赖。
徐迟对“政治”并不迟钝，他在1978年曾直接谈到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我们做一些事情，或写一些文章，就是要解决生活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就是要解决生活中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对陈景润的热情支持和恶意诽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还要斗下去。”“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一大之后常见的说法，指代“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即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但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具体的路线斗争，实则指的是如何理解“又红又专”的斗争。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回避了“文革”派系对于陈景润的“照顾”，同时也回避了正面表现“文革”，比较隐晦地以“他眩晕，他休克，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到地上”表现陈景润受到的冲击，徐迟在日后的创作谈中谈到这是“闪闪烁烁地写他受迫害的情景”。徐迟的这种处理是明智的，“文革”具体的人事瓜葛与整体的历史定性，都非一篇报告文学所能处理，也不应该是文章的重心所在。徐迟最终确定的角度，也即对于“又红又专”的重新理解，奠定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历史意义。
徐迟曾经谈过如何确定《哥德巴赫猜想》的主题，“《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的一句话，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解决了我写文章的主题思想。”徐迟提到的这篇社论，即《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刊发的《光明的中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八年元旦社论》，该文作为元旦社论展望1978时，重点谈到“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举的例子有“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走资派”、反对“四个现代化”、反对“按劳分配”、将“为革命钻研技术”攻击为“白专道路”。徐迟在这篇社论中，为《哥德巴赫猜想》的主题找到了政治依据。而通过陈景润重新理解“又红又专”，这种思路接续了邓小平1975年的观点，邓小平的观点无疑将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指导思想。
在改革时代展开三十多年后，回望新时期起源阶段《哥德巴赫猜想》隐含的“红”与“专”的辩证法，这确乎触及了“文革政治”与“改革政治”的关键所在。“又红又专”的提法源自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提法的背景，针对的是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知识分子重视业务学习的言行，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向科学进军’，把‘向科学进军’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滋长了忽视政治的倾向。针对这种状况，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又红又专”的提法：“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尽管“又红又专”这个提法试图辩证对待“红”与“专”的关系，但与其说是“合二为一”，不如说是“一分为二”，强调“专而不红”的危险性，侧重以政治方向统摄专业发展，这契合于毛泽东对于“政治挂帅”的强调，以及对于“事务主义”的批判。然而，“追求又红又专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这一时期的‘红专’辩论，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把那些埋头搞业务的所谓‘只专不红、少红、先专后红’的知识分子，当成‘白专’加以批判，并在随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当作‘白旗’拔掉。”“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开始于1958年5月，这场运动冲击到陈景润，“在‘拔白旗’运动中，他受到批判，被斥为‘白专’。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他曾先后多次被下放到生产单位。”据陈景润传记作者描述，陈景润在1958年因华罗庚被“拔白旗”而被打成“小白旗”，被调离数学研究所，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搞“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1961年被调回原单位。
《哥德巴赫猜想》潜在的对话对象，正是20世纪50 —70年代“又红又专”这套论述。徐迟扭转了陈景润“白专”的形象，但不是以“文革政治”强调陈景润“红”在“独立自主”的方式，而是将“红”从“政治方向”转化到“为生产服务”：“确实，他成天钻研学问，不关心政治，但也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他的立场站得稳。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政治历史上，陈景润一身清白。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他曾下厂劳动，也曾用数学来为生产服务，尽管他是从事于数论这一基础理论科学的。”徐迟这段叙述包含着微妙的反讽，他以白羽红顶的仙鹤喻指陈景润，首先将“红”与“白”具象化，之后以下落到生活世界中的“红”（熬夜的双眼），解构了“又红又专”的“红”所指向的政治世界，把这套政治论述落实到具体的生产层面。“红”本身变得技术化了，转化为服务于生产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红”与“专”的等级次序发生了微妙的颠倒。 《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对于新时期极为重要，在于通过塑造陈景润这个典型，将“政治的人”转化为“专业的人”。如果说要为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就是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契合着时代的潜流，《哥德巴赫猜想》一炮打响，1978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说：“这一期《人民文学》很快销售一空。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它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祖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进步，反映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已经深入人心，也说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凡是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都会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影响力远远超过徐迟几个月前发表的《地质之光》，在于和《地质之光》相比，《哥德巴赫猜想》介入到“文革政治”与“改革政治”的博弈，其所依赖的历史能量，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而是对于“知识”的“现代化”立场上的理解。
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个月后，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京召开，大会上标志性的一幕，就是邓小平与陈景润握手，这一刻意味深长。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该文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又红又专”确定了新时期的阐释框架：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这段话扭转了以往对于“红”与“专”的理解，其意义不仅针对知识分子与科学研究，更是将“文革政治”的“政治的人”，转化为“改革政治”的“专业的人”，扭转了我们对于“人性”的想象，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建设”以及背后的科层制社会，生产出对应的感觉结构。陈景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新时期的“典型”。
三 作为“典型”的陈景润
