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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研究课题。本书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这些药方大多是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这些药方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从对数据的分析上看，它们都没有起到提高穷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经验(empirical)问题。
为什么呢？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失败，这就是有关人的激励问题。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付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
自从有了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以来，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就一直困扰着我们。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什么因素决定一国财富多寡这个问题。1890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说过：探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迷人的领域所在”。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其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经济学家）一旦开始考虑经济增长，就将无暇它顾”。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都是发达国家，没有人关注不发达国家的问题。
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结束了对不发达国家几个世纪的冷漠，开始关注它们的“迫切问题”，经济学家们对于新近独立的穷国如何发展经济和追赶发达国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
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二）
观察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农村大量未充分就业人口，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过剩劳动力”模型，刘易斯认为资本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进而认为建设工厂将会吸收过剩劳动力而不会影响农村的生产。
刘易斯曾经说过：“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 。由于经济增长同投资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可以估计出该比例，然后计算达到目标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水平。投资的增长必须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资本增加与人类繁衍之间的一场赛跑。
那么，如何才能保持高额的投资呢？假设当前的储蓄率（国民储蓄/GDP）为4%。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国家非常贫困以致他们几乎不可能提高储蓄率。这样，在“必需”的投资率与当前国内储蓄率之间的投资缺口，就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来弥补，达到“必需”的投资率，从而达到目标增长率。
投资缺口理论建立之后，下一步就是劝说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了。
投资是否如投资缺口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能很快地促进经济增长？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阐述了其经济增长理论。他的结论令当时的很多人为之震惊，从长期看来，物质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索洛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技术进步。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计算出在美国20世纪前半期，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有7/8要归因于技术进步。
尽管经济学家们曾经（而且仍然在）将索洛的增长模型应用于不发达国家，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接受“技术变化而非投资乃长期经济增长之源”这一理论。他们仍然坚信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首要决定因素。
经济学家们将增加机器设备投资是经济增长首要因素的观点称之为“资本决定论”。在经济增长文献中，关于资本决定论是否成立的争论非常激烈。
但是，“机器设备投资乃长期经济增长之关键所在”这一传统观点是一服在实践中被证明失灵的药方。
当我们谈到“增长”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使我们每个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每个人平均生产更多的产出。实际上，我们感兴趣的是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有时我们也称之为“劳动生产率”。
而在生产中只有两种投入要素：机器和工人，人们可能会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得机器增加的速度超过工人增长的速度，就是要提高机器与工人的比率。
但是，要提高机器与工人的比率，每个工人将要同时使用不止一台机器，他们需要不停地从一台机器跑到另一台，就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那样。难以相信将一台机器分配给一位已经需要操作8台机器的工人对增加产量会有什么好处，其实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的道理。
收益递减具有一个简单而不可违背的逻辑：相对于一种生产要素无限制地增加，另一种生产要素并不会导致产量的无限制增加。当提高机器与工人比率时，每增加一台机器的收益将会越来越低。
索洛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理论之所以引起很大震惊，是因为机器设备投资在GDP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惊人的低，它们只是“调料”而已。索洛在1957年的论文中估算美国资本收入只占GDP总量的大约1/3。现在，这一比例仍然为大约1/3①。另外2/3的收入归工人所有。
资本仅仅创造出1/3的GDP，而工人则创造出2/3的GDP，如此看来，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就很严重了。当机器稀缺时，每增加一台机器而增加的产出量将很大。而当机器数量已经充足时，每增加一台机器而增加的产出量将很小，机器并非增长之源。
索洛理论的另一惊人之处在于它认为储蓄不能维持经济增长。储蓄将今天的消费转化为机器来进行明天的生产，但是这并不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为机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之源。所以高储蓄率的国家并不必然取得比低储蓄率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可能下降为零。
索洛认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
索洛认为技术进步是由于非经济原因（如基础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技术进步率决定了长期人均收入增长。
我们可以把技术想像成将工人和机器结合在一起的流程图。技术进步意味着图纸变得越来越好。图纸告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操作：将原料送到熔炉里融化，再将其锻造成型，做成成品，上色，然后装车运送到客户家里，收到货款之后，回到工厂，然后再把原料送到熔炉里融化……
如果在增加机器设备的同时采取新的流程，那么技术进步可能会抑制边际收益递减。由于工作时间安排的更加合理，我的工作效率也就越高。新的业务流程相当于增加了工人数量，由于工人数量和机器数量都增加了，机器的边际收益递减便消失了。
在长期内，所有的人均产出增长都必须来自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
机器设备存量很少的国家在增加机器时会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因此投资将会暂时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边际收益递减将会发生作用，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最终，经济增长率将会相当于技术进步率。
富国的确拥有更多的设备，不过那是因为技术进步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产量很低，其原因与设备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工厂的经营环境，因为政府扭曲了有效利用机器的激励。
索洛的真知灼见也告诉我们：资本并非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
教育对经济增长到底有没有用（二）
尽管人们对教育的作用如此深信不疑，我还是很惊讶地发现在过去40年中巨大的教育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尽人意。政府资助的教育发展遭到挫败，原因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箴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在寻租是唯一营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从1960～1990年，学校的规模急剧扩张，反映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基础教育捐助者的推动下，1990年全球有一半的国家已经实现100%的小学教育。而在1960年，仅有28%的国家达到这一目标。
教育爆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答案是：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许多研究都注意到在GDP增长和入学率提高之间缺乏联系。非洲虽然也经历了教育的大发展，但并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
在1960～1987年间，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本增长迅速，但其经济增长却停滞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等东亚国家人力资本增加速度并不迅速，却创造了经济奇迹。赞比亚的人力资本增长稍稍高于韩国，但其经济增长率却比后者低7%。
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国民受教育年限上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他们的人均GDP却远远低于后者。例如，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只略高于乌克兰的92%，但前者的人均GDP却相当于后者的9倍。
另一个事实也反映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微。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中间水平已经连续多年下滑。在20世纪60年代，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3%，70年代为2.5%，80年代为0.5%，而到90年代则下降到零。贫困国家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伴随着家经济增长率下滑。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尽管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却有所下降。不管在短期内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有多大，从长期看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多大影响。
对于一个渴望增长的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并不比一个呼啦圈强多少，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有知识的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政府通过干预制造了获利机会。例如，如果政府坚持固定汇率，禁止货币兑换，并且国内存在高通货膨胀，那么通过货币兑换就有利可图。那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向政府行贿，在低的汇率水平获得外汇，然后在黑市上出售以获得利润。这样的活动并不能增加GDP，它只是使寻租者以低价买入出口商的美元然后再高价卖出。在存在许多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一个奇怪的事实可以支持我们的说法：拥有众多律师的国家比拥有众多工程师的国家增长缓慢）。的确，知识的传授本身会引发先进设备投资和先进技术的采用，但是如果政府政策破坏了这一增长激励，将会大大抵消进行其他投资的激励。只有当政府的行为产生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的激励时，教育才会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作用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通过提供免费教育和要求儿童入学来发展教育。通过行政手段普及基础教育并不能产生投资激励从而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教育的质量因投资激励的不同而异。在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将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家长的督导更严格，教师的压力也更大。而在一个经济停滞、没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就不会认真学习甚至有时逃课，家长会让孩子们不上课而去地里帮忙干活，老师们的工作会接近于一个保育员。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其他投资状况。只有与高技术设备、先进技术和其他具有增长激励的投资结合起来，教育才会对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增长激励，就不会有高技术设备和先进技术对教育提供补充。教育虽然可以产生技术工人，但不能创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教育实际上是被浪费了，就好像对一个出租车司机进行高等教育一样；或者高素质的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因为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的知识有用武之地。
