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忽略茹志娟这个名字。
　　那时候，茹老的家在上海闹市区，但一进入她的寓所，市井的喧闹顿时被关在门外。初见茹老，我立刻被她高雅的气质吸引住了：67岁的她，中等身材，穿件白毛衣，步履轻盈，精神矍铄，宽阔的眉宇充满了智慧和灵气。我感到，用她文章里的那些形容词来形容她本人，不仅不算过分，似乎她自身比她笔下的人物显得更加深沉、委婉、清新、柔美。
　　话题从茹老目前的状况谈起。茹老为我倒上茶水，慢慢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说：“我现在多是应付门市，写个序、前言什么的，字数不多，却挺烦人的。从上海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的岗位退下来，本想轻轻松松搞创作，没想到繁琐的事情接踵而来，还兼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的职务。搞大众文学，旨在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道路。我认为，目前我们‘扫黄’，把‘黄’扫掉后应有代替的东西，这就是通俗文学，但我们现在通俗文学需要引导、研究、提高，不能永远停留在说故事阶段。”
　　茹老极热情地一一回答我的提问，不时地站起身，在那并不宽敞的房间里踱踱步，看得出，这是她整理思绪时的习惯动作。她的房间有20多平方米，简朴整洁。除一部电话机外，没什么现代化设施，但床头那幅苍劲的书法——“煮书”二字，表明了主人的意趣。
　　上楼时，我注意到一楼半亭子间里有位老先生在伏案疾书，落座不久，老先生进屋拿书，茹老介绍说，这是她的丈夫王啸平，曾任前线话剧团团长、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现在改行当作家，已自费出版《客从南洋来》《南洋悲歌》两部系列长篇，第三部正在酝酿中。王啸平1940年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这三部书主要写他的經历。已出版的两部在新加坡的反响很大。茹老感慨地说：“老先生写这两部书很不容易，因此无论如何，自费也得出版。”我鼓励他一定还要把第三部写完。
　　茹老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是上海金山电视台的编辑。二女儿是一级专业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儿子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编导，儿媳是《桥》杂志社上海分社的记者。这样一个文艺世家真不多见，难怪前段时间茹老和王啸平、王安忆联名签字卖书，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新闻。
　　对于自己的创作成就，茹老是谦虚的，她说：“人家还记得我的一些作品，我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很惭愧，因为说来说去，不过是少数几篇自己较满意的。”
　　谈起二女儿王安忆，茹老也很自豪。王安忆16岁插队落户到苏北，后来考进徐州地区文工团当大提琴手。她丈夫李章是徐州人，后来调到上海《音乐爱好者》杂志做编辑。我问茹老，王安忆的文学道路是否是她铺设的，茹老呷口咖啡极认真地说：“错了。当年我因写文章吃了不少苦，就极力阻止孩子们再走这条路，但我当时也从安忆每月两封的家信中发现了苗头，很担心她也走这条路。”
　　茹老回忆道，那年身单力薄的王安忆去到举目无亲的苏北农村，心情可想而知。她有次在家信中写道：这儿有个说法，燕子不到恶人家做窝，我观察了许久，没发现我住的农家有燕窝……无奈，愁苦的心情跃然纸上。第二封信文笔更细腻、优美：妈妈，今天早上一醒来，你猜我看到了什么？燕子！有燕子来做窝了。在这两封信中，王安忆的写作能力初露端倪，即使母亲阻止，也没扑灭她的热情。
　　茹志娟的籍贯记为杭州，但茹老说，确切地说应该是绍兴，她祖父是绍兴人。前些日子，王安忆去绍兴寻根，人家说她是徐州的媳妇、绍兴的外孙女。
　　一晃多年过去了，但当年我见茹老的一幕仍历历在目，心底油然升起对这位前辈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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