从今天回望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报告文学如此受欢迎。在当时匮乏其他媒介的前提下，报告文学与中短篇小说、话剧、诗歌一起，被征用为社会转型的表征工具。诚如柯岩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报告文学集》导言中所谈到的，“报告文学诞生在激烈变革的年代，而此后的繁荣与发展又大都在剧烈变革的年代……因为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化之后，生活中总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难题，迫使人们去认识，去思考，去改变，不这样生活就无法前进。”而这些成为“焦点”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价值并不在于“文学性”，《哥德巴赫猜想》无论在语言和结构上都不是一流的文学作品，其平铺直叙的语言与历史流水账的结构，将自身的形式尽可能“透明化”，为所传递的政治内容服务。考察这类作品，重点在于关注作者是如何将历史的潜文本，转化为自身的主题与结构，将不可见的历史能量转化为可见的人物典型。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不管是喜欢文学的还是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作为不同的历史板块碰撞的产物，《哥德巴赫猜想》这类作品往往以“争鸣”的形象出现，通过论争予以经典化，同时在论争中有效地纠正“陈旧”的观念，确定“正确”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论争，发生在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上，这也是著名的“潘晓讨论”（1980年）之前，《中国青年》组织的新时期第一次大讨论。
组织“大讨论”是《中国青年》杂志几十年来的一贯传统，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作为一本面向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刊物，《中国青年》八十九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思想实际；但她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诚实的记录者，而是能尽早敏锐地抓住某个时期青年思想的主干，发现问题并用‘大讨论’的方式引导青年解决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上，就组织过一场关乎“红与专”的讨论，议题与三十年后的陈景润大讨论庶几相似：“于1948年12月在河北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复刊头一年组织的第一次大讨论题目就叫《理工科学生和技术人员需要学习政治吗？》（1949年11期）。形式是就北京工学院一名叫陈滨的大学生的一封来信，请读者们发表各自的看法。经过数月热烈讨论，一致认为理工科学生和技术人员必须学习政治。最充分的理由是：首先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历史轮回颠倒，这场讨论三十年后，因“文革”停刊而在1978年复刊的《中国青年》，在1978年第1期（1978年9月11日出版）上再次发起了类似讨论，以“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为总标题，从当年第1期一直持续到第4期（《中国青年》在1978年共出四期）。在第1期的“编者按”中，《中国青年》的编者点出了发起这场讨论的历史背景：
徐迟同志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赞扬和普遍的重视，也在一些青年和团干部中引起了各种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提出了有关怎样正确认识新的历史时期对青年的要求和青年成长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讨论的具体起因，是某大学负责团工作的刘佳写信给《中国青年》编辑部，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活动不那么热心了，公开宣称陈景润事迹后，更为这类不热心政治的同学提供了借口，对于陈景润能否算“又红又专”，自己感到很困惑。刘佳在这封信中发问：“编辑同志，青年处在世界观形成时期，应当引导他们向什么样的先进典型学习呢？究竟是向雷锋学习，还是向陈景润学习？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说，雷锋和陈景润都是又红又专，都应该学。可我总觉得他俩红的不一样，提倡学习雷锋心里感到踏实，提倡学习陈景润就觉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
从这封信开始，《中国青年》在1978年第2、3、4期上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予以回应。第2期发表万贵生《我们需要的是革命实干家》、虞建华《要做到红的基本要求是不容易的》、石岩《魂要附体》、李庆堃《从“不要干扰”谈起》、吉云《学习陈景润没有普遍意义》、崔进甫、孙旅、云兆林《蓝天万里谈红专》；第3期发表李尚杰《我所了解的陈景润》、溪畔《在红专问题上正本清源》、罗小年《怎样看陈景润的红》；第4期发表周忠铉《天安门事件和又红又专》、纳群《“学而优则仕”析》、季旋《学习先进典型不受行业的限制》、刘宜升、张历才《读了李尚杰同志的文章以后》。以上这十三篇文章近乎一边倒地站在陈景润这一边，论证的框架也颇为相似，笔者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在万贵生《我们需要的是革命实干家》一文中，作者将陈景润与北京百货大楼特级售货员张秉贵、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青年女工毛信贤等并举，强调“工作一丝不苟”“技术精益求精”的重要性，认为这代表着“革命的实干”；虞建华《要做到红的基本要求是不容易的》一文，作者本人就是副食行业的售货员，强调“为人民服务”要落到具体行动之中；而这种思路，正是石岩的《魂要附体》标题所指向的，“红”所代表的“魂”必须依附到“专”所代表的“体”，“空谈政治，不务实际，对革命事业是毫无用处的”。其余文章，基本也是这一路数的展开。
在这种论述框架中，陈景润所指向的“专”，经历了多重置换与升华：“专”不仅意味着专业技术，而且被升华为一种人格向度。售货员、纺织女工的“专”之所以和陈景润的“专”并举，在于他们分享着共同的“职业伦理”。诚如汪晖在《科技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中的分析，“职业伦理从普遍的道德体系中分化出来，逐渐成为主导性的伦理原则。”“专”在其基本涵义上，本来和“红”所指向的政治伦理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不构成直接的博弈关系；但是当“专”被转化为“职业伦理”后，构成了对于“政治伦理”的一种解构。“专”与“红”的地位发生颠倒，“专”成为对于“红”的评判，政治理想必须落实于专业岗位的技术化实践，否则就是与“实干”对应的“空谈”。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转化为一种至高的评判尺度：“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历史社会的技术社会，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技术不再是技术或者说超越了技术的范围，而成为社会生活的理性和最为权威的合法性资源。”
由此可见，1978年的这场讨论，以陈景润为典型，实则为“现代社会”与相匹配的“新人”的历史出场开辟道路，陈景润形象是属于“改革时代”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一新人形象与这场讨论，不仅是对于上文所引的《中国青年》1949年的同类讨论的翻转，也是对于1963年毛泽东在《中国青年》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的“雷锋热”的翻转。诚如刘佳在信中的困惑“可我总觉得他俩红的不一样”，他还无法预见“雷锋”进入新时期后，将逐渐变得像另一个“陈景润”：雷锋精神被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螺丝钉精神被认为是“像一颗螺丝钉，紧紧拧在工作岗位上”。不同的阐释维度，对应着不同的认知框架，“特别是职业伦理概念，意味着对于内在世界的认识—工具的态度，特别是对社会劳动领域的社会互动的态度。”在雷锋那里跨越个人主体的、以劳动为互动纽带的社会交往，回卷到个人主体的“界限”之内，转变为主体之间的有偿交换的交往。而这种主体类型被嵌入到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结构里，主体交往对应着社会结构的运作法则，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化、模型化的市场经济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陈景润作为典型所指向的“专业的人”，近似于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所分析的“目的—手段—关系”合理性的驱动的成果，其在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无疑是“经济的人”。
结语 新时期的“科学”问题
经由陈景润来激活“科学”，首先是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当时领导人的讲话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其次，就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知识分子群体与老干部群体等是新时期重要的政治支撑。更重要的是，“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刊发“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同一期的《中国青年》复刊号上，头条是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评论《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将林彪和“四人帮”的行径视为“现代迷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搞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林彪和‘四人帮’却在我们国家搞了十年现代化迷信。”破除现代迷信的办法，则是“掌握科学”（这里的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这如汪晖所分析的，“科学及其引发的自然观的变化不仅支配了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且也规划了我们对于社会和我们自身的认识”。就此汪晖引述拉维茨对于“科学意识形态”的分析：“丁·拉维茨概括所谓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即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具有的科学概念，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历来具有三个成分：科学作为对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科学作为有其自身价值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作为摆脱独断状态的一种手段。”