贷款并未导致经济增长（二）
为了扭转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根据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状况向他们提供援助和贷款。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雄心勃勃，他们希望通过积极介入贫困国家的政策改革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非洲每个国家平均6笔调整贷款，给予拉美国家平均5笔调整贷款，给予亚洲国家平均4笔调整贷款，给予东欧、北非和中东地区国家平均3笔调整贷款。
对于受援国来说，这些贷款不是成功之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政策调整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增长也同样如此。在1980～1998年间，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仅仅为零①。贷款提供了，但经济增长并未实现（见图1）。
很不幸，调整贷款并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我们将看到，调整贷款并不符合“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原则。调整贷款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适当激励，无论对贷款人还是借款人都是如此。许多国家在接受调整贷款时似乎也在不断调整，但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如果一个政府在接受调整贷款之前并不负责，那么，在接受调整贷款之后，它也没有激励进行改变。只有从一个坏政府转变为一个好政府才能真正改变政策。一个没有变化的不负责任的政府会制造一种调整的假象，但实际上真正的调整并没有发生。例如，即使援助者强力推行减少财政赤字，不负责任的政府也会进行财政会计操纵来避免真正的调整。
财政赤字实际上是寅吃卯粮。赤字是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的，它使得政府可以在今天有更高的收入，代价是明天必须进行更多的偿付。但是，对一个不看重未来的政府来说，公共债务并不是唯一的融资方式。
这是一个通常的模式：与不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相比，接受政策调整贷款的国家更多地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
获取调整贷款的国家比不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更快地开采地下石油资源。它们可以获取更多的当前收入，但代价是牺牲未来可获得的收入。
政府还可能利用养老金进行融资。例如，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要求其养老基金（在养老金计划早期积累剩余）以负实际利率向政府提供贷款，这些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埃及、牙买加、秘鲁、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土尔其、委内瑞拉，等等。其中秘鲁是一个最糟糕的例子，其养老金的实际收益率为-37.4%，这可不是一个让秘鲁的退休者可以高枕无忧的数字。
从1980～1994年的15年间，有12个国家接受了15笔以上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贷款，这12个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中位水平是零。调整贷款并没有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这可能是它的最大失败之处。人们希望调整贷款伴随着经济增长，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没有实现的憧憬。政策调整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实现，而对调整贷款的结果也几乎没有认真的检讨。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调整贷款流入那些根本没有希望的国家？为什么调整贷款不能阻止长达20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贷款的条件不能得到有力的实施？我们的真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再一次提供了答案。贷款人面临的激励使得他们即便在贷款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时依然发放贷款；借款人面临的激励使得他们即便在接受了贷款时也不进行政策改革。许多不同的激励导致了这些问题。
首先，如果不关心受援国的穷人，援助者也将不会成为援助者。即使贷款条件无法满足，为了减少穷人的苦难，援助者也会提供援助。受援者会预期到援助者的这一行为，因此并不会进行改革或者帮助穷人，他们会坐等贷款的到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赤字削减一样，他们会做出改革的假象。
援助者对穷人的关心对受援者产生了逆向激励。由于存在严重贫困问题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些国家几乎没有激励来减轻贫困问题。穷人成为政府从援助者手中获取援助的“人质”。
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逆向激励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贷款的决定权转移到一个并不关心穷人的硬心肠机构手中，受援国的穷人的境况可能会更好。如果受援者不能满足贷款条件和削减贫困，这样的机构可以威胁停止贷款。受援者因此会达到贷款要求，穷人也将从中获益。
援助者也面临一个错误的激励。许多援助机构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特定部门组成。这个部门的预算是由它发放的援助金额决定的。如果该部门不发放援助贷款，第二年分配给它的预算就会减少。而更多的贷款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政绩，因此即使贷款条件难以满足，负责贷款援助的部门也面临发放贷款的激励。
有时，官方援助者向没有进行改革的国家发放新贷款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些国家通常已经从官方援助机构那里借入了大量资金，但没有能力偿还。官方援助机构并不希望公开宣布这些贷款违约，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划算的，可能会影响其国内的预算分配。所以，官方援助机构有时“贷新收旧”。
一位圣人曾经说过：悲剧的定义是“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本来不应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假如受援国采取了良好的政策，援助本应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该研究还发现，平均来说，贷款援助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当采取了恰当的政策如预算平衡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贷款援助的确会产生正面影响。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供的调整贷款就如同向撒哈拉沙漠运送沙子一样没有意义，那么问题是贷款人和借款人都面临错误的激励。根据政策改革情况提供调整贷款是又一张失灵的药方。
我们应该为受援国政府创造激励，促使其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没有黑市溢价、通货膨胀率低、自由市场利率、低财政赤字、私有产权和合同保护制度到位、拥有严格的反腐败措施的国家应该得到大量援助。如果援助是发放给那些最值得发放的国家（具有良好政策的国家），我们将会使得援助机构和受援国政府的激励与经济增长相一致。
出卖未来——“别让我们还债”（二）
近些年来，穷国外债水平高这一问题备受关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债务减免浪潮，不断用让步性贷款代替非让步性贷款。
“2000年大赦”运动将债务视为摧毁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自然灾难，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一些国家之所以拥有高额外债，可能是因为它们愿意拿未来几代人民的福利做抵押，来为这一代人民（主要是政府利益集团）的生活融资。
任何债务减免都可能使不负责任的政府借入新债，直至债务又达到与减免之前相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减免相当于饮鸩止渴，不但不会促进发展，连降低债务负担的作用可能都起不到。
获得最大债务减免量的国家，新增债务量也是最高的。平均债务减免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新增债务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以未来为抵押”的假想相一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又大举借入新债。
出售资产这一最常见的形式也最令人不安。资产出售形式是将国有企业卖给境外私人投资者，即所谓的私有化。
第二个原因在于，收入下降间接表明政府正在损耗本国经济的生产能力。政府的政策更偏好当前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收入下降间接表明了政府正在损耗公路、学校和医疗设施等公用基础设施，降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并造成高负债穷国的整体经济衰退。
高负债贫困国家如何为其外部赤字融资，我们有一些有趣的发现。首先，如果控制住收入因素的话，它们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少的外国直接投资。这可能反映了它们恶劣的政府政策：投资者并不希望在一个高财政赤字和币值高估的国家投资。投资者也可能担心债务减免会影响其他外部负债（如外部直接投资）。
其次，尽管存在着恶劣的政策，高负债贫困国家比其他不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可以说，贫困国家之所以出现债务危机，一个原因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援助者在商业贷款撤退时扮演了一个填补角色，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现在，我们所讲的缺口是指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而需要的资金与私人部门所提供资金之间的差额。这里的资金需求相当于贸易赤字与旧贷款本息偿还额之和。“填补资金缺口”意味着向那些具有高贸易赤字、高债务和低私人贷款的国家提供“优惠贷款”。这种做法实际上奖励了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他们的政策吓跑了那些私人贷款者，导致了高额贸易赤字和高额债务。“填补资金缺口”导致了官方贷款的螺旋式上升，一个国家获得新贷款往往是由于它无法偿还旧贷款。
最荒唐的是，援助机构通过计算“必需”的贷款额去填补资金缺口。对于那些具有很大资金缺口的国家来说，他们获得了奖励，贷款往往被一笔勾销，没有人记得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债务减免才有意义。第一，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已经转变为一个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第二，这是一个不能重复的一次性行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条件在实际中有没有得到满足。
如果政府行为没有发生改变，官方援助机构就不应该去填补资金缺口。资金缺口这一概念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产生了借款的广泛激励。尽管借款和债务减免都是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的，但如果国际社会所创造的激励仅仅是让穷国政府可以获得更多贷款，那么，穷人并不能真正得到帮助。
为了避免“更多举债”的激励，债务减免计划必须要建立一个债务减免不能重复进行的可信政策。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那么整个债务减免计划就会出现问题。穷国政府将会有很强的激励去借款，因为它们预期将来债务将获得减免。
假如不能满足上面任何一个条件，债务减免计划都将导致资金流向那些具有坏政策而非好政策的穷国。如果存在援助者将继续关爱那些不负责任政府的预期，那么债务减免将会提供一个负向激励，债务减免也将成为另一服令人失望的药方。
知识外溢互补和贫困（二）
为穷国开除的追求经济增长的药方全部失灵。援助、投资、教育、人口控制、调整贷款和债务减免都被证明并非经济增长的良药。这些药方之所以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原因是它们都忽视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真理。
对未来高收入的渴望是一个有效的激励。那么，是什么扭曲了穷人的激励呢？如果技术是不同国家收入和经济增长差异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穷国不对实施先进技术的激励做出反应？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边际收益递增。具体来说是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
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的故事转移了经济学家的视角。经济增长是国民富裕的过程。而致富则意味着需要在今天的消费和明天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大量削减今天的消费，把工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存起来，那么若干年之后我就会变富，因为我既有工资收入又有利息收入。如果现在花光所有的工资，没有储蓄，那么未来我只能依靠工资生活。
然而，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点，一个国家总体的储蓄并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固定的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收益递减意味着提高总体储蓄将会使利率降低，从而使储蓄只会保持在足以跟上技术进步率的水平。所以，无论促进储蓄的激励是怎样的，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只会维持在技术进步率水平上。