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这场讨论结束的时刻，1978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为四个现代化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学习毛主席给青年同志的两封信》，将“科学”与“政治”并举，直接提出“少谈些政治”，这大概是“去政治化”最早也最直接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毛主席特别强调“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这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来说，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自然科学正在日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中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对自然科学茫然无知，即使熟读革命导师的革命理论，也难于在深入研究和切实解决国际国内的较为复杂的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方面有所成就。
该文所摘引的毛泽东的这封信，系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当时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伊凡诺沃市上学，这封信主要以指导孩子读书为主，并随信寄去一大包中文书籍。信中将“科学/政治”对立的段落，原文如下：
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受用无穷。
这是新时期起源阶段常见的合法性论证的方式：有选择的重新刊登领导人的讲话、信件或诗词，以此为现实政治服务。比较著名的有《文艺报》1978年第7期、第8期重新发表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79年第2期重新发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周、陈的讲话相比，毛泽东的这封信并不知名，以往的研究付之阙如，但其重要性不遑多让。《中国青年》通过以上的“摘引”，经由对于“文革意识形态”的批判，确立以“科学”为代表的新的意识形态，诚如哈贝马斯的分析，“那些已经经不起检验的合法性被新的合法性所代替，而新的合法性一方面产生于对世界的传统的教义解释的批判，而且要求科学性；另一方面，它们保持着合法性功能，从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不受到分析，而且不被公众意识到。从狭义上讲意识形态首先是这样产生的；它代替了传统的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它要求代表现代科学，而且从意识形态批判中取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权利。意识形态从本源上讲同意识形态批判是一回事。”
这种新意识形态不同于科学主义、机械论之类狭义的科学意识形态，而是指向一个理性化的社会结构与“理性人”的出场，我们往往以“现代化”过于粗略地描述这一过程，而且往往集中在工农业生产的技术与制度层面。还是哈贝马斯的分析，“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马克思·韦伯曾经希望使用社会的合理化来描绘和解释这个过程。”
倘或我们以“现代化”框定与解释新时期的历史进程，那么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要归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落在陈景润这个人物形象上。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的一系列新时期获奖作品中，一个不约而同的模式，就是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比如出色的售票员（《窗口》）、农业专家（《满月儿》）、质量检查员（《醒来吧，弟弟》）等等。经历这一番历史的转轨与人性的转移，新时期文学开始成为新时期重要的“新人”生产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文学”的时代到来了！在陈景润之后，蒋子龙的乔厂长已经在上任的路上——如果说陈景润对于“专”的迷恋归于一种怪癖式的数学天赋的话，那么乔厂长即将面对的，就是如何有效地驱动“专业的人”，这无疑将涉及“管理”问题，“专业的人”背后的制度化设计开始显影；而“管理”在无法征用“红”（政治信仰）作为有效手段的前提下，开始将驱动力下移到人的物质的与情感的欲望层面，并且将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转化为历史目的。乔厂长之后，人的欲望在叙事层面不断狼奔豕突，在超阶级的人性层面与民族国家层面寻找美学上的确证。“美学”慢慢变得重要，“美学”渐渐以“美的历程”的方式被民族化、历史化，同时超阶级的、合乎“普遍人性”的“共同美”的提法开始出现……陈景润那仿佛和历史全然无关的数学公式背后，“新时期文学”拉开了大幕。
初稿于2015年6月
改定于2016年1月
上海 二三书舍
【注释】
新华社记者：《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载《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7日。
王元、潘承洞：《陈景润——生平与工作简介》，载《数学学报》1996年第4期。
王丽丽、李小凝：《陈景润传》，146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丁东：《让江青流泪的陈景润》，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3期。
顾迈南：《当年采访数学家陈景润》，载《百年潮》2009年第8期。
王丽丽、李小凝《陈景润传》、林承谟主编《陈景润的故事》、罗声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都提到了这一细节；此外在著名数学家王元的《华罗庚》一书里也提到了这句话。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风庆”轮事件和长沙诬告》一节。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7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可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载《红旗》1976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载《中国科学》1976年第4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罗声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10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袁振东：《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载《世界博览》2008年第10期。
周明：《春天的序曲——〈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后》，载《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郁源、邹贤敏：《报告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到来——评徐迟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Z1期。
徐迟：《写了〈猜想〉之后》，载《中国青年》1979年第1期。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532页，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李庆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专”问题的讨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40—41页，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李尚杰：《我所了解的陈景润》，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
罗声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73—7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参见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哥德巴赫猜想》时的“编者按”。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91—92、8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柯岩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史料卷》，4—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韩春丽：《思想的足音（二）——〈中国青年〉思想变迁史（上）》，载《中国青年》2012年第11期。
《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编者按”，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