但是，资本的收益率真的递减吗？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是人们可以积累技术资本，即可以节约劳动的新知识。
技术和其他促进工人效率的因素对激励做出反应，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会找到各种方法来有效使用工人。激励的变化将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技术具有独特的特征。技术知识很容易从一个人外溢到另一个人。当高技术的人相互合作的时候，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低技术水平的人会被抛弃，坠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认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投资取得的。索洛认为技术是一个固定值，并不取决于投资水平。技术是由经济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基础科学。但是，如果知识可以产生经济回报的话，那么人们必然会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而积累知识。
知识有一个特征使得它容易外溢，并且对社会带来收益。知识不同于机器，它可以被许多人同时使用。知识外溢这一原则再一次发挥作用。一个思想的使用者是无限的。
新知识与旧知识是互补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知识积累越多，新知识的价值也就越大。知识的这一特性意味着知识投资是边际收益递增的。由于大多数知识收益是递增的，所以这一点是合情合理的。现在我写作所应用的工具是Microsoft Office 97，对于一个已经广泛应用旧的Microsoft Office系统和个人电脑的社会来讲，这一新的系统并不需要大量新的投资。但是个人电脑革命开始之前的70年代，Office 97的巨大作用在缺乏个人电脑的情况下是难以发挥的。
边际收益递增意味着随着资本（包括知识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收益也相应增加。当知识资本的存量很高的时候，资本的收益率也高，而当知识资本存量很低的时候，资本的收益率也低。
如果对知识的投资外溢到每一个人，那么新知识将会提高社会所有现存知识和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如果知识创新和外溢的力度足够大，那么其边际收益递增将足以弥补甚至超过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知识存量越高，每一项新知识的收益越大。而每一项新知识的收益越大，进行知识投资的激励就越强。
我们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假设没有知识外溢，知识的投资者是唯一的受益人，那么当投资者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时，他的收益率将高于其他人，而且随着他投资的增加，收益率将会更高，他将会把大量财富投入到自己的公司去，甚至还会吸引到他人的投资，因为他的公司的收益率更高。这一非常成功的投资者的发展速度将会越来越快，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一个投资者将会控制整个经济——首先是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国家，最终是整个世界……
知识外溢使得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产生区别。当发生知识外溢的情况，社会收益是递增的，但个人收益却并非如此。一个社会由于所创造的大量知识而充分受益，但个人却并不能充分受益。这意味着即使知识是对社会有益的，知识创造的激励也不是足够的强。自由市场并不会产生最优结果，因为知识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存在差别。
个人对知识投资的回报率要取决于所有人的知识投资而并非他自己。新知识投资的回报率取决于全社会的知识资本总量。如果知识投资的回报率低于最低水平，那么单个人的投资将不足以推动整个行业或整体经济的回报率跨越最低水平。所有的人将发现自己的投资回报率要低于最低水平，因此不会进行知识投资。
知识外溢的故事也说明了市场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经济增长。政府所采取的放任自流政策可能会使经济或其中的一部分陷入恶性循环。要取得良性循环，可能需要政府对知识创造进行持续的干预。
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解释了极端贫困与“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一箴言如何一致。收入差距并非由个人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努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知识互补机会的差异。穷人面临着很弱的激励去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因为他们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受其他穷人的影响。
在一个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存在贫困陷阱的世界里，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激励？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政府干预对于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可能是必需的。如果存在一个最低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知识匮乏可能会使得投资回报率过低，从而私人部门不会进行投资。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公共部门可能会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第二，我们需要慎重看待政府干预影响人们激励的作用。通过向私人投资惩罚性征税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将无助于走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陷阱的原因是由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过低，那么进一步压低这一回报率于事无补。政府实际上是一只手给予，一只手掠夺。
在恶劣的政策环境下，首先需要做的是取消这些坏政策。如果这还不足以帮助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那么政府应该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这可能意味着对投资品、教育和技术专利的税收减免，甚至由政府对这些商品和服务提供补贴。这些补贴不能通过影响知识积累积极性的税收方式解决，而是应该通过消费税等方式。
政府同样可以在解决协调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在当前投资激励不够强的情况下，它可以说服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力量进行大额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摆脱贫困陷阱。实际上，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奇迹就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
创造性破坏：技术的力量（二）
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技术变革的时代。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并不能用投入（如机器设备）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除了投入之外的“余值“，其中技术是一个重要因素。
技术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与其他事物一样，技术本身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假如存在技术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掌握了蒸汽技术，却只用它来开、关寺庙的大门。他们发明了收割机、轴承、水力磨粉机和水泵，但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发明了杠杆、螺丝、滑车和齿轮，却将这些东西大部分只应用于战争。中国人制造铁器的历史比欧洲人要早1 500年。他们曾经建造了钢架桥，这种技术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中国的农业创造了惊人的高产出，他们利用水力进行灌溉和排水。中国人并没有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所以，直到19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列强则利用这些技术从中国获取利益（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结果将会怎样？）。
当人们具有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能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都具有高度集权的政府，它们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战争和官僚统治上。罗马帝国认为生产是奴隶的事情，这并不是对待技术进步的正确态度。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具有发达的私有市场，可以对进行新技术投资的人给予回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激励关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技术进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旧的技术和产品被淘汰。经济增长并不简单是原有产品数量的增加，它更是一个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过程。那些生产旧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即便是新技术可以产生新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往往不适合新产品的生产。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
经济学家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经济增长路径。他们指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使得创新的激励复杂化。他们分析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革新率会非常低。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其全部收益，因为社会上其他人可以进行模仿（苹果不能获得其用户界面创新的全部好处，因为微软会模仿它）。技术革新的社会回报率高于个人回报率，因此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速度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解决这个问题，但专利保护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机制，它并不能包括那些所有从技术革新者那里外溢的收益（苹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阿吉翁和豪伊特还指出了另一个不广为人知的阻碍技术革新的机制。今天的技术革新者非常清楚新技术将使得旧技术过时，这会降低今天发明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今天的革新。
今天的革新者不会考虑他们的技术革新将会对社会产生永久的影响，他们只考虑在“新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可以获得的回报。极端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去进行革新，因为大家都害怕新的技术出现。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和过时性，技术革新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很少的。这一负面激励可能非常强烈，因此会没有革新、没有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对研发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补助、鼓励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政府出面进行一些研发、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得投资者可以保持其技术革新的利润，从而形成良好的激励。
在经济增长中将同时产生胜利者也有失败者。随着经济的增长，旧的行业消亡，新的行业产生。经济增长导致了巨变，农场变成了快食店和工厂。
我们可以将旧技术和新技术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代际冲突。技术是否会持续进步取决于新人和老人的力量对比。而这又依赖于人口的增长。如果人口增长迅速，新人所占的比重就大；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人口逐渐老龄化，老人所占的比重就大。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因此新人所占比重会相应较大。这可以解释最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事实。工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恰好伴随着人口老龄化。
这一观点还可以解释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的失败。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接近于零，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在抛弃了计划经济之后，仍然难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个原因就是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仍然具有很强的势力。
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 lson）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特征可以用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所解释。他分析了为什么在经历过重大战争或其他社会革命之后，一个国家会有非常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如二战之后的日本、德国和法国。奥尔森的解释是战争和革命摧毁了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生力量走上舞台。