《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所附的刘佳的信，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
汪晖：《科技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见《死火重温》，246、193、2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阳：《青年典型人物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日报〉塑造的雷锋形象（1963—2003）》，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
邓小平：《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本刊特约评论员：《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 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1397页，三联书店2015年版。
本刊评论员：《为四个现代化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学习毛主席给青年同志的两封信》，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郭官义译，56、47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成长计划”签约评论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之发生”之阶段性成果，批准号：l13YJC751016）
陈景润第一次被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型，早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的发表。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其中提到了陈景润：“就是在数学这个最古老的学科中，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陈景润，也把两百年前德国数学家古德巴赫提出的‘任一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这样一个猜想的论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取得了在世界上领先的成绩。”同年秋天，陈景润被增补为第四届人大代表。而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前，作为科教文卫领域的代表，陈景润出席过1974年的“五一”劳动节游园欢庆、“十一”国庆节招待宴请等重大活动。
陈景润之所以享有这样的政治待遇，与1973年毛泽东的批示有关。1973年春，陈景润将简化后的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投到刚刚复刊的《中国科学》杂志。该文源自1965年冬陈景润的一篇论文，在1965年的这篇论文中，“陈景润天才地引进了一个转换原理，从而证明了（1，2）。”论文的摘要曾在1966年《科学通报》上发布，但未发表详细的证明。1973年《中国科学》发表了论文的全文。“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上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工作，中央的领导同志看了这份简报后，要求科学院写一较为详细的摘要。”摘要于4月20日报送中央。在此期间，新华社负责科学文教报道的记者顾迈南将陈景润的事迹写成两篇内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丁东在发表于《文史博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当时被内参上陈景润的处境所打动：“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江青据说含泪在这份内参上做了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做了相关批示，高层正式介入。1973年4月25日凌晨三点，时任中科院负责人武衡等人赶到陈景润住处，将陈送到解放军309医院治疗。陈景润由此被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型，获得一系列政治待遇。
江青的介入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江青对陈景润格外青眼有加，在陈景润的各种传记中，都提到过中科院数学所全所大会曾经传达过江青关于陈景润的批示：“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如何看待江青对于陈景润的“爱护”？目前的评论或者从具体的人事斗争出发指出江青是以陈景润来扳倒别的数学家；或者道德化地感叹江青虽做恶甚多，但也做过好事。笔者以为这都不是要害所在，江青及其背后的“文革政治”是从“独立自主”这个角度来阐释陈景润的数学成就，在70年代中国“反帝”（反美）、“反修”（反苏）的国际格局中，“独立自主”意味着对于“文革道路”合法性的辩护，也牵扯进围绕1975年初四届人大的人事斗争。比如江青一派炮制的著名的“风庆轮事件”，就是打着“独立自主”的旗帜向周恩来等人发难。就在《人民日报》这篇《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发表当晚，“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要邓小平立即表态，对邓小平突然袭击。”“风庆轮事件”最后以毛主席批评江青一方而告终。
笔者梳理以上的史料，不是为江青以及“四人帮”荒唐的知识分子政策辩护，而是想指出如果不了解“文革政治”征用陈景润的这段“前史”，那么很难理解几年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历史内涵。从“文革政治”到“改革政治”，不仅仅在于是否重视“知识”，也在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在“文革政治”的框架中，对于“知识”并非全然不重视，但始终强调“政治挂帅”，以“政治方向”统领具体的专业探索。但是在新时期开始之后，这套逻辑被予以颠覆，“知识”与“政治”开始分离，变得纯粹化与专业化，对应于去政治的、专业化的“新人”。一言以概之，二者的核心差异，落实在“红”与“专”的辩证。
从“文革”到“改革”这段历史时期，除了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两年多的过渡期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常常被忽视的过渡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的1975年。1975年7月18日，中央派胡耀邦等三人到中科院主持工作，胡耀邦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郭沫若）。当年9月在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下胡耀邦主持完成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在当年十分有名，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起，是邓小平复出后全面整顿的三个著名纲领，后来在“批邓”时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大毒草”。这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有，在科学技术的定位上强调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强调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在科学队伍上强调依靠群众队伍与专业队伍，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不能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研究；在自力更生的问题上强调不能闭关自守，有必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在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上，强调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理论研究”不是“三脱离”；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强调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9月26日听取该提纲汇报时，邓小平专门举了陈景润的例子：“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邓小平富于历史眼光与策略，抓住了对于陈景润所谓“白专典型”的说法予以批判，这也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主体思路。这份提纲尽管在表述上努力做到周全，但在政治（“红”）与业务（“白”）的关系上倾向于业务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尽管由于1975年11月初开始的、愈演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止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但是随着“四人帮”的覆灭，《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规划延续到新时期。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就立即紧紧抓住科学和教育这两个环子，旗帜鲜明地继续1975年被中断的事业，使新时期科技与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应该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制定的《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是《汇报提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1975年整顿中的《汇报提纲》正是后来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拨乱反正的一个先导。” 新时期再一次征用陈景润这个知识分子典型，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陈景润、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来自这一次再阐释。“文革”结束后，据陈景润的传记作者罗声雄描述，陈景润一度感到不安：“‘四人帮’被铲除，他和国人一样欢欣鼓舞，但他多了一层忧虑，是江青头一个发现了他，他担心会不会受到牵连。”在十一大闭幕后的1977年9月，陈景润给华国锋与邓小平写了一封政治表态性质的信。这封信确实如传记作者所言是“一封不必要的信”，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陈景润同样受到重视。就在陈景润紧张不安的同时，中央正在筹划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人方毅、李昌和武衡关于如何恢复和开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这次会议提出准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而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倡议之前，全国农业和工业的会议已经先后召开，分别是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1976年12月10 —27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7年4月20日—5月14日）。1977年9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该通知提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布之后，要找到合适的典型予以宣传。该通知的一项具体内容，是恢复技术职称。随即，一直是助理研究员的陈景润被直接升为研究员，成为受益的第一人。当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布消息：《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 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 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更是连发两篇介绍陈景润的文章：《不到长城为好汉》《苦战能过关——记数学家陈景润苦战攻关的事迹》。这在当时无疑带有风向标的味道，在似乎和科学领域相距遥远的文学领域，《人民文学》编辑部注视着正在发生这一切，他们筹划着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并且将这次科学大会，视为思想解放的新方向。
二 “红”与“专”的辩证法
据《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责编周明回忆，“1977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消息，全国科学大会将要召开。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些朴素的想法。”至于为什么选择了陈景润，周明提到了邓小平1975年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表态：“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期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1000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我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
写作对象确定了，下一步就是物色作者，这个人选也不难敲定，还是据周明回忆，“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徐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就是写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那时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因此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徐迟无疑是报告文学领域的资深作家，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徐迟自1937年就开始发表报告文学，陆续写有《大场的一夜》（1937）、《孤军八百》（1938）、《火里的大赦》（1943）、《“今天，我长久地看着地图”》（1946）、《赫奇队长的被捕》（1943）、《谁先恐惧》（1946）、《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1951）、《平壤被炸目击记》（1951）、《两姐妹》（1959）、《汉水桥头》（1954）、《一桥飞架南北》（1958）、《通车记》（1957）、《祁连山下》（1956年完成，1962年发表）《石油头》（1971）、《地质之光》（1977）等十五篇作品，写作持续近四十年，题材上涵盖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桥梁、石油等工业建设及知识分子问题。而且《人民文学》在1977年已经约请徐迟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据徐迟回忆，“到七七的夏天，《人民文学》杂志社打来了长途电话，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写李四光的文章，我当时就说可以试一试。”这次合作看来双方都很满意，《地质之光》交稿一个月后，徐迟武汉家中的电话再次响起。
然而，徐迟这一次有些踌躇：“《人民文学》打来了电话给我，让我写陈景润，当时，我就有点摇摆，写不写？跟家里人一说，家里就反对：这个人不能写，你别写他。湖北有一些作家也劝我：这个人不太好写，是个是非之人，数学研究所是个是非之地。到底陈景润是不是又红又专，还是走白专道路，还搞不清。”所谓“是非”，徐迟欲言又止，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几种可能：其一，“文革”一派对于数学所的介入，以及对于陈景润的利用；其二，怎么表现文化大革命？其三，怎么面对“又红又专”这个毛主席对于知识分子的号召？
徐迟的顾虑有一定道理，写李四光，徐迟“当时就说可以试一试”，是因为《地质之光》这篇作品主要处理的是李四光1947年到1969年的人生经历，涉及60年代的只有全文最后两段，只是概括性地勾勒各地油田的建成，和政治斗争无关。徐迟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一贯的结构，是在历史的展开中交织主人公的一生命运，这种写法需要一套稳定的“大叙事”来定性“历史”，之后将主人公的生活填充其中。诚如当时研究者的概括，“《地质之光》和《生命之树常绿》是以不同社会制度下科学和科学家不同命运的新旧对比贯穿全文的。作者把李四光与蔡希陶放在与国民党黑暗统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写他们的科学活动，写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阳光下的思想成长，从而使科学英雄的无产阶级本质得到比较充分的揭示。”然而，在徐迟接到约稿电话的1977年10月，党的十一大刚刚在一个多月前结束，大会宣布“文革”结束，但又是“胜利结束”，对“文革”依然是正面肯定。陈景润的主要经历与成就，集中在“文革”时期。在对于“文革”的定性波谲云诡的时刻，陈景润这个争议中的人物确实不好写，隐含着不小的政治风险。 周明回忆，一位“老同志”的意见让徐迟下决心来写，“他很兴奋，但是对写陈景润，他只是说‘试试看’。我说我安排你住招待所，他说不用，我住亲戚家。两天后，他就到了北京。这时，一位老同志的意见让徐迟下定了决心。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伍修权是党政军界的高层领导，后在1980年担任军事法庭审判长负责审判林彪余党与“四人帮”，地位十分重要。他对于政治动向的把握，无疑可以让徐迟信赖。
徐迟对“政治”并不迟钝，他在1978年曾直接谈到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我们做一些事情，或写一些文章，就是要解决生活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就是要解决生活中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对陈景润的热情支持和恶意诽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还要斗下去。”“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一大之后常见的说法，指代“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即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但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具体的路线斗争，实则指的是如何理解“又红又专”的斗争。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回避了“文革”派系对于陈景润的“照顾”，同时也回避了正面表现“文革”，比较隐晦地以“他眩晕，他休克，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到地上”表现陈景润受到的冲击，徐迟在日后的创作谈中谈到这是“闪闪烁烁地写他受迫害的情景”。徐迟的这种处理是明智的，“文革”具体的人事瓜葛与整体的历史定性，都非一篇报告文学所能处理，也不应该是文章的重心所在。徐迟最终确定的角度，也即对于“又红又专”的重新理解，奠定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历史意义。