尽管跨越某些阶段直接进入技术前沿可以使得落后国家追上发达国家，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现有技术或技能过于落后，那么它将不具备跨越条件。
经济增长依赖于初始条件，经济增长还要依赖于预期。如果所有人都预期经济将取得成功，那么大家将投资于技术和知识，否则大家都不会投资。坏运气会导致坏的激励，好运气会导致好的激励。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腐败和经济增长（二）
政府官员具有窃取他人利益的强烈欲望，这是最明显的损害经济增长的激励。在罗珀斯塔奇国际调查公司（Roper Starch International）对1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次调查中，腐败名列国民最关心的15个问题中的第4位，排在它前面的是犯罪、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尽管腐败对经济发展具有如此明显的重要性，但直到最近才受到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即便这样，我们也常常不愿意用“腐败”这个词语，而常常代之以“治理问题”。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政府官员与强盗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的国家都会发生腐败的故事，但一些国家的确更加腐败。
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联系。同样，腐败与投资/GDP比例也存在负向联系。没有人愿意在腐败的国家进行投资。
腐败不仅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会产生间接影响，因为它可能恶化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许多故事表明，当权者从公共收入中掠取资金，或者通过回扣等形式增加公共开支。因此，毫不奇怪，更严重的腐败往往与更大的财政赤字相联系。在腐败程度最低的1/4的国家，平均预算赤字占GDP的3.1%，而在腐败程度最高的1/4的国家，平均预算赤字占GDP的6.7%。
世界银行的新调查表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之后，腐败程度加剧了，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分别是阿塞拜疆和保加利亚。世界银行1996年的调查表明，在全球最腐败的20个国家中，前社会主义国家占据10席，尽管存在严重经济衰退尽管有很多原因，但腐败难辞其咎。
两种不同的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种是分散化腐败，另一种是集中化腐败。在分散化腐败情况下，有很多腐败者进行掠夺，而且他们之间并无一个协商机制。而在集中化腐败情况下，一个政府领袖组织了全社会的所有腐败活动，决定每一个官员在腐败活动中应得的份额。
分散化腐败类似于在旅行过程中遇到的多个路障，比如说，在扎伊尔，你在每一个路障处遇到的士兵都是一个独立的掠夺者，他们并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掠夺者的影响。旅游者的财富是每一个掠夺者都想获取的公共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悲剧发生了。每一个士兵都想获取尽可能多的贿赂，因此，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掠夺率”就要高于集中化腐败。实际上，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掠夺率”可能非常高，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贿赂总额要低于在一个较低的“掠夺率”情况下的贿赂总额。随着“掠夺率”的提高，旅游者会更倾向于寻找机会避免被敲诈勒索。他们会走那些有较少路障的路线，携带更少的财物。分散化腐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向激励最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导致分散化腐败的破坏作用更强。一个人因受贿行为而被惩罚的概率与政府的实施力度正相关，与腐败官员的数目负相关。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政府非常弱，许多官员都存在腐败行为。即便政府抓获了一些腐败官员，某一官员被抓的几率也很低，因为腐败官员的数目很多。因此，腐败现象存在着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分散化腐败的程度比较低，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很有可能被抓获，因此官员就很少会去从事腐败行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分散化腐败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每一个官员被抓获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腐败程度就很高，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集中化腐败的情况下，一个领导者会寻求最大化腐败集团的所得。更一般地，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会选择一个对经济增长不至于造成太大伤害的腐败水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掠夺所得依赖于经济规模。一个存在分散化腐败的弱政府则没有这一维持经济增长的激励。每一个掠夺者的力量都很小，不足以影响整体经济，因此他就会尽力去掠夺受害者。
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前就存在一些腐败，但在中央的独裁统治下，腐败行为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化腐败。但在经济转轨之后，产生了许多独立的力量中心，形成了分散化腐败，转轨后的腐败程度要高于转轨前。
分散化的政府比集中化的政府具有更强的腐败激励。在一个分散化政府里，比如说许多利益群体的联合政府，掠夺率就比较高。而且，在分散化政府里，商品收入和外国援助更容易被掠夺。
许多坏政策的一个动机就是创造腐败机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制造黑市汇率溢价的政策，政府官员可以按照官方汇率获取外汇，然后在黑市上以高价卖出获得腐败收入。所以，腐败与黑市汇率溢价具有相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相关性中，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腐败者具有动力去制造黑市汇率溢价，同时，如果存在黑市汇率溢价，官员就具有腐败的激励。
类似地，对贸易的管制也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如果进口商品存在高额关税，就存在贿赂海关官员以较低关税进口的激励。如果某种需求量很大的商品进口需要许可证，那么进口证的申请者就有可能去实施贿赂。一项研究发现，对自由贸易实施管制的国家的确更腐败。
一个国家的制度状况同样可能会影响腐败。由社会精英阶层组成的高质量公务员队伍会制约腐败。在遵守法律而不是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政府，腐败就难以生存。《国际信用风险评级》衡量了商业制度环境质量的4个方面：法治、官僚质量、对政府违约的限制和对政府掠夺的限制。上述每一个方面都衡量了影响腐败的制度环境。为了消除腐败，为政府官员创造好的激励以促进经济增长，以上的每一制度因素都很重要。
最后，掠夺指标可以最有效地衡量政府和企业间关系。如果掠夺很常见的话，那么腐败就容易发生，因为企业会向那些可能掠夺自己的官员行贿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解决政府腐败首先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取消不合理的过多审批，建立规则使得政府能够遵守合同，避免对私人部门的掠夺，建立称职的公务员队伍。这些制度可以对制约政府官员非法获取好处的机会。其次，建立能够消除腐败激励的政策。高黑市汇率溢价或严重的负真实利率创造了大量腐败机会。消除这些扭曲性政策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前一章已经讲过），而且对控制腐败也有好处。
我们常常以为政府是一个仁慈的机构，我们可以向它提供建议如何增进公众福利。但是，政府常常是腐败的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对此产生怀疑。知道这一点后，我们就应该谨慎对待以政府干预来促进经济增长。例如，我们将不会希望政府对一些新兴产业进行补贴，因为政府很可能在决定对那些新兴企业提供补贴时收取贿赂。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地消除政府对私有部门随意的控制和权力，尽快建立严格的政府游戏规则。在对经济增长的探索中，我们有太长的时间忽视了腐败这一重要因素。
社会多元化（二）
尽管听起来难以相信，但是的确有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在分析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没有考虑政治因素，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政府官员也是人。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政府官员感受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政策的激励，他们就会实施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好的激励，就不会有好的政策。
为什么政客会破坏经济增长？对于这个问题，不假思索的回答往往是：他们在任职期间窃取了公众财产。高通货膨胀和高财政赤字可能是由于政府的巨额开支，这些开支中很大一部分又进入了政客们的银行帐户。高黑市汇率溢价和严重的负实际利率使得腐败更容易发生。有权者以官方汇率购买外汇，然后以黑市汇率价格卖出。他以严重的负实际利率融资以购买外汇，然后又投资于正实际利率的外汇资产。
一个经济体的平均收入越高，政客们窃取公众财富的机会就越多。他们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中可以窃取到比在穷国更多的财富。所以，政客们采用破坏经济增长的政策是自我削弱的。即便是窃取公众财富的政客们也希望经济增长得更快，这样他们就可以窃取更多。所以，如果政客们同样是对激励做出反应的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破坏经济增长的政策呢？
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并非一个单一的、全能的个体。政府是由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组成的群体。正是由于这一多样性，才导致了破坏经济增长政策的产生。
这是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关键问题：每一利益集团代表都将选择能使自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而不考虑对其他利益群体的影响。按照自己利益行事的多重利益集团导致了恶劣的政府政策。多元化的社会相比一体化的社会更容易产生恶劣的政府政策。
不过，也不要得出独裁统治是经济发展的最好体制的结论。独裁可能会与民主一样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民主还是腐败（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哪一个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真正的区别在于中央政府是一个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还是由具有共识的支持者组成的强权政府。
当存在多个利益群体的时候，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便会发生扭曲。特别是在阶层差异和种族冲突两种社会多元化环境下，更是如此。
一般来讲，制度制约会削弱种族或阶层利益集团无限制地掠夺公众利益的能力。
好的制度可以直接缓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如果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具有好的制度，那么它就有可能远离与种族冲突有联系的暴力、贫困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民主同样有助于减少种族对立。相对于种族单一化的民主来说，种族多元化的民主在发展经济方面不见得处于劣势。
不管种族多元化程度如何，具有非常良好制度的国家没有高的黑市汇率溢价、低的金融发展、低的教育水平和战争。
公元前306年，亚里士多德曾经精辟地指出：“很显然，最好的政治集合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那些中产阶级很强大的国家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在中产阶级强大的地方，最不容易产生纷争。”
当两种最常见的社会分化形式——阶级冲突和种族冲突都不存在的时候，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更容易发生。我们可以把中产阶层在所有收入中占有高比例和高度的种族融合这一情况称为中产阶级认同。具有中产阶级认同的社会更容易有良好的政策、制度和高经济增长率。当我们观察不同国家的数据时，就会发现，具有高度中产阶级认同的国家更容易有高质量的教育、高免疫率、低婴儿死亡率、密集的电话网、好的卫生条件、好的政府政策、民主和稳定的政府。所有这些条件使得它们可以产生高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高度的中产阶级认同和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包括韩国、日本和葡萄牙等等。而种族和阶层分化程度很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赞比亚）的经济增长率都很低。
图2表明了一个一般模式：那些中产阶层占比高、种族分化程度（用语言标准衡量）低的国家比较富裕，而中产阶层占比低、种族分化程度高的国家比较贫困。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还没有一个灵丹妙药可以帮助穷国走上富裕之路。只有当所有的经济主体具有正确的激励时，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政府的激励引发了技术采用、对设备的高质量投资和高质量的教育，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援助者面临正确的激励，将资金提供给那些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使其资金取得良好回报，而不是将资金提供给那些具有恶劣政策的政府，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穷人获得良好的机会和激励（这要求政府福利项目对穷人增加收入采取奖励而非惩罚措施），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存在严重政治对立和冲突而是达成投资共识时，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当一个可问责的政府充满活力地承担起公共品（如健康、教育和法治）投资时，广泛和深入的发展才有可能出现。
①美国统计简要计算（U.S. Statistical Abstract Calculation），1995。
①Easterly，2000b。
为什么呢？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失败，这就是有关人的激励问题。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付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
自从有了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以来，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就一直困扰着我们。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什么因素决定一国财富多寡这个问题。1890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说过：探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迷人的领域所在”。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其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经济学家）一旦开始考虑经济增长，就将无暇它顾”。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都是发达国家，没有人关注不发达国家的问题。
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结束了对不发达国家几个世纪的冷漠，开始关注它们的“迫切问题”，经济学家们对于新近独立的穷国如何发展经济和追赶发达国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
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二）
观察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农村大量未充分就业人口，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过剩劳动力”模型，刘易斯认为资本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进而认为建设工厂将会吸收过剩劳动力而不会影响农村的生产。
刘易斯曾经说过：“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 。由于经济增长同投资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可以估计出该比例，然后计算达到目标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水平。投资的增长必须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资本增加与人类繁衍之间的一场赛跑。
那么，如何才能保持高额的投资呢？假设当前的储蓄率（国民储蓄/GDP）为4%。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国家非常贫困以致他们几乎不可能提高储蓄率。这样，在“必需”的投资率与当前国内储蓄率之间的投资缺口，就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来弥补，达到“必需”的投资率，从而达到目标增长率。
投资缺口理论建立之后，下一步就是劝说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了。
投资是否如投资缺口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能很快地促进经济增长？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阐述了其经济增长理论。他的结论令当时的很多人为之震惊，从长期看来，物质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索洛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技术进步。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计算出在美国20世纪前半期，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有7/8要归因于技术进步。
尽管经济学家们曾经（而且仍然在）将索洛的增长模型应用于不发达国家，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接受“技术变化而非投资乃长期经济增长之源”这一理论。他们仍然坚信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首要决定因素。
经济学家们将增加机器设备投资是经济增长首要因素的观点称之为“资本决定论”。在经济增长文献中，关于资本决定论是否成立的争论非常激烈。
但是，“机器设备投资乃长期经济增长之关键所在”这一传统观点是一服在实践中被证明失灵的药方。
当我们谈到“增长”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使我们每个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每个人平均生产更多的产出。实际上，我们感兴趣的是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有时我们也称之为“劳动生产率”。
而在生产中只有两种投入要素：机器和工人，人们可能会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得机器增加的速度超过工人增长的速度，就是要提高机器与工人的比率。
但是，要提高机器与工人的比率，每个工人将要同时使用不止一台机器，他们需要不停地从一台机器跑到另一台，就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那样。难以相信将一台机器分配给一位已经需要操作8台机器的工人对增加产量会有什么好处，其实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的道理。
收益递减具有一个简单而不可违背的逻辑：相对于一种生产要素无限制地增加，另一种生产要素并不会导致产量的无限制增加。当提高机器与工人比率时，每增加一台机器的收益将会越来越低。
索洛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理论之所以引起很大震惊，是因为机器设备投资在GDP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惊人的低，它们只是“调料”而已。索洛在1957年的论文中估算美国资本收入只占GDP总量的大约1/3。现在，这一比例仍然为大约1/3①。另外2/3的收入归工人所有。
资本仅仅创造出1/3的GDP，而工人则创造出2/3的GDP，如此看来，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就很严重了。当机器稀缺时，每增加一台机器而增加的产出量将很大。而当机器数量已经充足时，每增加一台机器而增加的产出量将很小，机器并非增长之源。
索洛理论的另一惊人之处在于它认为储蓄不能维持经济增长。储蓄将今天的消费转化为机器来进行明天的生产，但是这并不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为机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之源。所以高储蓄率的国家并不必然取得比低储蓄率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可能下降为零。
索洛认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
索洛认为技术进步是由于非经济原因（如基础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技术进步率决定了长期人均收入增长。
我们可以把技术想像成将工人和机器结合在一起的流程图。技术进步意味着图纸变得越来越好。图纸告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操作：将原料送到熔炉里融化，再将其锻造成型，做成成品，上色，然后装车运送到客户家里，收到货款之后，回到工厂，然后再把原料送到熔炉里融化……
如果在增加机器设备的同时采取新的流程，那么技术进步可能会抑制边际收益递减。由于工作时间安排的更加合理，我的工作效率也就越高。新的业务流程相当于增加了工人数量，由于工人数量和机器数量都增加了，机器的边际收益递减便消失了。
在长期内，所有的人均产出增长都必须来自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
机器设备存量很少的国家在增加机器时会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因此投资将会暂时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边际收益递减将会发生作用，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最终，经济增长率将会相当于技术进步率。
富国的确拥有更多的设备，不过那是因为技术进步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产量很低，其原因与设备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工厂的经营环境，因为政府扭曲了有效利用机器的激励。
索洛的真知灼见也告诉我们：资本并非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
教育对经济增长到底有没有用（二）
尽管人们对教育的作用如此深信不疑，我还是很惊讶地发现在过去40年中巨大的教育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尽人意。政府资助的教育发展遭到挫败，原因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箴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在寻租是唯一营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从1960～1990年，学校的规模急剧扩张，反映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基础教育捐助者的推动下，1990年全球有一半的国家已经实现100%的小学教育。而在1960年，仅有28%的国家达到这一目标。
教育爆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答案是：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许多研究都注意到在GDP增长和入学率提高之间缺乏联系。非洲虽然也经历了教育的大发展，但并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
在1960～1987年间，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本增长迅速，但其经济增长却停滞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等东亚国家人力资本增加速度并不迅速，却创造了经济奇迹。赞比亚的人力资本增长稍稍高于韩国，但其经济增长率却比后者低7%。
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国民受教育年限上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他们的人均GDP却远远低于后者。例如，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只略高于乌克兰的92%，但前者的人均GDP却相当于后者的9倍。
另一个事实也反映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微。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中间水平已经连续多年下滑。在20世纪60年代，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3%，70年代为2.5%，80年代为0.5%，而到90年代则下降到零。贫困国家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伴随着家经济增长率下滑。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尽管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却有所下降。不管在短期内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有多大，从长期看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多大影响。
对于一个渴望增长的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并不比一个呼啦圈强多少，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有知识的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政府通过干预制造了获利机会。例如，如果政府坚持固定汇率，禁止货币兑换，并且国内存在高通货膨胀，那么通过货币兑换就有利可图。那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向政府行贿，在低的汇率水平获得外汇，然后在黑市上出售以获得利润。这样的活动并不能增加GDP，它只是使寻租者以低价买入出口商的美元然后再高价卖出。在存在许多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一个奇怪的事实可以支持我们的说法：拥有众多律师的国家比拥有众多工程师的国家增长缓慢）。的确，知识的传授本身会引发先进设备投资和先进技术的采用，但是如果政府政策破坏了这一增长激励，将会大大抵消进行其他投资的激励。只有当政府的行为产生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的激励时，教育才会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作用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通过提供免费教育和要求儿童入学来发展教育。通过行政手段普及基础教育并不能产生投资激励从而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教育的质量因投资激励的不同而异。在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将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家长的督导更严格，教师的压力也更大。而在一个经济停滞、没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就不会认真学习甚至有时逃课，家长会让孩子们不上课而去地里帮忙干活，老师们的工作会接近于一个保育员。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其他投资状况。只有与高技术设备、先进技术和其他具有增长激励的投资结合起来，教育才会对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增长激励，就不会有高技术设备和先进技术对教育提供补充。教育虽然可以产生技术工人，但不能创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教育实际上是被浪费了，就好像对一个出租车司机进行高等教育一样；或者高素质的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因为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的知识有用武之地。