徐迟曾经谈过如何确定《哥德巴赫猜想》的主题，“《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的一句话，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解决了我写文章的主题思想。”徐迟提到的这篇社论，即《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刊发的《光明的中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八年元旦社论》，该文作为元旦社论展望1978时，重点谈到“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举的例子有“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走资派”、反对“四个现代化”、反对“按劳分配”、将“为革命钻研技术”攻击为“白专道路”。徐迟在这篇社论中，为《哥德巴赫猜想》的主题找到了政治依据。而通过陈景润重新理解“又红又专”，这种思路接续了邓小平1975年的观点，邓小平的观点无疑将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指导思想。
在改革时代展开三十多年后，回望新时期起源阶段《哥德巴赫猜想》隐含的“红”与“专”的辩证法，这确乎触及了“文革政治”与“改革政治”的关键所在。“又红又专”的提法源自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提法的背景，针对的是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知识分子重视业务学习的言行，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向科学进军’，把‘向科学进军’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滋长了忽视政治的倾向。针对这种状况，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又红又专”的提法：“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尽管“又红又专”这个提法试图辩证对待“红”与“专”的关系，但与其说是“合二为一”，不如说是“一分为二”，强调“专而不红”的危险性，侧重以政治方向统摄专业发展，这契合于毛泽东对于“政治挂帅”的强调，以及对于“事务主义”的批判。然而，“追求又红又专的目标是正确的，但这一时期的‘红专’辩论，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把那些埋头搞业务的所谓‘只专不红、少红、先专后红’的知识分子，当成‘白专’加以批判，并在随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当作‘白旗’拔掉。”“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开始于1958年5月，这场运动冲击到陈景润，“在‘拔白旗’运动中，他受到批判，被斥为‘白专’。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他曾先后多次被下放到生产单位。”据陈景润传记作者描述，陈景润在1958年因华罗庚被“拔白旗”而被打成“小白旗”，被调离数学研究所，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搞“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1961年被调回原单位。
《哥德巴赫猜想》潜在的对话对象，正是20世纪50 —70年代“又红又专”这套论述。徐迟扭转了陈景润“白专”的形象，但不是以“文革政治”强调陈景润“红”在“独立自主”的方式，而是将“红”从“政治方向”转化到“为生产服务”：“确实，他成天钻研学问，不关心政治，但也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他的立场站得稳。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政治历史上，陈景润一身清白。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他曾下厂劳动，也曾用数学来为生产服务，尽管他是从事于数论这一基础理论科学的。”徐迟这段叙述包含着微妙的反讽，他以白羽红顶的仙鹤喻指陈景润，首先将“红”与“白”具象化，之后以下落到生活世界中的“红”（熬夜的双眼），解构了“又红又专”的“红”所指向的政治世界，把这套政治论述落实到具体的生产层面。“红”本身变得技术化了，转化为服务于生产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红”与“专”的等级次序发生了微妙的颠倒。 《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对于新时期极为重要，在于通过塑造陈景润这个典型，将“政治的人”转化为“专业的人”。如果说要为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就是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契合着时代的潜流，《哥德巴赫猜想》一炮打响，1978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说：“这一期《人民文学》很快销售一空。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它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祖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进步，反映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已经深入人心，也说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凡是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都会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影响力远远超过徐迟几个月前发表的《地质之光》，在于和《地质之光》相比，《哥德巴赫猜想》介入到“文革政治”与“改革政治”的博弈，其所依赖的历史能量，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而是对于“知识”的“现代化”立场上的理解。
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个月后，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京召开，大会上标志性的一幕，就是邓小平与陈景润握手，这一刻意味深长。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该文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又红又专”确定了新时期的阐释框架：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这段话扭转了以往对于“红”与“专”的理解，其意义不仅针对知识分子与科学研究，更是将“文革政治”的“政治的人”，转化为“改革政治”的“专业的人”，扭转了我们对于“人性”的想象，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建设”以及背后的科层制社会，生产出对应的感觉结构。陈景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新时期的“典型”。
三 作为“典型”的陈景润
从今天回望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报告文学如此受欢迎。在当时匮乏其他媒介的前提下，报告文学与中短篇小说、话剧、诗歌一起，被征用为社会转型的表征工具。诚如柯岩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报告文学集》导言中所谈到的，“报告文学诞生在激烈变革的年代，而此后的繁荣与发展又大都在剧烈变革的年代……因为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化之后，生活中总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难题，迫使人们去认识，去思考，去改变，不这样生活就无法前进。”而这些成为“焦点”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价值并不在于“文学性”，《哥德巴赫猜想》无论在语言和结构上都不是一流的文学作品，其平铺直叙的语言与历史流水账的结构，将自身的形式尽可能“透明化”，为所传递的政治内容服务。考察这类作品，重点在于关注作者是如何将历史的潜文本，转化为自身的主题与结构，将不可见的历史能量转化为可见的人物典型。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不管是喜欢文学的还是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作为不同的历史板块碰撞的产物，《哥德巴赫猜想》这类作品往往以“争鸣”的形象出现，通过论争予以经典化，同时在论争中有效地纠正“陈旧”的观念，确定“正确”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论争，发生在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上，这也是著名的“潘晓讨论”（1980年）之前，《中国青年》组织的新时期第一次大讨论。