贷款并未导致经济增长（二）
为了扭转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根据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状况向他们提供援助和贷款。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雄心勃勃，他们希望通过积极介入贫困国家的政策改革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非洲每个国家平均6笔调整贷款，给予拉美国家平均5笔调整贷款，给予亚洲国家平均4笔调整贷款，给予东欧、北非和中东地区国家平均3笔调整贷款。
对于受援国来说，这些贷款不是成功之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政策调整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增长也同样如此。在1980～1998年间，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仅仅为零①。贷款提供了，但经济增长并未实现（见图1）。
很不幸，调整贷款并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我们将看到，调整贷款并不符合“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原则。调整贷款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适当激励，无论对贷款人还是借款人都是如此。许多国家在接受调整贷款时似乎也在不断调整，但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如果一个政府在接受调整贷款之前并不负责，那么，在接受调整贷款之后，它也没有激励进行改变。只有从一个坏政府转变为一个好政府才能真正改变政策。一个没有变化的不负责任的政府会制造一种调整的假象，但实际上真正的调整并没有发生。例如，即使援助者强力推行减少财政赤字，不负责任的政府也会进行财政会计操纵来避免真正的调整。
财政赤字实际上是寅吃卯粮。赤字是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的，它使得政府可以在今天有更高的收入，代价是明天必须进行更多的偿付。但是，对一个不看重未来的政府来说，公共债务并不是唯一的融资方式。
这是一个通常的模式：与不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相比，接受政策调整贷款的国家更多地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
获取调整贷款的国家比不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更快地开采地下石油资源。它们可以获取更多的当前收入，但代价是牺牲未来可获得的收入。
政府还可能利用养老金进行融资。例如，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要求其养老基金（在养老金计划早期积累剩余）以负实际利率向政府提供贷款，这些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埃及、牙买加、秘鲁、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土尔其、委内瑞拉，等等。其中秘鲁是一个最糟糕的例子，其养老金的实际收益率为-37.4%，这可不是一个让秘鲁的退休者可以高枕无忧的数字。
从1980～1994年的15年间，有12个国家接受了15笔以上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贷款，这12个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中位水平是零。调整贷款并没有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这可能是它的最大失败之处。人们希望调整贷款伴随着经济增长，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没有实现的憧憬。政策调整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实现，而对调整贷款的结果也几乎没有认真的检讨。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调整贷款流入那些根本没有希望的国家？为什么调整贷款不能阻止长达20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贷款的条件不能得到有力的实施？我们的真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再一次提供了答案。贷款人面临的激励使得他们即便在贷款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时依然发放贷款；借款人面临的激励使得他们即便在接受了贷款时也不进行政策改革。许多不同的激励导致了这些问题。
首先，如果不关心受援国的穷人，援助者也将不会成为援助者。即使贷款条件无法满足，为了减少穷人的苦难，援助者也会提供援助。受援者会预期到援助者的这一行为，因此并不会进行改革或者帮助穷人，他们会坐等贷款的到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赤字削减一样，他们会做出改革的假象。
援助者对穷人的关心对受援者产生了逆向激励。由于存在严重贫困问题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些国家几乎没有激励来减轻贫困问题。穷人成为政府从援助者手中获取援助的“人质”。
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逆向激励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贷款的决定权转移到一个并不关心穷人的硬心肠机构手中，受援国的穷人的境况可能会更好。如果受援者不能满足贷款条件和削减贫困，这样的机构可以威胁停止贷款。受援者因此会达到贷款要求，穷人也将从中获益。
援助者也面临一个错误的激励。许多援助机构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特定部门组成。这个部门的预算是由它发放的援助金额决定的。如果该部门不发放援助贷款，第二年分配给它的预算就会减少。而更多的贷款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政绩，因此即使贷款条件难以满足，负责贷款援助的部门也面临发放贷款的激励。
有时，官方援助者向没有进行改革的国家发放新贷款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些国家通常已经从官方援助机构那里借入了大量资金，但没有能力偿还。官方援助机构并不希望公开宣布这些贷款违约，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划算的，可能会影响其国内的预算分配。所以，官方援助机构有时“贷新收旧”。
一位圣人曾经说过：悲剧的定义是“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本来不应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假如受援国采取了良好的政策，援助本应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该研究还发现，平均来说，贷款援助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当采取了恰当的政策如预算平衡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贷款援助的确会产生正面影响。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供的调整贷款就如同向撒哈拉沙漠运送沙子一样没有意义，那么问题是贷款人和借款人都面临错误的激励。根据政策改革情况提供调整贷款是又一张失灵的药方。
我们应该为受援国政府创造激励，促使其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没有黑市溢价、通货膨胀率低、自由市场利率、低财政赤字、私有产权和合同保护制度到位、拥有严格的反腐败措施的国家应该得到大量援助。如果援助是发放给那些最值得发放的国家（具有良好政策的国家），我们将会使得援助机构和受援国政府的激励与经济增长相一致。
出卖未来——“别让我们还债”（二）
近些年来，穷国外债水平高这一问题备受关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债务减免浪潮，不断用让步性贷款代替非让步性贷款。
“2000年大赦”运动将债务视为摧毁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自然灾难，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一些国家之所以拥有高额外债，可能是因为它们愿意拿未来几代人民的福利做抵押，来为这一代人民（主要是政府利益集团）的生活融资。
任何债务减免都可能使不负责任的政府借入新债，直至债务又达到与减免之前相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减免相当于饮鸩止渴，不但不会促进发展，连降低债务负担的作用可能都起不到。
获得最大债务减免量的国家，新增债务量也是最高的。平均债务减免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新增债务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以未来为抵押”的假想相一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又大举借入新债。
出售资产这一最常见的形式也最令人不安。资产出售形式是将国有企业卖给境外私人投资者，即所谓的私有化。
第二个原因在于，收入下降间接表明政府正在损耗本国经济的生产能力。政府的政策更偏好当前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收入下降间接表明了政府正在损耗公路、学校和医疗设施等公用基础设施，降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并造成高负债穷国的整体经济衰退。
高负债贫困国家如何为其外部赤字融资，我们有一些有趣的发现。首先，如果控制住收入因素的话，它们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少的外国直接投资。这可能反映了它们恶劣的政府政策：投资者并不希望在一个高财政赤字和币值高估的国家投资。投资者也可能担心债务减免会影响其他外部负债（如外部直接投资）。
其次，尽管存在着恶劣的政策，高负债贫困国家比其他不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可以说，贫困国家之所以出现债务危机，一个原因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援助者在商业贷款撤退时扮演了一个填补角色，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现在，我们所讲的缺口是指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而需要的资金与私人部门所提供资金之间的差额。这里的资金需求相当于贸易赤字与旧贷款本息偿还额之和。“填补资金缺口”意味着向那些具有高贸易赤字、高债务和低私人贷款的国家提供“优惠贷款”。这种做法实际上奖励了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他们的政策吓跑了那些私人贷款者，导致了高额贸易赤字和高额债务。“填补资金缺口”导致了官方贷款的螺旋式上升，一个国家获得新贷款往往是由于它无法偿还旧贷款。
最荒唐的是，援助机构通过计算“必需”的贷款额去填补资金缺口。对于那些具有很大资金缺口的国家来说，他们获得了奖励，贷款往往被一笔勾销，没有人记得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债务减免才有意义。第一，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已经转变为一个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第二，这是一个不能重复的一次性行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条件在实际中有没有得到满足。
如果政府行为没有发生改变，官方援助机构就不应该去填补资金缺口。资金缺口这一概念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产生了借款的广泛激励。尽管借款和债务减免都是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的，但如果国际社会所创造的激励仅仅是让穷国政府可以获得更多贷款，那么，穷人并不能真正得到帮助。
为了避免“更多举债”的激励，债务减免计划必须要建立一个债务减免不能重复进行的可信政策。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那么整个债务减免计划就会出现问题。穷国政府将会有很强的激励去借款，因为它们预期将来债务将获得减免。
假如不能满足上面任何一个条件，债务减免计划都将导致资金流向那些具有坏政策而非好政策的穷国。如果存在援助者将继续关爱那些不负责任政府的预期，那么债务减免将会提供一个负向激励，债务减免也将成为另一服令人失望的药方。
知识外溢互补和贫困（二）
为穷国开除的追求经济增长的药方全部失灵。援助、投资、教育、人口控制、调整贷款和债务减免都被证明并非经济增长的良药。这些药方之所以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原因是它们都忽视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真理。
对未来高收入的渴望是一个有效的激励。那么，是什么扭曲了穷人的激励呢？如果技术是不同国家收入和经济增长差异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穷国不对实施先进技术的激励做出反应？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边际收益递增。具体来说是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
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的故事转移了经济学家的视角。经济增长是国民富裕的过程。而致富则意味着需要在今天的消费和明天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大量削减今天的消费，把工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存起来，那么若干年之后我就会变富，因为我既有工资收入又有利息收入。如果现在花光所有的工资，没有储蓄，那么未来我只能依靠工资生活。
然而，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点，一个国家总体的储蓄并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固定的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收益递减意味着提高总体储蓄将会使利率降低，从而使储蓄只会保持在足以跟上技术进步率的水平。所以，无论促进储蓄的激励是怎样的，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只会维持在技术进步率水平上。
但是，资本的收益率真的递减吗？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是人们可以积累技术资本，即可以节约劳动的新知识。