组织“大讨论”是《中国青年》杂志几十年来的一贯传统，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作为一本面向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刊物，《中国青年》八十九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思想实际；但她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诚实的记录者，而是能尽早敏锐地抓住某个时期青年思想的主干，发现问题并用‘大讨论’的方式引导青年解决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上，就组织过一场关乎“红与专”的讨论，议题与三十年后的陈景润大讨论庶几相似：“于1948年12月在河北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复刊头一年组织的第一次大讨论题目就叫《理工科学生和技术人员需要学习政治吗？》（1949年11期）。形式是就北京工学院一名叫陈滨的大学生的一封来信，请读者们发表各自的看法。经过数月热烈讨论，一致认为理工科学生和技术人员必须学习政治。最充分的理由是：首先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历史轮回颠倒，这场讨论三十年后，因“文革”停刊而在1978年复刊的《中国青年》，在1978年第1期（1978年9月11日出版）上再次发起了类似讨论，以“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为总标题，从当年第1期一直持续到第4期（《中国青年》在1978年共出四期）。在第1期的“编者按”中，《中国青年》的编者点出了发起这场讨论的历史背景：
徐迟同志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赞扬和普遍的重视，也在一些青年和团干部中引起了各种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提出了有关怎样正确认识新的历史时期对青年的要求和青年成长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讨论的具体起因，是某大学负责团工作的刘佳写信给《中国青年》编辑部，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活动不那么热心了，公开宣称陈景润事迹后，更为这类不热心政治的同学提供了借口，对于陈景润能否算“又红又专”，自己感到很困惑。刘佳在这封信中发问：“编辑同志，青年处在世界观形成时期，应当引导他们向什么样的先进典型学习呢？究竟是向雷锋学习，还是向陈景润学习？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说，雷锋和陈景润都是又红又专，都应该学。可我总觉得他俩红的不一样，提倡学习雷锋心里感到踏实，提倡学习陈景润就觉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
从这封信开始，《中国青年》在1978年第2、3、4期上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予以回应。第2期发表万贵生《我们需要的是革命实干家》、虞建华《要做到红的基本要求是不容易的》、石岩《魂要附体》、李庆堃《从“不要干扰”谈起》、吉云《学习陈景润没有普遍意义》、崔进甫、孙旅、云兆林《蓝天万里谈红专》；第3期发表李尚杰《我所了解的陈景润》、溪畔《在红专问题上正本清源》、罗小年《怎样看陈景润的红》；第4期发表周忠铉《天安门事件和又红又专》、纳群《“学而优则仕”析》、季旋《学习先进典型不受行业的限制》、刘宜升、张历才《读了李尚杰同志的文章以后》。以上这十三篇文章近乎一边倒地站在陈景润这一边，论证的框架也颇为相似，笔者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在万贵生《我们需要的是革命实干家》一文中，作者将陈景润与北京百货大楼特级售货员张秉贵、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青年女工毛信贤等并举，强调“工作一丝不苟”“技术精益求精”的重要性，认为这代表着“革命的实干”；虞建华《要做到红的基本要求是不容易的》一文，作者本人就是副食行业的售货员，强调“为人民服务”要落到具体行动之中；而这种思路，正是石岩的《魂要附体》标题所指向的，“红”所代表的“魂”必须依附到“专”所代表的“体”，“空谈政治，不务实际，对革命事业是毫无用处的”。其余文章，基本也是这一路数的展开。
在这种论述框架中，陈景润所指向的“专”，经历了多重置换与升华：“专”不仅意味着专业技术，而且被升华为一种人格向度。售货员、纺织女工的“专”之所以和陈景润的“专”并举，在于他们分享着共同的“职业伦理”。诚如汪晖在《科技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中的分析，“职业伦理从普遍的道德体系中分化出来，逐渐成为主导性的伦理原则。”“专”在其基本涵义上，本来和“红”所指向的政治伦理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不构成直接的博弈关系；但是当“专”被转化为“职业伦理”后，构成了对于“政治伦理”的一种解构。“专”与“红”的地位发生颠倒，“专”成为对于“红”的评判，政治理想必须落实于专业岗位的技术化实践，否则就是与“实干”对应的“空谈”。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转化为一种至高的评判尺度：“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历史社会的技术社会，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技术不再是技术或者说超越了技术的范围，而成为社会生活的理性和最为权威的合法性资源。”
由此可见，1978年的这场讨论，以陈景润为典型，实则为“现代社会”与相匹配的“新人”的历史出场开辟道路，陈景润形象是属于“改革时代”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一新人形象与这场讨论，不仅是对于上文所引的《中国青年》1949年的同类讨论的翻转，也是对于1963年毛泽东在《中国青年》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的“雷锋热”的翻转。诚如刘佳在信中的困惑“可我总觉得他俩红的不一样”，他还无法预见“雷锋”进入新时期后，将逐渐变得像另一个“陈景润”：雷锋精神被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螺丝钉精神被认为是“像一颗螺丝钉，紧紧拧在工作岗位上”。不同的阐释维度，对应着不同的认知框架，“特别是职业伦理概念，意味着对于内在世界的认识—工具的态度，特别是对社会劳动领域的社会互动的态度。”在雷锋那里跨越个人主体的、以劳动为互动纽带的社会交往，回卷到个人主体的“界限”之内，转变为主体之间的有偿交换的交往。而这种主体类型被嵌入到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结构里，主体交往对应着社会结构的运作法则，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化、模型化的市场经济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陈景润作为典型所指向的“专业的人”，近似于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所分析的“目的—手段—关系”合理性的驱动的成果，其在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无疑是“经济的人”。
结语 新时期的“科学”问题
经由陈景润来激活“科学”，首先是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当时领导人的讲话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其次，就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知识分子群体与老干部群体等是新时期重要的政治支撑。更重要的是，“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刊发“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同一期的《中国青年》复刊号上，头条是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评论《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将林彪和“四人帮”的行径视为“现代迷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搞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林彪和‘四人帮’却在我们国家搞了十年现代化迷信。”破除现代迷信的办法，则是“掌握科学”（这里的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这如汪晖所分析的，“科学及其引发的自然观的变化不仅支配了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且也规划了我们对于社会和我们自身的认识”。就此汪晖引述拉维茨对于“科学意识形态”的分析：“丁·拉维茨概括所谓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即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具有的科学概念，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历来具有三个成分：科学作为对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科学作为有其自身价值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作为摆脱独断状态的一种手段。”
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这场讨论结束的时刻，1978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为四个现代化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学习毛主席给青年同志的两封信》，将“科学”与“政治”并举，直接提出“少谈些政治”，这大概是“去政治化”最早也最直接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毛主席特别强调“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这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来说，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自然科学正在日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中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对自然科学茫然无知，即使熟读革命导师的革命理论，也难于在深入研究和切实解决国际国内的较为复杂的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方面有所成就。
该文所摘引的毛泽东的这封信，系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当时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伊凡诺沃市上学，这封信主要以指导孩子读书为主，并随信寄去一大包中文书籍。信中将“科学/政治”对立的段落，原文如下：
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受用无穷。
这是新时期起源阶段常见的合法性论证的方式：有选择的重新刊登领导人的讲话、信件或诗词，以此为现实政治服务。比较著名的有《文艺报》1978年第7期、第8期重新发表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79年第2期重新发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周、陈的讲话相比，毛泽东的这封信并不知名，以往的研究付之阙如，但其重要性不遑多让。《中国青年》通过以上的“摘引”，经由对于“文革意识形态”的批判，确立以“科学”为代表的新的意识形态，诚如哈贝马斯的分析，“那些已经经不起检验的合法性被新的合法性所代替，而新的合法性一方面产生于对世界的传统的教义解释的批判，而且要求科学性；另一方面，它们保持着合法性功能，从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不受到分析，而且不被公众意识到。从狭义上讲意识形态首先是这样产生的；它代替了传统的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它要求代表现代科学，而且从意识形态批判中取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权利。意识形态从本源上讲同意识形态批判是一回事。”
这种新意识形态不同于科学主义、机械论之类狭义的科学意识形态，而是指向一个理性化的社会结构与“理性人”的出场，我们往往以“现代化”过于粗略地描述这一过程，而且往往集中在工农业生产的技术与制度层面。还是哈贝马斯的分析，“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马克思·韦伯曾经希望使用社会的合理化来描绘和解释这个过程。”
倘或我们以“现代化”框定与解释新时期的历史进程，那么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要归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落在陈景润这个人物形象上。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的一系列新时期获奖作品中，一个不约而同的模式，就是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比如出色的售票员（《窗口》）、农业专家（《满月儿》）、质量检查员（《醒来吧，弟弟》）等等。经历这一番历史的转轨与人性的转移，新时期文学开始成为新时期重要的“新人”生产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文学”的时代到来了！在陈景润之后，蒋子龙的乔厂长已经在上任的路上——如果说陈景润对于“专”的迷恋归于一种怪癖式的数学天赋的话，那么乔厂长即将面对的，就是如何有效地驱动“专业的人”，这无疑将涉及“管理”问题，“专业的人”背后的制度化设计开始显影；而“管理”在无法征用“红”（政治信仰）作为有效手段的前提下，开始将驱动力下移到人的物质的与情感的欲望层面，并且将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转化为历史目的。乔厂长之后，人的欲望在叙事层面不断狼奔豕突，在超阶级的人性层面与民族国家层面寻找美学上的确证。“美学”慢慢变得重要，“美学”渐渐以“美的历程”的方式被民族化、历史化，同时超阶级的、合乎“普遍人性”的“共同美”的提法开始出现……陈景润那仿佛和历史全然无关的数学公式背后，“新时期文学”拉开了大幕。
初稿于2015年6月
改定于2016年1月
上海 二三书舍
【注释】
新华社记者：《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载《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7日。
王元、潘承洞：《陈景润——生平与工作简介》，载《数学学报》1996年第4期。
王丽丽、李小凝：《陈景润传》，146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丁东：《让江青流泪的陈景润》，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3期。
顾迈南：《当年采访数学家陈景润》，载《百年潮》2009年第8期。
王丽丽、李小凝《陈景润传》、林承谟主编《陈景润的故事》、罗声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都提到了这一细节；此外在著名数学家王元的《华罗庚》一书里也提到了这句话。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风庆”轮事件和长沙诬告》一节。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7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可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载《红旗》1976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载《中国科学》1976年第4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罗声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10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袁振东：《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载《世界博览》2008年第10期。
周明：《春天的序曲——〈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后》，载《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郁源、邹贤敏：《报告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到来——评徐迟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Z1期。
徐迟：《写了〈猜想〉之后》，载《中国青年》1979年第1期。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532页，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李庆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专”问题的讨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40—41页，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李尚杰：《我所了解的陈景润》，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
罗声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73—7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参见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哥德巴赫猜想》时的“编者按”。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91—92、8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柯岩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史料卷》，4—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韩春丽：《思想的足音（二）——〈中国青年〉思想变迁史（上）》，载《中国青年》2012年第11期。
《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编者按”，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
《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所附的刘佳的信，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
汪晖：《科技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见《死火重温》，246、193、2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阳：《青年典型人物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日报〉塑造的雷锋形象（1963—2003）》，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
邓小平：《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本刊特约评论员：《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 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1397页，三联书店2015年版。
本刊评论员：《为四个现代化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学习毛主席给青年同志的两封信》，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郭官义译，56、47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成长计划”签约评论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之发生”之阶段性成果，批准号：l13YJC7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