技术和其他促进工人效率的因素对激励做出反应，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会找到各种方法来有效使用工人。激励的变化将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技术具有独特的特征。技术知识很容易从一个人外溢到另一个人。当高技术的人相互合作的时候，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低技术水平的人会被抛弃，坠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认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投资取得的。索洛认为技术是一个固定值，并不取决于投资水平。技术是由经济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基础科学。但是，如果知识可以产生经济回报的话，那么人们必然会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而积累知识。
知识有一个特征使得它容易外溢，并且对社会带来收益。知识不同于机器，它可以被许多人同时使用。知识外溢这一原则再一次发挥作用。一个思想的使用者是无限的。
新知识与旧知识是互补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知识积累越多，新知识的价值也就越大。知识的这一特性意味着知识投资是边际收益递增的。由于大多数知识收益是递增的，所以这一点是合情合理的。现在我写作所应用的工具是Microsoft Office 97，对于一个已经广泛应用旧的Microsoft Office系统和个人电脑的社会来讲，这一新的系统并不需要大量新的投资。但是个人电脑革命开始之前的70年代，Office 97的巨大作用在缺乏个人电脑的情况下是难以发挥的。
边际收益递增意味着随着资本（包括知识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收益也相应增加。当知识资本的存量很高的时候，资本的收益率也高，而当知识资本存量很低的时候，资本的收益率也低。
如果对知识的投资外溢到每一个人，那么新知识将会提高社会所有现存知识和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如果知识创新和外溢的力度足够大，那么其边际收益递增将足以弥补甚至超过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知识存量越高，每一项新知识的收益越大。而每一项新知识的收益越大，进行知识投资的激励就越强。
我们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假设没有知识外溢，知识的投资者是唯一的受益人，那么当投资者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时，他的收益率将高于其他人，而且随着他投资的增加，收益率将会更高，他将会把大量财富投入到自己的公司去，甚至还会吸引到他人的投资，因为他的公司的收益率更高。这一非常成功的投资者的发展速度将会越来越快，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一个投资者将会控制整个经济——首先是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国家，最终是整个世界……
知识外溢使得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产生区别。当发生知识外溢的情况，社会收益是递增的，但个人收益却并非如此。一个社会由于所创造的大量知识而充分受益，但个人却并不能充分受益。这意味着即使知识是对社会有益的，知识创造的激励也不是足够的强。自由市场并不会产生最优结果，因为知识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存在差别。
个人对知识投资的回报率要取决于所有人的知识投资而并非他自己。新知识投资的回报率取决于全社会的知识资本总量。如果知识投资的回报率低于最低水平，那么单个人的投资将不足以推动整个行业或整体经济的回报率跨越最低水平。所有的人将发现自己的投资回报率要低于最低水平，因此不会进行知识投资。
知识外溢的故事也说明了市场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经济增长。政府所采取的放任自流政策可能会使经济或其中的一部分陷入恶性循环。要取得良性循环，可能需要政府对知识创造进行持续的干预。
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解释了极端贫困与“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一箴言如何一致。收入差距并非由个人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努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知识互补机会的差异。穷人面临着很弱的激励去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因为他们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受其他穷人的影响。
在一个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存在贫困陷阱的世界里，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激励？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政府干预对于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可能是必需的。如果存在一个最低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知识匮乏可能会使得投资回报率过低，从而私人部门不会进行投资。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公共部门可能会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第二，我们需要慎重看待政府干预影响人们激励的作用。通过向私人投资惩罚性征税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将无助于走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陷阱的原因是由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过低，那么进一步压低这一回报率于事无补。政府实际上是一只手给予，一只手掠夺。
在恶劣的政策环境下，首先需要做的是取消这些坏政策。如果这还不足以帮助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那么政府应该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这可能意味着对投资品、教育和技术专利的税收减免，甚至由政府对这些商品和服务提供补贴。这些补贴不能通过影响知识积累积极性的税收方式解决，而是应该通过消费税等方式。
政府同样可以在解决协调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在当前投资激励不够强的情况下，它可以说服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力量进行大额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摆脱贫困陷阱。实际上，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奇迹就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
创造性破坏：技术的力量（二）
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技术变革的时代。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并不能用投入（如机器设备）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除了投入之外的“余值“，其中技术是一个重要因素。
技术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与其他事物一样，技术本身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假如存在技术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掌握了蒸汽技术，却只用它来开、关寺庙的大门。他们发明了收割机、轴承、水力磨粉机和水泵，但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发明了杠杆、螺丝、滑车和齿轮，却将这些东西大部分只应用于战争。中国人制造铁器的历史比欧洲人要早1 500年。他们曾经建造了钢架桥，这种技术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中国的农业创造了惊人的高产出，他们利用水力进行灌溉和排水。中国人并没有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所以，直到19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列强则利用这些技术从中国获取利益（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结果将会怎样？）。
当人们具有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能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都具有高度集权的政府，它们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战争和官僚统治上。罗马帝国认为生产是奴隶的事情，这并不是对待技术进步的正确态度。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具有发达的私有市场，可以对进行新技术投资的人给予回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激励关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技术进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旧的技术和产品被淘汰。经济增长并不简单是原有产品数量的增加，它更是一个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过程。那些生产旧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即便是新技术可以产生新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往往不适合新产品的生产。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
经济学家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经济增长路径。他们指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使得创新的激励复杂化。他们分析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革新率会非常低。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其全部收益，因为社会上其他人可以进行模仿（苹果不能获得其用户界面创新的全部好处，因为微软会模仿它）。技术革新的社会回报率高于个人回报率，因此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速度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解决这个问题，但专利保护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机制，它并不能包括那些所有从技术革新者那里外溢的收益（苹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阿吉翁和豪伊特还指出了另一个不广为人知的阻碍技术革新的机制。今天的技术革新者非常清楚新技术将使得旧技术过时，这会降低今天发明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今天的革新。
今天的革新者不会考虑他们的技术革新将会对社会产生永久的影响，他们只考虑在“新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可以获得的回报。极端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去进行革新，因为大家都害怕新的技术出现。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和过时性，技术革新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很少的。这一负面激励可能非常强烈，因此会没有革新、没有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对研发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补助、鼓励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政府出面进行一些研发、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得投资者可以保持其技术革新的利润，从而形成良好的激励。
在经济增长中将同时产生胜利者也有失败者。随着经济的增长，旧的行业消亡，新的行业产生。经济增长导致了巨变，农场变成了快食店和工厂。
我们可以将旧技术和新技术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代际冲突。技术是否会持续进步取决于新人和老人的力量对比。而这又依赖于人口的增长。如果人口增长迅速，新人所占的比重就大；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人口逐渐老龄化，老人所占的比重就大。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因此新人所占比重会相应较大。这可以解释最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事实。工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恰好伴随着人口老龄化。
这一观点还可以解释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的失败。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接近于零，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在抛弃了计划经济之后，仍然难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个原因就是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仍然具有很强的势力。
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 lson）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特征可以用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所解释。他分析了为什么在经历过重大战争或其他社会革命之后，一个国家会有非常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如二战之后的日本、德国和法国。奥尔森的解释是战争和革命摧毁了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生力量走上舞台。
尽管跨越某些阶段直接进入技术前沿可以使得落后国家追上发达国家，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现有技术或技能过于落后，那么它将不具备跨越条件。
经济增长依赖于初始条件，经济增长还要依赖于预期。如果所有人都预期经济将取得成功，那么大家将投资于技术和知识，否则大家都不会投资。坏运气会导致坏的激励，好运气会导致好的激励。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腐败和经济增长（二）
政府官员具有窃取他人利益的强烈欲望，这是最明显的损害经济增长的激励。在罗珀斯塔奇国际调查公司（Roper Starch International）对1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次调查中，腐败名列国民最关心的15个问题中的第4位，排在它前面的是犯罪、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尽管腐败对经济发展具有如此明显的重要性，但直到最近才受到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即便这样，我们也常常不愿意用“腐败”这个词语，而常常代之以“治理问题”。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政府官员与强盗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的国家都会发生腐败的故事，但一些国家的确更加腐败。
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联系。同样，腐败与投资/GDP比例也存在负向联系。没有人愿意在腐败的国家进行投资。
腐败不仅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会产生间接影响，因为它可能恶化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许多故事表明，当权者从公共收入中掠取资金，或者通过回扣等形式增加公共开支。因此，毫不奇怪，更严重的腐败往往与更大的财政赤字相联系。在腐败程度最低的1/4的国家，平均预算赤字占GDP的3.1%，而在腐败程度最高的1/4的国家，平均预算赤字占GDP的6.7%。
世界银行的新调查表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之后，腐败程度加剧了，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分别是阿塞拜疆和保加利亚。世界银行1996年的调查表明，在全球最腐败的20个国家中，前社会主义国家占据10席，尽管存在严重经济衰退尽管有很多原因，但腐败难辞其咎。
两种不同的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种是分散化腐败，另一种是集中化腐败。在分散化腐败情况下，有很多腐败者进行掠夺，而且他们之间并无一个协商机制。而在集中化腐败情况下，一个政府领袖组织了全社会的所有腐败活动，决定每一个官员在腐败活动中应得的份额。
分散化腐败类似于在旅行过程中遇到的多个路障，比如说，在扎伊尔，你在每一个路障处遇到的士兵都是一个独立的掠夺者，他们并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掠夺者的影响。旅游者的财富是每一个掠夺者都想获取的公共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悲剧发生了。每一个士兵都想获取尽可能多的贿赂，因此，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掠夺率”就要高于集中化腐败。实际上，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掠夺率”可能非常高，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贿赂总额要低于在一个较低的“掠夺率”情况下的贿赂总额。随着“掠夺率”的提高，旅游者会更倾向于寻找机会避免被敲诈勒索。他们会走那些有较少路障的路线，携带更少的财物。分散化腐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向激励最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导致分散化腐败的破坏作用更强。一个人因受贿行为而被惩罚的概率与政府的实施力度正相关，与腐败官员的数目负相关。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政府非常弱，许多官员都存在腐败行为。即便政府抓获了一些腐败官员，某一官员被抓的几率也很低，因为腐败官员的数目很多。因此，腐败现象存在着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分散化腐败的程度比较低，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很有可能被抓获，因此官员就很少会去从事腐败行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分散化腐败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每一个官员被抓获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腐败程度就很高，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集中化腐败的情况下，一个领导者会寻求最大化腐败集团的所得。更一般地，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会选择一个对经济增长不至于造成太大伤害的腐败水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掠夺所得依赖于经济规模。一个存在分散化腐败的弱政府则没有这一维持经济增长的激励。每一个掠夺者的力量都很小，不足以影响整体经济，因此他就会尽力去掠夺受害者。
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前就存在一些腐败，但在中央的独裁统治下，腐败行为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化腐败。但在经济转轨之后，产生了许多独立的力量中心，形成了分散化腐败，转轨后的腐败程度要高于转轨前。
分散化的政府比集中化的政府具有更强的腐败激励。在一个分散化政府里，比如说许多利益群体的联合政府，掠夺率就比较高。而且，在分散化政府里，商品收入和外国援助更容易被掠夺。
许多坏政策的一个动机就是创造腐败机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制造黑市汇率溢价的政策，政府官员可以按照官方汇率获取外汇，然后在黑市上以高价卖出获得腐败收入。所以，腐败与黑市汇率溢价具有相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相关性中，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腐败者具有动力去制造黑市汇率溢价，同时，如果存在黑市汇率溢价，官员就具有腐败的激励。
类似地，对贸易的管制也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如果进口商品存在高额关税，就存在贿赂海关官员以较低关税进口的激励。如果某种需求量很大的商品进口需要许可证，那么进口证的申请者就有可能去实施贿赂。一项研究发现，对自由贸易实施管制的国家的确更腐败。
一个国家的制度状况同样可能会影响腐败。由社会精英阶层组成的高质量公务员队伍会制约腐败。在遵守法律而不是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政府，腐败就难以生存。《国际信用风险评级》衡量了商业制度环境质量的4个方面：法治、官僚质量、对政府违约的限制和对政府掠夺的限制。上述每一个方面都衡量了影响腐败的制度环境。为了消除腐败，为政府官员创造好的激励以促进经济增长，以上的每一制度因素都很重要。
最后，掠夺指标可以最有效地衡量政府和企业间关系。如果掠夺很常见的话，那么腐败就容易发生，因为企业会向那些可能掠夺自己的官员行贿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解决政府腐败首先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取消不合理的过多审批，建立规则使得政府能够遵守合同，避免对私人部门的掠夺，建立称职的公务员队伍。这些制度可以对制约政府官员非法获取好处的机会。其次，建立能够消除腐败激励的政策。高黑市汇率溢价或严重的负真实利率创造了大量腐败机会。消除这些扭曲性政策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前一章已经讲过），而且对控制腐败也有好处。
我们常常以为政府是一个仁慈的机构，我们可以向它提供建议如何增进公众福利。但是，政府常常是腐败的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对此产生怀疑。知道这一点后，我们就应该谨慎对待以政府干预来促进经济增长。例如，我们将不会希望政府对一些新兴产业进行补贴，因为政府很可能在决定对那些新兴企业提供补贴时收取贿赂。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地消除政府对私有部门随意的控制和权力，尽快建立严格的政府游戏规则。在对经济增长的探索中，我们有太长的时间忽视了腐败这一重要因素。
社会多元化（二）
尽管听起来难以相信，但是的确有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在分析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没有考虑政治因素，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政府官员也是人。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政府官员感受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政策的激励，他们就会实施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好的激励，就不会有好的政策。
为什么政客会破坏经济增长？对于这个问题，不假思索的回答往往是：他们在任职期间窃取了公众财产。高通货膨胀和高财政赤字可能是由于政府的巨额开支，这些开支中很大一部分又进入了政客们的银行帐户。高黑市汇率溢价和严重的负实际利率使得腐败更容易发生。有权者以官方汇率购买外汇，然后以黑市汇率价格卖出。他以严重的负实际利率融资以购买外汇，然后又投资于正实际利率的外汇资产。
一个经济体的平均收入越高，政客们窃取公众财富的机会就越多。他们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中可以窃取到比在穷国更多的财富。所以，政客们采用破坏经济增长的政策是自我削弱的。即便是窃取公众财富的政客们也希望经济增长得更快，这样他们就可以窃取更多。所以，如果政客们同样是对激励做出反应的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破坏经济增长的政策呢？
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并非一个单一的、全能的个体。政府是由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组成的群体。正是由于这一多样性，才导致了破坏经济增长政策的产生。
这是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关键问题：每一利益集团代表都将选择能使自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而不考虑对其他利益群体的影响。按照自己利益行事的多重利益集团导致了恶劣的政府政策。多元化的社会相比一体化的社会更容易产生恶劣的政府政策。
不过，也不要得出独裁统治是经济发展的最好体制的结论。独裁可能会与民主一样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民主还是腐败（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哪一个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真正的区别在于中央政府是一个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还是由具有共识的支持者组成的强权政府。
当存在多个利益群体的时候，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便会发生扭曲。特别是在阶层差异和种族冲突两种社会多元化环境下，更是如此。
一般来讲，制度制约会削弱种族或阶层利益集团无限制地掠夺公众利益的能力。
好的制度可以直接缓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如果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具有好的制度，那么它就有可能远离与种族冲突有联系的暴力、贫困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民主同样有助于减少种族对立。相对于种族单一化的民主来说，种族多元化的民主在发展经济方面不见得处于劣势。
不管种族多元化程度如何，具有非常良好制度的国家没有高的黑市汇率溢价、低的金融发展、低的教育水平和战争。
公元前306年，亚里士多德曾经精辟地指出：“很显然，最好的政治集合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那些中产阶级很强大的国家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在中产阶级强大的地方，最不容易产生纷争。”
当两种最常见的社会分化形式——阶级冲突和种族冲突都不存在的时候，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更容易发生。我们可以把中产阶层在所有收入中占有高比例和高度的种族融合这一情况称为中产阶级认同。具有中产阶级认同的社会更容易有良好的政策、制度和高经济增长率。当我们观察不同国家的数据时，就会发现，具有高度中产阶级认同的国家更容易有高质量的教育、高免疫率、低婴儿死亡率、密集的电话网、好的卫生条件、好的政府政策、民主和稳定的政府。所有这些条件使得它们可以产生高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高度的中产阶级认同和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包括韩国、日本和葡萄牙等等。而种族和阶层分化程度很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赞比亚）的经济增长率都很低。
图2表明了一个一般模式：那些中产阶层占比高、种族分化程度（用语言标准衡量）低的国家比较富裕，而中产阶层占比低、种族分化程度高的国家比较贫困。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还没有一个灵丹妙药可以帮助穷国走上富裕之路。只有当所有的经济主体具有正确的激励时，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政府的激励引发了技术采用、对设备的高质量投资和高质量的教育，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援助者面临正确的激励，将资金提供给那些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使其资金取得良好回报，而不是将资金提供给那些具有恶劣政策的政府，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穷人获得良好的机会和激励（这要求政府福利项目对穷人增加收入采取奖励而非惩罚措施），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存在严重政治对立和冲突而是达成投资共识时，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只有当一个可问责的政府充满活力地承担起公共品（如健康、教育和法治）投资时，广泛和深入的发展才有可能出现。
①美国统计简要计算（U.S. Statistical Abstract Calculation），1995。
①Easterly，2000b。